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渐远：当代年轻人与方言的“断舍离”

写字楼外暮色渐浓，路灯亮起暖黄光晕，霓虹与车灯交织成流动的光斑，小梁起身离开工位，给母亲拨通电话。通话里的几句乡音，成为了小梁连日以来唯一使用方言的场景。“我毕竟不在老家了，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交友，普通话肯定是首选，当然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日常肯定还得说一说英语。只有和父母通话时或者逢年过节与亲朋好友相聚时，熟悉的方言才会从嘴边自然流露。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大城市定居的计划逐渐明晰，生活圈子以及工作环境都在这些年中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可以这么说，未来我使用方言的场景会更少，说方言的频率恐怕也会越来越低。”

大学毕业后，小唐同样选择去大城市发展，留在了上海。在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里，人们忙碌穿梭，交流皆用普通话，有时还要带些英语。小唐不得不迅速融入进来，方言于是也被渐渐搁置。“有次参加老乡聚会，大家兴致勃勃地用家乡话交谈，我却发现自己有些词怎么也想不起来，好不容易说出口的方言，也磕磕绊绊，总之没有普通话流利。‘哎呀，你这出去几年，家乡话都不会讲咯’老乡半开玩笑地说，而我心里却感到一阵失落，好像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远了.......”

像小梁和小唐这样在异地求学、工作后逐渐远离方言的年轻人绝非个例，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的调查显示，62.8％的受访者会说家乡方言，25.7％的受访者只会说一点，8.7％的受访者不会说但听得懂，也有2.1％的受访者既不会说也听不懂。对于方言，71.3％的受访者认为融入着对故乡和家人的感情，65.8％的受访者认为包含着家乡的历史文化。同时，68.8％的受访者觉得电视节目推广了普通话导致方言式微；60.2％的受访者表示人口流动范围大，使用方言的机会变少了；36.4％的受访者认为城市化浪潮冲击了方言存在的土壤。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的重要工具，既是思维活动的物质承担者，又是思维内容的传递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中国语言文字概况》统计，我国有56个民族，80多种语言，以及30种文字。汉语体系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方言区，如北方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东话、闽南语，以及莆仙地区方言。方言作为各地区历史文化标识，在当地风俗文化传承过程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各地域方言差异较大，不利于总体发展，我国于1956年大力推广普通话并于1982年将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宪法。然而在普通话推广进程当中，方言的多样性以及使用频率不断降低成为了当今社会中不争的事实。

在许多中国人眼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它无声却厚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珍藏着独属于当地人的集体记忆。方言如一条隐形的丝线，将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人们紧紧相连。哪怕相隔千里、远在天涯，只要一句熟悉的乡音在耳边响起，便能瞬间击穿距离与时光，勾起心底最柔软的牵挂，唤醒那份刻在骨血里、无可替代的归属感。乡音不改，文脉不绝，它不只是交流的语言，更是我们安放乡愁、辨认来路的精神坐标，让漂泊的心灵总有归途可依。

但是近些年来，方言的传承却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以及人口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普通话的全面普及、全球化语言的广泛传播，方言的生存空间一而再再而三被挤压，使用场景大幅缩减。曾经萦绕在市井生活的乡音，正一步步从公共场合退回到少数私人语境，从代代相传的日常交流，变成日渐稀薄的记忆。

乡音渐远的背后，是城市化浪潮、教育标准与数字时代共同编制的一张“语言滤网”。在统一化标准的语言之下，方言被视为低效、繁琐、小众的表达，在学校、职场、网络中逐渐边缘化。过去方言是人们的“必需品”，然而如今却沦为在归乡或怀旧之时“奢侈品”，一场深刻的方言“断舍离”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上演。这种现象不仅是一些语言的式微，更是一段段地域记忆、一套套生活方式、一份份文化认同的渐行渐远。

一 断：流动社会方言的断连

70岁的张莉坐在空空的广场长椅上，掰着手指数着“在我们那个村子里，80岁以上的老人不足20人，年轻人都跑向大城市定居，就算不去大城市，最差的也是去县城里住着。她指着广场说着“以前这里还能看见那些老年人在这边冬泳，现在这里老年人少了，知道这个的少了，都快看不见这种了。再比如说，过年是最热闹的，你会发现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大家待在一起聊天还是说方言比较多的，但是再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你根本就听不见什么方言了，他们能听懂已经很好了，说话什么全是普通话。”这种场景恰如语言学家警告的：当承载方言记忆的长者逐渐凋零，当方言失去日常交流的社会场景，其消亡速度将呈指数级增长。

“我与先生博士毕业后因为工作以及未来的规划等现实原因决定留在深圳。”一位出生于苏州的宝妈小宋曾一直惦记着让孩子说家乡话，想把刻在骨子里的乡音传承下去。

但深圳一座多元的大城市，身边充斥着普通话、粤语等各地口音，完全没有吴侬软语的语言环境。平日里，夫妻二人总会下意识的教孩子讲讲方言，可孩子要么学得磕磕绊绊，要么转头就忘，面对陌生的乡音孩子始终提不起兴趣。没有氛围的熏陶，单凭刻意教学却难以见效。这种试图让方言在异地扎根的尝试，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遗憾，更是当代方言生存现状的缩影。当方言被迫退出家庭场域，那么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它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生活在深圳的孩子在语言真空中失去了“乡音的启蒙”，那么对于海外的游子来说，乡音则是在双重语言的挤压下，成为了一种稀缺的情感资源。

“ou tei(丫头)”，是父母对阿静最亲昵的称呼。“我18岁后就出国读书了，每年最期待的日子就是春节。除了疫情的日子，他们每年都会来看我，每当父母用方言喊我时都感觉好幸福。”

这是阿静在国外的第六个年头。在英国的日子里，课堂与日常几乎被英语充斥，不论是上课听讲、课堂发言、小组交流还是课堂展示，她早就习惯用第二语言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到住处，也只是和自己的东北室友用普通话聊天。唯有在与父母、爷爷奶奶通话时，她才会说起金沙话，仿佛只有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孤单都被抚平，那是独属于家人的温柔，也是跨域山海、最安心的乡音。

然而在同一片被方言浸润的土地上，却也因地域间细微的差别而产生误解和疏离。即使是在吴语区内部，乡音的界限也依然微妙且分明。

来自苏州的90后阿女士，从小就特别爱讲方言。小学初中时，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在用方言交谈，在她看来，用乡音沟通远比普通话更鲜活且接地气，许多细腻的情绪或者方言梗也只有方言能恰到好处的传递出来。

直到高中，她前往江阴求学。“我以为吴语区方言都差不多，交流起来无障碍。”可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当她自然的用她的家乡话同别人交谈时，得到的却是对方却一头雾水的表情。正是这次小小的尴尬，让她在同学面前收起了脱口而出的乡音。

若说前三者是被动失去、被动收起方言，那么在大城市中打拼的年轻人，却往往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主动选择隐匿自己的乡音。

研究生宿舍里，桌角旁的手机发出微弱的光亮，是母亲从苏北老家打来的电话。张明匆忙戴上耳机跑到宿舍阳台，“妈，嗯，吃过饭了，在实习，最近挺忙的。”用的是不带任何地域色彩的普通话。电话那头母亲熟悉的乡音如温暖的潮水向他涌来，他却站在岸上，用另一种语言小心翼翼的回应着。只有在这种相对私密的空间中，他才允许自己短暂地“接住”乡音，却不“返还”回去。

张明出生于苏北某县的一个农村，高考失利后让他“跌入谷底”。“查分那一天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表示“现在回想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打击却不小，我总觉得梦想破灭了。”但骨子里的倔强支撑着他，大学四年，图书馆成了他的堡垒。他拼命学习，目标明确：考研，去大城市。23岁那年，他如愿考去了上海。“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来到这里才是第一步，立住脚才是更难的课题”。

研究生毕业后，张明也如愿拿到大厂offer。“办公室里同事们基本上都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时不时也会夹杂一点英语。”这是他既向往又疏离的场域，他敏锐地察觉到，自己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口音或者语调，会引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停顿或者好奇的目光。“那种感觉很奇怪，或许别人并没觉得，但却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于是，“不说家乡话”成了一种自觉的策略。在这座城市里，无论什么场合，他紧绷着自己的舌头，努力打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他解释道，“在小镇，目标是清晰的考出去，但真正考到大城市后，目标是立住脚。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像是一张基础通行证，至少能让你看起来不那么像个‘闯入者’。”

《2019都市异乡青年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近七成年轻人曾被家人“劝退”回家，但仍有57.3%的人依旧义无反顾地决心留在大城市扎根。异乡青年不愿回家的几大原因为薪酬待遇低、工作机会少、生活单一信息滞后、生活不自由和被家人催婚催生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3.76亿，其中大部分流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16-35岁青年群体占流动人口的60%以上，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正如小梁所说：“大城市的快节奏与丰富机遇，早已让我安下心来。这里有更广阔的职业上升通道，行业头部资源、优质人脉等非常有利于我的个人发展。深思熟虑后，我决定在此定居，毕竟这样的发展土壤，很难在别处找到。”

在这样一个流动社会里，无数怀揣梦想奔赴而来的年轻人。在忙碌的工作场合，在多彩的社交场景，普通话以其无可比拟的通用性与规范性，成为交流的“硬通货”，如同一张万能通行证，畅行于多元文化交织的人际网络中。相比之下，方言的使用场景被无情挤压，从曾经日常交流的主角，沦为偶尔被想起的配角。过去脱口而出的方言，因使用频率锐减，熟悉程度大幅下降，仿佛成了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也在“家乡方言”与“城市通用语”之间，被迫成为“语言两栖人”。

二 舍：实用理性下的方言取舍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此后，学校普遍采用普通话教学，严重挤压了方言的使用和生存空间。普通话水平成为学生学业评价的重要指标，进一步强化了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在标准化、规范化的语言体系下，方言消音成为普遍现象:出于升学、就业、跨地域流动等现实需求，越来越多家庭与个体逐渐转为“语言实用主义”。

婷婷是一位离开盐城十几年，定居昆山的家长，她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出于对孩子语言学习的考虑，担忧跟孩子说盐城方言会干扰他对普通话的学习与表达，于是她主动放弃教孩子盐城方言。对于我们的疑问“不教授孩子方言会担心他不了解家乡文化吗？”她是这样回答的：“不担心，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家乡文化，不一定非得通过方言来融入。而且现在普通话和英语更重要，方言只能算一种文化印记，有一定的价值意义。”在她看来，普通话的规范性和通用性，能让孩子在诸多领域有更顺畅的交流，主动放弃方言，这是基于孩子发展更务实、更理性的选择。珠海人董同学是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他在港澳地区酒店应聘时就发现，不少企业明确要求应聘者需掌握粤语，方言在此刻，成了职场就业的加分项，凸显出不容小觑的实用价值。

这种基于现实考量的退让与妥协，并非个例，定居深圳的宝妈小宋虽然仍坚守说着家乡吴语，但在实用理性的考量之中。她不再执着于让孩子开口说，而是退而求其次“我现在希望他听懂就行了”。她逐渐开始认为：方言固然重要，它始终是一个人的根，但在未来，或许学好普通话和外语才是重中之重，对于孩子开口说方言这件事也不再奢求。这份妥协无关对乡音的漠视，而是在现实与孩子未来的发展面前，做出的无奈之举。

而教育体系的强行规范，也在人们很小的时候规训着他们的行为。90后阿女士回忆道，自己幼时，学校曾明令禁止学生在校、在课堂讲方言；五年级更换年轻老师做班主任后，老师更是严格督促大家发音、说好标准普通话。“我们那个时候虽然不被允许讲方言，但是大家对讲方言的热情还算是很高的，但是现在的孩子是真正潜移默化形成了‘普通话更实用，方言需让步’的认知。”

“普通话现在太普及啦，孩子在学校里天天听的、说的都是普通话，老师讲课也用普通话。我们大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我寻思着，孩子以后用到方言的地方也不多，教方言也就没啥必要了。” 家长倩倩的话，也反映出当下教育体系对语言选择的深刻影响。学校作为孩子成长的重要场所，几乎成了普通话的“天下”。每天从早到晚，孩子们沉浸在普通话的学习和交流中，方言根本难有“露头”的机会。久而久之，不仅孩子对方言陌生，家长也觉得教方言变得多余。

对孩子的采访，也深刻揭示了当下方言传承的困局。孩子提到，父母和自己交流时只用普通话，“爸爸妈妈会互相说方言，我能听懂。爷爷奶奶打电话会带一点方言，但大多也是普通话” 。方言在家庭里的生存的环境是如此，在学校更是如此。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对比数据令人心惊：1990年代，76%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2025年，这一比例骤降至21%。在“95后”父母群体中，仅9%会刻意教孩子方言词汇，“奶奶的故事用普通话讲，爷爷的谚语要先翻译”这一现象成为常态。

英语老师宁静对于方言教育态度简洁明了：“教资认定的时候要求语文老师至少是二级甲等，其余授课老师不低于二级乙等。那么说普通话一定排在方言前面，或者只说普通话，因为担心小孩子先会说方言，那会不会导致他说普通话，甚至说英语的时候发音不标准带有口音，后面很难纠正。”这种实用主义考量在家长中极具代表性，“方言无用论”正在成为新一代父母和老师的共识。

定居昆山的张娟给孩子制定的课程计划表中，12岁的小女孩周一至周五期间需要穿梭于书法课和舞蹈课，周末两天还要马不停蹄的去上羽毛球课和额外的英语口语课。背着沉甸甸书包站在门口等妈妈开车，等待的过程中，有点烦躁的说着：“感觉老家话真的有点难，发音和普通话不一样，我周围同学都不说自己的方言，而且学英语已经很难了，不想再学一个了。”

就这样，在教育体系的影响下，从学校到家庭，对方言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家长们更倾向于让孩子把精力放在那些被认为“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上，方言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方言，毕竟是家乡的声音，是地域文化的根脉。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也许不久的将来，那些独特的乡音就只能在回忆里找寻了。

三 离：文化认同的淡化疏离

“感觉说方言有点土”晓琳已经很久没说过家乡话了。大一那年，她从苏北老家到无锡上学。刚入学时，室友让她说两句家乡话听听，她兴冲冲地讲了一句。几个人听完，沉默了两秒，有人笑出了声。敏感的她后来没再开口。从那以后，讲普通话成了她的盾牌。上课说普通话，跟朋友聊天说普通话，跟老乡见面——大家也默契地说普通话。久而久之，晓琳对家乡话产生了一种疏远甚至嫌弃的心情。“我说方言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自卑。”她后来承认，“我的老家是个小地方，说方言有些羞耻，总之对家乡话有种说不清的矛盾的心情”晓琳不是一个人。小乐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的家乡在赣榆，口音偏硬，有些发音在外地人听来“很冲”。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说方言，“我说出来会觉得自己很凶，而且总觉得不自然。”

这种矛盾，不是个例。一边羞于开口，一边羡慕别人家的方言能“出圈”。这种方言“羡慕”，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年轻人不是不要方言了，他们只是想要的是一种“拿得出手”的方言。当一种方言能变成流行、变成流量、变成社交资本，年轻人就会抢着说。这种矛盾的心情不仅限于方言，也许更是对家乡文化的渐行渐远……

文化认同的淡化，从来不是一场突然的断裂。人们发现说普通话更方便——于是方言退到家里；发现说普通话更“正常”——于是方言退到电话里；发现说普通话能帮你拿到更好的机会——于是方言退到记忆里。每一次“退”，都不是被强迫的，而是人们反复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这跟爱不爱家乡没关系。而是一种生存逻辑。现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直言特别厌恶说方言，他们只是在一轮又一轮的现实考量中，默默做出了趋向于实用主义的选择。

方言与文化认同淡化的本质，不是背叛，是失重。当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的方言在职场、在学校、在社交媒体上都鲜少出现，而别人的方言比如沪语、粤语却能变成潮流、变成流量、变成文化资本时，便会有种羡慕与不平衡。晓琳与小乐不是“恨”自己的方言，他们只是会慢慢觉得：我的东西，好像没那么重要。

方言的危机不是从“不会说”开始的，而是觉得“没必要说”。更深一层的疏离，发生在心里。晓琳现在回老家，跟发小聊天也用普通话，她说“大家都习惯了”。但当被问“那你以后的孩子还会说家乡话吗”，她顿了一下：“应该不会了吧。”她不是不想。是她觉得，那个声音已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这就是文化认同淡化的终点——不是对抗，不是遗忘，是一种安静的、静悄悄的流失。你不再觉得它属于你，你也不确定自己还属不属于它。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方言“土”甚至主动“远离”呢？也许方言与城市发展也有一定关系。语言本无贵贱之分，所以答案不在语言本身，在语言之外。也许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们不是讨厌自己的方言，是讨厌方言所代表的那个“落后的自己”。

当一个地方经济欠发达、城市化程度低、在媒体上缺乏正面曝光时，它的口音就会被贴上标签——“土”“冲”“滑稽”。不是发音的问题，是想象的问题。人们听到一种方言，听到的不只是声音，还有一个地方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它在全国版图上的位置。

晓琳的回避，不是不爱家乡。是她太清楚，那个口音一出口，别人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而上海地区的年轻人对沪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不同于晓琳与小乐，一位土生土长的上海网友这样说：“讲上海话，我从来不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城市，我的声音。我还觉得，上海话这几年在网上‘翻红’了。你看B站上那些沪语视频，弹幕里全是‘沪爷冲击’，大家玩梗玩得不亦乐乎。”

但上海人的这份“理直气壮”，在一些人眼里，是另一种东西。这位网友也有些为难地表示：“有时候其实有点不敢说上海话。在公共场合讲上海话，容易被人觉得在排外，或者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但其实完全没有什么优越感，就是很自然地说上海话。”

在网上讲沪语的帖子下可以看到有网友在评论区直言：“上海人明明会说普通话，偏要说上海话，不就是排外吗？不就是显摆你们是本地人吗？”关于沪语，上海人讲究的是“自己的孩子要传承上海话”，但很少鼓励“来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努力学上海话”，他们更在意的是说沪语而带有的身份与文化标签。

这种内外视角的落差，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化认同的两个侧面。更直接一点：“等哪天你的家乡也富裕了，你就不会觉得上海人说上海话是在炫耀了。”这句话或许说出了问题的本质——方言的自卑与骄傲，从来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它所依附的那座城市、那片土地的底气问题。

《6-25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显示，重庆有97.5%的青少年能使用当地方言，而在吴语区域，这个数字只有2.2%。重庆方言的“硬气”，首先来自这座城市本身的气质。近十年，重庆作为网红城市崛起，在海外tiktok短视频里的赛博朋克夜景、火锅、魔幻地形，让这座城市在年轻人心中有了“酷”和“潮流”的标签。于是方言也跟着沾了光。当一个人说重庆话，人们联想到的不是“偏远山区”，而是“热闹、接地气、有个性”。好像经济崛起和文化输出，是方言最好的护身符。

当看到重庆话因为一座城市的崛起而变得“潮”起来，或许可以联想到：如果有一天，那些被疏离的方言所在的地方也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方言没有错，错的是它被贴上的那张标签。而那张标签，很多时候不是方言本身能撕掉的。

四 照：方言传承的地域对照

重庆某一小学的语文课上，23岁的小陈老师半开玩笑地用重庆话读了一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学生们听完便笑出声来“原来古诗还能这么念”，她趁机解释：入声字在普通话里消失了，但重庆方言里还留着。那一堂课，孩子们用熟悉的“重庆话”背诗，比平时大声一倍。“他们觉得好玩，”小陈说，“这就够了。”

同时，相隔千里之外的南通启东，24岁的瞿老师站在讲台上，却从不敢开这个玩笑。班上42个孩子，能用启东话流利对话的，不超过5个。“我这一代已经断了一层，”她说，“到我学生这一代，又断了一层。”

川渝方言的幸运，在于还有“活着”的土壤。小陈表示“重庆话像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学校对方言的态度比较宽松，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说一些，校长在开会时甚至都会说方言。她还观察到，班上40个孩子，本地孩子几乎都会说一口流利的重庆话，剩下七八个外地转来也并非完全不会，在耳濡目染下也能蹦出几个“晓得”“干啥子”。孩子们对重庆话并不排斥，甚至觉得酷，家长也大多支持，只有少数担心“川普”影响孩子未来普通话流利程度。在川渝地区，方言与普通话的共生，似乎没那么剑拔弩张。

而南通方言的困境，是方言正悄悄被“遗忘”。在小瞿班上，能说启东话的孩子屈指可数。大部分只能听懂那么几个词——“吃了吗”“去白相”，再深一点就不行了。小瞿表示，“现在孩子家里真的没有这个习惯。你跟老人说话，老人会用方言回你，但孩子用普通话问，老人就跟着说普通话了。哪怕说得磕磕绊绊，所以年轻一代都自然而然不会说南通话了。”她在班里还听到有孩子反映，觉得南通方言难听，像“吵架”，小瞿清楚，这是整个时代与环境的问题。南通方言太碎。启东话、海门话、如皋话……隔一个镇就不一样，没有一种能通用的南通话。小瞿老师形容现在的方言状况为“静默的流失”——没有谁在禁止，没有谁在对抗，只是方言从餐桌上、从日常对话里，在社会上一点一点退场，退到很少有年轻人想起来要用。

川渝与南通，像是方言天枰的两端，而同样的情况，在整个吴语区与粤语区也正在上演。

方言渐渐退场的现象在吴语区也同样存在。根据《6-25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调查显示，重庆有97.5%的青少年都能使用地方方言，而吴语区域青少年熟练使用方言比例全国最低，仅2.2%。以上海为例，据统计，2019年上海市普通话使用率达到95%，而方言使用率仅为5%。

孟女士是一位关注沪语传承的创作者，她发现工作地点楼下的咖啡店，每天进进出出许多年轻人，点单用普通话，聊工作用普通话。偶尔有人说两句上海话，说完又迅速切回去，就好像上海话只能用来讲‘悄悄话’，不能用来谈正经事。”而对孟女士而言，上海话——“绝对是自然的母语，就像呼吸一样。我不会去思考‘我现在在讲上海话吗’。”在她心中，沪语从不是“随便说说”的语言，这份情感源于她童年弄堂里的烟火气，外婆教她的沪语、邻里间的闲谈。长大后的她愈发明白，方言其实是“长在肉里的”，有些情绪与意义，唯有沪语能精准承载，用普通话表达总差一点滋味，这也是她始终牵挂沪语、愿为其发声的初心。

两千公里外的深圳，宝妈小宋有着同样的担忧。在与苏州的亲友通话时，方言能够脱口而出，而自己的孩子却对方言一窍不通。去年带孩子回苏州过年时，她发现即便土生土长的表姐家孩子，虽能听懂，日常交流却都使用普通话。在接受教育之前，方言能有效满足儿童的早期沟通需求。然而，随着儿童的成长，方言的使用场景和内容表达受限，在与普通话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方言处于弱势地位，儿童在与同伴的交流中更多使用普通话，方言逐渐被边缘化。

但宋女士却看见过方言“活着”的样子……在深圳生活的这些年，她发现广东本地的方言生态十分良好，无论是在公园菜市场或者正式一点的场合，大家都非常习惯说粤语，并且可以无缝衔接普通话。

孟女士和宋女士，一位留在上海，一位扎根于深圳，尽管身份不同，但对方言却有着同样心情：方言是一个人的精神坐标，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同样生活在大湾区的坤先生，对广东话的传承抱积极的态度——“粤语不用救，但也别让它冷下来”。坤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从小到大都讲粤语，在访谈过程中，也会夹着两句广东话，这仿佛是他们的日常。“在广州，你说粤语不会有人看你，你说普通话也不会有人看你。”他想了想，本地人对粤语的底气可能来自几个方面。

一个是TVB。虽然现在港剧不如从前，但几代人的粤语审美是被喂出来的。另一个是粤语歌，Beyond、陈奕迅、杨千嬅，粤语歌词的情感表达，普通话很难复刻。“现在你去KTV，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会点一首《海阔天空》这种经典粤语歌。或者在菜市场，阿婆用粤语讲价，摊主也用粤语回。”这些场景每天都在发生，没有刻意的保护，说方言就是生活本身。

坤先生在酒店里当大堂经理，他也爽快地承认：“在广东和港澳酒店的招聘里，会粤语不是加分项，是默认项，我们一般都会招聘会说粤语的员工。”尽管粤语在年轻一代身上，正在变淡。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场方言危机，他说，“粤语不用救，还没到那一步。但你不能让它冷下去。一旦冷了，再想热起来，就难了。”

方言还活着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广东，茶餐厅里的“冻柠茶少甜”依然自然；在川渝，短视频里的方言说唱下面，评论区总有人说“好酷”。这些地方的方言还有日常的土壤，还有年轻人愿意接受，还有文化产品在托着。但放到吴语区和沪语区，似乎答案就没那么干脆了。

方言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来交流沟通，它更像是一种符号，是我们辨认来路的记号。许许多多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当我们一听到方言就会立马浮现在脑海之中，这种独特的感觉，普通话很难传递出来。方言能不能重新振作，不取决于少数人的坚持，而取决于它还能不能回到日常的嘴里。这件事，还需要更多时间，也还需要我们的认真对待。

五 守：方言保护的实践探索

方言不是需要精心保护的文物，只要人们愿意去说，声音才会绵延不断。

小陈老师在语文课上会半开玩笑地用方言念古诗句，孩子会一同跟着读，声音甚至比平时大一倍，这也许就是方言的力量，让人更有底气。方言不需要被供奉，需要被使用，小陈懂这个道理。但在南通，瞿老师想做同样的事，却发现自己都说不明白，更别提去呼吁孩子们了。她缺的不是意愿，是能让方言流通土壤。

而最笨却最韧的坚持，在家庭里。在儿童发展语言能力的早期，家庭教育起着决定儿童语言能力和语言取向的作用，家庭语言环境，尤其是父母的语言选择更是直接影响了儿童的语言取向，决定了儿童是否以方言作为主要交流语言。

宝妈小宋的儿子尽管对吴语一窍不通，但她也没放弃。在家里跟儿子说话尽量说方言，儿子用普通话回，她继续说吴语。“他听到的频率、感受到的情绪、记住的那些只有方言才能表达的词——这些东西会在他脑子里存着。”她管这叫“存货”。她说，如果是异地的江浙沪家长，只做一件事：别管孩子说不说，你先坚持说，久而久之孩子就会耳濡目染。因为如果家长先放弃了，孩子连存货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疯狂生长，也为方言传承带来了契机。

在南通，还有一批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守”。其中一位短视频博主袁先生他的视频里全是南通话。“带你去吃席的爷爷奶奶”“当有人在电梯抽烟”“当你长辈刚刷完抖音”……几十秒的段子用南通话讲，有时候一个字能衍生出三四层意思。底下评论区，南通本地人留言：“终于有人用南通话拍视频了”“笑死，这不就是我爸吗”。他说自己不是专家，也不是老师，就是觉得好玩。“我平时跟朋友聊天就爱用方言，后来想，干脆拍出来，让更多人看见。”

他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做方言视频。在此之前他专门负责一家公司的短视频运营，包括脚本、拍摄、出镜和剪辑等。后来他从公司离职，公司的号继续运作，但内容已经跟方言没什么关系了。他倒是没放下这件事，自己重新开了一个新号，继续用南通话拍段子。

面对“南通话都快没人说了，你拍这些有什么用”等质疑的声音，他说“是没什么大用。但至少让南通人刷到的时候，能笑一下。笑完发现，哎，原来我们的话还能这么玩。”他承认，南通话不好传播。不像粤语有歌，不像川渝话有梗。他拍的段子，外地人基本听不懂，所以大部分时候流量上不去。“但本地人看得开心啊，”他说，“本地人守好自己的方言就足够了。”他最近在尝试给视频加字幕——南通话的字幕。不是普通话翻译，是直接用方言字写出来。“有猫儿(厉害)”“细背敲儿(小伙子)” “结棍(厉害)”这些词，本地人一看就懂，外地人一头雾水。他说：“看不懂就算了，本来也不是拍给所有人看的。”

从公司的号到自己的号，内容没变，变的只有发布者的身份。他离开公司的时候，完全可以换个赛道，做点流量更大的内容。但他没有，还是坚持用南通话拍那些家长里短的段子，发给那几千个粉丝甚至更多网友们看。袁先生的努力，让方言传承成为可能。

大众影视作品也让方言打破圈层壁垒，重新进入大众视野。2024年央视CCTV-8首播《繁花》，剧中采用上海话原声演绎，地道的吴侬软语勾起了无数观众的城市记忆，也让沪语成为网民热议的文化符号之一；同年，热播剧《小巷人家》里也在剧中穿插软糯的苏州话，烟火气十足的方言成为唤起儿时记忆、打动年轻群体的核心要素。方言不再是需要避讳的语言，而是成为传递真实情感、制造出圈热度的利器。

孟女士同样为传承方言在做出自己的贡献。她觉得，唯有让人们对沪语产生情感共鸣，让沪语融入日常，才能真正守住这份文化印记，这也是她始终坚持传播沪语的核心想法。她用上海话写歌，也想像重庆话说唱那样，让沪语进入大家视线。她说，“音乐是活的。”在网络上，她把老童谣做成短视频，拆解上海话的韵律，想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大家对沪语的刻板印象，有上海ip的网友留言：以前觉得上海话土，现在觉得还听好听的。孟女士期待未来沪语能自然融入生活，无需刻意保护，更希望通过社区、校园的相关项目，让更多人感受到沪语的温度。于她而言，沪语是“精神坐标”，她说“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一开口，我就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更是每个人心底“一张回家的车票”。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群专业的人士在为方言的传承保护做努力。阿骏是科大讯飞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是把方言装进手机软件里，每天听录音、标声调、喂数据。他觉得，方言保护的路径其实不复杂：用技术存下来，用内容传出去，用场景活下去。过去几年，他和团队收集了超过150万条方言语音，用AI把濒危方言“存”下来。“但这只是‘保存’，不是‘保护’。”他说，保存是放进冰箱，保护是让它还能上桌。他们还做过一个功能——用方言语音包做地图导航。上线后，一位在外地工作的潮汕女孩留言：“听到导航里那句‘前方路口右转’是潮汕话，我真的特别惊喜。”阿骏那一刻才明白，技术虽然存的只是方言的录音，但连接的是人心。

科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语音数据库、方言导航、AI合成——技术不能救活一种语言，但能为它争取时间。阿骏说，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方言从“需要被保护的东西”，变回“每天都能听到的声音”。

最后，政策和社会共识，是托在底下的那张网。

从国家“语保工程”到地方档案馆的方言建档，从戏曲盛典到方言大赛——这些事不热闹，但它们是地基。福建云霄县，一群人和教育局、公益机构一起，编了一本《云霄方言俗语》，收了六千多条词。志愿者走进校园，不教语法，就是带孩子玩童谣、讲故事。他们打算培训三百个志愿者，让保护这件事，从学校慢慢长到社区里去。

同时更散的力量，也在悄悄生长。浙江瑞安，一群志愿者把地名文化和方言童谣送进小学课堂，孩子们用方言念童谣，听地名背后的老故事。重庆万州，一百五十多个大学生假期回到老家，跟长辈聊天、录方言，把自己当成“采诗官”。杭州有一家公益机构，从2014年就开始做方言公益培训，到现在办了近五十场少儿普及课。所有的努力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方言不只是被“记住”，而是被重新“用起来”。

这些项目规模不大，覆盖面有限，但它们让方言从“需要被保护的东西”，慢慢拉回日常的人们的嘴里。

方言保护这条路，走的人不多，但走法不少。保护方言，说到底不是为了把记忆中的语言封进博物馆，而是让未来的某一天，一个在外漂泊的人还能在电话那头听到一句熟悉的乡音。方言的意义不在它有多古老，而在它有多鲜活——它是回家的路标，是辨认同类的暗号，是普通话给不了的那种温热。至于未来，没人能靠一己之力挽回一种语言，但每一句坚持说下去的家乡话，每一次觉得还是方言够味的瞬间、每一个愿意开口的年轻人，都是在给这条快要断掉的河续上一捧水。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浪潮下，乡音正渐行渐远。这并非单纯的语言选择偏好，背后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以语言统一来促进交流、推动社会发展，这仿佛是时代所需；但与此同时，多元的方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留存地域特色的关键。

方言在悄无声息地流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搜索到的数据、观察到的场景、采访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印证这件事。从餐桌上退出去，从城市里退出去，从一代人的嘴里退出去……

但方言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沟通的工具，而是承载了一代一代记忆的载体。当我们重新开口说方言时，会觉得那个字天生就该那么念的妥帖感。许多东西蕴含在骨子里的东西，始终无法被抹去。所以当看到还有人愿意开口，还有人愿意教孩子说，还有人用手机拍段子、用方言写歌、用工具存下那些快要消失的声音——你会觉得，这条快要断掉的河，还有人在往里添水。

方言能不能重新振作，没有人能打包票。但至少，它没有被放弃。在家庭里，在课堂上，在短视频的评论区，在每一个觉得“这些话还是方言说得对味”的瞬间——方言还在被人使用，被人听见，被人记住。那些还仍然坚持宣传方言的人，不管是为了传承，为了有趣，还是为了不让那个声音在自己这一代断掉——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乡音，不要那么快变成回音。乡音未远。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它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