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关乎生物学发展，也影响了我们对两性的看法。与很多人的想当然不同，欧洲女性地位的最低谷，不是出现在宗教时代，而是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以后。因为基督教虽然宣称“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似乎暗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但这个故事好歹承认了女性同样也是上帝他老人家意志的体现。诗人们一高兴了，还会依据该故事赞美，说女性是“上帝最后也最美的造物”。听上去还蛮高端的。但“进化论”一来，问题也跟着来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明白：按照繁殖效率而言，无性繁殖似乎比有性繁殖更高效。这个思想被英国后来的进化论学者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总结为性的双倍成本学说（two-fold of sex），也被称为“雄性成本悖论”。简单地说，在一个有性生殖的群体中，由于只有雌体才能给种群增长带来贡献，雄体则只负责吃饭睡觉打炮，它的繁殖效率将是执行无性生殖（或孤雌生殖）的同类群体一半。如果没有其它的平衡机制，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有性生殖将会很快因为繁衍成本过高，被同种的无性生殖所淘汰。可如前所述，所有宏观生物几乎都采用了有性生殖。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怎么给雄性的存在以理由呢？于是，达尔文同志和他的小迷弟们就开始胡扯了——用歧视妇女以及所有雌性生物的方式。事实上，在《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和性选择》这两部光辉著作之间，达尔文还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男性的后裔（Descendants of men）》的小册子，这本书现在因为政治过于不正确，大家基本都不怎么提了。因为在该书中，达尔文用进化的视角去审视两性，把女性歧视到了非常不堪的地步。他在书中直接声称：进化使男人比女人“优越”。对达尔文来说，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智力和艺术领域。他写道：“如果把诗歌、绘画、雕塑、音乐鉴赏的地位和表演、历史科学和哲学等领域最杰出的男性和女性列为两个榜单，这两个榜单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基于这种观察，达尔文认为，生物之所以选择有性繁殖，就是为了让雄性摆脱生殖的负担，进化的更完美，以完成种间和种内斗争。等到优异的雄性在“适者生存”的筛选下脱颖而出之后，雌性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实现有利突变的扩大化。这样两性生殖的效率，就比无性生殖更高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达尔文觉得自己解释通了这个问题。怎么样？你觉得达尔文这个想法对吗？如果你觉得很对，那恭喜你，你对进化论的理解，还停留在19世纪，你也很有“直男癌”的潜质。这套理论其实已经给歧视女性埋下了理论根基。因为在这种描述中，雌性生物被描述为了给斗争优胜的雄性繁衍后代的工具。如果该理论正确，那么“优秀”的、进化的更完美的雄性占有更多雌性资源，就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立者斯宾塞，就是达尔文这一思路继承者和阐发者。斯宾塞不仅附和了达尔文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他认为为了人类的繁荣昌盛，女性就必须“献身于生殖”：不需要受太多的教育，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女性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明智的选择”更优秀的男性，为他们生育更多的子嗣。也基于这套阐发，斯宾塞还认为女性基于爱情的盲目，她们基于爱情选择一个失败者当配偶是不道德的。相反，斯宾塞认为，一个成功男性，背叛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包养情人，生育私生子，则是可以容忍的。反正基于达尔文的理论么，一切为了给更“优秀”的“适者”繁衍更多后代。我知道很多女性读者读到这里已经气的快跳脚了，是的，这个斯宾塞就是这么直男癌，这也是为什么直男癌几乎是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基本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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