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只眼睛》：日本的大国梦与小民泪

愿明日的风，让勇敢的凯斯特纳们呼吸，让善良的大石老师们开口。

最近在筹备一次前往日本濑户内海国家公园的游学，那是一个山与海交接的地方。

整理阅读材料之余，朋友给我提出建议，说小西，你一定要看看《二十四只眼睛》这部电影，看过这部电影再去，才算不虚此行。

于是我就去看了，尤其反复看了田中裕子演的那个经典版本。

看过之后感触还挺深的，胸口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不吐不快，因为我发现，这部电影其实有点像日本版的《活着》。

《二十四只眼睛》原本是日本女作家壶井荣在195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壶井荣自己就是小豆岛人，她以自己的家乡故事为背景，细腻地写出了一个乡村女教师与十二个孩子在战争洪流中的命运。这部小说出版后感动和启发了一整代日本人，所以它之后不断被翻拍成为电影，成为日本反战电影中的标杆级作品。

田中裕子的那个1987年版因为正值日本的黄金时代，一般认为是完成度最高，电影以女主大石老师特立独行的骑着自行车到学校赴任作为开场，开始一段段的讲述老师和她的这群学生们的人生历程。

电影本身其实拍的很“素”，比余华的《活着》还要素，因为《活着》里好歹还借主角福贵的眼睛看了人生的许多生死离别。《二十四只眼睛》连这种剧情都没有，就是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孩子们一点点长大，然后在日渐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鼓动下，无论男女，一个又一个或沦为苦工、或被送上战场，成为隆隆作响的国家机器的炮灰。整个电影平淡到连直接描写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亡镜头都没有， 比如女主角的那个在时代乱流中看透了许多的丈夫，电影就描写他在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输干了血本的某一个时刻，被强制征召入伍了，若干时间后国家把骨灰盒送回给女主，告诉女主你丈夫“为国捐躯”了，你应该感到光荣。女主捧着骨灰盒给她的一双儿女看，说“爸爸回来了”，然后没了。

再比如女主作为老师跟学生们讨论未来志向，班里大多数男孩子居然都表示想去当兵，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洗脑教育起到了效果，男孩们很诚实的表示，在当时的日本万般皆下品，唯有从军高的社会氛围下，参军就是当时大多数男性最理想的选择，很多人压根没有为那个日渐陷入疯狂的国家而死的觉悟，可是不然能怎么办呢？“当兵总比当渔夫强吧？”一个班上的男生问大石老师（女主），大石老师不敢说什么，当时日本舆论环境已经不能让身为老师的她去公开批评日本政府和军部了，她不敢让学生冷静一点，别去当炮灰，她只能劝孩子，冷静下来，再想想、再想想。

可是哪怕是这种最软弱的抗争，女主最终还是被举报控告了，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去，说有人举报你是赤色分子、有“非国民”（日奸）的倾向了，你要注意一下啊，否则会有麻烦。

然后女主就怒了，说那我辞职好了。女主跟她的丈夫自我剖白，说眼下这样的氛围，她身为老师，被允许交给学生的只有官方规定的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可那些东西都在教育孩子要为这个国家牺牲一切，沦为巨大国家机器的炮灰，她忍受不了这种残忍，与其这样，她还不如辞职去开一家甜品店。

“我无法教导我的学生们去送死。如果我教给他们的知识，最终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听话地走向战场，那我就不配站在这座讲台上。”

可是当时还没有被送上战场的丈夫打断了她，说你这是在逃避，你不干教师了，开个甜品店又怎样呢？你开甜品店，就能阻止那些孩子不去送死了吗？……

是的，整部影片，就是在这种无奈——明眼人的无奈当中行进着。整个故事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故事中所有人其实都明确，或者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日本这个国家正在做傻事，正在滑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班上的男生们好像也并不对军国主义宣传那么的感冒，就是觉得当兵是个比当渔民更体面的工作。大石老师更是明白自己的工作正在温水煮青蛙的日渐变成一个驯服学生的工具。她那个挺聪明的丈夫，更是保持着一份清醒和冷静——所有人其实都不那么傻，但是当上头来的训令、征召、赋税、乃至骨灰盒被送来的时候，大家却又都温顺而安静的选择了接受安排，仿佛在心甘情愿的进行一场安静、缓慢而又清醒的集体自杀仪式。

因为仅就每个细节而言，接受安排确实是个体的最优解，学生去应征入伍确实比当苦哈哈的渔民更好，至少能吃饱饭。丈夫受到征召时，顺从确实就是比拒绝要强，否则不仅自己，妻子儿女都会惹麻烦。影片中唯一一点对时代和大环境微弱的反抗，似乎就只有女主不愿意再当体制对孩子的洗脑工具，愤而辞职了。可丈夫说得对，你辞职又怎样呢？辞职了那些孩子就不被驯化不死了吗？

所以电影描述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在懵懂和清醒的二元叠加态中缓慢自杀的过程。影片的最后，侥幸从战场上捡回一条命的一位学生再次拜访老师，他眼睛已经瞎了，但他手摸着往日师生们的合照，一个又一个的回忆自己的旧友们，他们都曾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却为什么？被还是被盲目的时代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以上就是我在看这部影片时想到的事情，如前所述，这部电影看的我挺堵的，和余华的《活着》一样堵。

我翻出日本历史学者半滕一利的《昭和史》，里面有对日本这段历史更直接的反思。

半藤一利说，战前的日本，最可怕的其实不是军部或者特高科，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无孔不入的空气。是那种逼迫着每个清醒的人闭嘴，却鼓动着每个蠢货开口的社会氛围。

当大石老师的丈夫说“你辞职了那些孩子就能不死了吗”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说出了这种空气的逼迫。

这种“空气”是由什么构成的？

首先，是“制度上的脑死亡”。 半藤一利指出，明治宪法中那个“统帅权独立”的后门，让军方成了一台脱缰的发动机。当最高决策层只剩下一种声音，当所有的纠偏机制都被视为对“国家”的背叛，日本的社会精英们便迅速达成了一种公地悲剧式的默契：既然刹车坏了，独自承担纠偏成本又太高，那么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谁也不是去碰方向盘，大家都闭上眼睛，享受那最后一段疯狂的加速。

其次，是“常识的集体流产”。 在这种“空气”中，日本文化里那种“不给人添麻烦”的顺从和对“集体荣光”的崇拜，被催熟成了一种病态的审美。半藤一利认为，当时的日本人陷入了一种“唯意志论”的狂热，以为只要精神足够强大，就能无视资源匮乏、无视逻辑常识。日本真的干得过美国乃至全世界么？没人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喊一声“一亿玉碎”得到的掌声与安全比实实在在的做分析和大声疾呼更有利——至少对个人有利。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电影中最荒诞，却也在日本社会中最真实的一幕：每个人在私底下都是清醒的、慈悲的、爱孩子的，但当他们聚集成一个集体，当他们汇聚成那股名为“国家意志”的空气时，他们便瞬间丧失了作为个体的痛觉——他们温顺地交出孩子，温顺地捧回骨灰，甚至在温顺地瞎掉眼之后，依然不敢去追问：究竟是谁，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痴梦，夺走了这二十四只眼睛的光？夺走了一代人的生命与幸福？

没有人追问，没有人道歉，甚至没有人多想一想，往日随着海风，就那么散去了。只留下一部小说，一部电影，让人看了之后感怀。

大石老师是清醒的，也是善良的。但她的清醒与善良，在时代的洪流中，毫无意义。

为什么？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的另一部同样描写师生情谊、也同样创作于一个国家的至暗时刻的作品——德国作家凯斯特纳的《会飞的教室》。

如果说《二十四只眼睛》是日本式的“顺从叙事”，那么《会飞的教室》则是典型的欧陆知识分子式的“尊严叙事”。

读这两部作品，你会发现一种人格底色上的巨大差异。大石老师的抗争是“撤退”。她因为不忍看孩子送死而辞职，试图躲进家庭，洁身自好。这是一种善良的软弱——她守住了自己的干净，却把讲台彻底让给了那些要把孩子教成炮灰的疯子。这种东方式的隐士般的善良里，缺失了一种叫作“骨气”的钙质。

而凯斯特纳和他在书里塑造的“禁烟老师”，选择的是“在场”，用奋力嘶吼和抗争，在社会驶向深渊的时候试图拉住每一个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孩子。

1933年，当纳粹在柏林广场上焚烧包括凯斯特纳作品在内的“非德意志书籍”时，凯斯特纳本人就站在人群里。他没有像大石老师那样掩面而去，而是冷冷地盯着那团火。

当时，他甚至被一个被纳粹蛊惑的女学生当场认出来了，“瞧啊，那个人就是凯斯特纳！那个民族的败类、叛徒！”那女孩指着他，对同伴们丑陋的高声尖叫。

凯斯特纳没有任何反应，他甚至绅士的向举报他的女子回礼致意，用那种残存的贵族精神，完成了自己对疯狂年代最后的讽刺与抗争。

他后来写道：“我是一个见证者，我要在现场记录下这些疯子是如何毁灭这个文明的。”

纳粹严禁他在国内出版，他就把稿件秘密寄往瑞士出版。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曾用假名为电影编写剧本，在严密的思想控制下玩“猫鼠游戏”。：他不仅在精神上对抗，在社会行动上也毫不含糊。他曾秘密资助地下抵抗运动成员，并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被彻底同化。 

当大批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时，他坚持留下，原因之一是照顾母亲，更深层的原因是他的那句名言：

“我是一棵长在德国的树，如果必须枯萎，我也要枯萎在德国”。

他可以走，他可以沉默，但他终究放不下良知，放不下上帝，放不下祖国。

《二十四只眼睛》中，大石老师的辞职是“离场”，试图假装世界与我无关，我什么都懂，但我不说，我就得体的保持沉默；但现实里的凯斯特纳，和大量德国的知识分子们选择却是留下“盯场”，他拒绝把舞台彻底让给疯狂、让给禽兽。

即便拼尽了全力，却他仍在晚年警示世人：“对抗那场暴行，最迟应该在1928年就开始，等到后来，就太晚了。我们做的太晚了！”

但他们终究还是做了一件不那么晚的事情，他们用笔、用文化、用在至暗时刻的写作与坚守，换得了德意志这个民族的反思与救赎。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德国在二战后的反思与改悔比日本真诚和有效的多。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原因何在呢？我觉得，原因其实就在于德国毕竟有一批比日本骨头硬的多的知识分子，凯斯特纳们选择了这在场，选择了打开自己的良知，让它直面疯狂年代的痛苦，而德国人推崇和敬重这些社会良心的选择，所以这个民族能够吃一堑长一智。

可如果一个民族，连知识分子都对疯狂年代罹患了创伤性应激障碍，选择不回忆、不直面、不看、不听、不说，亦或者，偶有那样直面历史的知识分子（比如半藤一利先生），但社会却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敬重与肯定，甚至否定和打压他们。那么这种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入苦难的历史轮回，也就理固其然，甚至是咎由自取了。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们明日的生活，是否对得起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我们对于时代的苦难与温水煮青蛙，不应仅仅只有顺服与哀痛，善良要有她的锋芒，正如文明需要有他的利齿。

这种“对得起苦难”的唯一方式，就是敬重那些在狂热中保持清醒、在合唱中坚持走调的人。

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嘲笑它的清醒者，习惯于放逐和杀戮它的“凯斯特纳”，习惯于让每个大石老师都默默辞职去开甜品店，那么当陨石再次坠落、深渊再次开启时，我们将再也没有机会，在掌心写下那些能救命的词汇。

不久之后，我就会启程去濑户内，那里今日清新的风，终于吹散那曾经压抑的“空气”，

也愿明日吹拂世界的清新的风，让勇敢的凯斯特纳们呼吸，让善良的大石老师们开口。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影评随笔一篇，愿您喜欢。

最近心情有些抑郁，出去散心比较多，多写一些这些行记，愿您和我一样开阔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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