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中國海上霸權的海洋之皇

　　迄今為止，忽必烈汗獲得的唯一一場重大勝利，竟不是征服異域的勁敵，而是在家族內鬨中打敗小弟阿里不哥。

　　忽必烈畢生的最大挑戰，仍在前方等待著他。

　　忽必烈帝國的基地在華北和蒙古，但當時全世界最有生產力且最富饒的地區，無疑是中國南方，由南宋強而有力的陸軍和海軍守護。中國南方是全世界的經濟發動機，發達的工坊和商業使它成為全球貿易的製造業中心，紡織絲綢和緞子、製作陶瓷和紙張、鑄造錢幣又製藥。

　　在蒙古眾王侯之中，忽必烈最不像是個會成為軍事勝利者的人物。他的體重、痛風、性情，無一不與軍事英雄應有的氣質相違背。忽必烈的軍事生涯平淡無奇，連偉大的成吉思汗、伯伯窩闊台、幹練的兄長蒙哥都不曾達成之事業，哪有可能會由他來完成呢？即便大半人生隱身於陰影中，但是當歷史的聚光燈集中在他身上時，忽必烈內心的風馬將會有何等表現，仍然值得觀察。

　　權力能讓事情變得清晰。權力會放大掌權者的人格、暴露當權者的本性，因為大權在握者不用再受制於他人，可以得意自如地將內心表現出來。最聰明最幹練的統治者，始終是最會隱藏內心的聰明人，然絕對的權力絕對揭開一切，至高的權力會將所有盡攤在陽光底下。

　　忽必烈是個差勁的戰士沒錯，但使他所以如此的相同因素，也令他意識到蒙古人依賴騎兵和陸戰的固有侷限。除卻草原衝鋒弓騎兵之外，他需要打造出一套新的作戰模式。蒙古人對中國南方地形全然陌生，與蒙人百戰百勝的草原簡直是不同的天地。忽必烈需要將蒙古軍改造成水戰部隊，能夠在江河與海洋上作戰。

　　蒙古帝國是依靠它的戰爭機器建立起來。軍隊的組成和運作是其社會的基石，加以改變的意義遠不止於找尋新作戰方式，還需要對原先只靠單一戰鬥模式打造起來的社會之整體社會、經濟、文化性結構，有新的思維與建構方式。如此，忽必烈便需要在蒙人之間推動重大的政策變遷。迄今為止，蒙古帝國是建立於戰爭上，靠掠奪所征服的土地維持帝國之存續。然在此後出現的新戰役和征伐中，忽必烈漸漸對劫掠行為予以約束，反映出他意識到長遠的繁榮必須依靠進貢和稅收。

　　忽必烈長久以來被忽視的性格和素質至此開始彰顯：他接受的中國式教育、他對城市規劃和宮廷管理的興趣、他對哲學和神學的探尋，都開始發揮作用。與兄弟和堂親們最迥異之處，從前是忽必烈受限的因素，如今卻成為他最大的資產。所受教育最大的成效之一，是忽必烈能夠從前人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曾經強大無匹的金王朝可以徹底擊潰北宋，為何它無法征服南宋呢？與忽必烈一樣，金朝諸帝也意識到南宋是受水保護，故大金亦曾組建水軍以征服之。所以，金人是為什麼會吞敗呢？

　　近百年以前，殘暴的迪古乃（Digunai）是第一位企圖以水師侵略南宋的金朝皇帝。漢名完顏亮的迪古乃，如今最為人知曉者是他的暴戾事蹟，任何膽敢逆鱗惹他不悅的人，都會被他直接拿竹杖鞭笞。沐猴而冠亦非人，穿起絲綢袍子並不足以使人開化，即便此人身分是皇帝。完顏亮影響最深遠的決策之一，是在極短時間打造出一支水軍；時代較晚的忽必烈如今認為要擊敗南宋，也非這麼做不可。2目標表面上看來很簡單：只要召集夠多的船隻，並配置夠多的人手就行了。完顏亮不大清楚該怎麼籌辦，但他的決心絲毫未減。他用豐厚的賄賂從江南福建地區招納三位造船匠叛逃至北方，來為他的建軍大業趕工。結果，這三位造船匠居然是臭皮匠，來到北方的表現極不稱職，與這種人會背叛本國的水準相配。僅有科技一項不能推動歷史前進；進步乃有賴於技能和訓練。

　　即使如此，完顏亮還是在兩年之間造出一支豪華的水師，論其外表光鮮亮麗天下無雙。他躊躇滿志地指揮這支龐大的艦隊，船帆染成鮮紅色並塗油，在陽光之下輝煌閃亮。至一一六一年，完顏亮已準備好進行首次軍事演習，讓他的新建海軍和一小隊俘獲的南宋船隻進行戰鬥模擬。不出意料，這次表演性質的排練，最終是華麗的新海軍擊敗了裝備與外觀都遜色許多的對手。

　　就像是個驕傲又殘忍的小孩子喜獲新玩具，金帝完顏亮急於嶄露鋒芒，要將這支船帆亮麗的新穎海軍投入實戰。然而，根據南宋間諜回報，金朝缺乏有經驗的水兵，反而強行徵召數萬「園夫、稻農、漁人，而此輩素不諳江海之水性」。金人發給這些征夫的裝備是用於船上登陸作戰，也就是沉重的盔甲和長到「連出鞘都有困難」的刀劍。3

　　大金艦隊浩浩蕩蕩揚帆出海，數百艘華麗戰船蔚為奇觀，朱紅油帆隨風起伏，在日照下閃閃發亮，然此等壯觀陣容更似舞台演出，海戰實非所宜。金人倉促打造者乃係江船而非海船，入海旋即受波濤擺弄，經驗尚淺的水兵在甲板上手忙腳亂，但船隻仍在浪裡顛簸飄搖不受控制。更糟糕的是，建軍者忽略航海士的訓練，也沒有適當蒐集有關攻擊目標的情報。一旦陸地不在視野之內，金水師將領完顏鄭家奴完全不知所措，不曉得我軍正在航向何方，這也就表示他不知道宋人已經派出艦隊，準備對金軍來個迎頭痛擊。等到完顏鄭家奴發現朝己方駛來的敵船蹤跡時，他竟然將其認作來幫助己方脫困導航的援軍。

　　南宋戰船朝敵方發出箭雨，或射中船帆，或落入水中，有時正中敵軍，造成淒厲尖叫與血流滿地，甲板因沾染鮮血而變得濕滑難行。鮮豔的船帆被火箭矢射中之後，塗油的帆布頓時化作團團致命的火雲，火屑落下有如灼燒的炎雨，船上穿著沉重盔甲的人員變成爐中燒烤，或被逼得跳海，迅速在波浪間慘遭沒頂。完顏鄭家奴亦隨人跳海，消失於歷史的汪洋之中。

　　歷史學家將這場海軍對決稱作唐島之戰，唐島是附近海域上的一座小島。但與其說這是場海戰，不如說這是一面倒的屠殺。此役死亡的士兵多達一萬人，且大多是溺水而亡。根據某些記載，豔麗壯觀的金戰船在火攻之下化作海上燃燒的殘骸，有人親眼看到船骸在東海上漂流四日，散布範圍達六十英里之遠。

　　忽必烈接管了金朝皇帝那支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水師，建造品質、組織管理都相當低劣，此外，沒有任何蒙古將領願意擔任指揮。對於這筆奇怪的收穫該如何處置，蒙人心裡都沒有主意，但忽必烈卻能從唐島之戰金軍慘敗汲取簡明的教訓：河船與海船不同、船員需要專門的訓練、指揮官必須了解航海，還有絕不可使用紅色船帆，塗油更是大忌。比起莽撞的金廢帝海陵王完顏亮，忽必烈行事必須更謹慎、更持重。

　　到忽必烈準備攻略南宋的時代，宋人早已失去了科學研究與創新的精神，那是他們從前得以與金朝和蒙古人長期抗爭的資產。南宋的度宗皇帝大約是在忽必烈成為大汗時即位，度宗怠忽朝政，對國事漠不關心，被臣子私下稱為「愚帝」。隨著蒙古人日益壯大，且戰術愈加精明複雜，度宗皇帝卻浪擲光陰，在宮中沉迷於「雲雨之歡」。4

　　然而在更早的時代，宋朝一度領先全世界。宋人將錢財和資源、才智和勞力投入造船事業，促成船舶製造和港埠建設兩方面的進步。宋朝官員積極實驗新點子，並為科技革新提供豐厚的獎勵。發明家構思出新型船帆，開發出新穎設計和建造工序，還改善了用於行海的羅盤和星象圖。5宋工匠認識到人的腿部肌肉比划槳的手臂肌肉更有力，由此打造蹬腿驅動的車輪舟。6工匠還為船隻添加用艙壁隔開的水密艙，避免船身某部位破裂進水導致全船淹沒。此外，他們還使用了艙底水泵和方向舵。改進傳統武器和發明新武器的努力，包含各種爆炸裝置和火藥新用途，火藥不是新發明，但從前多是用於煙花。毫無疑問，南宋擁有當時全世界最龐大的水軍，也擁有最現代化、最複雜的科技。7

　　此外尚有一些革新雖不如羅盤和新型船帆那般顯眼，卻十分重要。傳統的塗泥封艙法，在海上經歷長時間航行後會有溶解的問題，此外，鐵釘在海洋鹹水中會生鏽弱化。宋代造船工匠將牡蠣殼的碳酸鈣跟桐油混和，這種混合物在塗抹之後會硬化，應用之下成為新型的防水粘合劑。8以上大大小小的創新使得航海更加便利，中國船舶因而得以航行至遙遠的島嶼和港口，拓展中國商業與文化影響力的觸及範圍。

　　上述航海工程技術成就確實亮眼，但歷史常是因為一些小東西而出現轉折。由於鐵礦容易取得，簡簡單單的中國鐵釘──有各式各樣的形狀和大小──是現代以前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製造的金屬製品。鐵礦冶煉和鐵釘製作在歐亞大陸和非洲都很普遍，但是這些地區的採礦與製造技術效率不佳，鐵釘產量低落，導致鐵釘竟在世界其他地區成為價格高昂的奢侈品。大量製造的中國鐵釘強韌又銳利，可以刺入強度最高的硬木，並用來建造巨大的新型木造結構，其中包含可廉價載運大量商品如稻米和穀物的舟船、駁船、大舶。9

　　便捷的水上運輸促進城市人口快速成長。宋代中國的城市是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者，城市中常鑿有人工湖，湖畔多有公園，餐館林立，茶葉生產蓬勃，果園擴展且娛樂區域大增，提供各式休閒如街頭雜技與流行的新興戲劇等等。隨著受過教育的富裕社會階層愈來愈多閒暇，藝術創作和哲學思想都因此繁盛興隆。

　　在中國以外的地區，缺乏鐵釘與固定零件的情況導致船隻體積無法太大。就像馬可・波羅提到的，阿拉伯達烏船這種小型單桅三角帆船，船身居然是用椰子纖維繩縫合在一起，用木椿或木銷固定。歐洲北部由於鐵礦生產有限，維京人（Viking）工藝優雅的船隻體積也因此受限，維京船雖能航行頗遠，但載運量太少。地中海的輕型槳帆船，只適合在有限範圍從事小規模貿易或戰爭。中國的工業化既造出更大的船舶，也帶來額外的生活便利。由水車驅動的鼓風機用於冶鐵，大型旋轉風扇被用於保持宮殿與房舍通風涼爽以及推動船隻。10人們愈來愈熟悉輪槳這項科技，它不只是用來驅動新型的遊船畫舫，也有更具戰略性的用途。

　　西元一一六一年，金人大舉南侵，南宋督師的虞允文急中生智，徵集遊憩用的車輪舟成功抵擋金軍入侵，史稱采石之役。當時金軍企圖渡過長江，於是拆除附近房舍的木材倉促造出一支奇形怪狀的艦隊，計畫在長江南岸找尋防禦薄弱處進攻，宋人守軍僅有小船隊與一萬八千人。虞允文將兵士祕密藏於稱為「海鰍」的遊船之內，根據宋代文獻記載：「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舟行如飛而不見有人。」此等怪船現身戰場，令金軍領導者大為困惑，見此船無帆、無槳、無人操舟，何以能於水面疾駛？故其斷定箇中必有詐，或疑此不過竹編紙糊之船。面對這種看不到人員的怪船，金軍難以置信，不知從何攻擊起。

　　至此役酣鬥之際，宋軍將唐島海戰的故技重施，以燃燒爆炸裝置應敵。如同官員兼詩人楊萬里的描述：「舟中忽發一霹靂炮，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黃。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黃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瞇其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趁此良機，宋人戰船「馳之壓敵舟，人馬皆溺，遂大敗之」。11

　　完顏亮不願自咎無能，亦不願承認海軍慘敗的事實，反而於後續兩週嚴苛更甚，懲罰愈加殘酷，對於執行命令失敗的船隻，則將其全體水手悉數處決。對完顏亮頗為不屑的明代某史評譏誚道：「其造戰艦，以焚屋之木為材，其需燃料，以死屍脂膏為用。費財賦若擲泥沙，視人命幾於草芥。」12此評雖寫於完顏亮死後數百年，字裡行間透露出的痛恨，足見後世對其人憎惡之烈。

　　宋朝皇帝鑄造技術精良之戰艦，護衛帝國脆弱的河流與沿岸，尤其防範北人入寇。由此水上交通的安全獲得保障，外國商賈也因此受到保護。中國乃是歐亞大陸國際貿易樞紐。中國東邊的高麗和日本，雖然各有其航海傳統但仍嫌於粗陋，除了前往中國港灣以外，不足以從事任何遠洋貿易。從前，海洋貿易的地理樞紐在印度，次大陸在海洋中突出，西接波斯、阿拉伯、埃及、非洲、亞美尼亞等伊斯蘭文明以及拜占庭，東通香料群島（Spice Islands）、越南和中國。13數千年來印度憑藉此理想地理位置，扮演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樞紐角色，宋朝在南海造就的和平局勢，最初獲益最多的便是印度商人。

　　宋廷深知貿易之於國計的重要性。南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14

　　除了首都臨安（杭州）之外，宋廷也在南方五百英里外的泉州，以及更南方五百英里外的廣州（毗鄰現代香港）兩處開發重要港口。北方詩人謝履曾寫道：「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15

　　宋廷鼓勵乃至不時獎勵外國商賈前來。高麗、日本、阿拉伯、波斯、猶太、印度、高棉、越南、馬來各族商旅前往泉州和廣州的商船源源不斷，兩地常年有廣大阿拉伯和印度商人社群聚居。每年十一月北風開始吹拂時，第一批要出港的船隻便小心翼翼地揚帆試風。官方政策雖然在任由華商參與海洋貿易和專任外國商船之間游移不定，但船舶來往總是絡繹不絕。16

　　航海旅行、國際貿易、異國商賈對儒家政治傳統構成挑戰，儒家傳統認為天子當護佑天下子民，令其安居樂業，以和為貴；若華商遠航出國，則為天子庇蔭所不及；此外，若天子開放門戶任由外國人入境，中華社會的微妙平衡恐會受到干擾。依循儒家責任倫理，官府經常禁止華商出國，並限制外商只能前來少數港口，且必須居住在分隔的特殊區域內。

　　五月吹起南風，返鄉的船隻會趕在颱風季來臨之前抵達。一旦安全入港，碼頭工人便會卸下異國貨品，監督的官吏記錄入庫品項，然後便是賣家與買主之間的討價還價。從中國到東南亞的貿易循環週期，往返需歷時一整年；要經由印度前往中東穆斯林諸邦者，去程兩年，歸途又兩年。受廣州和泉州的富足吸引，外國商賈開始來此定居，或者攜家帶眷，或在當地娶妻生子，建立起屬於自身的社群。阿拉伯人和印度人與華貿易的歷史悠久，然自泉州與廣州開港以來，四海爭競的國際貿易便使舊時壟斷者的影響力逐漸消弭。

　　宋代士大夫和菁英階層崇尚書法、詩詞和哲理，中國傳統向來不重數學，士人視數學為商賈之術而不加措意。超出日常買賣所需的數學運算，往往被視為奇技魔法，或是能祈禳神明的術數。政府官吏向來不看重數學的實用價值，直到《數書九章》這部經典於西元一二四七年問世，此書為秦九韶在服母喪三年期間著成，揭示數學如何解決九大行政範疇──包含土地丈量、建築工程、曆法推算、天氣預測、賦稅徵收等──的現實問題。《數書九章》還提倡使用「〇」來標示「零」，此法在南亞早已盛行，但在中國卻推廣緩慢。17此等重視數學的新趨勢，帶來農業乃至造船等各領域的進步。

　　宋代的醫學和衛生，既遠超中國前朝又高於外域諸國，公共醫療和海上衛生領域皆然。18當時中國人已知飲食和壞血病的關聯，並早於歐洲四百年便發展出疫苗接種。歐洲因為缺乏相關知識，因病無辜受苦死去的水手不知其數。

　　受中國教育和華夏臣子影響之下，忽必烈深悟健康及養生之要，但也沒因此嫌棄傳統蒙古草藥和食療，並將其融入數百年高深中國醫藥和醫療當中，形成普遍可行的做法。若欲建立海軍，則此事尤其關鍵。除了長途航海的技術革新之外，一趟成功航程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保全船員們能在海洋和陸地上存活，因為他們必然要與陌生的族群、動物和疾病接觸。古代的情況與今日無異，商旅遠渡重洋在市場之間持續移動的結果，導致流行病傳播與瘟疫蔓延。在中古時代的社會，最令世人聞之喪膽的疾病莫過於天花，天花感染者死亡率極高，少數倖存者也會嚴重毀容。疾病的持續威脅，對全球商貿構成巨大的社會障礙。

　　為保護商旅和船員免受疾病之苦發展出的醫療，有些僅具安慰作用；其中某些確有療效，但某些日後則被現代科學證明根本無效；神祕或超自然療法為患者帶來的情感與心理幫助，常常多過治病的本身。經過千百年試錯經驗與細心觀察的累積，中國醫學出現了劃時代的發現，當中至關重要者便是天花人痘接種。至早自十世紀開始，中國醫者便懂得讓人染上天花輕症來強化疾病抵抗力，以避免更致命的感染，方法是採集天花患者的膿液和痂皮（最好是輕症者的痂皮），在其或乾或濕的狀態下用棉棒直接插入接種者鼻孔中。此技術後來更加精進，改成將仍有感染力的病痂研磨成粉末，用長竹管吹入接種者鼻腔內。當世界各地的醫生都還在尋找治療天花的方法時，中國人竟已將重點放在預防接種了。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漢代的淮南王劉安即道：「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19

　　論及航海旅行，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尤其重要。假如是陸路商隊感染致命疾病，很可能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就消滅了，但船舶乘客眾多，也就構成更大的宿主群，化作傳播溫床。壞血病的肇因是缺乏維他命Ｃ，症狀腐蝕肌膚和牙齦，相當駭人，若無適當治療可能致命。朝鮮水手會食用高麗菜和香料醃製成的泡菜，富含維他命Ｃ。中國船舶則備有檸檬，並且在船上用盆栽種植蔬菜。20

　　著重預防的醫學觀念，使宋廷廣泛推行與船隻航行和國際貿易有關的公共衛生規範，從而保護整體社會。為防範異域傳來疾病，中國官員會將港口定址於遠離商業區，船舶入港後必須在水上保持隔離，有時長達數月，直到確保無傳染風險之後，才允許泊岸卸貨。即便隔離檢疫完畢，外國商人僅能居住於劃定的小區域內，不得任意外出與中國人民接觸。外國商賈與水手在城區內沒有行動自由，更不可以去往其他區域。與此相對，中國水手則多受海禁令限制，不得遠航。官府發現外國人比較容易管控，因其容貌衣著與華人有異，容易掌控行蹤；但海外返鄉的華人則難以辨別，且其故鄉可能身處內陸。

　　蒙古人也有隔離防疫的習俗，他們會在病患帳外立一隻長矛，矛上繫黑氈旗示意，警告過客或商賈切莫進入以免散播疾病。與此類似，產婦生下嬰兒後，頭一個月母子都必須隔離。還有，家中若有人死亡，全家人一個月不得參與公共集會或宮廷活動。21

　　若欲征服南宋一統中國，忽必烈必須展現與當年宋朝開國時同等的創新精神，提出新路線、新科技、新戰略。唐島之戰和采石之役曾令金國吃癟，也是宋軍亟需的勝利，金人未能突破南宋的水上長城，對忽必烈而言是絕佳的前車之鑑。某位南宋宰相在這兩次關鍵海戰經過二十五年之後表示，當年取勝「非我騎軍之功、弓兵之勞、步卒之陣，實乃舟師之力也」。22戰爭的新篇章於焉展開，忽必烈決心獲勝，他雖未得必勝之策，卻已明白何事必不可為。

1Lo, China as a Sea Power, op. cit., 142–3.
Philip Ball, The Water Kingdom: A Secret History of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140. 

2Jing-shen Tao, The Jurchen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43.
Jing-shen Tao, ‘The Move to the South and the Reign of Kao-tsung,’ op. cit., 704. 

3Lo, China as a Sea Power, 156–63. 

4「雲雨」一詞也被用來形容海陵王完顏亮的性愛放縱。Shuhui Yang and Yunqin Yang, ‘Prince Hailing of Jin Dies from Indulgence in Lust’ in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 3, ed. Feng Menglong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509. 

5Zsolt Hunyadi, “Military-religious Orders and the Mongols around the Mid-13th Century, 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Nomadic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ed. Chen Hao (Szeged, Hungary: University of Szeged, 2019), 119. 

6Lo Jung-pang,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4, 1955, 500. 

7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ar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2–308, 420–63. 

8Roxann Prazniak, Sudden Appearances: The Mongol Turn in Commerce, Belief, and Art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202. 

9Geng Deng, Maritime Sector, Institutions and Sea Power of Premodern Chin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47. 

10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69), 113. 

11Yang Wanli, Chengzhai Ji (SBCK), ch. 44, quote in Lo, China as a Sea Power, 167.
Yang Wanli, Yang Wanli Ji Jianjaio, ed. Xin Gengr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7), qian ji, juan 44, 49–50.
Li E, ‘A territory of their Own: Poetic Iden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Communities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6).
Stephen G. Haw, ‘The Mongol Empire–the first “gunpowder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2013, 446. 

12Yang Shuhui and Yang Yunqin, ‘“Prince Hailing of Jin Dies from Indulgence in Lus”’ in Stories to Awaken the World: A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Vol. 3, Menglong Feng, ed.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4, 540. 

13Sunil Amrith, 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Tansen Sen, ‘Maritim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Coastal India and the Ascendancy of Chinese Maritime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vol. 2, 2011, 41–82.
Haraprasad Ray, ‘Nature of Trade and Diplomacy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during Ancient and Medieval Periods,’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54, 1993, 754–6.
M. R. Raghava Varier,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Kerala and China 1200–1500 ad,’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1990, 690–8. 

14coins, qian 錢: Geng Deng, Maritime Sector, Institutions and Sea Power of Premodern Chin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120. 

15Ibid., 112. 

16Chu Yu, author of ‘‘ing-chou’’e-’’an’ published in 1119: Kuei-Sheng Chang, ‘The Maritime Scene in China at the Dawn of Great European Discove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4, 1974, 150. 

17Joseph Needham and Wang Ling,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90–5. 

18Asaf Goldschmid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ng Dynasty, 960–1200 (London: Routledge, 2008). 

19Joseph Needham,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Immunolog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30. 

20Mathieu Torck, ‘Avoiding the Dire Straits: An Inquiry into Food Provisions and Scurvy,’ The Maritime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and Wider East Asi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2009), 151. 

21Stephen Pow, ‘Gout of Khans: Disease, Treatments, and Medical Philosophy in the Mongol Empir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nnual History of Medicine Days Conference 2013, ed. Aleksandra Loewenau, William J. Pratt and Frank W. Stahnisch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8), 218. 

22Report from Yang Wan-li 楊萬里,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Shang-shu-sheng 尚書省). Lo, China as a Sea Power, 171. 

本文摘自《忽必烈：建立中国海上霸权的海洋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