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融合与大唐帝国的诞生

大唐帝國的出現過程

帝國的誕生、存續和滅亡的關鍵

唐朝的國家運作機制，跟中國其他的王朝相比更具有「帝國性」。唐朝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提供了一個自由活動的環境，經由「開放→矛盾→折衷→共享」的過程，不僅為這個社會帶來革新，其帝國性也對打造出地大物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相當大的貢獻。

本章提到的內容，主要包含以下幾點：第一，大唐帝國是因為怎樣的人、經由怎樣的方式誕生和成長，特別是它將多元族群團結在一起的方法和因素，究竟是什麼？其次，大唐帝國的誕生，又帶給中國史什麼樣的意義？一個帝國的誕生、成長、茁壯到衰亡，有很多要素同時在起作用；大唐帝國和中國的其他帝國不同，是經歷了獨特的過程而成為帝國，但如此強大的大唐帝國，又是因為什麼原因而衰亡，這個問題是個不亞於分析羅馬帝國衰亡的有趣課題。

若是用一句話來總結大唐帝國，那就是胡漢民族融合（統合）的結果，其帝國所呈現的特徵，則是將遊牧和農耕這兩個異質世界合而為一。在大唐帝國誕生、存續到衰亡的過程中，出現的要素為何？關於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從最近學界針對「帝國」的研究傾向開始著手。

幾年前，有三本著作在美國出版後受到廣大關注，隨後也在韓國被翻譯成韓文版，這三本書分別是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的《帝國的誕生》（War and Peace and War）、蔡美兒（Amy Chua）的《帝國的未來》（Day of Empire）以及戴倫．艾塞默魯（Daren Acemoglu）、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共同著作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1]

首先，彼得．圖爾欽提出「國土遼闊且具有複雜權力結構的多民族國家」，其帝國胎動和發展「並非出於民族性或是軍事能力的內在因素，而是在通商民族的『集團間關係』中所形成」；也就是說，「在異質性強的集團間經常發生摩擦的邊疆地區，正是帝國的種子發芽、生根並且成長的地方」。

圖爾欽的「帝國胎動和發展」是以羅馬帝國為模板，並高舉其精神「阿下比亞」（Asabiyya，集體團結、團結意識）[2]。屬於地中海文明的羅馬，是在和凱爾特族（被視為「野蠻人」）社會切割的斷層中發源而成的[3]；而成長為強大帝國原動力的「阿下比亞」，乃是集團行動的社會資本，也就是所謂「團結的力量」。

「阿下比亞」較高的集團，會在邊境地區形成超越民族性的共同體，因為這樣的地方需要對抗外來的威脅，並思考必須從外部獲得什麼樣的資源才得以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擁有解決這些問題能力的領導者將其底下各式各樣的人們聚集、統合起來，這種強大的力量，就是所謂的「阿下比亞」。

既然如此，那帝國又是怎麼沒落的呢？彼得．圖爾欽提出了以下的說明：若我們將帝國誕生的時期稱為「（集團成員間）統合的時代」，那麼沒落的時期就是「分裂的時代」。如果社會的富裕不斷增加，菁英階級就會更加追求財富，同時也更加腐敗；不只如此，下層階級也會努力累積財富來改善社會地位，從而導致社會金字塔上層的財富愈來愈沉重，最終因為腐敗和嚴重的分配不均而使得階級間的矛盾加劇，社會信賴也隨之崩塌，因此導致「阿下比亞」消失。「阿下比亞」消失的同時，危機也會隨之擴大，而當集團成員間的信賴瓦解時，就是國家沒落的開端。

如果彼得．圖爾欽的《帝國的誕生》其重點是提出「阿下比亞」，那麼蔡美兒的《帝國的未來》就是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帝國的持續和消亡。自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到現代的美國為止，若是仔細洞察這兩千五百年的「帝國的歷史」，答案馬上就出現了；[4]也就是在以古代軍人的時代作為起點，經歷了中世紀的商人時代，最後達到現代科學時代的東、西方歷代帝國之中，若是觀察較為成功的帝國，可以發現它們和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相比，都更加具備「多元主義」且更有「包容性」；換句話說，帝國的誕生、維持、成長和保障，關鍵就在於「寬容」（Tolerance）。這裡所謂的寬容，是指透過「相對性的寬容」，使帝國的統治者、支配者能超脫人種、宗教、民族及語言的差異，在政治及文化上給予被支配者較為平等的待遇。一言以蔽之，寬容就是克服種族歧視及宗教迫害所造成的困難。當帝國走向衰退，大多是伴隨著對族群與宗教的不寬容而來。

舉例來說，中世紀的荷蘭雖然只是歐洲的一個小國，卻因為對於不同族群和宗教展現高度的包容力，所以吸引許多擁有技術及資本的人聚集於此，進而能夠朝歐洲最強的富國之路邁進。在一四九二到一七一五年間，殘忍的宗教迫害曾橫行全歐，但荷蘭反而包容這些具有技術和資本的移民，從而建立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反之，羅馬帝國開始衰落的起點正是採用了基督教為國教，從而進入致命的「宗教不寬容」時代。這樣的宗教不寬容，摧毀了帝國成功統一不同民族的同化戰略。另外，大英帝國誕生的過程也是如此，當法國的路易十四（Louis XIV）開始對國內的新教徒進行殘忍的宗教迫害時，他撤回了認可宗教自由的《南特詔令》（Édit de Nantes）[5]，新教的神職人員遭受絞刑，教會被破壞，其財產也被沒收；同時，成千上萬的胡格諾（Huguenot）教徒也遭受入監、嚴刑拷打及處刑，當時許多尋求宗教自由的人便投奔英國。大英帝國的誕生以對於宗教、族群的寬容為開端，到了十九世紀，英國已具有啟蒙主義的寬容政策，並以萬民平等的思想為基礎，賦予不同的族群和英國人近乎同樣的權利，最終造就了輝煌的日不落帝國。

蔡美兒認為，所有的超強大國都是因為擁有寬容的特質，才能掌握霸權；而帝國的衰退都是從不寬容、對外國人感到厭惡，以及追求與強調族群、宗教的「純粹性」開始的。

第三本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雖然不是直接描寫帝國的出現和滅亡過程，但描寫國家本身興亡成衰的部分相當有趣，結論也十分簡要。與認為氣候、地理位置、文化對國家的貧富差距至關重要的既有學說不同，本書認為「包容性」（inclusive）政治、經濟制度的有無，是對國家的興亡成衰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

這裡所提到的「包容性制度」，指的是對私有財產的保障、法律公正無私地被施行、保障合約簽訂及交換的自由。如果以此為後盾來進行施政，社會上整體的權力便會被均勻分配，同時也會限制權力遭到濫用，並達到一定水準以上的中央集權化。也就是說，對一切都能擁進懷裡的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會帶來發展和繁榮，而只為了支配階層掠奪和剝削型的制度，則會產生停滯和貧困。因此，不是只給少數菁英機會，而是賦予任何人都能展現其能力的包容性制度，才是國家成功的前提條件。反之，國家失敗的種子，正是由具有扼殺這些因素的掠奪性制度所種下，例如同樣曾是殖民地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今日的經濟差距會如此天差地遠，就是在制度上有所不同。

具有豐富金、銀礦和勞動力的南美洲，在西班牙王室過度的掠奪中受盡苦頭；反觀北美洲，則是因為可供剝削的資源和勞動力都不足，所以當時的英國殖民者選擇用獎勵工資的方式，出售土地給移民開拓；北美洲的成功是因為其在決定性階段開啟了包容移民之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談到了美國和墨西哥、比較了朝鮮與韓國，並且主張答案必須從制度的優劣中尋找。[6]

總結上述三本書，就是透過成員的「集團性團結」，在「統合」中尋找世界帝國得以出現的中心思想；為了實現這樣的團結，其成員必須要有（一）對外部威脅的防禦和保護，並以「從外部創造出利益」的目標為前提；（二）為了與被統合的集團達到永續性的團結和成長，需要實施「寬容」政策，而且必須提供成員共存的空間。

再添加兩個相關的論點，首先是西歐近代創造出的「普遍合理性」。依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7]的理論，孕育出西歐資本主義的背景，不單單只是因為西歐近代科學的卓越發展、法學的系統化、相較其他文化圈的多元性及具差異性的混合文化、專門且科學性的高等教育機關的出現而已；它不是單單依附於某個特定領域，而是立基於西歐文明的「合理性」上。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種子，在名為「西歐近代合理主義」的土地上開始發芽，而這種萌芽的資本主義在與「新教倫理」的土壤相遇後，便開始開花結果。例如新教之一的喀爾文宗，便認為因為人們的職業是神的旨意，所以無法不努力工作，追求富裕並儲蓄被視為神的祝福，即正直的利潤機會是神的禮物，同時也相信白手起家正是神的祝福。

今日的世界帝國──美國，其誕生、成長以及衰亡的原因也是如此。這一帝國出現、成長的背景，是以「自由」（Freedom）、「和平」（Peace）、「正義」（Justice）這三項要素作為美國的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將由多元民族組成的美國人團結成一體的美國精神，就是發揮了「阿下比亞」；星條旗背後隱含了許多炙熱的眼淚，而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合理性」，不也是現在所流行的「正義」？另一方面，在最近逐漸呈現衰亡徵兆的美國背後，由於種族歧視的加劇，導致喪失「熔爐」精神的可能。帝國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指的是無關膚色或理念，所有人若是為了和平與繁榮，都應該要齊心協力的概念。但最近在美國發生了白人警官殺害非武裝黑人的事件，而聯邦大陪審團竟對此事做出不起訴處分；此舉顯露出刑事制度的缺陷，如同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所指出，是一種失衡（out of balance）。法律若不公正，是無法引領成員們合力前進的。

由以上的觀察可以得知，帝國的誕生、持續以及滅亡，取決於成員的團結，而促成團結的關鍵，可以簡單歸納為（一）對外部威脅的防禦和保護；（二）從外部創造出利益；（三）相對的寬容；（四）普遍的合理性等四個部分。這些因素，正好也是大唐帝國的誕生、持續以及滅亡的關鍵。

民族遷徙和胡（遊牧民族）、漢（農耕民族）的相遇與融合

「民族大遷徙」和遊牧民族進入中原

當我們在世界史提到「民族大遷徙」（Völkerwanderung）時，一般來說都是指四到六世紀在歐洲發生的日耳曼民族遷徙。[8]這段顛覆東、西方歷史的民族遷徙史，與在中國西北方活動的匈奴有高度的關係。雖然無法完全將匈族（Huns）和匈奴等同看待，但兩者之間也不是毫無關聯；[9]匈奴的南北分裂是從他們激烈的繼承紛爭中開始的，其中一派的西進對西洋史來說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

四世紀末受到匈族西進刺激的幾個日耳曼部族，開始大規模地移入羅馬帝國境內；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四七六年）一直到六世紀末為止，他們在帝國各地定居，同時又建立許多部族王國，在這兩百多年間，歐洲世界因為他們而動盪。簡單來說，西元三七五年在巴蘭比爾（Balamir）的指揮下，匈族向西邊遷徙，結果壓迫到了東哥德王國（The Ostrogothic Kingdom），這樣的餘波在三七六年時，又讓住在黑海沿岸的西哥德族（Visigoths）向多瑙河北岸移動[10]；此餘波又連帶影響到在北歐狩獵、畜牧的日耳曼人，他們自三百年左右起就已經開始進入羅馬帝國的境內，主要擔任羅馬帝國的傭兵。同時，日耳曼人對疏忽國境守衛的羅馬帝國也展開集團性的入侵；自從壓制西哥德族叛亂的羅馬皇帝瓦倫斯（Valens）於三七八年戰死之後，西歐便走上了與東亞不同的分裂時代。

首先，西元三九五年西哥德族穿越希臘、義大利後，在法國和西班牙北邊落腳；接著，東哥德族定居在義大利，而法蘭克族則占據了萊茵河中下游；盎格魯薩克遜人向不列顛移動並建立國家，「西歐」因此而成形。西羅馬的滅亡，宣告了古代西方的結束，羅馬帝國的後裔則往東進，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東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法蘭克王國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Charlemagne）成為統一西歐的新統治者。上述便是民族大遷徙帶給西方的影響及結果。i

在中國西北方活動的匈奴族，因為蒙古高原寒化[11]、旱災、蝗害、臣屬的烏桓族起義以及隨之而來的繼承紛爭等問題，最終在西元四八年分裂成南匈奴和北匈奴。同年，日逐王降服於東漢之後，雖仍以南單于自稱[12]，但在西元五〇年時，南匈奴部族被歸入東漢的使匈奴中郎將的掌控之下，從此他們便擔任屏障東漢的角色，和北匈奴同胞持續爭鬥。在戰鬥過程中，南匈奴接連取得勝利，從而讓北匈奴部族成群地向南匈奴投降。

繼承遊牧國家傳統的北匈奴，一面和東漢戰鬥與維持通商關係，同時也與東漢在西域經營上展開競爭；特別是在這過程中，東漢在班超作為西域都護的三十一年間，不只從匈奴手中守住西域，也打造了支配西域的黃金期。就在班超對經營西域投注精力的期間，蒙古高原上也產生了變化。西元八七年，東方的鮮卑族對北匈奴發動攻擊，殺了優留單于，北匈奴滅亡只是遲早之事。[13]九一年，在東漢和南匈奴的聯軍攻擊下，北單于軍在金微山被擊破，閼氏及名王等五千人被斬首。[14]乘隙而入的鮮卑更從東方進入北匈奴的故地，將當地留下來的十餘萬人納入旗下，並統治蒙古高原。[15]結果，北單于放棄了蒙古高原的草地，改至烏孫的土地伊犁地區定居；被鮮卑奪走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能夠活下去的唯一生路，除了統一西域的幾個國家，特別是烏孫等周邊的幾個部族，並在這個區域中確立自己的領導權外，別無他法。然而，在一五一年，當時作為北匈奴核心人物而存在的呼衍王已消失無蹤了。[16]一五八年，在鮮卑英雄檀石槐的壓迫之下，北匈奴開始向西方遷徙，當時北匈奴的勢力似乎達到吉爾吉斯草原至錫爾河北岸的土地，也就是說，往西方移動的北匈奴利用了從前的威勢，確立了在該區域的領導權，但他們也從此在中國的史料中消失。[17]（圖12）

一七五〇年代法國的德金（Joseph de Guignes）提出了關於北匈奴後續動態的看法；他將北匈奴與四到五世紀席捲了東歐、對於西羅馬帝國滅亡有著巨大影響的匈族相結合，此後兩百餘年間，關於匈奴與匈是否為同族，便在東、西方眾多學者之間，圍繞著考古學、語言學等學科，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討論。當然，雖然我們至今仍缺少足以斷言匈奴和匈是同族的決定性證據，但若考慮最近從鄂爾多斯（Ordos）地區大量出土的匈奴式銅鍑（祭祀、禮儀用的祭器），廣泛地分布在橫跨中歐和東南歐的潘諾尼亞平原上的話，[18]兩者確實有相當充分的可能性為同族。

如前所述，雖然在史學界，針對匈奴的西進及其影響已進行了許多討論，但卻常常忽略匈奴南進的事實；大致整理的話，可以分為以下幾點：（一）北匈奴的西遷（西元九一年），帶動日耳曼民族的遷徙；（二）南匈奴南遷，成為這段期間漢帝國的傭兵和奴隸，這些人在日後也成了東漢西進的推手。西元三一一年，肆無忌憚的匈奴在洛陽引發「永嘉之亂」，進入中原，開始了被稱為「五胡十六國—北朝」、以遊牧國家為主導的分裂時代。至於漢帝國的後裔則進駐東南，即移向所謂的「江南」地區，並建立了「東晉—南朝」；首都建康位在離原來的中心地帶相當遙遠的地方，為了讓過去漢帝國的傳統得以保存、命脈得以延續，他們盡全力地維持著力量微薄的政權；這與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帝國的後裔東進到君士坦丁堡、建立東羅馬帝國的狀況相似；因為民族遷徙，東、西方同時走向了分裂的時代。

然而，東、西方在歷史發展上雖有其相似性，但以結果來看的話，相異點其實更多。[19]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民族建立了數個政權，法蘭克王國的查理曼在征服法蘭西、德意志、義大利一帶後，雖然從羅馬教皇那得到了「羅馬人的皇帝」的稱號，從而使得西羅馬帝國因此復活，但它已不再是世界帝國（World Empire），朝世界帝國發展的意志也不是很明確。另一方面，西羅馬帝國的後繼者往希臘遷徙，並建立東羅馬帝國，其命脈一直延續到十五世紀（一四五三年），而歐洲的分裂在固定下來之後，一直持續至今日。

反觀延續漢王朝傳統的「東晉—南朝」政權，則是被由「夷狄五胡」的後裔所建立的隋唐王朝給吸收、統一。隋唐王朝是實現遊牧與農耕、胡與漢民族大融合的世界帝國。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數約為兩百四十餘國，其中歐洲就占了四十三國，亞洲的國家數則有五十三國，但比歐洲整體面積還大的中國僅算是一個國家，這種狀況和匈奴南進以及遊牧民族進入中原後的歷史開展有著密切關係。總而言之，如果匈族的向西遷徙是動搖羅馬帝國、形成現在分裂歐洲世界的主要原因，那麼匈奴的南遷便是使得漢帝國鬆動、同時誕生出現今這種「大中國」的主要成因，這也算是另一種性質的民族遷徙。

胡漢艱難的融合過程及關隴集團的誕生

中國的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曾說過：「很多學者認為，順著中國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遲早能到。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20]那麼，作為中國人心中最偉大且崇尚的大唐帝國，其威容和豪放的氣質，以及文化上的開放，到底又是從哪裡、在什麼樣的緣由下產生的呢？余秋雨講到：「（這種曠野之力）是從大興安嶺北部東麓的洞窟（嘎仙洞）開始的，曠野之力和文化改革都是託偉大的皇帝孝文帝拓跋宏的福，天佑鮮卑，天佑北魏，天佑中華的結果。」[21]在現今中國學界和知識社會中澎湃的大中華主義和大中原主義風潮裡，也可以看到人們對孝文帝改革帶來的真正意涵有所誤解；[22]然而，若以事實來衡量，那麼鮮卑族進入塞內、或是改革君主孝文帝的出現，都不是無緣無故的事，而是人稱「五胡」的遊牧民族入侵後所帶來的結果。既然如此，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段遊牧民族進入中原的過程吧。

「五胡」指的是匈奴、鮮卑、氐、羌、羯。匈奴人內部之間的紛爭，並不因匈奴臣服於東漢王朝而中斷。更重要的是，曾是草原最高統治者的單于，因為喪失其統治能力，甚至威信掃地，導致他的部民失去了倚靠的中心。單于有時也被漢人殺害，導致位子空了出來，即所謂的「單于空位期」。匈奴的部民逐漸淪為奴隸，後趙的開國君王明帝石勒便曾經在洛陽做過生意，他還曾是「兩胡一枷」（將兩個胡人綁在一起）市場中，準備被拍賣的其中一位奴隸。[23]

匈奴以外的種族，特別是西戎（氐、羌），乃是遵照漢帝國的征服政策而遷徙至關中地區，他們困苦的奴隸生活成了叛亂的主因。發動「西羌之亂」（一〇七至一一七年）的叛亂群眾侵吞了甘肅、陝西、四川、河東地區，使得河內、洛陽陷入動盪。[24]三國時代，魏國和蜀國為了保有「傭兵」或豪族的「奴隸」而展開爭奪，使得中原地區的外族人口有顯著的增加。

只要中原內部一發生和叛亂有關的外族問題，就會有人提出要將「戎狄」驅逐回他們原先居住地的主張，這樣的主張和美國白人將黑人驅使為奴、造成黑白矛盾問題後，要求黑人回到原居地非洲的說法毫無差別；包括曹魏時期的鄧艾；[25]西晉時期的郭欽、[26]江統等人，都在提倡這種「徙戎論」。[27]根據這些論述中最具代表性的江統的主張來看，當時戎狄的數量，已經占據了關中百餘萬人口的一半。

當時的「戎狄」們被當作奴隸對待，而對奴隸生活的終極反彈，就是名為「永嘉之亂」的中國版「奴隸解放戰爭」。他們叛亂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解放奴隸生活，另一個則是復興匈奴和漢王朝間友好關係的「呼韓邪之業」，[28]也就是再建匈奴國家。

因為王子們爭奪權力而形成的「八王之亂」，使得西晉王朝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這段時間像奴隸般被呼來喚去、咬牙切齒的胡族們也紛紛崛起，各自展開行動。最初，匈奴的領導者劉淵在西晉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年）建立國家（漢），並定都在山西省西南地區的平陽（現在的臨汾）。[29]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四月，他的將軍石勒攻陷洛陽城，殺害了西晉王公以下的十餘萬人，宰相王衍和西晉的宗室四十八王全都被石勒俘虜；六月，劉曜和王彌的軍隊最終占領了洛陽城，西晉懷帝和皇后羊獻容也被俘。此時，百官、士庶的死亡人數將近三萬人，洛陽的宮城也被燒毀，懷帝也以俘虜的身分被押往敵國的首都平陽。[30]永嘉七年（三一三年）正月元旦，在平陽的光極前殿舉辦宴會時，曾是西晉皇帝的懷帝被迫穿著青色的衣服並且遞送酒杯（也就是所謂的「青衣行酒」）。[31]匈奴族對中國的天子施以如此痛快的復仇，而被抓來的西晉臣子們的哭聲則是響徹了整個宮城。二月一日，懷帝因鴆毒而死，皇后羊獻容因為還年輕，進而成為了敵國皇帝劉曜的皇后。[32]

另一方面，懷帝的姪子愍帝不久後也在長安投降，像父親一樣被押送到平陽。劉聰任命愍帝為車騎將軍後，有時會在狩獵大會讓他穿著軍服、拿著長戟站在前頭的位置；如果開宴會的話就讓他倒酒和洗酒杯，或是叫他駕車，徹底地以奴隸的方式對待中國的皇帝，等他到了十八歲時再加以殺害。[33]

皇帝成為敵國的奴隸，就連皇后也成為敵國君主的妻子，這些都是史無前例的事。中國學者雖然以「中原陸沉」、「神州陸沉」以及「中原淪陷」等詞彙來形容此事件，但正式記錄仍以「永嘉之亂」稱之，[34]或是所謂的「五胡亂華」。亂象出現的時代背景，固然和西晉時期士大夫們在道德上的過度脫序有關，[35]但更重要的是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事實。

「五胡十六國」分別是成漢、前趙、後趙、前燕、前涼、前秦、後秦、西秦、後燕、南燕、北燕、北夏、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等十六個主要國家。「五胡」也好，「十六國」也罷，對照當時的實際狀況來看，雖然不是那麼合適的用語，[36]但無論如何，直到現在學界都還是這麼稱呼。五胡十六國時期是自三〇四年起，至北魏統一華北為止（四三九年），在這不算短的一百三十五年間，有超過二十個國家接連興起與滅亡。

五胡十六國依照王朝的特徵可以分為初期（漢〔前趙〕和後趙）、中期（前秦的統一）、後期（後秦和後燕）等三期。儘管五胡在中原建立了國家，但要解決的問題可謂堆積如山。胡與胡之間的問題雖然也很嚴重，但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如何消除胡漢間的衝突及統合。最先建立國家的劉淵，其國號以常用的「漢」來命名，可說是對在百姓中占有絕對多數的漢族展現友好、誘引的策略；而後趙明帝石勒也設立了「君子營」，特別延攬漢族的文人、士族們並給予優待，[37]可惜效果並不顯著。另外，劉聰則是為了避免胡漢之間的衝突，分別設置並運作了部落制度（胡＝單于左右輔）和郡縣制度（漢＝左右司隸）的二重統治體制。[38]此外，許多漢族流民聚集在鮮卑慕容氏創立的前燕，為了得到人心，朝廷也曾使用類似江南東晉政權的勤王政策，可惜只帶來一時的效果。因胡漢衝突使得王朝無法保持安定、戰爭頻仍，許多王朝的壽命甚至不到十年。漢族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王朝；而為了保存宗族，也有親人無奈地各自分屬不同國家[39]的悲劇。[40]既然如此，倒不如在強大外族王朝的統治下苟延殘喘地生活；自尊心已經像碎布般遭磨損丟棄的漢族，和沒有什麼統治經驗就占據中原的胡族，兩邊同樣難以心安。

不過，當時也出現了主張「胡漢融合」的胡族帝王，這個人正是將佛教傳入韓國的前秦王苻堅。他認真地思考胡漢融合，並且試圖提出解答，苻堅率先使用人事政策「隨才擢授」，這是不問種族只問能力的人事政策。此外，他為了解決胡族之間的衝突而採用「和戎政策」，這是春秋時期魏絳所用的政策，以「澆瓜之惠，梁宋息兵」的故事為依據，可以說是把自己的肉（利益）撕下來給對方吃。舉例來說，苻堅在前燕的首都鄴淪陷後，對君主慕容瑋和燕后以及王公以下的全部百官都予以赦免，並且在首都遷到長安後還提供他們較高的爵位，適才適所且有差別地分配；相反地，他反而把自己的宗親們派到危險的邊境區域打頭陣，藉此消除如亂麻般糾結的胡族間的衝突。

然而，對苻堅來說，最大的難題還是漢族的動向：西晉滅亡後在江南建立亡命政府的東晉政權仍舊健在。苻堅知道若不消滅東晉，將無法徹底解決漢族的問題。表面上來看，他像是已經充分完成戰爭的準備，畢竟他已經統一了華北，也保有百萬大軍，可是他對前線的軍士過於信任，而忽略了養成「阿下比亞」的重要性，他的執政時間也實在太短，結果就是東晉的十萬軍隊擋住了他匆忙組成的百萬大軍；身為強者的他，被自己的疏忽所擊倒。

苻堅的嘗試雖然以悲慘的失敗收場，但他追求的解決方式被日後北魏等王朝的許多皇帝，特別是被唐太宗所接受而實現。克服乾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為別人的田灑水，這也是佛教或基督教經常提及的「放下」自我。苻堅克服了種族主義而標榜道義主義，並且立基於具有普世精神的胡漢統合之上，試圖實現中國的統一。即使在人事政策上，他也沒有把征服的前燕鮮卑視為敵人，而是「一視同仁」地當作兄弟。不過，雖然他所採取的這種「利他」態度，在促進華北的統一時得到短暫的成效，但這種成果只是表面性的，[41]在「阿下比亞」的凝聚上也算不上是成功。

北魏的角色

苻堅政權崩潰後，華北地區又再次陷入一片混亂。後來，以鮮卑部族中的一支──「拓跋族」為中心的遊牧新血勢力，開始注入華北地區。因為他們是最晚越過長城到達中原的部族，所以和其他離開草原許久、遺忘遊牧民族特有的「阿下比亞」的其他胡族不同，對中原發生的事情有事先研究，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優勢。當他們從興安嶺山脈的東麓狩獵地帶，往西麓的呼倫貝爾草原遷徙，最終到達匈奴曾居住的故地為止，其間必須經過層層難關（九難八阻），[42]這種充滿苦難的遷徙過程，激發了他們的「阿下比亞」。在到達匈奴故地的過程中，他們和其他遊牧民族匯合在一起，到了拓跋力微（北魏始祖）時期便有了「控弦上馬二十餘萬」的程度，成為君臨北亞遊牧世界的新強者，並且和中原的魏國有所往來，同時也相當關心中原地區的政治和社會。[43]到了西晉時期，拓跋氏又受封為代公、代王，[44]也就是北魏的前身、所謂「代國時期」（三三八至三七六年）的開始，這也算是建構大唐帝國的漫長旅程中一個微小的起點。

帝國的前身──北魏，是一個邁出胡漢融合腳步的胡族王朝。「阿下比亞」的發揮，起始於「不執著自己的東西，並放下一切」的概念；進入北魏後，最先實施的政策是太祖道武帝的「部落解散」，他將部族民全部直屬於皇帝，剝奪君長擁有的部落統管權，將被稱作「部族[45]、氏族」的既存單位變更為「地區」的組織單位，也就是將既存的部族解散後，重新分配土地並使被編入戶籍的編民可以得到一定的土地安居，亦即所謂的「分土定居」。[46]

託此政策的福，到了第三代的太武帝時期，總算完成了這段期間如亂麻般糾結的華北統一問題。此外，北魏在四三一年發表了大規模的「徵士」令，招募了三十四名漢族高層人士；[47]當太武帝滅佛的同時，也堅決進行新道教（天師道）的國教化，[48]這也是拓跋族「放下自我」的一環，是一種為了吸引漢族的策略，[49]這和五胡王朝（特別是後趙的石虎）認為佛教是「胡族的宗教」、具有親切感，且致力於宣揚佛法的政策截然不同。

北魏以後，胡族政權一貫的政策是與原本「五胡」的意象決裂，其表徵便是採用「魏」這樣中國式的國號。[50]這並不是要否定自己身為「鮮卑」的族群特質，而是要宣告自己與三代時期至秦漢為止，殘害中國的五胡匈奴等族有所差別。正因為鮮卑拓跋氏並非直接參與讓漢族蒙受傷害的「永嘉之亂」，所以這樣的論調才能成立，而其努力的結果，便是讓華北再次統一。

然而，並不是這幾項措施就能一舉消弭胡漢之間的衝突。北魏太武帝時期就發生了「國史之獄」，造成漢人士族大規模的死傷。在「徵士」措施實行後，稍微帶著自滿心的漢人士族試圖要揭露北魏皇族黑暗的過去，在都城十字路口處豎立碑石，結果引發了史禍；自出身漢族最高門閥、以擔任北魏高官的崔浩為領袖的清河崔氏以下，包括范陽盧氏等當時頂層的漢人門閥，都因為這起事件慘遭屠戮，[51]這是胡漢間的大衝突，也反映了當時胡漢間的矛盾對立情況。

不過，胡漢融合的進程並沒有因為這起事件而中斷，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就是個例子，特別是孝文帝為了緩和太武帝時期的胡漢衝突，選擇否定五胡政權的正統性，並明確地宣告自身和晉（西晉→東晉）之間的王朝繼承關係。原本就五德終始的觀念來看，北魏應該是承繼西晉（金德）→後趙（水德）→燕（木德）→前秦（火德）→北魏（土德）這樣的順序才對；因此，漢人高官高閶主張採用土德，但孝文帝決定採取水德，也就是讓北魏王朝確實繼承西晉的金德。[52]這就是向天下標榜，北魏並非是繼承五胡十六國的國家，並且否定了南朝宋、齊等王朝，而是以「漢→魏→西晉→東晉→北魏」接續的正統王朝自居，企圖確立其正統性。

此外，孝文帝也對採用漢族固有制度方面有很大的讓步。他一方面模仿漢族的土地及村落制度創造了均田制，又實施三長制；特別在漢化政策上，更是要將國家性質做整體改變，也就是從遊牧民族中心的國家，轉變為農耕漢族中心的國家。他以漢風代替胡風，對胡漢通婚提供獎勵，甚至下令將自己的姓氏從胡姓（拓跋）改成漢姓（元），並獨斷地將都城從平城（半農半牧地帶）遷到千年古城洛陽（完全農耕地帶）。

孝文帝將太祖道武帝以來，功勳特別卓著、在鮮卑族當中無論官爵或家世都最高的八姓（穆、陸、賀、劉、樓、于、嵇、尉）與漢族四姓（崔、盧、王、李或是鄭）並列同等，實施所謂「姓族分定策」，[53]將部族制（以血緣框架為基礎的國家體制）轉變為漢族的貴族制（以身分制度為基礎的官僚組織，無視地方出身及宗族區分，所有家族一致地排序）。雖然孝文帝的這些政策在某種層面上可說是偏向「普遍性制度」，不過更可說是「自我否定」的表現。通過這些政策，胡漢兩族成為一體，並以此力將南朝平定，完成了中國統一的目標。這種政策對於胡族皇帝來說，可謂其心志相當堅決。

胡漢混合讓北魏得以誕生，余秋雨曾說過：「大唐盛世之所以被稱為『大唐』，正在於他的不純淨，雖然歷來很多學者們企圖追求中國文化的純粹，但可稱得上『絕對純淨』的沒有……只有北魏是為了『不純淨的大唐』而用心準備，正因為既不乾淨也不純粹，而能夠逐漸創造出更遼闊的路。」[54]這段話正是緣由於此。另外，如同魯迅所說：「古代的人們告訴我們唐朝為什麼這麼強盛，是因為唐皇室的胡人氣息濃厚。」[55]因此，若是忽略胡族致力推動的胡漢融合，就無法理解大唐帝國的力量所在。

六鎮之亂和胡漢合體關隴集團的誕生

然而，孝文帝果斷地推行一連串的漢化政策，卻也意外地加深了胡漢之間的衝突，因為這些政策不可能完全消滅胡族系統，而其改革最大的絆腳石就是軍隊的態度，因為北魏軍隊的主力依然是由胡族所構成。北魏的士兵是以鮮卑為核心，並包含了丁寧（敕勒）、氐、羌[56]等其他民族；孝文帝死後，中央政治在貴族（漢族）和軍隊（胡族）之間的反目和衝突達到高峰，軍人的介入成為了北魏滅亡的主因。

偏向貴族主義的政策自然會惹起士兵們的不滿，孝文帝時期作為漢人貴族後盾的靈太后（宣武帝的妃子），跟胡族將領間的抗爭也益發激烈，近衛軍士兵們也開始產生動搖。五九一年，中央近衛軍的羽林、虎賁士兵們放火燒了高官張仲瑀的家，造成張氏一族的死傷；這是因為張仲瑀打破了原本士兵們得以根據其功勳而被任命為官僚的慣例，擠壓了他們升遷為官的機會。[57]

遷都洛陽是孝文帝漢化政策的核心。這不只是北魏國家的中心，也可說是政治重心從北方移往南方，由此可見，北方六鎮已喪失其重要性。隨著北方柔然的問題幾乎已被解決，國家的政策方向也自然地轉向南朝，亦即從以胡族為中心的部族制國家轉變為以漢族為中心的貴族制國家。北魏朝貴族制國家的發展不只引起了中央近衛軍的不滿，對駐守在北方前線抵禦柔然、飽受寒冷所苦的北方士兵來說也更加痛苦。

他們是幫助北魏建國的光榮戰士的後裔，原本應該根據功勳出人頭地、進入中央，逐漸邁向立身揚名之路，卻因為孝文帝投入貴族制的緣故，不但出頭之路被阻擋，還面臨以罪犯來填補兵力的情況。漢族出身的鎮民們離開北境後，北方只留下胡族出身的人和囚犯，過去光榮的士兵、鎮民，如今跟罪犯無異。

孝明帝正光五年，[58]曾為六鎮之一的沃野鎮民破落汗拔陵，殺害沃野鎮的鎮將並揭竿而起，建立獨立的年號（真王元年），並否認北魏王朝；[59]之後他們攻掠了武川鎮（圖13）、懷朔鎮兩個軍鎮，叛亂向六鎮全域擴大。[60]五二五年初，自東往遼西，自西到甘肅東部為止，整個長城一帶都在叛軍的掌控之下。

最後以武川鎮為中心的軍事勢力成為了領導叛軍的中心，並且朝南方開始活動，北魏全區立刻陷入叛亂的漩渦之中，瀕臨崩潰邊緣。這些在北方六鎮引發叛亂的群眾開始往都城洛陽前進，在這過程中，叛軍的兩個領導者將華北一分為二，東側關東（現在的河北省、山東省）由高歡、西側關隴（現在的陝西省和甘肅省）地區則由宇文泰的勢力來主導；他們分裂了北魏王朝並建立東魏、西魏，而其後代又各自相繼創立北齊和北周王朝。

宇文泰與胡族士兵、北鎮武將、關西漢人豪族合作，組織了名為「關隴集團」的政治勢力，這個集團正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政治、軍事實力之核心。關隴集團是胡人與漢人、軍人與士人、知識分子與庶民們一體化之後所形成的政治勢力集團。[61]宇文泰勢力和當時位於東方的東魏、南方的梁王朝相比，其政權的正統性或軍事、經濟等力量都處於劣勢，為求突破，解決內、外部難題，所以才成立了關隴集團。[62]關隴集團是經由哪種途徑而誕生的呢？以從北方六鎮出身的宇文泰為核心的軍閥們，在叛亂中輾轉流離，最後因為各種因素而進入關隴地區；在此同時，逐漸走向毀滅的北魏王朝，也遭到了西邊掌握叛亂群眾的宇文泰和關東地區的高歡這兩股勢力的瓜分。

起初，在軍隊數量或資源方面，宇文泰都不是高歡的對手；宇文泰最終能成為勝者的原因，正是關隴集團的合作精神。關隴集團不是以血緣立足的集團，超越血緣的成員們被放到名為「關隴」的熔爐中並合而為一。比起衝突，這個集團更以團結為優先；隋朝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滅亡，就是因為楊氏破壞了關隴集團的團結。[63]清代學者趙翼認為破壞團結的隋煬帝，正巧被關隴集團的中心──宇文氏的子孫（宇文化及）所殺害，不就是所謂的「天道」嗎？[64]

關隴集團原本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政治集團。和成吉思汗一樣，以宇文泰為首的最高成員們也只是北鎮地區的中、小軍閥，而關西地區的漢人、胡族的社會地位也不算高。但是，成功往往是從不起眼的地方開始，口渴的人本來就有自己動手挖水井的本能；社會上的弱者，往往也是更加團結的一群。

宇文泰之後的政治集團傾向結合與共存，在這樣的精神之下訂定並推進政策。胡族出身的宇文泰和關隴地區的漢族們為了聯合而提出了幾個特別的政策，其中一項就是「胡姓再行」政策。[65]這個政策使得因為孝文帝漢化政策而遺忘了自己原本姓氏的胡族士兵們重新燃起了士氣；不只拓跋氏，大部分的胡族都恢復了固有的姓氏，曾改成元氏的族人重新改回拓跋氏，可說是回到稱作「三十六國九十九姓」的黃金時代。

這是以遊牧民族的想法為出發點的特殊慣例。遊牧民族在遠征的時候，為了軍隊團結，會把所有士兵的姓一律改成指揮官的姓，成為形式上的兄弟和親戚。今日在青海省和甘肅省邊境過著遊牧生活的遊牧民──土族（Monguor），依然維持著這樣的習慣。[66]這是遊牧民創造、提高「阿下比亞」的特有方法。針對漢族，西魏在賜予胡姓的同時，還給予爵位及廣闊的封地，誘使他們積極參予「胡姓再行」政策，如此一來，胡族和漢族在形式上成為了「親族」。[67]另外，朝廷也採用了漢族傳統的本籍制度，將關隴各地重新編制，使各個鄉里成為胡漢並存的狀態，胡漢人民超越原本的地域和宗族概念、成為「同鄉民」的同時，也帶來所謂「親族」的意識。

本籍制度是漢族傳統的繼承體制，在「胡姓再行」以及建立胡族威信時，相對地採用漢族固有的本籍制度，更能夠拉攏漢族。通過「胡姓再行」，軍隊組織也改編為胡漢合作的體制，這正是所謂的「府兵制」。名為關隴集團的政治勢力所引領出的「西魏—北周—隋—初唐」等共計一百五十餘年間的國家體制，正是所謂的「府兵制國家」。[68]府兵制不單是對統一具有貢獻，也是維持隋唐等世界帝國的軍事力量。這四個王朝的軍事國家性格都很強烈，事實上，這個時期的王朝交替不過只是關隴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作為府兵制根源的是「二十四軍制度」， 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此制度具有遊牧民族的特性。也就是說，不只是烏古斯（Oguz）可汗的傳說，[69]匈奴的二十四長制度以及「萬騎」[70]的組織型態，在檀石槐的鮮卑帝國，還有吐谷渾、柔然、突厥跟吐蕃等遊牧型國家的軍事、政治制度當中，都可以看見。[71]關隴集團是將「六柱國將軍」以下、稱為「十二大將軍」以及「二十四開府儀同三司」的組織視為根幹；由宇文泰所領軍的二十四軍，是當權者們所引領的四軍（柱國大將軍）或是一軍（開府儀同三司）的聯合體。[72]在這樣的府兵制當中，胡人跟漢人的組成各為一半，並且得以成為皇帝的侍官。六鎮之亂以後，胡族士兵們重新取得光榮戰士的威望，[73]如果說，在孝文帝以文官為主的南朝式貴族主義下的士兵屬於以漢族為主的軍制，那麼關隴集團的士兵就屬於胡漢合作的軍制。

宇文泰採用《周禮》的官制，強調作為黃帝後裔的這點，宣布確保「（伏）羲（神）農的政治」，使漢族的威信也跟著被提高。宇文泰採取的這種政策是胡漢巧妙的折衷，也對南朝繼承漢朝與曹魏王朝正朔的理論給予思想上的反擊，因為採用《周禮》的官制，是比被南朝視為正統的「漢魏之制」還更早、更具有傳統的西周時代的制度。不只如此，西周王朝正是「夷夏」，也就是所謂胡漢還沒被分離的時代，若將這點也考慮進去，便是藉由適當地滿足胡與漢來促進統合。[74]

此外，二十四軍是透過胡族叛亂勢力（北鎮軍長）和關西的鄉兵集團（鄉里的豪族和民眾）的合作，進而產生「西魏—北周」王朝的原動力。[75]北周建國並擊破「東魏—北齊」的高氏政權，使華北得以統一；而關隴集團也成為「西魏—北周—隋再到唐的武則天（或是玄宗）時期」為止，一百五十年間持續統治帝國的主體勢力。反觀東魏、北齊前進的路線仍是胡漢的反目和衝突，[76]以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在數千、數百年間， 作為都城的鄴城只剩下了玉米田。

胡人的自我改變和大唐帝國的誕生

擺脫「戎狄異類」的路

「關隴集團」的成立，首先是從上層階級的合作開始。對三百多年間支配中國北方的胡族統治者來說，胡漢統合雖然是最重要的課題，卻也是個無止盡的挑戰，因為比起少數的上位者，得到基層民眾的支持更為重要；也就是說，不僅是上層，下層的胡漢統合也是必要的，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獲得基層漢族的支持。

這種政策已經在前秦的苻堅和北魏的孝文帝時推進了一部分；[77]說得更精確一點，當時的統治者展現了其源頭並不是所謂的「胡族」，可算是為了胡漢統一而打出的一張好牌。然而，胡族統治者身處的環境絕不輕鬆，依舊十分嚴峻，事實上，要否認自己不是「胡族」，並不是那麼輕易就能達成的。自五胡十六國以來，北方遊牧民族出身的王朝為了將自身從「五胡」的框架中脫離出來，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過程中也不乏有某些帝王中途放棄。其實，當時的胡族皇帝也有點看輕自己，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自己要比漢族士人更加了解古典中國文化，但這並非易事，畢竟，讀書本來就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需要得到他人的鼓勵，但有時周邊的人不關心或許會更好，例如祖父苻洪就斥責想讀書的苻堅：「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78]儘管這也可解讀為不是譴責而是激勵，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社會氛圍。然而，「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79]的狀況，其實是漢族與胡族共同的思想。

讓胡族出身的君主感到安慰的是，《孟子》主張舜、文王等中國古代聖人們的出身地是異族的土地，[80]或是當時有人主張應該不計較地方，單憑能力來拔擢優秀人才。[81]憑藉這類主張，統治者的出生地是胡地還是漢地並不重要，有德與否才是更重要的。[82]

為了擺脫拮据的局面，胡族只能盡全力地學習，來獲得與漢族一樣的自負和優點。胡族知道，「求學」幾乎是唯一擺脫「戎狄異類」汙名的方法，所以如同清代大學者趙翼在《僭偽諸君有文學》這篇名文中所述，[83]有很多五胡十六國的君主熟習中國經典的程度並不亞於漢人學者，苻堅和石勒就是如此。

在草原奔跑的遊牧民坐在書桌前拚命學習的效果逐漸浮現，石勒自他請來的謀士張賓那邊聽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的評價，[84]也就是曾一度被商人賣到奴隸市場去交易的石勒，被認同為可以一起圖謀大事的將軍；苻堅從漢人王猛那裡獲得完全的信賴，也是因為胡族出身的君主拚命努力而換來的。孝文帝被漢人望族出身的高級官僚李彪認可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聖主；[85]出身渤海郡名門士族的高閭勸孝文帝進行只有皇帝中的皇帝才可以施行的封禪，同時也說出了江南政權現在已非「中國」。[86]這種認知變化的背景，正是因為這些胡族出身的皇帝們，被認可為比漢族士人更加理解傳統漢學。

另外一個方法是系譜的編造。北周武帝（宇文邕）將其祖上與炎帝神農氏相連結，在廢止佛教的同時，指出：「自五胡進入中國開始，信仰此教（佛教）者不斷增加而極盛，『朕非五胡』，因此沒有崇仰佛教的理由，這就是我廢止（佛教）的原因」。[87]他帶著稱為宇文的胡姓，又使用鮮卑語，卻說自己不是五胡，這看起來沒什麼道理，可這已經是自北魏初期開始就出現的「與五胡訣別」的理論，而這也和後世唐太宗透過編纂《晉書》等史書，完成「系譜編造」的路線相同。

大唐帝國的誕生和唐皇室李氏的血統問題

西魏的「胡姓再行」，不只讓唐室始祖李氏被賜以胡姓大野氏，[88]隋室始祖楊氏也被賜姓普六茹[89]。雖然多數的中國學者稱呼他們為漢族或是沒落的漢族，但這是他們本姓的可能性很高；就算並非如此，他們是漢族的可能性也非常低。[90]

如中國學者陳寅格所述，自北朝時代開始，相較於作為血統基礎的姓氏，是否獲得漢族文化更為重要，也就是說，被漢化的人就是漢人，被胡化的人就被視為胡人，[91]這是當時人們辨別胡漢的標準。中國人對於「唐室是胡族出身」這件事大多無法輕易地認同，也就是承認最偉大的大唐帝國，其建立者其實是外族的事實，這對中國人來說是相當傷害自尊心的事。

但無論如何，唐朝開國初期，僧人法琳很早就在太宗面前說了李唐的姓氏是從鮮卑拓跋達闍（達闍以漢語來說就是李姓）中出來的，諷刺其為「陰山貴種」[92]，也就是「李」不過只是被看作諧音而已；再加上考量唐代初期君主的情況，高祖的母親是獨孤氏，太祖的母親是竇氏（也就是紇豆陵氏），而太宗的皇后是長孫氏，她們全都是胡族而非漢族；而隋末叛亂時期，作為敵對勢力的單雄信早就將太宗的弟弟李元吉稱作「胡兒」，[93]因此，講究只有男系繼承的氏族血統，其實也不再是那麼有意義的工作。

然而，如果唐朝皇室像中國學者們的見解般，將自己視為所謂「漢人（李氏）的胡化者」，那他們理所當然地會推崇西涼的李暠、以及隴西李氏作為他們的祖先。[94]但貞觀年間朝廷大臣們為了要建立唐室的七廟而討論「始祖」應該要放誰的時候，于志寧卻主張李暠不能被稱為始祖。[95]李暠如果真是唐室始祖的話，區區一個臣子是無法做出這種主張的。不只如此，唐初時期還有很多皇帝不想讓李暠真正的後裔──隴西的李寶一家進入宗室屬籍，高宗甚至將李寶的門第下放，這又是為何呢？[96]整個過程可謂疑點重重。

在某種程度上，陳寅恪支持所謂的「漢族說」，認為「李唐的先世如果不是趙郡李氏的『沒落門第』的話，就是『冒稱』了趙郡李氏」，[97]連以縝密聞名的陳寅恪也認為血統無法被隱藏。雖然陳寅恪的主張已被學界接受，但仍有不通之處；事實上，不管如何爭論唐朝皇室究竟是出自隴西李氏還是趙郡李氏，都不是很有意義，特別是高宗貶抑李寶時，並沒有提升趙郡李氏的地位，這件事就明確證實了唐室的漢姓與實際血統並不吻合。

此外，從他們的行為來看，有很多方面都與漢族不同。唐朝大臣孫伏伽曾說過高宗李淵小的時候，周圍的人全都是「編髮友朋」，[98]因為他的家庭是浸潤在胡族的習俗之中；太宗或是太子李承乾的行為，跟胡人（突厥）們的生活沒有什麼差異，例如太宗在「玄武門之變」時將弟弟元吉殺掉後，把他的妃子楊妃重新當作自己的妃子，針對這種行為，朱熹在《朱子語類》中有「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這樣的分析。[99]太子承乾的行為也一樣，他盜取百姓的牛馬，宰殺後和侍衛們一起分著吃；他說突厥話又穿著突厥的衣服，如同突厥可汗般行動；[100]預定要成為皇帝的太子竟偷取別人的物品，再偷偷地跟周圍的人一起分來吃，在中原漢人眼中，這是只有盜賊才有的行為。

再更仔細地看看唐皇室李氏的姻親吧。李淵的母親是大司馬獨孤信的女兒，和隋文帝的獨孤皇后是姐妹關係，因此李淵是隋文帝楊堅的外甥，和煬帝是同宗的表兄弟關係。李淵和鮮卑出身、隋朝的州總管竇毅之女（竇皇后）結婚，她的母親是北周武帝的姊姊襄陽長公主。[101]有些中國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在唐高宗李治的血統中，有四分之三是鮮卑族，只有四分之一是漢族。[102]

自西魏至隋唐初期，官僚集團帶有軍閥政權的特性，在隋文帝超過一百名的總管之中，屬於「關隴集團」者有八十六人；而北齊滅亡後，歸附北周政權的人有五名，無法確認出身者不過九人；南朝自晉王朝開始，就沒有人來歸附。[103]雖然可以從這裡稍微看出在隋唐初期的政權中，北齊系和南朝系官僚的發展，但並不能因此斷定當時集團內部勢力發生了變化，而應該將之視為「關隴寡頭政治」，因此，唐在名義上雖以漢族統治稱之，但實際上卻是由胡漢各族共同參與的複合政權。

對歐亞遊牧民或是西域的人來說，隋唐王朝依然是鮮卑國家，他們對唐用有「拓跋」意義的「Taugas」、「Tamhaj」、「Tabagac」等詞彙來加以稱呼；[104]至少到唐玄宗時期為止，李唐宗室和拓跋鮮卑還是有很高的關聯性[105]。從代國時期經過北魏，一直到唐形成為止的歷代王朝（五至九世紀），雖然是以中華風的名稱替王朝命名，但它們其實大多是胡族國家，總括稱作「拓跋國家」或許更適合。唐皇室李氏編造漢族系譜是為了廣泛地取得民眾支持所做的努力，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歷史操作和中華君主

關於唐皇室的由來，不是只有當時的人被騙，就連後世的人也都被欺騙了；這並不是善惡層次的問題，而是為了胡漢融合、建設帝國而必須運用的策略。那麼，唐皇室李氏為何要像這樣以漢族名門來編造他們的系譜呢？我們就從當時的狀況來看看吧。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與外族相關的事物（不管是人、物質或文化）在進入中國後，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必須披著中國式的外皮。眾所周知，能將中國這樣的「天下」不斷綿延下來並加以守護的王朝非常少，王朝滅亡而外族政權屢屢建立，只有文化傳統沒有中斷過；不過嚴格說來，所謂的傳統也已不純粹，「漢」這個字其實只是一種名分。

因此，當異質性文化進入時，必定得經歷中國化的洗禮，佛教、景教皆是如此，但也不能說它們就此成為了和佛教或景教不同的宗教；利瑪竇、湯若望就是這樣，和立足於基本教義派而引起教案的清末正統「基督教」的傳教事跡相比，就可以輕易地發現它們與原宗教之間的差異。

大唐帝國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是重視門閥的「貴族制社會」，唐太宗重修《晉書》時，選擇將五胡十六國中的前涼跟西涼王朝排除在外，[106]且費心敕撰《貞觀氏族志》，[107]這都是為了讓唐皇室李氏的根源不再是胡族，並且要讓人看到源遠流長的族志。特別是《晉書》的依據乃是由北魏崔鴻所著的《十六國春秋》，但《十六國春秋》中其實仍記載著前涼和西涼這兩個王朝。前涼因為是漢族建立的王朝，所以有刪掉它的道理，但排除西涼則明顯是唐室的作為，是為了達到操弄系譜的目的。當然，五胡所建立的王朝，不必全部都要放進十六國中，但也不能將「十六國」和「胡族」兩者看作毫無相關，[108]所以，後世仍以「五胡十六國」稱之。

唐太宗在撰寫歷史方面有其貢獻，但也有添加解讀的層面；當時私撰個人史書的傳統逐漸轉為官修傳述，雖然隨著論者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評價，不過仍有其貢獻在。[109]然而，皇帝若是閱覽了史草「起居注」，[110]那就違反了「統治者不能干涉歷史記述」的傳統。對於他在殺掉兄弟並將父親加以幽禁的「玄武門之變」中留下更改指示一事，[111]就可以對唐太宗加以批判。

太宗時期撰述的正史非常多，幾乎是把《三國志》以後的諸多王朝的正史，全都重新書寫了一遍；換言之，就是用唐朝的史官，將《晉書》以後的正史重新官修。首先是《晉書》，其相對應的時代是「西晉—東晉」，也就是所謂的兩晉時代，但這個時代正是中原土地上出現外族王朝的起始點，也是和唐皇室李氏的血統有著緊密連結的時代。於是，為了建立唐朝存立的正當性，他們著手重新定義這個時代；為了減少自己乃是出身「胡族」鮮卑拓跋部的疑惑，他們編纂了《晉書》。如同唐太宗在命令重修《晉書》的詔令中所說：「大哉矣，蓋史籍之為用也」，[112]唐太宗自己也認為編纂了包括《晉書》在內的正史，造成了極大的效果。太宗努力的結果，再加上唐代史家劉知幾和杜佑等人的分析，[113]使得唐王朝名符其實地重生為漢族國家。

除《晉書》以外，唐朝初期還編纂了很多史書（特別是正史）。太宗時期首先編纂了《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所謂的「五代史」，[114]最後則是六四六年的《晉書》（以上總稱為六史）；接著，在受到太宗許多影響的高宗時期，完成了《南史》和《北史》。在被看作中國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以上八本是在這個時期被撰述、出版的，這些史書都具有證明唐室正當性的意圖，唐代版的《龍飛御天歌》也是如此。太宗不只是在撰寫中國史的過程中留下了重要的記錄，中國人會對大唐帝國如此自負，也是太宗的功勞。

《貞觀氏族志》意圖重新將自南北朝時代以來，獨霸一方的地方貴族勢力編進唐朝的官僚體制。不僅是貴族制發達的南朝，在北朝也可以看到社會門閥觀念凌駕於官僚體系之上；為了要消除每個區域的四大姓盤踞地方的弊端，太宗以官階為依據，製作了《氏族志》，並把兩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編排成九個等級；[115]高宗時期則將其改編為《姓氏錄》，進而打破貴族制士庶分別的慣例，並轉換成以官位為主的形式。

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年），依照太宗的命令，孔穎達等人以統一儒學經典的名義編纂了《五經正義》共一百八十卷[116]；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年）三月，《五經正義》被定為學校的通用教材，每年明經科考試都是以此為根據來進行。[117]唐太宗透過「六史」的撰述改變了歷史，經由《貞觀氏族志》的編撰改變社會觀念中所謂「天下門閥」的順序，他又通過《五經正義》的編撰，使中國人的經典解釋方向就此定型。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