林国荣：欧陆为何总是热衷于误判美国——詹姆斯·布赖斯与托克维尔之争

“‘1789原则’乃植根于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极富自由气息，对人类则是满怀着极富同情感的热忱，人之权利在法国革命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更是直入云霄，为革命志士热烈宣扬，这一切都令马志尼将这段时期视为基督教道成肉身的日子，视为个人主义的胜利之期。然而，历史进程兀自遵循着任性和吊诡的轨道，时时令人生出悖谬之感，正是这场革命本身极为迅速地造就了一架机器，这架机器较之任何专制君主都掌控了更为可怕的权能，用以对个人实施压制，最终开启了一种较之一切旧时封建体制以及恶劣的王朝体制都更令人生畏的权力工具，并且在这方面，也令一切的封建体制和恶劣的王朝体制都望尘莫及。法国大革命在开启之际对自由主义秉持着极富教条气息的信奉态度，确切地说，就是对民选立法机构秉持着至高的信仰，同时也对任何的行政机构秉持着过分的不信任态度，在那时候，行政权能仍然寓居于国王之身，由此，法国革命便迅速地走向一种委员会式的统治形态，这样的统治形态就权力之集中而言，则可以说完全是行政性质的；这个阶段的法国人急速奔赴一种同革命初期观念正相反对的另一个极端，仿佛是为了寻求补偿一样。最初的战斗口号是自由，而且在那个阶段，人们为了捍卫人之权利甚至于不惜对抗国家；然而，正是此一理想造就出了热忱且激奋的氛围，革命也由此借助自身的能量，沿着同这一理想背道而驰的方向一路狂奔而去。很快，那些偏离主导党派的人，即便是那些仅仅希望狂热情绪有所缓解的人，都被视为二等公民。这些人遂成为革命的敌人；再往后，便成了叛国者。”显然，成就这一历史悖论的主因，就在于选举权的大规模释放并未形成稳定且成熟的政治集团和票仓阵线；确切地说，在从君主体制向着委员会体制过渡的这段关键时期，政治集团的分化乃是依托飘摇不定的道德和德性原则展开的，加图和布鲁图斯的幽灵取代了明智的利益考量，带有浓重宗教气息的自我正义感是各方的真正诉求和旗帜，此种情景之下，政治便不再是依托纯粹选举权的妥协艺术，而是转变成了善恶之间生死较量，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巴黎城中平民政治的直接行动竟然能够在这段时期发挥主导作用。一度胸怀马志尼般个人和平等理想的西耶士在此种情境之下，一夜之间发生了观念上的逆转，幻化成为一个冷酷且铁腕的政治现实主义者，这样的转变是无可指摘的，而且在那样的时期也并不罕见，西耶士策动了督政府体制，以行政权力压立法权，意图借此将法国社会引入基础性的秩序轨道。然而，尽管督政府尝试操控1797年3月和4月的选举结果，不过，选举最终还是以所谓的“保皇派”和“宪政保皇派”联合阵营的胜利告终。于是立法机构便在违背行政机构意愿的前提下，撤销了针对反革命派、流亡者和顽固教士阶层的旧日法令；督政府所代表者乃是大革命铸造的既得利益群体，由此，新的财富阶层，确切地说，就是大革命铸造的布尔乔亚阶层，立刻就意识到新制度遭遇了危险。不过，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力量足以策动一场政变，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像在大革命顶峰时期那样，直接诉求巴黎暴民。于是，督政府的成员便只能诉求军队，尽管他们决意不让当年拉法耶特的悲剧再次发生，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在仓促中选择了拿破仑。可以说，作为一场政治试验，督政府体会的败局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本质性的败因就在于，依托观念原则、道德原则或者正义原则而非多元且成熟的利益原则，是不可能创建出稳健的选举体制和政党体制的，没有这样的体制，大众民主制度也就丧失了存续的基础。

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对共和派政治理性的根本性打击，路易.拿破仑借助这个结果重建帝制，并将世袭君主制融合到帝制当中，这一切要素均从本质上瓦解了共和派观念。对此，财富阶层普遍的不安全感、对政治动荡和议会派系倾轧的厌倦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97%的多数只能说明农村人口怀抱正统派观念，而非共和派的启蒙观念。大革命的普遍原则已经激荡法国社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也是托克维尔划定的一个安全的时间距离，可以确保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回顾往事，——却为何占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农村人口仍然抱持着“迷信的宗教”不能放手呢？他们为何如此理所当然地支持路易·波拿巴创建一个依赖群众、并且对群体情绪如此敏感的政体，而非一个诉求公民-个体并对人类的启蒙理智保持信赖的政体呢？是共和派的公民教育规划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因而出了问题？还是这项教育规划本身在根本上就走错了方向？抑或是说，共和派认为多数与理性之间仅仅是存在有待时间加以弥补的差距，这一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对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理论上的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共和派的公民-个体观念乃是自由主义精英集团和议会政治各个派系所共同持守的权利原则的基础；他们从此一基础出发，认定在个体自由意志的运作当中，不存在浪漫派所认为的半神秘实体这一要素，确切地说，在个人意志和公共意志之间不存在理智不能理解、因此也不能克服的障碍，因此，共和派才会如此直率而真诚地从个人意志的简单算术加总中得出人民意志，并由此为启蒙的民主信条获取独有的伦理尊严。

然而，一旦人们不相信“共同利益”这个概念，并且也不相信完成形态的理智生物的存在时，自由主义精英集团的支柱也就随之崩溃了。这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全民公决中所发生一切的根本原因。同样信奉启蒙原则的杰斐逊曾经指出，人民毕竟比任何个人都聪明，而林肯也同样说过“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人民”的话，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得同路易.波拿巴同样灵活，只是缺乏狡诈而已。共和派在第二帝国时期遭遇的脆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并不是前无古人、现无他系的孤独理智，而是被挟裹在种种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中间，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一个可怜单位，被恐怖、灵感以及偏见的潮流推来推去，随着每一阵微风而发生摇摆。与此同时，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新工业时代英格兰商业阶级那种严肃认真的福音派热情、以及对财产权益的那种本能而正当的坚决维护，虽然有些自负，但积极的商业进取心而非投机心理、极其认真严肃的道德观念，足以使之执掌天下；这一切要素均是法国资产阶级所缺乏的。这也同样造成了第二帝国的败落。当上皇帝的波拿巴在此种局面之下，除了在经济方面维持稳定和并非全部真实的繁荣之外，便不可能再有更多的作为；他鼓励成立一个又一个新的投资银行，并进行规模巨大的铁路建设，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政府工程项目鼓舞起全局性的经济扩张，为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投机性经济活动创造出一轮又一轮的空间，历来最难对付的城市工人也因此有所获益，抵抗的传统和决心在第二帝国的巅峰期也下降到谷底。1860年代，疲倦已极的路易.波拿巴正式放弃了年轻时代的“拿破仑观念”，将法兰西之“同一性”的观念降解为庸俗化的功利主义者的“最大幸福”观念，逐步将第二帝国予以自由主义的“净化”和“自由化”，将权力逐步放给共和派的自由主义精英集团。他在《拿破仑观念》中似乎对此早有预感，在那里他对资产阶级和富农集团作出了安抚性的承诺：“拿破仑观念决不是战争观念，而是社会、工业、商业和人道主义的观念。”（路易.吉拉尔：《拿破仑三世传》，上午印书馆，1999年，第40页）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此一承诺本身与作为整体的“拿破仑观念”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可能则是他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实现这一承诺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1870年，已经感到厌倦的皇帝又处在病痛的折磨当中，政治意志在这个庸人身上甚至没能克服生理疾病的围困，第二帝国也随之转变为实质上的议会政体。无论是作为共和国总统，还是作为帝国皇帝，猎取民心始终都是他执政的纲要所在。他为自己设置了萦绕终生的问题：城市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究竟彼此扩张到什么程度，才可能像农村人口那样，一致拥护一个强硬而保守的国家呢？他很可能至死都没弄明白，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一个依托农村人口的保守偏见而创建的帝国，从长远来看，必然要同中产阶级的财富欲望和投机本能、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大众民主体制倘若建基于原则和观念上的对立，大众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也将随之演变成道德和正义的沙场，从中释放出的并非共和的德性，而是宗教的幽灵。

就在同一时期，美国政党政治也在经历南北战争的淬火考验，在这场考验中，美国人展现出足够的智慧，尽管密苏里分界线所划定的乃是一条道德和原则上的界线，隐藏在种族诉求背后的乃是更具本质性的道德和宗教诉求，不过，经历了内战考验的美国人还是成功地回避了此条令双方都平添了强烈的自我正义感的分界线，最终令美国大众民主体制建基于成熟的多元利益格局而非宗教对战格局之上，大众政党体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育成熟并且也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效能。

当内战到来之时，林肯的共和党刚满五年党龄，而且仍然在夹缝中求生；五年的时光堪称艰难，一方面是来自全国性建制在杰克逊时代就已经趋于成熟的民主党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则是东、西部共和党人的诸多争执，这些争执多半是无法调和的，战后在自由铸币问题、关税问题、托拉斯问题以及重建问题上的内部纷争就足以揭示这一切。辉格党崩解之后的北方政党体制可谓风雨飘摇，不存在稳定的大众政党机器，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可以跨越具体问题并进入原则领域。前民主党人的归附使情形更为复杂，往日的辉格党人更是带来一个斑驳不堪的人员结构，一无所知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以及自由土壤派几乎在所有的具体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见解和情感。不妨更确切地说，林肯时代的美国根本不存在菲尔莫尔所担心的那种多数对少数的压制，更不会存在“多数暴政”的问题，托克维尔悖论式的著名命题在美国只是以错误的方式被南方势力加以滥用罢了。正如埃里克.福纳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共和党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各种集团的大杂烩发展了一种思想体系，它是废奴思想、自由雇用资本主义、联邦主义和某些情况下的种族主义的混合物。一般地说，共和党人轻视南部的制度。他们认为蓄奴制是罪恶的，他们倾向于谴责它与北部的自由进取精神相比造成的南部文化的停滞。但是他们承诺废奴的责任，并不就意味着他们非常喜爱黑人。相反，尤其是在西部，许多共和党人认为，黑人是卑贱的，并且要他们同白人隔离开来。……总的说来，虽然共和党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的美国仍然生气勃勃，但也还不能摆脱偏见。它只不过希望从各个未加入联邦的准州中根除蓄奴制；而那些真正要把解放黑奴的运动推广到南部去的共和党人，又往往抱有各种殖民的打算，或者是向非洲殖民，或者是向美洲的某个热带国家殖民。但是当然，在他们抱有这种情绪时，他们只不过是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思想类型一致罢了。只是由于他们的废奴思想这一点，才使得他们比同时代的千百万人更为先进。”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时表达了对美国政党体制的悲观观感，他说：“我所称的大党，是那些严守原则而不汲汲于结果，坚持普遍性方向而不受制于个别事件，信守思想而不执守人物的党。美国有过大党，但如今却不再有了。”无需对托克维尔固有的悲观情感提出苛求，他毕竟是感受到了一条全国性纽带的断裂将会带来怎样的震荡，那个时代的辉格党作为一个只是部分具备大众政党基础的全国性政党组织，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难以胜任摆在眼前的任务；大多数辉格党精英人物，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本能地回望过去，渴望将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精神同杰斐逊的平等主义精神结合起来，为了这一结合，他们从来都只相信南北妥协才是最可靠也是最可行的解决之道；一种“保守的拯救联邦和企业的情绪”在辉格党精英阶层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韦伯斯特的国家主义的滔滔雄辩背后的那种柔弱的妥协精神。在战争背景的巨大映衬下，他们显得不过是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无党派人士，一些本该落入昔日洪流中的贵族绅士，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在两项政治和精神原则之间的战争中化为齑粉。

南方的精神领袖卡尔霍恩是托克维尔地方自治观念的真正精神后裔，同时也是杰斐逊古典共和精神的真正精神后裔。和托克维尔一样，卡尔霍恩将大众民主体制视为思考的对立面，在“否决权”演说中，卡尔霍恩将南方的思维框架详尽无疑地揭示出来：“随着政府越来越切近一种绝对且单一的权力，确切地说，就是越来越切近多数人的意志，政府自身的行动也就越来越趋于散乱和缺乏常规性；派系、腐败和无政府状态也将呈现出日益凸显的局面；爱国精神则日趋衰亡，对政府的情感和敬重则日趋削弱，最终降临的将会是一场终极震荡，此时，整个政府系统将急速幻灭；刀剑将取代法律和宪法。……我并不是要反对我国这种令数量多数成为主导因素的政府体制；一切民主的宪政体制，如同我国这样排除了阶级的政府体制，都会令数量多数成为主导因素，这是必然之事。民主政府必然是共同体当中最强大利益或者联合利益的支持者；看来，赋予数量多数以主宰权能乃是必然之事，唯有如此，才能给政府灌注足够的能量去达成政府本身的目标。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此种主宰权能究竟到何种程度才算恰当呢，也就是说，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才不至于让整个国家沦为数量多数的绝对霸权呢？在我们这套复杂的政府体系中，是否会存在足够强大的防卫或者制衡机制，来对政府当中如此可怕的潮流实施遏制呢？”

以此为背景，卡尔霍恩追溯了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为何会在以多数派意志为基础的大众民主体制中获得非凡的政治影响力，在他看来，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在这场运动中功不可没，其作用是本质性的：“你们也许要问，如此小的一个群体，何以能够在非蓄奴州的两党当中召集起如此大的一个多数，在我们的内部制度问题上，竟然达成这样的决议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向前推进一步，看一看非蓄奴州一般性的政党态势，甚至是看一看联邦所有成员州的政党态势。差不多所有的非蓄奴州的政党态势都出于极为精细的均势格局，也许只有两三个州除外，此种局面之下，就使得州层面和联邦层面上的选举运动的结果殊难料定，疑云浓重，小党在其中便由此获得极大权重，小党在这样的格局中，只要紧密团结，就足以成为可扭转战局的砝码，他们自然会将自身的权重投注在最契合自身观点的政党那边。废奴派就是这样一个小党。他们从一开始就令自己的观点在当日的党派竞争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效能，谁能最强有力地支持废奴观点，他们就支持谁。正是通过这种策略，他们的影响力在选举运动中很快便凸显出来；由此，废奴派很快成为大党争相讨好的对象；最先是辉格党；而后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时间里，民主党又对之极尽讨好之能，态度之热切，仿佛是要挽回那失去的时间。废奴派如今公然受宠于两个大党；两党都竭尽所能地去赢得废奴派的支持，因此两党也都热切地表达出各自的热忱意愿，要将他们所谓的奴隶制从合众国准州的土地上清除出去，无论是已经获得的准州还是将要获得的准州。毫无疑问，墨西哥战争结束了，人们对于蓄奴州势力在新近攫取的大片领土上伸展担心不已，两者合力造成了当前的事态，不过这种事态就其本身而论，无足轻重。针对我们的内部体制发动的这场圣战，其主因或者说主要动机恰恰就在于刚才所说的那种统摄性的利益诉求当中，确切地说，两个大党都汲汲于操控选举运动，尤其是总统选举。确实，不妨思量一下联邦政府的开支，尽管其规模在任何时候都是巨大的，不过，如今却已经膨胀到了年均七千万美元的地步，裙带资源的影响力赋予了联邦政府巨大的支配权能，这不仅仅是针对联邦政府自身，而且各州层面的选举运动也概莫能外，而这一切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了联邦政府手中掌控的裙带资源，加之联邦层面的裙带资源，包括一切的肥差和荣誉，都聚集在合众国总统手中，因此也就毫不奇怪，两个大党竟然会如此醉心于总统选举；两党同时也都奉行着将对手逐出职位竞争者行列的原则，将荣誉和肥差分配给自己的追随者，以此回报他们的党务工作。此种事态之下，在非蓄奴州，两党当然会热切地拥抱那种意在安抚诸如废奴派这类团体的政策路线，将奴隶制势力逐出准州就是此种政策路线的题中之义；一旦确保了废奴派的支持，两党就都会将眼睛盯准总统职位，这实在是丰厚且耀眼的奖品。这场圣战的动机和目标就在于此，非蓄奴州的政治精英及其党羽，他们背后的策动力量也就在于此。”

针对此种局面，卡尔霍恩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回归杰斐逊的古典共和理念，实际上，卡尔霍恩较之杰斐逊更为激进地将共和理念推进到纯粹民主的州权框架当中，以各州人民之至高主权作为联邦政治的终极权能，而这一权能的载体就是纯而又纯的各州人民的集会；卡尔霍恩在著名的“希尔堡演说”中极为明确地揭示出自己的这种古典共和诉求：“倘若利益分殊格局乃存在于共同体的各个分化了的阶层之间，比如当今英格兰以及往日里斯巴达、罗马以及大多数古代自由城邦的情形，那么理性的宪法条款就应当规定各个阶层都应当在政府当中有代表权，并且是作为一个单立的阶层，拥有自己的权重，并且还拥有针对其他阶层所通过法令的否决权，如此方能遏制权利侵夺行为。在英格兰，宪法已经明确地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当然，斯巴达和罗马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不过目标都是一样的，而且效能方面也毫不逊色。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政府组织可以说都达成了完善状态，也正是这一点最终令这些颇富历史声望的国家的宪法都获得了全部的知名度，恰恰也就是这样的宪法体制保障了他们的自由延续了数个世纪的时间，并且也将他们的权势和命数提升到了极高的程度。的确，倘若宪法能够赋予共同体内部各个利益群体以自我保护的权能，那么任何人只要对这个问题有过恰当的思考，就都不难明白，此类宪法条款的分量于自由之保存而言，将会是丝毫都不逊色于选举权的分量的。实际上，无论是这种宪法条款，还是选举权，都是要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的，那就是确保政治生活当中的责任担当，并且就这个目标而言，二者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确切地说，制定并执行法律之人应当对法律在事实上的受众担当责任，此乃自由之惟一稳固且经久的基础。倘若没有选举权，统治者当然就会对被统治者实施压迫，倘若没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多数同样也会对少数派的利益实施压迫。缺了选举权，政府就会沦为统治者的奴仆；缺了自我保护的权利，弱势利益就会沦为强者的猎物。”

以古典共和理念为依托，卡尔霍恩也就成了加图和杰斐逊精神的真正继承人，与之相应，在政党政治领域，卡尔霍恩则成了托克维尔“大党”观念的真正传承者，依据此种观念，“大党”将是德性和道德原则而非利益原则的载体和政治体现者；据此，“大党”的职责所在也就并非利益王国的妥协艺术，而是观念王国的斗争艺术。据此，卡尔霍恩呼吁摒弃全国性的政党体制，转而依托密苏里的那条地理分界线构筑起一条宗教性质的道德分界线，最终依据这条分界线对合众国政党体系实施重组，在这样的图景中，联邦政治将呈现为古典共和理念同现代大众民主政治理念之间的一场决斗；毫无疑问，在卡尔霍恩看来，在这场决斗中，古典共和理念是占据着道德上的制高点的；在这样的制高点上，联邦的大众政党制度将因为缺乏道德归属而难免遭到世人蔑视，这就是他在“奴隶制问题演说”中集中阐述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都是反对这样的政党会议的，因为这样的会议组织都是没有责任担当的实体，宪法从来就不知晓世间竟然存在这样的东西；同时也是因为这类会议组织实质上用妥协取代了宪法，尤其是在选举联邦最高行政长官这等重大问题上。我从来都认为让选举回归宪法当初规定的轨道上要安全得多，而且也好得多，确切地说，就是让选举人团选任总攻；倘若选举人团未能成功做出选择，就让众议院给出决断，从票数位居前三的候选人中选出总统，具体办法便是以州为单位进行票决。即便我在平常的情况下并不反对这类会议组织，不过在当前的事态中，我认为反对这类会议组织乃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毕竟，当前的境况下，非蓄奴州的所有党派都已经在这个头等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而且在这样的情形下参加这类会议，实际上就等于是选择了投降。在非蓄奴州，两党已经联合起来剥夺了我们在公地方面享有的公正且平等的权利，鉴于此，处身蓄奴州的两党也是时候联合起来对抗如此嚣张的进犯之举了。我们至少也要表现出毫不逊色的精神，去捍卫我们的权利和荣誉，因为他们攻击我们之时，也秉持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应当展示出毫不逊色的果敢和团结，来捍卫我们的安全，因为他们也正是秉持着同样的果敢采取行动，即便行动的目标不过是在总统选举中获取成功这一暂时性的利益诉求。由此，我们应当泯灭我们当中的一切党派分野，只要非蓄奴州仍然会对我们的权利和荣誉实施侵夺。我们应当效仿废奴派，尽管他们是个小党，但是他们的策略却令他们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力。他们将摧毁我们的内部制度视为头等问题，我们就相应地将捍卫我们的内部制度视为头等问题。我们应当据此创建最为广泛的同盟，并将不愿意捍卫我们内部制度的一切人视为敌人，除非对方的侵略行动终结。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我们的权利，维系我们的荣誉，保证我们的安全并赢得世人尊重。相反的政策路线只能令人们假如一场暂时的雇佣兵式的政党斗争当中，这样的斗争必将令我们归于堕落和毁灭。”

与卡尔霍恩相对，林肯在政党政治问题上也展现出毫不示弱的决绝精神，他将共和党的原则和目标概括为：“我认为最诱人的念头是降低共和党的标准以便吸收新成员。依我看，这种做法是个严重错误，它会打开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这样降格以求，无论是遵从道格拉斯主义还是遵从南部反对分子，结果都是一样，都会放弃共和党组织的目标——防止奴隶制扩展和推行到全国。这个目标一放弃，整个组织也就土崩瓦解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1860年候选人名单就不应该有一个南部人。蓄奴州有许多人，其中每一个人我都心甘情愿投票选举他当总统或副总统，只要他能让我安安稳稳地从事共和党的事业，不降低共和党的标准。这是和我们联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他一切都是空谈。”不过，在这份党纲演说中，值得注意的是，林肯的政党政治将目标定位于解决问题，而非挑起道德上的决斗；同时，林肯在这份演说中也充分揭示出，古典共和政治最终只能令奴隶制问题蜕化为一个纯粹社区性的问题，在州权政治的纯民主框架中，奴隶制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机，惟有同联邦权能勾连起来，大众票选机制才能发挥出足够的政治效能，催生出相关的政治决议案。最终，对林肯来说，奴隶制问题并非对道德和价值原则的考验，而是对联邦的考验。这一切就是南北战争留给战后美国的政治遗产，实质上，战后的政党政治虽历经危机，并数次都并非没有可能重归卡尔霍恩的那个峥嵘世界，但战后政党政治的历史本身最终也不过是证明了宪法本身能否存续下去，从根本上乃取决于是否充分汲取了内战的政治遗产。

1870年之后美国经济所迎来的进步主义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功于自由雇佣资本主义体制，尽管联邦法院在这一时期建立了残酷的司法集中体制，为这种带有强盗倾向的资本主义体制竭尽所能地开辟道路；相反，正如同美国经济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这样的经济大增长主要应当归功于巨大的战后和平红利。自1870年代开始，铸币问题、关税问题、托里斯问题以及国内税收问题之所以急速突入政治议程以及政党纲领，能够左右选票并改造宪法，就因为这些问题都从根本上涉及和平红利的分配问题。在纯粹的经济领域，平民派势力和城市劳工及平民联合式的集体斗争在工商业资本家的集体回应模式中遭遇挫败，但它们很快便通过选票在政治和宪法领域寻求补偿，并成功获取了所需要的立法举措和相当大份额的转移支付。1896年夏天的那个寂静黄昏，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发表了“黄金十字架”的演说，在美国货币史上写下了著名的一笔。在总统选举战中，布莱恩只是由于选区的划分和民主党战后的天然弱势地位而败给了麦金利。这份演说的纯粹经济学意涵，如同1844年罗伯特.皮尔的英格兰银行法案一样，只能至于政党政治的格局中才能予以充分揭示。尽管麦金利及其黄金支持者的“健全货币”方案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并在1900年的《金本位法案》中沉淀下来，但这主要应当归功于那一时期美国经济相对于世界经济的有利地位，这一地位造就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顺差状态，这一状态既缓解了西部所面临的货币压力，也为麦金利赢得了喘息之机。无论如何，布莱恩演说所唤起的智识和激情也同样在美国货币史和经济史的河床中沉淀下来，并获得了一个较之金本位体制更为长远的历史视野。实际上，1907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联邦储备券就已经开始取代黄金了；《联邦储备法案》的出台从布莱恩“黄金十字架”演说中汲取的灵感当然也胜过了东北部那些坚定的“健全货币”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谢尔曼白银收购法案》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主持通过的《白银购买法案》的智识前驱，两者的不同仅仅是沟渠和峡谷之间的差别而已。

这种巨大转变的意识强烈冲击并搅动着北美的理智。亨利.亚当斯写道：“如果基督把掩盖人们罪恶的外衣拿走是正确的，那么我同样也要来揭穿某种障眼法也就是正确的，这障眼法让人们以为自己的不公正行为不是自己所为而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经济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必须提醒人们来控制这些法律。”当被问及对财产权的观点时，亚当斯的回答尽管大胆但也足够清晰地划清了同社会主义的界线，甚至也划清了同亨利.乔治的界线：“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来自社会，财产所有者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管理资本的代理人。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其拥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这其中也许存在想象和狂喜的成分，但浓重的经验主义氛围和强烈的“社会经济”意识证明了这并非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而是切实的、可操作的改革构想，这一构想以庞杂、零碎但也富有创造性和改革想象力的方式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议题保存下来，在自由市场的威力和社会政策的平衡力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是这一努力所提供的基础意识成就了历时甚长的美国新政联盟；一方面是极端的个人私有产权体系，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集体主义经济控制原则，这两者构成了“社会经济”议题进行身份认同的边界。

和古罗马的平民不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平民主义严格停留在1787年的宪法框架内，政党和选票机器的稳定运行使他们本能地认识到宪法框架乃是权力的源泉，而且他们所欲求者并不仅仅是“埃及的粮仓”，货币斗争打开了他们的宪法视野，选票更让他们意识到自身乃是不可能遭到忽视或者轻慢的宪法力量。他们在智识层面上设计出了以自身农业产出为基础的“亚财政部计划”，意在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一设计的可行性超越了托利党乡村势力在18世纪的土地银行制度构思。人们在评价布莱恩及其民主党时，就如同评价杰斐逊那样，仅仅将眼光盯在具体的政策举措的成败上，而不善于放在美国宪法的发展长河中予以历史性地处理，保罗.科利塔代表了这方面的典型看法：“一八九六年的民主党，已经抛弃了传统问题，在新领袖的领导下从事一项新的视野。如果说克里夫兰代表的是东部银行、金融业和工业界的保守主义，那么，布莱恩虽然有激进分子之称，但他所代表的同样是西部和南部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不相信工业城市化，他的价值观属于新教平均地权论的价值观。他未能看到，他所代表的是一个真在消失中的美国，他所拥护的农民现在已经成为出售商品作物的商人，并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住在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城市里。”事实上，从宪法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样的评论显然未能意识到，布莱恩的平民纲领和进步主义纲领并非西部和南部的乡土保守主义所能覆盖，他的纲领就其宪法涵义而已远远超出了这一切。他的纲领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同样强烈的帝国扩张主义，这一点他心知肚明，这也正是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之所以能够进行虽然短暂但也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他对时时到来的挫折毫不在乎，对政治权力甚至也谈不上欲望，而更倾向于“在人民中间”做些工作，这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生涯视为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斗争的一个短暂插曲而已，在他看来，这样的斗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20世纪的前两个十年，他们很快便意识到单纯的货币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救治之道。于是他们迅速将眼光从州和地方层面提升到联邦层面，要求在选票和选区划分方面进行更能体现直接民主的改革举措，并对作为地方精英利益聚合体的参议院发动攻击。工商业精英阶层以经济自由主义和绝对财产权理论的名义发动反击，认为平民主义势力已经成长为共和国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个庞大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惜颠覆宪法，就如同罗马的平民那样，在寻求同潜在的凯撒结盟。这样的反击尽管极尽修辞夸张之嫌，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内战之后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巨大发展，美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由种种特殊利益集团组合而成的社会，工商业历来就享有保护性关税，对平民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关税实际上就等于针对他们的直接税，是一种社会性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包括铁路公司在内的集体性经济机构享有司法和立法机构的铁腕支撑，因此，平民主义者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对分配不公的愤怒，而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真知灼见。

1936年的大选中，罗斯福提出了集中的选举口号，在“联邦预算”和“人民预算”之间作出了划分，也许他是从劳合.乔治的“人民预算”观念中得到了灵感，他阐述说：“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千百万被剥夺了体面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贫困美国人生活在我们和预算平衡案的夹缝当中，如果在1933、1934和1935年采纳预算平衡方案，那就无异于对这千百万美国人犯罪。在那样的岁月里，要平衡预算，就只能以可耻的冷漠感去无视人民的痛苦。”罗斯福由此开启了宪法航船的下行路线，在当年的炉边谈话中，他提出新的政党方案，认为民主党应当越过两党划分格局，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进步党。正像胡佛预言的那样，罗斯福此举确实对宪法的分权和平衡框架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后世的历史学家和当时的保守派从中看到了罗斯福的“野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考虑到罗斯福是在新政经济举措的失败命运看来已经难以更改的背景下，接受民主党竞选提名的；确切地说，此时的罗斯福已经从新政的经济轨道抽身，转而开始关注民主党的宪法命运了。从纯粹策略角度来看，罗斯福此举只有一种可能的暗示，那就是为接下来的法院改组计划进行政治铺垫。

1937年，当民主党保守派联合共和党人，在国会挫败了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改组计划之时，新政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陷入了停顿。此时的民主党保守派实际上是由南方的保守势力构成的，这一方面解释了布莱恩在上一代人中所遭遇的挫败，同时也证明了民主党改革派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民主党在大众民主的宪法轨道上取得了非凡的进展。罗斯福对此有出色的预见，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们要在华盛顿呆八年，到那时，不一定还有一个民主党，但将有一个进步的党。”（转引自：小施莱辛格编：《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8页）严格地说，1936年之后，罗斯福本人对于新政的经济热情就已经大为削弱，因为党内“总统派”和“国会派”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完全的分裂，新政的立法能量实际上已经所剩无几，1936年到1938年的罗斯福实质上更倾向于进行全国性的巡讲，发挥其言辞的力量，而非像一个务实的立法者那样，安静地呆在白宫同国会进行立法上的周旋。1938年的选举正式奠定了保守主义的“国会派”在新政立法事务上的否决权，这一权力似乎是无法撼动的。1938年之后，罗斯福的宪法角色也随之发生的转变，以前他可说是“经济保皇派”的打击者，如同凯撒打击罗马元老院中的共和派元老那样；此后，他顶多也只能说是显得像是一名有着自我意识的欧洲封建王朝君主，如同路易十四那样，尽可能地抑制并安抚朝中贵族。

假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真的像共和党保守派一度认为的那样，有“野心”对美国宪法实施颠覆或者全盘修订，那么他要采取的办法将不会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简单；美国宪法所提供的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美国政党格局实施重组，而不是仅仅关心民主党自身的命运，确切地说，就是要求将已有的政治秩序依据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对抗格局予以重组，以“直接诉求人民”的方式，将自由派势力组建为一个政党，将保守派势力组建为一个党；若如此，则政党领袖也将同时成为宗教领袖，党派分野之处将会出现一条令凯撒主义者众望所归的卢比孔河。实际上，新政和战争时期，共和党内部的自由派势力也对共和党的那种孤立主义国际眼光和保守主义国内诉求大为不满，正如同詹姆斯.布赖斯在剖析美国政党体制时的特性时指出的那样，党内的仇恨往往会超越两党之间的竞争；作为一种纯粹的设想，民主党“总统派”同共和党“总统派”之间并非没有理论上的可能；罗斯福听说过此类提议，并且多罗斯蔓说过：“我百分之百地同意威尔基的意见，现在，等选举一结束，就该是适当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有两个真正的党，一个是自由党，另一个是保守派。现在的情形是，每一个党都被持不同意见的人分裂了。……我们能在1948年做到这一点。……威尔基和我一起可以从两党的自由派中组织一个新的、真正自由主义的美国政党。”很难设想1944年的罗斯福在自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以怎样的严肃态度给出这段谈话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是他那个时代最了解美国宪法和世界政治的美国人，他的一切政治生涯只不过表明了他在应对危机时，所凭借的正是一百五十年来最为传统的美国宪法智慧，他毕生都未曾跨越宪法，采取超宪法的举措，这一宪法智慧扎根于麦迪逊关于多元利益格局的“大共和国”理论当中，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是为着对抗欧式殖民帝国观念而生的，它要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如何在一个大国避免普遍君主制，倒不如说是如何让一个大共和体制避免普遍帝制不可避免的衰亡命运，这样的命运正是罗马、拜占庭和法兰西帝国未能幸免的。无论如何，罗斯福正是凭借这样的宪法智慧成功度过了危机和战争年代，并使美国在战后成为无人可以追赶的国家；尽管对于战后美国自身的性质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问题，并不存在一致的见解和公众情感，但这样的分歧恰恰正是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发生过的，并且也一直都存在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斯福在深化美国宪法智慧方面配得上其作为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的地位，正如格雷厄姆总结的那样：“莫顿.格罗津斯曾经写道：‘讲到合众国政府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能保持分权的形式，政党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对某些人来说，民主党的纪律是含糊不清的，因为这些人认为，现代技术的连锁转变使得那种分权以及政府由此产生的无能状态成了国家无法承担的昂贵代价。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当国内和国际问题十分复杂、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明了或解决它们的时候，这个党使自己跟都市化和工业化生活的严酷现实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提拔有才能的人掌握权力，使平头百姓的济世主张得以发挥作用。它联合了形形色色的公民，为共同努力解决迫切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政治基础。然而，总的说来，民主党与其说是扩大毋宁说是限制了那些希望改造美国社会的人所作的努力。”

民权运动时代的黑人政治令人不免回望内战年代。不过，不同的是，此时，大众民主政治已然借助成熟的政党体制获得了政治定型，南方不再有卡尔霍恩，也没有人尝试借此寻求一场道德生死战，解决问题成了斗争各方的共同诉求，妥协是得到各方认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少数派的权利诉求或者地方性的权利诉求经由大众政党体制的中介，往往都能够同国家的上层权能即时勾连起来，就如同内战时代的激进废奴主义者那样，将区域性或者社群性的集体诉求转化为联邦层面上的政治诉求，并据此爆发出超地方性或者超社群性的可怕权能。正如同刘仲敬在阐述民权运动时代的黑人族群政治之时评述的那样：“种族隔离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在宪法意义上，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在卡尔霍恩阐述的纯民主共同体内，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因此，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历史上，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经历了南北战争、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信非偶然。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忘记老辉格党（反杰克逊党人）和斯蒂芬斯的警告：“行政官篡权”乃是凯撒主义的先声，内在地蕴涵侵犯地方自治和结社自由的危险倾向。保守派在林肯和罗斯福身上看到了凯撒的苗头，他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地方自治是美国民主的真正基石，盎格鲁新教徒本能地憎恶拉丁式‘经过公民投票批准的中央集权’。只有在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危险极为迫切的情况下，公众才会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中央政权的干涉。在杜鲁门政府的期待下，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的时机日益成熟。在‘谢利对克莱默案’中，法院根据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宣布种族限制性契约违宪，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这将使种族平等构成美国民主原则的一部分，杜国际舆论悠悠之口，在文化冷战中争取有利地位。司法部为了支持重新释宪，引用国务院的观点：美国由于国内的种族歧视，在对外关系上处境尴尬。种族平等本质上属于集体主义概念，与个人主义的独立和平等相差甚大；但在反共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笼罩之下，这些次要分歧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种族歧视威胁到美国担任自由世界领袖的资格，这才是美国精英阶级的首要关注点。五十年代初，国会（包括民主党在两院的领袖）对杜鲁门政府的态度不如法院友好；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威廉·本顿仍然支持公平就业法案，因为理顺种族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这个理由在当时非常必要，因为‘公平就业’的真正涵义就是限制契约自由、侵犯财产权。两者都是盎格鲁传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只有存亡攸关的重大理由才能说服美国人改变主意。早在十七世纪，奥兰治亲王就坚持说：业主有权根据自己的偏见选择仆人和代理人，国会不应立法干预。业主的歧视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天然权利，因为被歧视者对自己的产业同样可以当家作主。汉普登议员、长期国会和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财产权理论跟他相同，新政自由主义的社会和谐观明显更接近劳德大主教的社群主义理论。只有南方各州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令人回想起‘卡尔霍恩叛乱’和反对‘杰克逊暴政’的峥嵘岁月。佐治亚州长赫尔曼·塔尔马吉抗议说：布朗案判决‘将我们的宪法贬为废纸一张’。他指责说：迁就苏联的攻击，本身就是洗脑的成功。‘我们的国家因为忌惮身后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做了太多的事情。谁在乎赤色分子说什么？谁在乎《真理报》印什么？······布朗案判决意味着攻击《权利法案》的行动，只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有利。’从技术上讲，塔尔马吉没有看错。”但无论如何，事态的发展都绝无可能从麦迪逊式的利益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中脱缰而出，南方，即便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也不过是诉求传统意义上得到宪法认可的个人自由权来对抗黑人政治的群体诉求，而群体诉求则惟有政党政治方可予以接纳和推进，并最终同居于上层的联邦权能勾连起来，协同进展的。确切地说，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实际上都是美国政党政治培育出的成熟政客，同当年的卡尔霍恩不一样，他们很清楚不能为了寻求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不能为了献身某种理念，而牺牲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宗教领袖或者观念领袖的做法是背离了大众民主的根本精神的。

民权运动的时代令人不免回望1848年欧洲的那个“趣味横生的年代”；在欧洲，两个时代确实存在本质上的类似之处。“沉默的一代”在一段漫长且艰难的缄默之后，选择了突然爆发，一切都是那么自觉，并且行动也都是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都力图借助纯而又纯的“自然法”再次对革命的破坏性力量发出召唤。这在美国的权力或者利益游戏中实属罕见。仿佛欧洲一直就瘫软在地，是一团慵懒且不具备明确形态的东西，等待着自然法的烈火爆发出来。毕竟，在远远超出一个世纪的光阴进程中，欧洲一直都在承受着痛楚，至今仍然呻吟不已；也许恰恰就是因为道德动机的强力介入才使得这段时期集结了太多的历史，种种的变革过程似乎是过于刻意地拥挤在这个历史时期，种种重大运动也都过于紧密地压缩在这个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时期激荡着种种洪流，令人没齿难忘且暴烈十足的变革举措，令进步之路备受顿挫且雾霭重重。这一切都激发了那些不愿被别人欺辱也不愿别人被欺负的人，产生出会有一个伟大人物降临的怪念头，仿佛此人将耗尽潜藏在“沉默的一代人”当中的全部能量。然而，谁又能认识到，植根于道德源泉的“自然法”运动倘若能获得自然而然的成长空间而不是被迫去承受巨大的生长压力，就能够变得既富有智慧又富有成果；也许，我们确实应该从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身上学到一些本领，至少应该意识到：当一些事情演变得过于仓促、过于迅速之时，不要那么乐观。现代大众民主政治较之古往今来的任何其他政治形态，都更是一种“可能性之艺术”，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足够的现实力量，这个道理很平凡，就如同大众民主制度一样平凡；同时，大众民主制度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种制度乃是最清楚该如何集结并调动所需力量的制度。正如汉娜.阿伦特在评点这一制度之精髓时所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评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详尽阐述了托克维尔忧虑的要点：‘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以前是被上层阶级垄断的权力工具，如今成为最底层阶级手中最可怕的手段。’但是……群体政治在此不过是使用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来消除另一种更加难以克服的危险’，最终，‘正是通过享受这种危险的自由，美国人学会了这门使自由的危险还不至于不可克服的艺术。’”

詹姆斯.布赖斯拥有托克维尔无法比拟的历史经验积累，他天赋的经验眼光也是托克维尔难以比拟的；《论美国的大众民主》一书实际上是给托克维尔讲述的一段故事，旨在告诉托克维尔：倘若站在现代大众民主体制自身的立场上而非古典共和政治的立场上看待这种体制，就完全不必有那样的忧虑和担心。自“网球场誓言”之后，欧洲人便始终没能明白过来，其一，政治并非本质主义的事情，也不是存在主义的事情，更非高贵或者伟大的事情，而是肮脏的、平庸的事情，其二，自约翰·洛克时代之后，欧洲人也始终没能再明白过来，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冲突和斗争，而非一致和连贯。这也正是詹姆斯·布赖斯远胜托克维尔的决定性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