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宗教、阶级位置
一、先把"阶级位置"这个说法精确化
"阶级位置"这个词在这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位置,而是一个更具体的东西: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某些存在论问题当作可以悬置的抽象问题,而不是每天必须被回答的实际问题。
让我用一个具体的对比把这件事说清楚。
考虑两个人。A是一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学讲师,38岁,有稳定的工作合同,住在一个暖气充足的公寓里,得了感冒会去一个几乎免费的医疗系统看病,孩子上一个不错的公立学校,退休金国家给兜着,对未来五年的生活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B是一个拉各斯的小商贩,38岁,昨天汇率又跌了她的库存一夜之间缩水20%,她的第二个孩子上个月死于一次如果在斯德哥尔摩会被常规处理的感染,她不知道下个月能不能付房租,她所在街区上周有武装抢劫,她的政府在她的生活里唯一的存在方式是索贿的警察。
现在让这两个人都面对同一个命题:"上帝不存在,宇宙对你的苦难漠不关心,你死后没有任何东西,你孩子的死没有意义。"
对A来说,这个命题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思考一下、最多写一篇博客文章、然后回到日常生活的东西。接受它不会改变任何事——他明天还是会去上班,还是会享受他的周末brunch,还是会按计划养老,孩子还是会按计划长大。这个命题的"真"几乎没有生活成本。
对B来说,这个命题是她第二天早上无法起床的原因。如果她接受它,她就没有任何可以把她孩子的死纳入一个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叙事里的资源。她面前只剩下一个赤裸的事实:她的孩子死了,这件事没有意义,这个世界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她自己也死掉,而她自己的死也不会有意义。在没有任何外部缓冲(没有治疗师、没有抗抑郁药、没有足够的物质安全让她从这种无意义感里短暂抽身)的情况下,这个命题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立场,它是一个她的神经系统无法承担的负荷。
这就是"阶级位置"在这里的意思:A可以把"上帝不存在"当成一个观点来持有,是因为他的生活已经被无数别的东西支撑着,以至于这个观点的真假在实际层面几乎无关。B不能把它当成一个观点来持有,因为在她的生活里这个命题会立即兑现为她能否继续运作。
A把自己持有这个观点的能力理解为"理性勇气"或"清醒"。但如果你把他所有的物质兜底抽走——让他失业,让他的医保消失,让他的孩子得了一个治不起的病——看看他能在那个立场上维持多久。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维持不了。他会发现自己开始祈祷,开始找灵性的解释,开始以他从前会嘲笑的方式寻求意义。这不是他"理性上退步了",这是他的理性立场原本就是由他的物质条件供养的,条件撤走了立场自然崩塌。
所以"理性批判宗教"的那个位置不是从哪里抽象地获得的,它是被一整套具体的、昂贵的、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大多数人类从来没有过的物质和制度条件维持着的。当持有这个位置的人以它为标准评判其他人时,他其实是在说:"只要你们也能获得维持我这个位置所需的全套条件,你们就可以像我一样清醒了。"这句话本身是真的,但它隐含的态度——把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人看成认知上落后的人而不是处在不同物质情境里的人——是一种深刻的误识。
二、为什么这个位置本身是一种信仰状态
现在进入更难的那一部分。上面只说了这个位置是被物质条件维持的,但还没有说它本身是信仰性的。这是两件不同的事,第二件更重要也更反直觉。
世俗现代自我通常这样理解自己:我持有一些经过验证的信念(比如科学的那些),我拒绝一些未经验证的信念(比如宗教的那些),我的生活建立在前者之上。这个自我理解的核心是信念和非信念的不对称——宗教徒"持有信仰",世俗人"没有信仰"或者"只持有被证据支持的信念"。
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个瑞典讲师的日常生活实际上由什么构成,你会发现这个自我理解是错的。他的生活由大量从未被他本人验证、也无法被他本人验证、他只是默认相信的承诺构成。举几个:
他相信他明天醒来时世界会和今天大致相同——这不是科学命题,这是一个关于宇宙稳定性的形而上预设,休谟早就指出它无法被经验证成。他相信他现在正在做的学术工作"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它不是从任何一个物理事实里推出来的,它是一个对他所处的意义结构的信任。他相信他的孩子的生命是"宝贵的"——这个"宝贵"在一个严格物理主义的世界观里找不到对应物,它是一个规范性的命题,他只是持有它。他相信人权是真的——不是作为法律事实(作为法律事实是真的),而是作为一种道德事实,即这些权利以某种方式"应当"被尊重,即使没有任何人执行。他相信历史有一个大致向好的方向——这个"向好"预设了一个他无法给出论证的价值坐标。他相信他的日常选择"重要"——即使在一个138亿年的宇宙里,他的一生只是一个无穷小的瞬间。
这些命题里的每一个都是未经证明且不可证明的。他之所以可以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它们的情况下持有它们,是因为他周围的整个社会都默认持有它们,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的"plausibility structure"(Berger那个词),在这个结构里这些命题像空气一样不被察觉。它们感觉不像信念,它们感觉像"事情本来的样子"。
但这正是宗教信念在它们自己的原生环境里的样子。一个12世纪的法国农民也不觉得他"相信上帝存在"——他就是生活在一个上帝显然存在的世界里,"上帝存在"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信念,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他会觉得奇怪的是,有人竟然会把这么显然的事情表述成一个可以持有或不持有的信念。
这里有一个对称性需要被看见:在自己的plausibility structure内部,没有任何信念感觉像是信念。信念只有当它开始被外部视角审视时才变得可见为信念。瑞典讲师之所以觉得自己"没有信仰",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而是因为他的信仰还没有被任何外部视角相对化过——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共享这些信念,所以它们对他来说不是被选择的立场,而是默认的实在。
现在来看那个关键的一步。那个12世纪的农民如果被问"为什么你相信上帝?"他会回答"因为这是真的"——不是因为他在为信念辩护,而是因为对他来说"上帝存在"和"现在是白天"是同一类陈述。瑞典讲师如果被问"为什么你相信你的学术工作有意义?"他会回答"因为它就是有意义的"——同样不是因为他在辩护,而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处于"不需要辩护"的层次。两个人都在一个未被察觉的信念结构里运作,两个人都无法从内部看见这个结构本身。
区别只在于,农民的结构明确地叫做"天主教",有一个名字、一个机构、一套仪式,可以被指认。讲师的结构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它是由科学主义、自由人本主义、进步叙事、存在主义式的意义自造、治疗文化、民主公民宗教、消费社会的时间感、学术共同体的规范这些东西编织成的——但它同样是一个结构,同样履行所有宗教结构的核心功能(提供"事情本来的样子"感、提供道德坐标、提供意义容器、提供共同体归属、提供死亡焦虑的处理方式),并且同样是信念性的,意思是它的基础命题无法从更基础的东西里推出来。
当这位讲师说"我不信宗教"时,他做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操作:他把"宗教"定义为只包含那些明确标注自己是宗教的传统体系(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然后相对于这个定义声明自己不在其中。但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他的信仰结构的一个特征——把信仰结构做得对持有者透明是现代世俗主义的核心成就,而不是它对自己的准确描述。
三、瑞典作为案例:物质缓冲+集体无意识
现在把前两部分合在一起就能精确理解那句"瑞典的低宗教参与度显示的是物质缓冲的丰厚加上对'我们有的那些替代品也是宗教'这件事的集体无意识"。
这句话说的是两个独立条件的合取。
第一个条件:物质缓冲的丰厚。瑞典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在普通生活层面把苦难的量降到非常低的社会之一——不是消灭了苦难(死亡、失恋、失落、慢性病、家庭冲突、存在焦虑都还在),但是把那些会摧毁人的理性姿态的急性冲击(饥饿、暴力、孩子因可治的病死亡、对明天没有任何保障)降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让普通瑞典人有一个奢侈:他们的理性立场不会被生活定期测试。他们可以持有"没有最终意义"这个立场很多年而不需要它兑付,因为没有什么事件会迫使它兑付。
第二个条件:集体无意识。他们同时有一整套为他们提供最终意义的替代品在运作——学术生涯的重要感、艺术的超越、政治参与的道德严肃性、对"做个好人"的人本主义承诺、对社会进步的信仰、旅行和体验作为自我实现的路径、孩子的成长作为意义来源、对某些宏大事业(气候、平等、民主)的近乎神学的承诺——但他们不把这些识别为宗教。他们把它们识别为"只是生活"或"理所当然的价值"或"个人的选择"。
这两个条件单独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产生瑞典这个现象。如果只有物质缓冲但没有意义替代品,会产生的是一种深层的虚无感和存在困扰(这其实部分描述了瑞典确实存在的高孤独、高抑郁问题,说明这个解释的边界——物质缓冲有时不够,意义替代品并不总是有效)。如果只有意义替代品但没有物质缓冲,这些替代品会在第一次被生活测试时崩溃,然后明确的宗教会很快回来。只有两者同时充分供应,而且对第二件事保持集体无意识,一个社会才能维持"我们已经超越宗教了"这个自我理解。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是"集体无意识"这个部分。瑞典讲师不是在欺骗自己——自欺是一个需要主动维持的状态,而他的状态不需要主动维持,它只需要他从不被迫从外部看。当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共享同一套意义替代品时,这些替代品对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视角可以从外面指认它们。就像鱼不知道水是什么——不是因为鱼"否认"水的存在,而是因为鱼从来没有进入过一个水可以被对比的框架。
这就是为什么和真正宗教化的社会的接触对世俗化社会的自我理解是一个威胁——不是因为它证明了传统宗教是对的,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世俗化社会自己的"默认实在"也可以被看成一个特定的信念结构。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世俗化精英在遇到深度宗教化的人时经常表现出一种超过必要的不适或者嘲讽——那种反应不是理性的优越感,是一种结构性的防御,因为对方的存在本身就在相对化自己的plausibility structure,而这是任何plausibility structure都会抗拒的。
四、这一切的真正含义
把这整个论点推到它的终点,它说的其实是一件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事,不只是让世俗现代人不舒服。
它说的是:没有一个位置是从哪里都可以评判其他位置的"外部"位置。世俗理性不是一个让人终于从信念里走出来看到其他信念的视角;它是另一个信念结构,只是它的特征是它把自己对自己伪装成非信念。这不是说它因此是"假的"或"坏的"——完全不是。它可能在大量实际维度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念结构,它可能更善于自我修正,它可能产生更少的直接暴力,它可能更能容纳多样性,它可能和经验科学的结果更兼容。这些都是真的。但这些优点不使它停止成为一个信念结构,也不使持有它的人停止成为信念持有者。
它也说了另一件事,这件事对世俗人和宗教人同样适用:你的基础信念的坚固性主要是由支撑它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决定的,不是由它内在的说服力决定的。这是一个让人谦卑的观察。一个虔诚的尼日利亚基督徒如果被移植到斯德哥尔摩的讲师位置上,给他三代时间,他的后代很可能也会成为世俗的人本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而是因为他们的plausibility structure被换了。一个世俗的瑞典讲师如果被扔回到他曾祖父那个世纪的苦难里,他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祈祷——不是因为他"退步了",而是因为维持他那个立场所需的条件被撤走了。
这个观察的最终意义不是"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什么都行"——这个懒惰的相对主义结论恰恰错过了要点。要点是: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被条件维持的信念结构里这件事本身,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心智成就,它既不会让你摆脱这个结构(你不能从自己的眼睛里跳出来),也不会让你能够随意切换到别的结构(那些结构也需要它们自己的条件才能被持有),但它会让你停止把你的结构当成"清醒"而把别人的结构当成"迷信"。
这是一种辛苦的、持续的谦卑,它要求你承认那个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你对世界的最深的信念——那些感觉上根本不是信念而只是"事情的样子"的东西——也可能在某种更广阔的视角下被看成是你的一个时代、你的一个阶级、你的一个地理位置的特产。你不需要因此放弃它们(你也做不到),但你可以停止把持有它们当作一种对其他人的优越性。这种谦卑本身几乎是一种宗教美德——事实上,这正是所有成熟的宗教传统在它们最好的时刻都在教的那个东西。一个讽刺是:持有这种谦卑的世俗人在结构上比那些确信自己"没有信仰"的世俗人更接近宗教传统的核心智慧,尽管他们自己不会这样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