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几被遗忘的院士，从日本人手里接回一所大学

刘寄星2026年04月12日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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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罗宗洛先生是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今天的人对他的名字已经感到陌生。他曾代表中国从日本殖民主义者手里接收后来的“台湾大学”，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和人格风骨不应被后人忘记。

本文出自《刘寄星物理回望录——谈史·说人·品书》，该书由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资深研究员刘寄星用半世纪的科研积淀，将学人、物理史、学术思悟熔于一炉，其间解锁了中国物理的众多“隐秘档案”：首次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学科发展细节，抢救性记录彭桓武、黄祖洽等大师的治学往事，填补了中国现代物理史的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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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2026年3月）

撰文 | 刘寄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资深研究员）

为什么要说罗宗洛？

对于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听到罗宗洛这个名字都会感到陌生。即使是对于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工作者，恐怕也不例外。然而，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科学家，这个名字都是不应该忘记的。因为从20元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罗宗洛先生和李继侗、汤佩松二位先生一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勤恳耕耘，培养人才，竭力研究，终使植物生理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得以蓬勃发展。在台湾光复后，正是罗宗洛先生代表中国政府从日本殖民主义者手里，接收了所谓日本国的第九个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并将之改名为“台湾大学”，担任台大第一任代理校长，为台湾科学文化事业重回祖国怀抱，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罗先生接收台湾大学一事，在两岸学界，长期并不为多数人所知。究其根源，看来还是政治因素使然。在大陆，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政策原因，罗先生接收台湾大学的历史功绩无法得到宣传。在彼岸，按彼时国民党当局的规定，罗宗洛先“陷匪区”，后任“伪职”，是典型的“陷匪学人”和“附匪学人”，罪大恶极，岂可表彰^[1]？于是，罗宗洛先生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发展所做的这件功业，就只好长期掩盖起来，不让人们知道。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两岸政治形势相继改变，罗先生接收台湾大学的历史详情资料才陆续公布出来，逐渐为人所知。

2007 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的李东华和杨宗霖先生编辑之《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李、杨二位在该书介绍中强调“台湾光复后，负责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并担任首位校长的罗宗洛先生（涧东，1898—1978），是台大校史久被忽略的重要人物之一。然台大能顺利自日人手中接收并成功转型为本国大学，从初始的奠基乃至有今日的规模，实乃先生之功。先生学养丰富，其实事求是、于困苦中力学的精神堪为学子典范，且先生温厚诚挚的待人接物态度以及不畏权势的人格风骨，亦足供后人法式。”

诚哉斯言。

罗宗洛其人其事

罗宗洛先生是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他与李继侗（1897—1961）、汤佩松（1903—2001）并称为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

罗先生1898年8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1925 年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毕业，后师从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坂村彻，1930 年获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主任（1930—1932），暨南大学教授（1932—1933），中央大学教授（1933—1940），浙江大学教授（1940—1944）。1944 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5—1946 年期间接收台湾大学、任台湾大学代理校长。1949—1952 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1978 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后改名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78 年 10 月 26 日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

罗先生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在以上诸多领域，他不仅研究成果卓著，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为此，罗宗洛先生先于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又于 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罗宗洛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展了有关植物营养生理的研究，尤其是在氮素营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研究玉米幼苗吸收铵态氮和硝态氮的试验中发现，玉米在以硝酸钠为氮源的营养液中生长良好，而水稻则在以硫酸铵为氮源的营养液中干物质积累较高，从而证明了各种作物对 NO_3-和 NH₄₊两种氮源有不同的反应。同时，他还证明了玉米幼苗在不同 pH 值的营养液中，对 NO_3-和 NH₄₊的吸收量有显著的差异。罗先生的这一发现，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主张将植物、土壤、肥料三者联系起来，研究它们相互关系的生理学路线的农业化学派的代表，苏联科学院院士普利雅尼施尼科夫（Прянишников Д. Н.（ 1865—1948）），对罗先生的此一成就尤为推崇。1957 年，罗先生被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20 世纪 50 年代初，罗宗洛先生与植物生态学家吴征镒、土壤学家李庆逵曾多次深入橡胶种植区实地考察，结合实际解决了我国植胶的生理生态条件和植胶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以他们三位院士为主要业务领导完成的橡胶宜林地研究成果“橡胶树在北纬 18-24 度大面积种植技术”获 1982 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为满足当时国家战略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海南和西双版纳成为我国的橡胶基地，橡胶产业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罗先生为发展我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先后在艰难条件下创办了《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央研究院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其中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印刷、发行外文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第三期，使他与巴金先生结谊，曾在中国文坛科坛传为佳话^*。

*外文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第三期印出时上海已沦陷，巴金先生不畏艰险，将该期刊 50 册从上海带到香港，再由香港带至桂林，辗转托人交到正在遵义湄潭浙江大学任教的罗宗洛先生手中，二人从此结谊。

罗宗洛先生不仅以其科学成就令人景仰，其为人之豁达大度和不畏权势、坚持真理的精神更堪为全国学界楷模。这里仅举三例。

其一，1950 年底，罗宗洛甫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即一改过去国内生物界各派纷争的旧习，敞开胸怀，不分门派，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并以合作研究的方式，在具有研究力量的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合作小组。将全国仅有的 20 多位植物生理研究者全部团结在一起，开展研究，被人戏称为“将中国植物生理学人才‘一网打尽’”。此举大大推动了国内植物生理学研究，也使他声誉日增。

其二，在 1958 年处处放高产卫星的环境下，罗宗洛不顾政治压力，力排众议，公开抵制“亩产万斤”的虚假报道，反对“放弃植物生理学的实验室研究，下乡到丰产地去向农民学习，既可总结丰产经验，又能写出超国际水平的高产生理学”的荒谬主张，虽遭百张大字报的围攻和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会批判，终争辩不已，坚持科学立场不让^[2]。当时敢于公开支持罗宗洛先生者，据说唯北京的汤佩松先生一人。此事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其三，针对“大跃进”运动对中国科学界的严重破坏，1962 年7月罗宗洛又在政协全国会议上，慷慨陈词，对科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和种种错误做法，诸如报喜不报忧、人才使用学非所用、学术研究弄虚作假等大加讨伐，并就科学人才培养须从青年期抓起、大学专业设置须克服苏联式的过窄过细、大学生毕业分配要克服随心所欲、学术研究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纠正建议，语惊全场。

罗先生这种说真话、进诤言的作风，令人敬佩。记得有人曾经说过：“历史似乎常常忘记那些对世俗满口‘颂词’之人，却偏偏记住那些出言‘逆耳’而切中时弊之人。”罗宗洛先生就是后一种人中的一位。

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始末^[3]

罗宗洛代表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收台湾大学，是他自己“自讨苦吃”的结果。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不久，时任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所长的罗宗洛，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建议，日本设在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已有二十多年历史，设备精良，建筑宏伟，为一设有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医药、动物、植物等基础学科的综合研究机构，适合为中央研究院接收。此外，日本设在台北的台北帝国大学，与日本设在本土的其他帝国大学齐名，学术水平颇高，也应由教育部接收，可办成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并列的著名大学。朱对此甚为赞同。

待到 1945 年 9 月２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朱家骅于9月中旬急招中央研究院各所长在重庆北碚开会，商讨接收事宜。因事出匆忙，仅三位所长（罗宗洛（植物所所长）、吴学周（化学所所长）、王家楫（动物所所长））与会。会议决定，吴赴上海主持接收岳阳路日人所办自然科学研究所及长宁路原中央研究院工学、化学、物理研究所地产，王赴南京主持接收原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及地质、气象、天文、史语等研究所地产，罗被借调赴台，接收台湾大学。会后不久，吴、王二位即飞赴宁、沪两地，罗则需随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所带领的长官公署大队人马，等待美国运输机，一起赴台。

在重庆待机期间，罗宗洛考虑到台北帝国大学规模庞大，设有文、理、工、农、医、法等六学部，非一人可掌管，遂向朱家骅提出需增添接收人员，朱同意增加 10 人。因时间紧迫，罗仅约请得浙江大学的数学教授陈建功（1893—1971）、苏步青（1902—2003）、生物学教授蔡邦华（1902—1983），中央大学的工学教授陆志鸿（1897—1973），原中央研究院地理所的地质学家马廷英（1899—1979）五人。五人皆为留日学者，且所长专业覆盖农、理、工，便于接收。

出发前，罗宗洛与朱家骅达成四项共识：①完整接收，避免损失；②接收后即筹备复课，可暂留日籍教授教课，以后随时选取我国教师接任；③暂时维持现状以求稳定，以后再逐步按我国大学规章改正；④罗以学者身份赴台，接收完毕，则由新的正式校长来台主持校务。因浙江大学三位教授尚来不及从贵州湄潭赶往重庆，罗宗洛与陆、马二位教授及教育部所派年轻秘书王泳只得于10月9日随陈仪的接收队伍离渝（重庆）先行赴台，10月17日抵达台湾基隆港，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罗先生等四人当日即赴台北，开始接收台北帝国大学的准备工作。1945年11月20日，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三位教授从贵州湄潭经重庆、上海长途奔波，到达台北，与罗先生等会合。

宝岛台湾自 1895 年被日本侵略者从祖国强行割占后，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其南进扩张基地。1928 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为其第九所综合大学，校内教授，除医学教授杜聪明（1893—1986）一人外，全为日人。全校学生之多数为日人，台籍学生仅占十之二三。该校经日人多方经营，已具相当规模，教学及研究堪称先进，其中尤以农学、医学基础雄厚。如何将这样一个学府完整接收过来，改造成为祖国教育重镇，实为难事。然而罗宗洛先生以其特有的坚韧精神和深谋远见，带领接收小组人员，周密计划，顺利完成接收任务。在整个接收过程中，罗先生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大力发挥台湾同胞的积极作用。他先请台籍学者杜聪明先生加入接收队伍^[4]，后又请林茂生先生负责接收文、法学院^[5]，并动员在台大服务之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加入接收队伍。于1945年11月15日，完成正式接收^[6]。该日，罗宗洛偕杜聪明、陆志鸿、马廷英、林茂生，从台北帝国大学第四任总长安藤一雄以下各部门负责人员手中接收印信、清册，完成接收手续。从此日起，台北帝国大学不复存在，国立台湾大学正式成立。以后，11月15日被定为国立台湾大学校庆日。

台北帝国大学接收小组（左起）：陈建功、杜聪明、陆志鸿、苏步青、罗宗洛、马廷英、蔡邦华

罗宗洛等接收台大后，按照与朱家骅的约定，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应由在重庆时内定的校长陈大齐（字百年，心理学家，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1887—1983）到任，接手创办新台大的工作。然而陈畏惧于来台面临的困难，自食其言^[7]。此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却在报纸上发布了任命罗为台大代理校长的消息。罗宗洛只得与其他同事一起，令陈建功代教务长、苏步青代理学院长、杜聪明代医学院长、陆志鸿代工学院长、林茂生任预科主任、自代农学院长，聘任教师、遣返日人、招收新生，维持了台大之教学稳定，为台大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面对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对台大的无理干涉和经济挤压，以及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推诿塞责，罗为争取台大之维持经费，劳尽心力。他分别于 1946 年 2-4 月赴渝，5 月底赴宁，为台大的教育经费奔走。最后不得不以坚辞代理校长的方法，回到上海，主持从北碚迁回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罗宗洛首次赴台，短短8月之久，但他为台大所作的以下诸事，实对台大未来之发展影响重大。

（1）经认真甄别，暂留部分日人教师在台大服务，以维持台大教学正常进行。同时积极举荐优良学者来台大任教（罗先后聘请沈璇、于景让、叶曙、朱洗等），提高台大学术水平。

（2）暂时保留大学预科（先修科），以保障台大初期生源和台湾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之机会。

（3）坚持对台大农场、林场和台大附属医院的接收。此举不仅保持了台大的完整，也为台大保留了特殊情况下的必要财源。

（4）以对同胞之热爱，解决台大附属医院“罢诊”事件，维持台大之人心。

李东华、杨宗霖二位在他们所编《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的序言中写道：罗宗洛校长奉国民政府之命来台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其时正值多事之秋，外有省政当局的政治干扰；内有台大师生的排日抗争，罗校长却能毅然挑起重责大任，以不屈服于政治威逼的风骨，为台大独立自由的学风做出最佳的示范。罗校长也以大学的发展前途为考量，尽力化解对日本学者的排斥情绪，他深深明白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作，不可因一时的意气之争而舍弃教育人才，日后本校的发展也证明了罗校长的真知灼见。虽然仅接掌台大短短数月，然罗校长不偏不倚的理性态度与井然有序的处事风格，赢得了全校师生的信任与配合，在短时间内发挥了极大的效果，让转型期间的台大校务很快地重回运行轨道。

李东华、杨宗霖二位对罗宗洛先生的上述评价，或许可以代表台大人的心声。

两岸情深——1960 年代的一件往事

罗宗洛辞去台大代理校长后，仍然密切关心台湾大学的发展，他走后继任的两位校长陆志鸿、庄长恭^[8]都常就台湾大学发生的问题如何解决，来沪向他问计。1948 年夏，庄长恭先生担任校长时期，因校内纠纷，困难重重，不得不来沪恳请罗先生赴台协助。罗先生为此再赴台湾大学。“我第二次到台湾大学后，在教职员之间大做调解工作，总算帮他解决了一些重大的人事问题（如总务长人选）。^[9]”罗先生此次台湾之行，停留半年左右，于 1948 年 11 月离开。从此，他再未踏上台湾土地。

庄长恭（1894-1962）

然而两岸情深，十几年后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叹的特殊形式的学术交流故事。1964 年 7 月 28 日，台湾《征信新闻报》发表了一篇大标题为“神农巧夺造化工，宝岛喜见稻粱丰”的报道，副题称“收获量增加一半，栽种期缩短两周，最新稻种定名台大一号，于景让教授等实验成功”。“一种全新的台湾水稻品种已经实验栽种成功，其收获量能较台湾原有的最佳蓬莱稻种高达百分之五十强，而且其耕种期要缩短两周之多！此为本省光复以来，水稻品种改良的最大贡献。”“贡献此一新品种的功臣，系台湾大学植物系于景让教授等^[10]多人，积十年研究实验的心血结晶。”

无独有偶，就在上述报道发表的前后，罗宗洛先生在上海收到两批水稻种子，第一批是一位日本妇女带给他的，当时她没有说出托交人的姓名，只说，罗先生一定清楚是谁。第二批是 1965 年由一个日本代表团的一位友人亲手交给罗先生的。

罗先生对这两批稻种十分重视。在收到第一批稻种后，即转交给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先生在海南试种。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一生研究水稻栽培，倡“水稻中华起源”说，不幸于 1964 年逝世。

丁颖（1888-1964）

罗先生接到第二批稻种后，为了不负友人之托，亲自安排在上海植物生理所的龙华农场进行繁殖^[11]。1966年“文革”开始前，为了防止这批稻种流失，罗宗洛教授特别委托在植物生理所工作的唐锡华先生，将已繁殖的品种暂定名为“植生 1 号”至“植生 22 号”，分送给各大区及云南、广东等地农科所或栽培单位利用。这批水稻品种是否在大陆得到推广，对大陆的农业生产是否发挥了什么作用，因材料缺乏，至今无确切记载。据唐锡华先生回忆，他曾在资料上读到“植生 14 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的种植，究竟发展到如何程度则不大清楚^[12]。

那么，是谁将这些稻种捎给罗先生并引起罗先生如此重视的呢？

据植物生理所倪晋山和唐锡华两位研究员回忆，鉴于当时的两岸关系，罗先生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送稻种的人是谁，但他曾多次给他们私下谈及，这些稻种是于景让先生托人带回祖国大陆的。

“文革”期间，罗宗洛先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2年处境才有所好转。其后，每当于景让教授之子于劭去看望他时，他都要向于劭提起于景让捎稻种的事。1978年初，罗先生得知于景让教授去世噩耗后，曾向于劭表示，一俟自己恢复工作，定会写一亲笔材料并加盖公章，说明此事。可惜的是，不久罗先生病重住院，于同年10月去世，这一证明材料未能留世。

20 世纪 60 年代，台海两岸正处于极端的政治和军事对立状态。于景让、罗宗洛二位先辈竟然甘冒危险，进行学术交流，以利国家民生，精神品德实令人景仰。

一点感想

历数艰辛话罗公，

海峡难隔手足情。

后来诸君齐努力，

中华腾飞庆复兴。

注释

[1] 台湾“中华民国内政部”1959年发布之《图书审核标准》明文规定了对所谓“匪首、匪干”，“陷匪分子、附匪分子”著作的审查标准，谓：“匪首及匪干作品、翻译及匪伪机关发布与出版之书刊，不论内容如何一律查禁。”“附匪及陷匪分子在当地沦陷前出版之作品与翻译，经过审查内容无问题且有参考价值者，可将作者姓名略去或重新改装。”

[2] 据《罗宗洛回忆录》所述，他当时所持观点为：（1）我怀疑报上所报道的亩产量是否可靠，不信水稻亩产万余斤、小麦亩产数千斤。（2）即使退一步，肯定报纸上的报道是正确的，因农业生产的区域性限制很大，一地的经验只能应用于其邻近地区，不会适用于远隔之地，决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可以总结出来。（3）田间情况复杂，导致丰产的因素繁多。单在田头观看，记下农民的耕作方法，是看不出丰产的主要原因来的。必须把这些可能是丰产的原因在实验室中加以分析和综合，才能作出结论。（4）我们和农业机关，要有合作，也要有分工。凡是农业机关能做而且已经在进行的工作，我们不必跟着跑。罗先生这场维护科学真理的大辩论的收场颇具戏剧性，据罗先生《回忆录》所述：“感谢党内的一位朋友，在这紧要关头，叫朱洗来指点我。朱说老罗如再坚持反对，就将成为对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了。”“这使我大吃一惊！”“关于下乡总结农民丰产经验问题，我始终认为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若说和党争夺领导权，则我岂敢！于是我立即决定不再反对。”

[3] 本节内容参照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

[4] 据罗回忆录中“台湾之行”称：“杜聪明，台湾名人、医学博士、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在日本统治时代，他是大学教授中的唯一台湾人，我到台湾前，已闻其名。”“鉴于我们5个接收人员中没有学医的，而台大医学院在台湾大学中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接收时应依靠杜聪明，故即请他加入我们的接收队伍。”

[5] 罗“台湾之行”记：“不久，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蔡邦华三人也赶到。这样，理、工、农、医四学院的接收已有人负责，唯文、法学院缺人。探听得在台湾同胞中有林茂生者，是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学者，且曾到美国镀金。在台湾人民中颇有名望，故请其负责接收文、法学院之责，他愉快地接受。”杜聪明和林茂生先生在 1947 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中，都被选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后均被政府当局逮捕，杜后来被陆志鸿保出，林则被当局杀害，悲乎！！

[6] 据罗先生回忆录“台湾之行”所记，这次正式接收中，台籍青年学生和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接着我们商量如何进行接收工作。决定：①分头去各处参观，了解实际情况；②命令日人编造人员、图书、仪器及药品等清册；③清点；④正式接收。参观各处，了解实际情况费了不少时间和气力，但问题最大的是清点，凭我们几个人，是难以彻底查清的。于是动员了已在台大服务的台湾同胞，如助教、讲师等青年 20 余人，再加上高年级的台湾学生，分片清点。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废寝忘食地进行细致的清点，查出许多漏列的东西。穷月之久，才清点完了。”

[7] 据罗宗洛《接收台湾大学日记》，罗评陈“百年品学皆佳，惜无勇气，自以为既富且贵，无须从事于事业矣。”“百年做懒惰官久矣，不肯做吃力不讨好之事，无足怪也。”陈建功笑他“乞食一日，帝王亦不愿为”。

[8] 庄长恭（1894—1962），化学家。福建省泉州人，192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委员。

[9] 见《罗宗洛回忆录》：台湾之行。

[10] 于景让（字师竹）教授（1909—1977），祖籍江苏昆山，曾留学日本，师从京都大学木原均教授学习遗传学，1932块钱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相继在广西大学、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供职。1946 年应罗宗洛之请一起去台湾大学任教，曾任台大图书馆馆长，台大植物系主任。

[11] 据唐锡华回忆：“1965年罗先生曾将日本某访华团转赠给他的22份性状优良而高产的水稻种子交给我，要我加以试验利用。我们经初步繁殖观察后，发现这些水稻较耐低温，基本营养生长期较长而稳定，可能有较好的利用前景。”（唐锡华，“怀念罗宗洛先生”，植物生理学通讯，34 卷第 4 期（1998）316）

[12] 1994年2月 21日唐锡华致于景让之子于劭的信称：“我经手这第二次令尊托日本友人带回的种子是22个，我繁殖后暂定为“植生 1—22 号”，不是一个稻种。至于第一次我没有经手，是否‘科情 3 号’则不得而知。当时第二次我只知这批种子在台湾既能作第一季稻又能作后季稻种植，亩产量均可达到一千斤以上。我在‘大四清运动’前散至各大区农业育种机关，后来从资料上曾看到‘植生14号’等在云南等地有一定面积种植，因为它们似属中秆类型（不是矮秆型），所以沿海地区可能不宜直接利用。”

编注：此文是作者在2008年6月于湖南张家界举行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生物学启发的理论科学问题研讨会"上所作的一个口头报告，收入此书前未发表过。此文原题为《罗宗洛先生与两岸学术交流台湾大学第一任校长和他的〈接收台湾大学日记〉》，现标题为“返朴”所加。出于某些原因，此文较原书有少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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