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珠玑巷：明代华南移民传说的早期形态与演进

摘要：珠玑巷传说是华南地区流传广泛的移民传说。其核心叙事情节与元素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数百年不断叠加演变的结果。明初成书的《庐江郡何氏家记》已见“南雄”“沙水村”“珠玑巷”等核心元素。永乐年间，陈琏、罗亨信笔下的东莞各姓多认“南雄”为祖籍，而未提及珠玑巷。黎贞笔下的新会李氏宗族明确提及“珠玑巷”。以罗贵为首的珠玑巷居民集体南迁的“团词”，其早期形态可能与明初地方官府在南雄修筑堡寨而驱赶本地居民的历史有关。至于“胡妃之变”，最晚在成化年间已经在顺德的族谱中出现，并在嘉靖年间通过霍韬、万历年间通过黄淳等士大夫的记述逐渐清晰，与珠玑巷传说紧密结合。直到清代在书商制造出来的《珠玑巷避难原由》的推动下，珠玑巷传说才趋于定型，并在珠江三角洲族谱内进一步广泛传播。

原文载《区域史研究》第11辑，注释从略

珠玑巷传说，作为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民系集体记忆中的核心叙事，数百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广泛流传，深刻影响着以千万计的广府人的身份认同与历史观念。这一传说以南雄珠玑巷为迁徙中转站，讲述了先民因避祸（多指“胡妃之祸”）或不堪苛政，在罗贵等人的带领下，获得官方“通关文引”，集体南迁至珠江三角洲各地开基立业的故事。其情节之曲折、人物之鲜明、影响之深远，使其成为中国地方性移民传说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例子。

学界对珠玑巷传说的研究已积累了丰硕成果。早期研究多侧重于传说的史实考证，试图辨析其历史真实性。陈乐素较早注意到传说中不同版本的时间差异，认为可能混淆了宋初与宋末两次南迁，并对黄慈博搜集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关于珠玑巷传说究竟形成于何时，学界有较多的讨论。虽然看法不一，但多数研究倾向于将其追溯至明代而非宋代。日本学者井上彻对此有一个总体的回顾。井上彻提到，牧野巽推测其大致在明代中期已经存在。陈乐素则认为，明代中期以后，珠玑巷传说逐渐流行开来。而谭棣华主张传说的形成时期应与明代初期实施的里甲制度有关。井上彻的推测是，珠玑巷传说在明代中期以前作为一种口头传承在民间流传，明代中期以后才被记录在文集和族谱中，并逐渐普及开来，在清初获得定型。

近年来，以华南研究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为进一步认识珠玑巷传说带来了新思路。科大卫同样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代里甲登记制度下的居住权和赋役义务有密切联系，认为传说的制度背景指向明朝而非宋朝。同时，他通过对比“瑶人”的《过山榜》，指出两者都凸显官方文书授予的权利，珠玑巷传说强调的是入籍定居并承担赋役，而《过山榜》强调免除徭役的耕山权。刘志伟进一步深化了珠玑巷传说与明朝政府户籍政策的影响，认为珠玑巷传说的核心在于声明迁徙者在当地拥有编户齐民的合法身份，这与明初国家力量向地方渗透、户籍意义凸显、“无籍之徒”寻求入籍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此外，将珠玑巷传说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进行比较，也是值得注意的思路。如赵世瑜指出这类移民传说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众为重塑祖源、建构认同而进行的文化创造，并体现了把区域历史纳入国家浪潮的努力。

毫无疑问，珠玑巷传说历经数百年的流传，版本与内容十分复杂且丰富。既有研究已经大致厘清珠玑巷传说的形成背景和流传过程，但对于各个核心元素是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叠加进这一传说的问题，认识还比较含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地方文献及各姓族谱，对珠玑巷传说形成、演变和传播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以考察其中的南雄府、沙水村、团词、胡妃之变等核心叙事元素出现的历史过程。

一 最初的“珠玑巷”

虽然现存珠玑巷传说的核心叙事指向南宋末年，但存世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任何确凿的宋元时期出现“珠玑巷”三个字的记录。此外，笔者留意到广东省肇庆市博物馆藏有一方落款为“大宋嘉定十五年（1222）岁次壬午中秋吉旦”的《安定郡祠志》碑刻，其开篇称：“高要渡头梁氏北山先生，有祖讳燮者，乃大宋咸平戊戌（元年，998）进士，两敕端州刺史，劝农教养，沦浃身心，始由南雄珠玑巷招集二十九姓来此高要，开辟芦州，子孙遂奠其居，乐其业。”如果这方碑刻属实的话，那么珠玑巷传说就不是一个明朝赋役与路引制度背景下的产物，自然会对学界已有的珠玑巷传说的解读产生颠覆性认识。不过，细读碑文的内容，其文字风格，更像是明清时期的产物，而非宋朝的面貌。如其中提到嘉定十三年其子孙“将渡头金津地深玖丈余，阔肆丈余，鼎建祠堂，设立蒸尝……共税壹顷肆拾亩零”，时间之早，让人惊讶。须知“祠堂”之制，出自朱熹《家礼》的“祭礼”篇。而已知最早的《家礼》刻本，是嘉定四年，朱熹门人廖德明在广州所刊。更何况以税亩登记土地，也更像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才普遍流行开来的形式。所以在这里不敢轻取其说，姑志于此，待方家指正。

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现存珠玑巷最早记载，应该出自明初东莞伯何真之子何崇祖所辑《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下简称《家记》）。根据何崇祖在《家记》中所言，洪武五年，何真还在公事余暇时撰写了《家记》和《义祠遗训》。其中《家记》历经重重磨难，在何真家族卷入蓝玉案而几乎被灭门后，在宣德九年（1434），由已经八十多岁的何崇祖重新辑录其梗概，并加上个人经历后重新面世。虽然现存抄本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莞伯仍孙渐逞”所抄，距离何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但细读内文，发现《家记》的文字原貌似乎并未改变。可以说，《家记》是记载元明之际珠江三角洲东岸历史最为详细和珍贵的文献。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也很早就得到了学者的重视，认为它“详细地再现了元末明初广东乡豪势力崛起直至衰落的历史过程”。

《家记》的开篇提到：

祖讳乾符，乘自南雄郡宝昌县沙水乡七星树下珠玑巷，见鼻祖何将军庙在彼，裔孙时祭焉。祖因宋南渡，旅游羊城，抵东莞。初居邑西附郭栅口，生高祖。

这段记载，应该说是已有文献记载中出现得最早的珠玑巷记录，明确提到了何真先祖来自珠玑巷，而且还有南雄郡、宝昌县、沙水乡、七星树下几个元素。这些都是后世珠玑巷传说中常常会提及的因素。

关于以上几个地名，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南雄郡”，宋朝称南雄州（徽宗宣和间曾赐名保昌郡），元朝称南雄路。下辖保昌、始兴二县。“宝昌县”应作“保昌县”。所以，即便是何真这样的高级官员，似乎也没有对其祖籍传说中的明显史实错误进行纠正，而是忠实记录他所了解到的珠玑巷故事的原貌，反而从侧面证明这一祖籍传说应该是先有口头版本，然后才逐渐形成文字。

至于沙水，《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宋朝地理志书中都没有当地乡里的建置记载。不过，《永乐大典》所引《南雄府图经志》的《忠孝祠记》记载，南宋宁宗嘉定二年，当时的知州赵善曾督兵与“江西峒寇”战于“城东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又《永乐大典》所引元修《南雄路志》就已经提到“距城二十五里”的“沙水驿”。而且沙水驿在南宋嘉定年间曾经被当时的州守孙密重修，可见其在南宋时期已经是重要驿站。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七星树”之说。显然，其与北方流传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祖籍传说相似。“大槐树”传说是中国华北地区影响极为广泛的移民传说，核心地点指向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流传范围覆盖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安徽乃至东北等广大区域，涉及的移民后裔数以千万计。学者认为它并非历史事实的准确反映，而是民众为了便于传承历史记忆塑造的符号。赵世瑜还认为，这可能与古代的社树崇拜有关。不过，七星树并不是一个树种的名称，而是借用了北斗七星的典故，在各地的地方志中也能看到，往往是以七株古树（古樟、古柏之类）象征天上北斗七星，所以命名为七星树。只不过，“大槐树”历经数百年的历史变成如今北方地区最为耳熟能详的移民祖籍象征；“七星树”则归于沉寂，但最初与其共同出现的“珠玑巷”反而成为岭南流传最为广泛的移民故事传说。

更有意思的是何真提到南雄当地有一座“何将军庙”，他自称这位何将军是他的“鼻祖”。现存《永乐大典》所辑佚的《南雄路志》的《祠庙》中并未出现该庙的名字。不过明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提到了一座何公庙：“在府城东三十里。志亡其名，后周为广东参军，往征南海，死于贼。乡人为之立祠，凡有祷辄应。宋熙宁中，赠侍御清海军使。”此外，天顺《大明一统志》也基本照搬了《寰宇通志》的说法：“何公庙，在府城东三十里。亡其名。后周时为广东参军，往征南海，死于贼。乡人为立柯。宋熙宁间，赠侍御清海军使。”

比较现存宋至明初的地理志书文献的记载，可以发现宋元到明中叶南雄的主要祠庙发生了很大变化，两者重叠的只有一座“工忠侯庙”。由此推断，元代的何将军庙还没有被视为南雄当地一座重要的祠庙。至于为什么到了明代中叶其有资格被列入《寰宇通志》这种全国总志，是不是与明初何真将其视为“鼻祖”庙有一定关系，则不得而知。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这两部明代官修地理总志所记载的“何公庙”，其地点（城东三十里，与沙水驿的“距城二十五里”大致吻合）、所祀人物的时代（后周，五代十国时期）、事迹（任广东参军，征讨南海地区的贼寇而牺牲）以及获得官方褒赠的时间（北宋熙宁年间，获赠“侍御清海军使”），与后世流传的关于“何将军”或“何昶”的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后世的一些何氏族谱文献中，这位“何公”或“何将军”的身份被进一步明确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何昶。《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中收录了一篇广东《何氏水木本源记》，详细的来源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何氏水木本源记》也很详细地记载了沙水村一座“忠义何公庙”的由来：

至唐时，有讳鼎者，其子泽，父子皆登唐大中进士。泽之子昶。石晋朝官拜侍御史参军。自减祖起，凡四十一传，即今我何氏始祖也。宦居南雄，卒于国难，尸逆流三十里，州人神之，立庙于沙水村。后宋朝嘉其忠义，赠清海军节度使，殿前侍御史。匾其庙曰“忠义何公庙”。其庙其显赫，历朝皆命有司祭祀。宋朝特旌之，详著《通志》，葬在巾子山，至今封鬣犹存，子孙因定居焉。

至南渡时，有讳喾者，为翰林学士。寇陷南雄，避地广州桂林坊，为初世祖。其子礼为承事郎为二世祖，其墓传闻在越王台，今失所在。

这一篇《何氏水木本源记》的作者，为“伯川翁”及“如澄翁”，从该记里面的叙事内容来推断，应该为明代人。如记中提到其八世祖何子海登洪武四年（1371）进士，又“自昶祖至此凡十五传矣”。按此推断，何伯川及何如澄大概比何子海晚5-7世，按20年一世计算则大概是弘治、正德年间。这段记载不仅明确了何公即何昶，还补充了他作为后晋侍御史参军的身份，以及死后尸体逆流三十里至沙水村的神异事迹，并点明了庙宇的正式名称为“忠义何公庙”，以及其葬地在巾子山。可见，以何昶（何将军）为先祖的追溯，到了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的何氏宗族中还流传甚广。

不仅如此，《家记》中还有一首洪武四年何真返乡招集旧部途经南雄时所写的《经南雄谒鼻祖何将军庙》诗：

王事驱驰暂息鞍，碧潭犹有古祠存。

派分东莞员山里，本出南雄沙水村。

袅袅香烟腾虎踞，雍雍旭日覆龙蟠。

登临再拜频惊讶，我是云仍宗子孙。

这首诗信息量十分丰富，不仅记录了何将军庙在“碧潭”旁边，也清晰地表明何真十分认同其家族源自南雄沙水村。但他在入庙拜谒时十分“惊讶”。可能是“惊讶”其庙貌的雄伟，也可能是“惊讶”何真家族与何将军竟然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毕竟，《家记》里面追溯先祖，也没有把“何将军”放进来。据刘三吾所作何真墓志，何真卒于洪武二十一年，时年六十七岁。由上倒推，何真应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按20年一世计算的话，何真高祖（始祖）何乾符应生于1240年前后，即宋理宗嘉熙四年前后。按30年一世计算的话，则应生于1200年前后，即宋宁宗庆元六年前后。这个与《家记》“祖因宋南渡，旅游羊城，抵东莞”的时间大致可以对应。这意味着，何真家族在其传说的迁离南雄的时间，距离何昶生活的五代时期也有近三百年。尊贵如何真，也未能把何昶以下的何氏世系与其高祖明确连接起来。

综上所述，追溯“珠玑巷”作为岭南家族祖源记忆的文字开端，何真的《家记》是最重要的文献。何真家族，可以说是珠玑巷传说从可能存在的口头流传走向文本记录的一个关键节点。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珠玑巷”叙事的早期形态，更重要的是开启（或强化）了以南雄（珠玑巷）为祖籍地的认同模式。

二 明初东莞家族的南雄祖籍

继何真家族之后，东莞地区逐渐有不少家族将祖先的来历追溯到南雄。这一点，在明初东莞著名士大夫陈琏的《琴轩集》中留下的大量族谱序中有所反映。从《琴轩集》相关族谱序的文字内容及风格来看，大体上可以断定都出自陈琏之手，而非相关家族的杜撰。因此可以说，这是反映明初广东地区家族历史的最为集中的一批文字资料。收入《琴轩集》的这些谱序虽然没有附时间落款，但从内文具体内容来推测，大多可以认定是永乐年间所作。

从相关记载来推断，《琴轩集》里面明确能够判断属于东莞地区家族的共有33个。其中，明确表示其祖先来自南雄的有11个，占比为33.3%，比例确实不小。下面按《琴轩集》的文字顺序，将这11个家族族谱序中和南雄有关的文字记载罗列如下。

黄氏之先，南雄人。讳锦者，宋季徙惠阳之水东，又自惠阳徙宝安。

宝安之罗，为邑著姓。其先南雄人。当宋南渡后，有讳某者，始来宝安。

何为宝安著姓，先世南雄沙水人。宋崇宁中，有讳宏者，为四会令。因摄宝邑，厥嗣中，遂家邑城之北街。

宋乾德中，迪隆处士始自南雄迁邑之文顺乡。

东莞李氏，先世南雄保昌人。……自南雄府君来居吾邑，迨今已十有三传。

东莞栅口张氏，有讳文弼、字廷用者，始自南雄来迁。

东莞茶滘黎氏，先世南雄人，迨今八传。

东莞之房山东，曹州定陶人。在宋中叶，有仕广东之南雄，而占籍东莞。

东莞长表刘氏，其先南雄人。宋季有讳富者，始来居之。……刘氏自南雄来居东莞者，已十有四世，惜乎旧谱已失，罔得而征。

其先南雄保昌人，在宋季讳某者，始居东莞。

东莞赤冈之何，其先南雄沙水人，以讳行者为一世祖。自后有为郡悴、为管勾者，声誉著闻，而族益大。……今八世孙秉温、秉良以所修谱牒请予为序。

由上面11个族谱序可以看到，笼统称自己祖先为南雄人的家族有7个，称为南雄保昌人的家族有2个，明确称为南雄沙水人的家族则只有2个。有意思的是，自称来自南雄沙水的家族同样是何氏，只是从祖先渊源来说，与何真家族没有直接的血缘关联。同时，没有一个家族提到“珠玑巷”这一地名。陈乐素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珠玑巷一名，在宋元时期都“不显”。而在明初永乐年间，东莞的陈琏撰写了多篇族谱序，收录于《琴轩集》中。在这些族谱序以及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陈琏提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等诸姓的家世，仅称其“先世南雄人”，并未提及珠玑巷。

陈琏的这些族谱序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可以了解明初东莞地区人的祖籍认同。南雄作为中原入粤孔道，交通位置十分重要。在陈琏笔下，东莞各姓祖籍中，来源最多的就是南雄与福建。不过，这个时候与珠玑巷联系最为密切的沙水（村）产生关联的，除了何真家族外，只有同为何姓的北街何氏、赤冈何氏。由于陈琏的记载很简略，北街何氏、赤冈何氏有没有把鼻祖追溯到“何将军”不得而知。但是，从何真对何将军的鼻祖认同来看，同样自称源出沙水的北街何氏、赤冈何氏很可能也会奉何将军为鼻祖。

可以确信的是，明初南雄、东莞地区的何氏，围绕南雄沙水村及何将军庙，已经建立起一个超越地域的始祖认同。珠玑巷的传说，在明初的何真家族口中已经得到流传，至于何真家族之外的其余何氏，对此大概也不会完全陌生。不过除了何氏之外，明初东莞不少宣称始祖来自南雄的家族，对“沙水”和“珠玑巷”这两个地名似乎都还没有建立起很直接的认同感。

另外，与陈琏几乎同时代的东莞英村人罗亨信，在他的文集中，也有多处提及珠江三角洲家族祖先渊源的文字。罗亨信之子罗泰所作罗亨信年谱中，开篇提到其世系：“先世南雄人，宋末徙居东莞之英溪。”可以追溯的最早祖先为罗亨信的高祖罗俊。

更值得注意的是罗亨信为番禺车陂罗氏撰写的谱序。该谱序提到，番禺罗氏“番禺之族，其先南雄人”，此前的“谱牒失传，莫考其来”。直到南宋末年的“清之公”才从南雄迁至番禺水泰里车陂村定居。其玄孙罗彦宝还曾在元末担任广东道副元帅，有“保岭海，仁惠乡闾”之功。此处的“清之公”，就是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引用的《东莞英村罗氏族谱》中提到的：“宋绍兴元年，琴轩始居冈州荫底村，生子清之。清之生翔，始徙居东莞英溪。时绍兴二十八年。”也就是说，在罗亨信的时代，罗清之还只是番禺罗氏定居车陂村的始迁祖。尚未成为后世珠玑巷传说中领路人罗贵（号琴轩）的儿子，也还没有整合进东莞英村罗氏的谱系之中。

罗亨信为东莞县城北何氏撰写的谱序中也没有提到珠玑巷，但是提到“其先凌江人”。此处的“凌江”，往往用来指代南雄府保昌县。《南雄路志》提到：“凌江，二广咽喉之地。”在州城南市，还设有“凌江馆”。《明史·地理志》亦记载，保昌县“大庾岭在北，亦曰梅岭，上有梅关，浈水所出。西北有凌江水，流合焉，南至番禺入海，谓之北江”。至于城北何氏先祖是怎么定居到东莞的，罗亨信说，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其先祖何宏曾担任四会知县，后“摄政东莞”，并在东莞任上去世。由于深得百姓爱戴，因此其儿子何中留居县城之北，是为城北何氏之始祖，其后成为东莞的“诗礼大家”。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如东莞翟氏同样是“先世家南雄，宦游南海，因家东莞”。东莞靖康陈氏，“其先世家南雄，宋末徙靖康”。东莞茶园李氏，其先祖南雄人，宋末曾祖李士成“贸迁至东莞”，爱茶园风土之美，于是在此安家。

总而言之，以陈琏《琴轩集》、罗亨信《觉非集》为代表的永乐、宣德年间形成的文献显示，“南雄人”已是明初东莞地区普遍的祖籍标签，“沙水”则主要与何氏相关，而“珠玑巷”的提法尚不普遍。何真家族的《家记》，大概是最早且可信的最初的“珠玑巷”记录。

三 明初新会的“珠玑巷”记载

除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的东莞外，位于珠江三角洲西岸的新会的“珠玑巷”溯源也十分重要。新会不仅是后世珠玑巷传说版本中，以罗贵为首的九十七家南迁移民最终“告案立籍”的目的地，而且也衍生出大量“冈州”（新会古称）人籍文书。

明初新会地区比较确凿可信的记载，出自新会人黎贞笔下。黎贞曾师从南海名儒孙◇，而孙萱曾经是何真幕府的重要成员，这使得黎贞间接接触到元末明初广东上层的政治文化圈。黎贞在洪武八年以明经辟荐入京，后拒绝了新会县训导的授职，隐居良金山下。洪武十八年，他因受牵连充军辽东，洪武三十年才放归乡里，此后在家乡讲学，声名日隆，成为明初新会乃至广东地区最著名的文人学者之一。

黎贞的文集中收录了他为新会当地几个重要家族撰写的族谱序文，这些序文为窥探明初新会地方家族如何构建其历史记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记录。除却《家记》的记录外，相较于陈琏为东莞各姓家族所作的谱序，黎贞的文字似乎更早也更具体地触及了“珠玑巷”这一核心意象。

黎贞文集里面，有三篇文字提到了珠玑巷传说。不过，其中一篇《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所载文字，风格与黎贞文集内其他文字不太相似，本文暂不做讨论。此处主要讨论黎贞为新会李氏、伍氏两个当地大族所作谱序。

第一篇是《李氏家谱序》。在黎贞为新会李氏所作《李氏家谱序》中，其家族迁居历史的梗概如下：

岭南之李，惟南雄始兴为盛。宋季有侃、侚、佁兄弟，奉母禤氏，由南雄珠玑巷迁广郡之高第街。侃、侚分居南海、香山，佁奉祸氏至新会。初居邑西筯竹坑，禤氏寿终，葬得行里。子孙复散处石步、园背、冲澄、莲塘、鹿峒、泷水及南恩、新兴等处，老幼千余人。

该序将新会李氏始迁祖认定为侃、侚、佁三兄弟，他们带着母亲禤氏离开南雄，并明确称“由南雄珠玑巷迁广郡之高第街”。“珠玑巷”作为迁出地被清晰地点出。这与陈琏笔下多数东莞家族仅称“先世南雄人”而不提“珠玑巷”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在黎贞生活的时（他与陈琏是同一时代的人），至少在新会李氏的家族记忆中，“珠玑巷”是一个明确且重要的祖源地标。此外，序文中提到了家族繁衍的巨大规模：“老幼千余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宋季”指的是南宋末年，到黎贞生活的明初，也就仅仅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大约五代人，由李佁一支繁衍出遍布数县、人口达千余人的庞大宗族，其增长速度似乎超乎寻常。黎贞还提到“李族近世多显人，另有全谱布之，兹不再述”，这表明新会李氏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族谱，详细记录了族人的姓名，所以这里的“宋季”也许是笼统之说，大概要上溯到南宋中期以前，甚至指的是北宋末年。至少十代人，才能形成黎贞所见的分布数县、繁衍千余人的规模的宗族。无论如何，新会李氏对其庞大数量族众的强调，本身就是服务于构建一个根深叶茂、人丁兴旺的强大宗族形象的目的。

新会李氏，提供了一个明确将“珠玑巷”写入族谱的实例，且出自有较高文化地位和较大地方影响力的文人黎贞之手。而黎贞所记述的内容，更可能是基于当时新会李氏宗族内部已经流传并被认可的说法，而非黎贞本人的润色修饰。与东莞“珠玑巷”的故事比较，可以看到最晚到明初，在地处珠江两岸的东莞、新会，“南雄”已经成为当地居民普遍认可的祖籍来源地，而且有若干宗族，直接把“珠玑巷”作为祖源符号。

第二篇是《伍氏家谱序》，相关文字如下：“伍氏，其先汴人。初祖讳正，仕宋翰林典章。扈跸南渡，由汴梁徙居凌江。生备，迁冈州文章里。”前文已指出，此处的“凌江”指南雄府保昌县。广东《伍氏阖族总谱》则进一步明确，凌江即“今南雄全安镇”。

黎贞本人与伍氏家族成员关系十分密切，黎贞的文集中留下相当多与伍氏的酬唱文字。《伍氏家谱序》将新会伍氏的远祖追溯到“汴人”，“汴”即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直接点明了其中原核心区域的来源，这比笼统的“南雄人”更具“中原正统”。在序中，新会伍氏的始迁祖名为伍正，其身份是“仕宋翰林典章”。不过，宋朝并没有这一官职。元朝在恢复科举后，在翰林兼国史院设有典籍二员，正八品。明朝沿袭这一制度，在翰林院设典籍二人，从八品。黎贞对宋元明的职官制度大概不会毫无常识，但他还是忠实记录下来了，这似乎也能从侧面印证相关说法并非黎贞本人的“创造”，而是新会伍氏流传下来的故事。不过，黎贞在这里并没有使用“珠玑巷”这个地名，而是用了指代南雄府城所在地保昌县城南市一带的“凌江”之名，其与距离县城东北数十里之遥的珠玑巷并非同一处。

与《李氏家谱序》相比，《伍氏家谱序》更侧重于构建一个源自中原、拥有官员身份、与宋室南渡历史紧密相连的精英家族形象。其迁徙路线虽然也经过南雄地区，但并未突出“珠玑巷”这一符号。正如井上彻、科大卫、刘志伟等学者所言，珠玑巷传说，更多是在强调其在新定居地区新设图甲、开立户籍的故事。而从黎贞与伍氏的交往来看，明初的新会伍氏在当地已经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宗族，他们并不需要用类似“珠玑巷”这样的立籍故事来强调户籍的合法性，反而要更强调其源自中原、扈从南渡的出身。

四 “团词”的早期形态

在明初何真、陈琏、罗亨信、黎贞等的笔下，珠玑巷传说偶有提及，且后世普遍流传的珠玑巷传说中的几个核心元素——胡妃之变、迁徙团词、立籍团词等都未出现。而既有研究，也尚未对相关元素何时进入珠玑巷传说里进行深入的探讨。由于相关记载都出现在族谱等民间文献之中，往往难以清晰确定其形成时间，因此，笔者在此只能就寓目的民间文献进行粗浅的分析。

首先是珠玑巷传说提到的罗贵（部分文献中称作“罗贵祖”）等人被迫迁徙的故事。在《新会紫坭房叶氏族谱》中，有一篇宣称作于“景德乙卯年”的团词，值得注意。这本族谱中，有不少后人“生造”出来的文字。例如族谱里面有一篇《楚王封叶公敕词》，显然不是春秋时期的文字。另外一篇落款汉灵帝中平六年的蔡邕《叶氏家谱序》，性质也是如此。在蔡邕《叶氏家谱序》的后面，就是一篇没有落款的《叶氏迁徙行实》（以下简称《行实》），其内容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珠玑巷传说，在此不赘引。总而言之，该族谱的内容就像一个大杂烩，把珠江三角洲地区几个不同来源的叶氏的资料汇集到一起，与珠江三角洲常见的族谱编纂做法没有太多不同。

但《行实》后面所附的《团词》，却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始兴县牛田坊十四图珠玑巷民罗贵祖等、曹汝瑞、叶一、叶二、叶三、叶一桂等九十七名，团为逃难，乞给文引，早救生灵事：

祖等历居珠玑巷，各分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毫无欠缺，并无违法，向系存良。惟因地灾地劫，不堪民命，十保四五，犹虑周之末易。今奉旨颁行，取筑设寨，严限批行，下民莫敢不遵。祖等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可堪开辟地住。☐然而来，未敢擅自迁往。今备签九十七名，历情赴太爷阶前，伏乞立案，俾过水陆关津无碍，早得迁移，有地安生，戴恩上词。

时景德乙卯年十一月念肆日团词。

《团词》提到，罗贵、曹汝瑞以及叶姓等97人是世代居住在珠玑巷的编户齐民，一直勤恳纳粮当差，但由于遭受灾荒，老百姓十存四五。后来朝廷颁下圣旨，要在珠玑巷所在的地方修筑城寨，当地居民不得不搬迁离开，但由于附近没有合适的居住地，所以请求“太爷”（大概指的是保昌知县）给予通关文引，使他们在经过水陆关津的时候能够通行无阻。景德是宋真宗的年号，时间为1004—1007年，这段时间内并无乙卯年，只有景德二年（1005）为乙巳年。但即便解读为景德乙巳年，也非常令人费解。毕竟这个时间太早了，和通行版本中南宋末年的胡妃之变的时间也无法配合（甚至也难以和南宋初年南渡的背景配合）。此外，查《南雄路志》“营寨”部分，可知宋代南雄地区的营兵均部署在州城周边，并没有在沙水等处设置堡寨的记载。

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的，珠玑巷传说中的时代背景其实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所以这里的“景德乙卯年”，也有可能是指“宣德乙卯年”，即宣德十年（1435）。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团词》内老百姓需要向知县申请通关文引才能迁徙的说法。虽然现存材料并无明确提及宣德年间南雄当地修筑堡寨之事，但乾隆《保昌县志》提到：“明乙巳，镇守指挥王均修，名旧城曰斗城，外筑土城三百四十丈，崇一丈有奇，厚称之。”此处的“乙巳”，当为洪熙元年（1425），可见“珠玑巷”所在的保昌县，在这一时期确实有过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活动。至于有没有在县城之外修筑堡寨之举，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明初南雄地方局势确实不太稳定。如嘉靖《南雄府志》记载，洪武三十年“山贼李仲可啸聚，千户叶荣提兵擒之”。同年，南雄知府区文通在陇南等县招回流民六百余户。而明初南雄府的户籍人口也有持续流失的趋势。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南雄府8909户67731口，至永乐十年（1412）减至1391户34991口，至正统七年（1442）才恢复至2136户41761口。所以，因为官府修筑堡寨而迫使当地居民外迁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

比较《行实》与《团词》，可以看到二者是完全不同版本的珠玑巷传说。《行实》的历史背景是南宋咸淳年间的胡妃案牵连珠玑巷当地老百姓为逃避官府的追责而悄悄南迁；而《团词》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朝廷要修筑城寨，限期要求珠玑巷当地老百姓搬走，因此老百姓主动向知县申请通关文引，向南迁徙。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这篇《团词》所反映的，就是一个发生在明代宣德年间因官方工程（筑寨）而引发的、需要通过官方程序（申请文引）进行的集体移民事件。

《新会紫坭房叶氏族谱》相关记载的重要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尚未完全“统一”起来的珠玑巷传说的若干片段。族谱里面的相关记载，似乎是新会紫坭房叶氏在编纂族谱的时候，四处搜集相关史料，然后没有进行精心剪裁就照搬到了族谱之中。所以《行实》和《团词》两个显然相互“打架”的故事，也得以在同一族谱内一前一后地呈现。

五 “胡妃之变”的早期记载

珠玑巷传说中的一个重要故事主体“胡妃之变”（有的版本作“苏妃”），其最初的来源，出自宋末元初的一本名为《咸淳遗事》的笔记，以及著名词人周密的《齐东野语》。两个版本的文字稍有不同，但大致都是记载宋度宗咸淳八年举行明堂大礼时遇大雨，胡美人之兄（《齐东野语》记为“父”）——时任“带御器械兼太常理直”胡显祖越过大礼使贾似道，劝度宗改乘小辇回宫之事。故事最后是贾似道以辞职相要挟，迫使度宗将胡显祖罢官，将胡美人送去妙净寺当尼姑，贾似道官复原职。珠玑巷传说中的“胡妃之变”，就是指胡妃后来出宫苑，被保昌县牛田坊富商黄贮万所收留，后被皇帝得知，珠玑巷居民惧怕因祸上身，所以撰写“团词”，向当地官府申请迁徙路引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与珠玑巷传说直接关联起来的？由于存世的文献纷杂无序，这个问题大概已经很难有确切的答案。比较可靠的早期记录，是《南海烟桥何氏家谱》所引用的一段成化十年罗忠为《大良何氏谱》所作的序言：

何姓，岭南之巨族也。自宋绍兴四年始迁太艮，洎入国朝洪武丁卯，始修谱牒，厥后无闻。至成化十年甲午，已八十有七年，今重修告成。凤崖、北池两翁执谱请余为序。顾两翁皆余戚谊，翁之太祖五崖公（即贵一郎），乃与吾祖辉之公皆居于南雄珠玑巷之里，同因苏妃潜匿之祸而徙于太艮，即今之大良也。

罗忠是顺德建县的重要推动者。按《顺德北门罗氏族谱》所载，罗忠生年为建文壬午年（四年，1402），卒年为成化乙巳年（二十一年，1485），正好在《南海烟桥何氏家谱》所引成化十年罗忠《大良何氏谱》作序的时间之内，所以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钱溥曾为罗忠曾祖父辈的罗德凤作《七世象冈公家传》，提到罗德凤之母为何氏。罗忠同辈罗胜长的配偶为“上石何安人”。可见北门罗氏与大良何氏关系确实十分密切。罗忠为《大良何氏谱》作序，也在情理之中。

罗忠此序，将何氏的南迁归因于“苏妃潜匿之祸”，并将何氏始迁祖五崖公与自家罗氏祖先辉之公并列为珠玑巷的同迁者。如果这段文字确实为罗忠所写的话，那最晚在成化年间，“苏妃潜匿之祸”就已经成为顺德罗氏、何氏等大族所共同认可的珠玑巷记忆了。

不过，除了罗忠该序外，嘉靖之前提到胡妃（苏妃）之变的文献记载寥寥可数。有一些谱序，落款时间虽然早，但可靠性存疑。如新会大泽沿江村的《廖氏族谱·序》，其中也提到“遭胡妃之变”，该序落款是成化十四年（1478）翰林学士廖道南所撰。但廖道南正德十六年（1521）才高中进士，仕宦经历主要集中在嘉靖朝前半叶，在成化十四年的时候很可能还没出生。

而嘉靖年间南海人礼部尚书霍韬追溯先世来历的《家训续编》，则是明中叶文献中明确提到“匿皇妃罪”的记载：

我祖得姓，实自霍叔，食封于霍邑。汉春秋而上为太原人，故今子孙著姓犹曰太原郡云。宋靖康时避狄难，迁于广之南雄郡朱杞巷，或曰秦时徙中国民五十万填实南粤，我祖从徙，遂世为南雄人，二说未知孰是。宋季年由南雄再谪南海。或曰嬉笑皇姑罪谪迁，或曰匿皇妃罪谪迁，语亦无所于稽。由南雄迁者兄弟三人，皆负担来，一居石头，二人不知所居。或曰一居榕州，一居梁滘。又云一居兰石，一居佛山，亦无于稽。今述惟所知祖云。

关于霍氏定居岭南，霍韬提到了宋靖康时迁于“南雄郡朱杞巷”与“秦时徙中国民五十万填实南粤”而徙于南雄两种推测，以上大概都是当地父老口传的说法，霍韬本人对此比较谨慎，认为“二说未知孰是”。而对于从南雄到南海定居，他也提到有“嬉笑皇姑罪谪迁”与“匿皇妃罪谪迁”二说，他对此也嗤之以鼻，称“语亦无所于稽”。此处“匿皇妃罪”之说，无疑是指向胡妃之变。但从霍韬对其祖籍的追溯以及始祖事迹来看，先世来历中提到的“南雄郡朱杞巷”与“世为南雄人”之说，与其可追溯的始祖霍刚可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谱系联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恰好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珠玑巷传说与各家族原有的始祖故事之间尚未形成交汇与合流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在成化十年罗忠《大良何氏谱》序中已经提到了“苏妃潜匿之祸”，但奇怪的是，明中叶的士大夫对这一故事似乎并不热衷。即便霍韬在其先世来历中提到这一事件，也是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但到了明后期，胡妃之变的故事在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与宗族之间流传得更加广泛，时间与情节也更加清晰。

新会《甄氏族谱》的一篇万历七年（1579）黄淳所作之序值得注意：

传至南宋甄善庆，由进士为南雄州推官。生二子：长景福，回原籍安庆府。次景贤，入籍南雄州珠玑里。其子如金、如璧、如圭、如锡。后因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变，沿乡搜捕，珠玑之人避兵播迁。如壁兄弟亦率其族南迁。行至连江水口，飓风大作，金、璧二人幸庆安全，天相吉人，俾昌厥后，非偶然也。……陶附［驸］马辟筑冈城，如璧裔举人甄实佐理其事，我冈城之金瓯不拔，实与有功焉。兹因郡诸公暨乡之士大夫，推予纂修会邑志及各姓氏族谱，爰数言于简端，以为之序。

大明万历时庚辰孟冬之言［吉］，赐进士第叔化黄淳撰。

黄淳，字叔化，号鸣谷，晚号六柳先生，新会人，是明代官员、诗人和画家。万历庚辰，即万历八年。该序提到当时有“陶附［驸］马辟筑冈城”之事。万历《新会县志》提到，万历元年（1573）六月，兵备佥事何子明、知县伍睿与乡官彭汉、陈吾德、林大章、黄淳、许大之、许钦文“议筑外城”，获得总督、巡按御史的批准后动工。谱序提到的历史可以与万历《新会县志》的记载对应，所以，这篇谱序很大概率确实出自黄淳之手。

序文中最为关键的信息，是黄淳将甄氏族人南迁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宋度宗咸淳癸酉年失妃之变”，称因“沿乡搜捕，珠玑之人避兵播迁”。这与后世流传甚广的“胡妃（苏妃）之变”的核心情节高度吻合。由此可以判断，在万历八年之前，胡妃之变的故事已经与珠玑巷传说有了比较紧密的关联，并且也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宗族在叙述珠玑巷故事时的重要情节。因为胡妃之变这一故事有着十分完整的故事架构、与皇家关联的惊心动魄的情节，所以在传播效果上更佳。而黄淳作为当时负责纂修万历《新会县志》及各姓族谱的重要士大夫，其笔下的珠玑巷故事，自然带有某种“官方认证”的色彩。他将甄氏的家族史与“失妃之变”这一极具戏剧性的事件联系起来，不仅为甄氏的南迁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使得珠玑巷传说更具故事性和传播力。黄淳的这一记述，对于“胡妃（苏妃）之变”成为珠玑巷传说的主流叙事模式，大概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另外一篇落款为明万历十二年，来自恩平圣堂《梁氏谱》的两位族人梁以绚、梁绍文所写的序言，也有相似的内容：

我祖永寿公来自南雄保昌珠玑巷，盖始于南恩之琅绵里者，其终于保昌之珠玑巷乎。保昌之始者谁欤？闻诸新会、东莞、增城同宗，谓钱塘教授于南雄。南海、佛山、三水，永安公之裔也。然宗远支繁，皆末审其序次，当宋南渡，胡妃逃匿，谴及珠玑。我祖间关数百里而来于兹。意者旧谱缘是失耶？旧谱既失，不敢以无稽之传，而妄有所附于谱也，断自永寿公始矣。……

明万历十二年甲申六月上浣邑庠生以绚、绍文谨识。

这篇由“邑庠生”所作的谱序，其视角更贴近基层士人。此处的珠玑巷，不再是迁徙的起点，而是迁徙的终点。梁以绚、梁绍文提到一个也许更为古老的传说，称梁氏源自“南恩之琅绵里”。由于南恩州之名始于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元朝因之不改，至明洪武元年废南恩州，改属新州，至洪武二年，南恩州境内的阳江县及阳春县改属肇庆府，因此对于恩平圣堂梁氏一族来说，南恩州是一个更悠久的宋元时代的记忆。因为当时珠玑巷传说已经十分盛行，他们也将其接入本族的祖先故事之中，但是为了维持其“南恩之琅绵里”的历史记忆，所以就变通为始于“南恩之琅绵里”，终于“保昌之珠玑巷”。

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断这篇序文不是后人杜撰，而确实出自万历年间这个祖先传说拼接与转换的时候。序中不仅明确宣称其祖永寿公“来自南雄保昌珠玑巷”，更直接点出南迁的原因是“当宋南渡，胡妃逃匿，谴及珠玑”。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在叙述完这一“标准”的珠玑巷故事后，笔锋一转，坦言“旧谱既失，不敢以无稽之传，而妄有所附于谱也，断自永寿公始矣”。这种表述，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对珠玑巷胡妃传说的普遍认同，将其作为解释祖先南迁和旧谱散佚的合理框架；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自身修谱的审慎态度，不愿“妄有所附”。

结语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王朝的更迭，珠玑巷传说所蕴含的避乱南迁、寻根问祖的移民传说内容，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在这一时期，珠玑巷传说在文人著述中的记载也愈发系统和明确。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其名著《广东新语》中的记述，学界多有讨论，不再赘述。

经过漫长的层累塑造，到了清代，珠玑巷传说才形成比较固定的范本。如顺德黎桂泽堂的黎氏子孙在《黎桂泽堂族谱》的“旧叙”中，除了简要回顾苏妃之祸这个故事经过外，还有很长的篇幅讨论这个事件的真伪。其中提到的关键信息是：

乃乡邻各族姓凡有南雄来者，其叙先世事，大率如此。实不可解，询诸者旧，亦复云然后于书肆见一书，前后不过三页，题曰《珠玑巷避难原由》。取而阅之，正载苏妃一事，文词俚俗，意旨粗疏，始悟此书乃书贾营利谬造先世行踪，以斯庸众，而老之士君子，亦考诸史传，案诸舆图，稽诸古今典制，直以为既有书传，当是实事。于是一二人传之，千百人信之，编入家乘，亦曰胡妃即曰苏妃，岂不谬哉？

在这篇“旧叙”中，作者提到其曾经在小书铺上看到一本只有短短三页的《珠玑巷避难原由》，里面记载的就是“文词俚俗，意旨粗疏”的苏妃之变。作者将其归因于书商为了盈利赚钱而“谬造先世行踪”。这个故事，由于颇具传奇色彩，流传甚广，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就编入各姓的族谱里面了。这一段记载，可以补上清代珠江三角洲各姓族谱中“如出一辙”的珠玑巷传说系列文本缺失的中间环节。正是由于读者对追溯祖源的强烈需求，书商也认为“奇货可居”，于是把原来只是口头流传的珠玑巷传说变成首尾衔接、内容丰富、证据“充分”的“书传”。

从明初到清代，珠玑巷传说从局部流传的口述故事，到逐渐在家谱中零星的记录，再到清代书商为了牟利而制造出故事情节更加生动的《珠玑巷避难原由》，流传愈发广泛。清代珠江三角洲兴修族谱之风盛行之下，各姓重修族谱时往往也会将这一《珠玑巷避难原由》原原本本编入族谱中去，成为各姓信奉的祖源依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珠玑巷传说不仅是各姓谱牒中的祖源记述，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文化现象。它为生活在珠江三角洲这片土地上的“移民”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来处”，一种超越具体宗族界限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