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即神祇，是人类对抗恐惧的心理防线

● 萨满 vs 祭司：直击现代人焦虑源头，读懂你内心的冲突。

你的社会身份是讲究秩序与规则的“祭司”，但你的灵魂深处却可能渴望成为自由直觉的“萨满”。这两种力量在内心的持续拉扯，正是现代人内耗、纠结、迷茫的根源。本书从旧石器洞穴与图腾面具切入，揭示面具就是人类对抗恐惧的心理防线，帮你从根源看清并破解自我困境。

● 破解神话四大核心功能，一套书给出现代人的心灵解药。

坎贝尔揭示所有神话都具备神秘、宇宙、社会、心理四大功能。在焦虑、内卷、意义缺失的当下，神话不再是古老传说，而是温柔的心理疗愈。作为全四辑的奠基之作，《第①辑：原始神话的诞生》将帮你建立底层认知框架，教你如何缓解孤独、接纳阴影、对抗虚无、完成自我整合。

● 考古学 × 荣格心理学，读懂人类精神密码。

以跨学科视角拆解神话如何诞生、如何作用于心灵。它是理解坎贝尔思想、破解自我内耗的入门钥匙，为你后续读懂西方、东方与创造性神话打下坚实基础。

总序

走向神祇和英雄的自然史

一门新科学的轮廓

世界神话的比较研究要求我们必须将人类文化史看成一个整体，因为诸如盗火、大洪水、地府、感天而孕、英雄复活等主题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它们就像万花筒的部件，虽然数量不多且总是一样，却以新的组合形式到处显现。此外，在一些娱乐故事中，这样的神话主题往往被漫不经心地以游戏的态度一掠而过；而当它们出现在宗教语境中时，不仅被公认为真实存在，甚至还被作为真理的启示，由此，整个文化成为一个活态的见证者，以此获得灵性权威和世俗权力。迄今为止，此类神话母题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无一例外，它们在祭祀仪式中排演，由先知、诗人、神学家或者哲学家阐释；在艺术中展现，在歌声中放大，在赋予生命能量的幻觉中获得迷狂的体验。事实上，我们人类的编年史从最早的一页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制造工具的人类的进化记录，而是更为悲哀地把炽热幻象注入先知思想的历程，及努力把世俗社会幻化为非世俗契约的历史。每个人都获得了超自然赋予的印记，它们在民众与英雄的交流和日常生活的体验中得到证实。虽然许多人会在自己传统的圣殿里虔诚祷告，但他们又理性地打量和剥离那些看似神圣的外壳，只是根据不同的地方需求，这些神话母题以各种方式被挑选、组织、阐释并仪式化，从而令世间所有人敬畏。

一个引人入胜的心理和历史问题就此呈现。显然，在某种神话传承的谱系中，没有信仰的人似乎不能在宇宙中生存。事实上，与人的生命圆满呈正相关的，甚至不是理性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而是地方神话。这些虚无缥缈的主题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它们被赋权去激励人民、创造每一个拥有独特美丽与使命的文明。无论何时，它们都应该是人们想要寻找的那种坚固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基于此建立，人们选择的不是存在的事实，而是对远古神话的想象。他们宁愿以暴力之神的名义，为自己和邻居创造一个地狱，也不愿优雅地接受世界的馈赠。

难道现代文明是要在精神层面上把彼此封锁到传统意义上的观念中吗？难道我们现在不能突破人类理解的某种更深刻的基础点和对位点吗？事实上，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不同文化的神话作为释放能量、激励生活和引导生活的动因，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所以，即使我们的理性思维一致，我们或者父辈们赖以生存的神话还是驱使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完全彻底地彼此分离。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试图把近年来学术界在比较象征主义、宗教、神话和哲学领域所开辟的新视角拼成一幅图画。考古学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丰硕成果，语言学、民族学、哲学、艺术史、民俗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心理学形成了新见解，学者、僧侣和亚洲文人对科学做出了诸多宝贵的贡献，这些成果共同呈现出人类精神史基本统一的新形象。因此，对过于散乱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尽力扩展已经掌握的线索，而是仅从单一神话科学的分散碎片中稍做提取。我试图在后面几页率先勾画神祇和英雄的自然史轮廓，比如它的最终形态应该包括在其范围内的众神，像动物学包括所有动物、植物学包括所有植物一样，不因任何对象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将其排除于科学疆域之外。因为，像动植物界的可见世界一样，众神的幻想世界亦是如此：一段历史、一次进化、一系列突变等都受法则调控，而揭示这些规律正是科学的目的。

窥探人类文明的深井

在神话般构思的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开篇，托马斯·曼写道：“过去之井非常深。我们不应该称它深不见底吗？”紧接着他发现：“我们探得越深，对下面世界的感知就越进一步，就越能发现人类最早的根基，其历史与文化的深不可测。”

我们的首要任务必定是问：这是真的吗？为此，我们应先探索心理层面的问题，看看人类的身心系统中，是否有神话起源和仪式起源结构的动态趋势，然后再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线索，研究最早发现的神话思维类型可能是什么。

但正如托马斯·曼已警示的那样，关于我们正在寻找的根基，“不管我们把线放到多么危险的深度，它还是会被拉回来，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后，才能深入井底”。因为在第一深度的人类文明之下有第二深度，被称作原始文明，它是人类史前范围可回溯的最深处。大约在50万年以前，那里生活着的原始人擅长狩猎、捕鱼和采集，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了千百年。它的下面还有第三深度，更幽深也更黑暗，位于人类的终极地平线以下。在那里，我们将在鸟类、鱼类、猩猩和蜜蜂中发现仪式性的舞蹈，这使我们不禁问：比之自然界的其他成员，人类是否并非特例，而是以所属种族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回应环境和同类发出的某种信号。

神祇自然史的概念要与相关科学文献中分类的材料范围相匹配，因此，它就必须包括原始范围和史前范围，还有晚近人类经验层的知识在内；不能只是概括的和粗略的，好像每一个神话选题的开场部分一样，文明的根源是极为深远的。我们的城市并不像放在地面上的石头一样简单地矗立在那儿。本书的第一部分丰富、伟大又令人望而生畏，它在既有内容上扩展开来，与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一起，共同探入“时间的深渊”，即某种最近突然发现的、与集体无意识相对的个体心理无意识现象。我们想要彻底弄清楚大狩猎时代克罗马农人的史前岩画洞穴；再往深一点是冰河时代蜷缩的食人族的巢穴，他们击碎邻居的头骨，然后舔食新鲜的脑髓；更深一点，研究的则是现在看来是早期德兰士瓦开阔平原上类似黑猩猩的猎人—俾格米人的神秘骨骸。这样看来，我们要寻找的最深层的秘密线索，就不仅是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高等文化，还有来自我们内心的期望、下意识的反应和难以摆脱的恐惧。

因此，本书用来探本究源的是那束能窥测深井的光。我们的目标如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所设定的那样，“指出哪些知识已经是深耕多年且成果丰硕的，哪些知识是尚未完成或被全然忽视的”。而且，这束光带来的视阈既宽广又独特，可以描述暗藏的地标，对其标示的内涵做出偶然的大胆猜想。你能看到的材料丰富多彩，整个回探过程和大胆假说一起，形成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而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概述；在此之前，这些材料并没有组成一个单独的集合，指向一门关于启示根源的科学。

此外，在研究史前人类的精神资源之后，我要在随后的三卷里讨论神话的形态，即东方神话、西方神话，最后一卷暂定为“创造性神话的繁荣”，它代表了这个主题剩余内容的自然划分。东方神话这个分卷主题可以轻而易举地囊括形态广泛多样但本质统一的诸多传统，主要以印度、东南亚各国、中国和日本的哲思神话和神话哲学为代表，它们不仅能与年代更早、与自己相关的古老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神话宇宙观整合，也能与年代稍晚、尽管遥远但本质类似的前哥伦布时代的中美洲和秘鲁神话体系联系。在西方神话分卷下，日益增多且偏伦理倾向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话，在与古希腊—罗马众神和凯尔特—日耳曼神话的联系和对抗中自然衰落。最后是创造性神话，这是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神话传统，可以说它起源于古希腊，成熟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今天仍持续繁荣且健康成长于西方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对他们来说，即便现在可以用科学来分析，世界奇迹的本身仍是终极启示。

再者，诚如托马斯·曼所说，在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神话是早期的和原始的思维方式；不过，在个体的意识中，它确实是迟来的和晚熟的。既然这是事实，那么，我们就会听到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弦，从最原始的到最成熟的，在这一主题的所有转调中回响。

学术与传奇的对话

直到19世纪末，神话研究领域的广阔和证据的分散，导致其寻求科学方法的路径一直受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权威、理论和观点的冲突一直存在。随着知识边界扩展到更多研究领域（古典学和东方学、比较语言学、民俗学、埃及学、《圣经》批评学、人类学等），形成了如古代佛教寓言故事《盲人摸象》里讲的那种混乱且愚蠢的场面。摸到头的盲人宣称：“大象就像一只水壶。”站在耳朵旁边的人则说：“它就像一个簸箕。”那些摸到象牙的说：“不对，事实上，它像一把锄头。”那些摸到象鼻的人又说：“它像一个犁杆。”另外一些人摸到了大象的肚子，叫嚷着说：“错了，它像一个贮藏箱。”而那些摸到象腿的认为它像柱子，那些在大象屁股旁的人认为它像研钵。剩下那些在尾巴旁的人喊道：“大象就像一把扇子。”他们激烈地争吵，拳脚相加，哭着喊着：“这就是大象的样子，那不是大象的样子。”“这不是大象的样子，那才是大象的样子。”

“的确如此，”接着佛陀教诲道，“异教徒、僧侣、婆罗门、流浪的苦行僧，他们忍受着异端说法，从中获得欢喜，信赖这种异教信仰，都是盲目的，没有明察：不晓善恶，不明对错。他们彼此争论不休，唇枪舌剑，‘这是对的，那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那才是对的’。”

一门完善的比较科学的轮廓本可能率先从古典学和《圣经》研究中诞生，但基督教教义使比较成为亵渎神明的行为，这是由于古希腊神话是自然层面的，而《圣经》是超自然层面的。因此，我们把古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忒修斯、珀尔修斯）与《圣经》人物（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分离开来，而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却将古希腊、古罗马、《圣经》时代的地中海地区，它们共有的神话元素也同样来自先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青铜时代文明——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之前无法预料的。

第三个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也最令人不安的学科，是快速发展的雅利安语、印度—日耳曼语、印欧语言学。1767年，印度的法国耶稣会会士科尔杜神父发现梵语和拉丁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西方第一位著名的梵语学家威廉·琼斯爵士是第二位发现其中关系的人。他也是加尔各答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创立者。琼斯从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的语法结构展开比较研究，认为三门语言是“迸发”的。他解释道：“（它们）有着某种共同的来源，可能现在已不存在了。”弗兰茨·博普在1816年发表了关于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词形系统的比较研究成果。最终，在19世纪中叶，这种密切相关的语言之间惊人的传播现象得到了清晰的证实，它们来自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一个单独的、广泛分布的语系必然有同一个来源，除了梵语和巴利语（佛经的书写语言），还包括大多数北印度的语言和僧伽罗语（斯里兰卡的语言）、波斯语、亚美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波兰语、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言；希腊语、拉丁语，以及除爱沙尼亚语、芬兰语、拉普兰语、马扎尔语、巴斯克语以外的所有欧洲语言。这样就揭示了从爱尔兰到印度存在的连续统一性问题。不仅在语言方面，文明和宗教、神话、文学样式乃至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可以进行比较，比如古印度的吠陀、中世纪冰岛的埃达、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神话。难怪20世纪的众多知名学者和哲学家都对此情有独钟！

这一发现似乎表明，文明史上最多产的且哲学上最成熟的民族群体都和这种奇妙的族群迁徙有关联。因为，即便是在许多深肤色种族的故乡——东方，也还是有将浅肤色的印度—雅利安人强力推向最高层文化阶层的趋势。其最早阶段的代表性记录是梵文《吠陀经》和吠陀众神（在形式上和精神上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林匹亚众神非常相似，纵然在亚历山大时期也能轻易看出这些类比），并且在其晚期高度发达的阶段，释迦牟尼佛祖的思想广为传播，激励着遍及欧洲的学者，被当成典型的雅利安式灵性类型，而这些思想触及整个东方，人们修建庙宇和佛塔，不拜众神而只拜佛陀：这就是一种净化的、尽善的、完全绽放的和受到启示的人类自身意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可能会非常危险的发现，虽然它是以一种客观科学的学术语境来宣布的发现，但它与当时的某种情感倾向是一致的。根据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和地理学各领域的大量发现，《圣经·旧约》中讲述的创世神话不再被认为确有其事。在16世纪，日心说曾经因为与《圣经》内容相悖，受到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强烈谴责，而到了19世纪，学术界认为《圣经》与事实相反，更倾向于拒绝接受《圣经》。希伯来上帝随《希伯来圣经》而去，基督徒也宣称自己拥有了神圣权利。文艺复兴反对的是犹太—基督教所谓上帝律令启示的理想，信奉的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现在，随着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族群连续性的发现，一方面，把人文主义与深奥的、非神学狂热的印度《奥义书》和佛经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把人文主义与日耳曼异教徒的原始生命力结合起来，这些异教徒本想终结基督教化的罗马，但只是将其征服，而且他们自己也信奉了基督教。可见异教徒反对欧洲文化遗产中犹太—基督教部分的理由似乎被夸大了。此外，有证据表明，欧洲本身就是这种具有深刻启发性和旺盛创造性精神传统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德意志地区，那里浪漫到令人震惊的欧洲人的狂欢让整个科学界为之颤动。格林兄弟搜集了童话故事，他们相信从中能发现被打碎的印欧神话核心的遗存。叔本华称赞梵文经典《奥义书》“可能是世界上最有价值和发人深省的读物”。瓦格纳在古老的日耳曼神话中发现了沃坦、洛基、齐格弗里德以及莱茵少女等天才以印证其精神传统。

当几个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业余爱好者，把这种语言学的轰动性研究成果自学术界向外延伸时，思想带动思想，进入政治生活领域，而在那里思想引发行动，且一种思想就已经足够——它能造成一种潜在的、非常危险的局面。1839年，这个领域开始发展，法国贵族库尔泰·德·里斯勒在他构想的新科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政治理论（《以人的科学为基础的政治学；或者，人种研究》）。这种趋势在阿瑟·德·戈比诺伯爵的《论人种的不平等》、拉普热的《雅利安人及其社会角色》中得到了发展。最后，只有瓦格纳的英国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名著《19世纪的基础》为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的《20世纪的神话》提供了背景知识，并让它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

众所周知，神话既不是孩子的玩具，也不是只关涉学问的古老问题而对现代人无足轻重的故事。因为神话的印记（不管是有形的图像，还是无形的观念）触发了最深层的核心动机，影响了不管识字与否的人群，也影响着暴民，影响着文明。因而，这种关注点的不一致也存在潜在风险，它在把最新科技成果带入现代生活的同时，也把世界集合成了一个独一的社区。它所舍弃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发现，或许会从这些学科最初的出版物里，生发出一个可计量的道德体系。这样说来，向那些即将乘坐火箭飞往月球的孩子们灌输这种道德观和宇宙观，无疑是愚蠢的，它们基于美好社会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观念，最早出现在驾驭马匹的年代之前！如今的世界实在太渺小了，人们理智上的利害关系又太紧密了，以至于他们不会再用那些所谓“选民”的古老方法（无论是耶和华、安拉、沃坦、摩奴，还是魔鬼），那已是在大蛇还能说话的时代，部落里的人们与敌人对抗所用的老把戏了。

随着人们对人类共同体发展有了更加广泛的认知，雅利安人那种幽灵般的、不合时宜的战斗呐喊的声音迅速从19世纪的学术舞台上消失了——这从根本上来说，是因考古学和人类学先驱们提供了大量完全无法预料的信息导致的。例如，我们在不久之后发现，最早的印欧部落不仅是多种族的混血，而且其中超过一半部落发明的东西实际上来自早期更为发达的古埃及、克里特岛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此外，世界范围内传播的重要主题，如古典神话、《圣经》神话和宗教知识，远远超越了任何可能对雅利安人或者闪米特人的影响，它们都极度扩展了史前文明的框架。对那些古老的问题来说，傲慢和偏见都已过时。

从一系列关键节点看，这些发现对19世纪的人类图像相当重要，列举如下：

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从罗塞塔石碑上获取了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从而揭开了比古希腊和希伯来还早大约2000年的宗教文献的面纱。

1833年，威廉·埃利斯的《波利尼西亚研究》（四卷本），开启了对南太平洋岛屿神话和习俗的观察。亨利·罗·斯库克拉夫特的《阿尔吉克研究》（两卷本），提供了第一部重要的北美印第安神话选集。

1839年，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爵士挖掘了古代尼尼微和巴比伦遗址，打开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宝库。

1847—1851年，雅克·布歇·德·克雷弗克·德·佩尔特的《凯尔特与前洪积世古代文明》（三卷本），证实了更新世时期（超过10万年前）欧洲就有人类活动。他以燧石工具的分类为基础，确定了三个旧石器时代分期，称为：（1）“洞熊时代”；（2）“猛犸象和披毛犀时代”；（3）“驯鹿时代”。

1847—1864年，约翰·卡尔·富尔罗特在德国东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他们是洞熊时代及猛犸象和披毛犀时代的强壮猎人。

1856年，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

1859年，爱德华·拉尔泰在法国南部发掘出克罗马农人的遗骸，在更新世末期，这些克罗马农人取代了驯鹿时代欧洲的尼安德特人。

1860—1865年，《波波尔·乌》，一部古代中美洲的神话，通过布拉瑟尔·德·布尔伯格被引介到学术界。

1861年，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从“万物有灵论”概念的心理学解释，转向了对整个原始思维范围的系统阐释。

1872—1885年，海因里希·谢里曼发掘了特洛伊城（希萨利克）和迈锡尼，探索了前荷马、前古典时期的古希腊文明。

1879年，堂·马塞利诺·德·索托奥拉在他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的庄园中发现了宏伟的猛犸象和披毛犀时代及驯鹿时代的洞穴绘画艺术。

1890年，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出版了这一时期人类学研究的巅峰之作《金枝》。

1891—1892年，在爪哇中部的梭罗河畔，靠近特里尼尔，欧仁·迪布瓦挖掘出土了“缺失的环节”——直立人的骨骼和牙齿，它的脑容量介于最聪明的大猩猩（约600毫升）和普通现代人（约1400毫升）中间。

1894年，阿瑟·埃文斯爵士开始了他在克里特岛的发掘工作。

1898年，莱奥·弗罗贝纽斯宣布了一种研究原始文化的新方法“文化区域理论”。他证实了原始文化的连续性，从赤道地区的西非向东延伸，穿过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跨过太平洋到达赤道美洲和美洲西北海岸。这是一个彻底挑战布林顿、巴斯蒂安、泰勒和弗雷泽所代表的固有的“平行发展”或心理学派的解释，因为它提出了广泛而大胆的原始越洋传播理论，以解释相关主题“普遍”分布的问题。

因此，在精神和技术变革几乎难以置信的划时代时期，原有的视域被消解，学术重心从当地引以为傲的小区域，转换成在崭新且单一的世界中研究人类自身的广泛科学。那些从前看起来完全填满人文领域关切的18世纪旧学科，已经变成了更大主题的一个部分。但以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以人的超自然能力来对抗单纯的自然禀赋是不可能的，而现在，随着那些神话主题的普遍性得到承认，高级宗教的神圣根源也得到了证明，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论说的“超越人的自然知识”，以及“上帝远高于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随着认识的加深，人们发现这些超自然主题并不是任何单一传统所特有的，而是人类宗教知识共有的，所以“正统”与“非正统”、“高级”与“原始”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被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当下，人类最关切的难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变成了关乎死亡与复活、感天而孕和创世这样的神话主题，是否应该被认为是原始愚昧（迷信）的残余，或者相反地，被解释为包含着超越理性能力的价值（超越性符号）；其次的问题，则是作为心智自发运行的产物，它们能否独立地在世界各地出现（“平行发展”理论），还是说，作为特别的时代和人群的发明，它们必须通过早期的移民或者后来的商贸传播（传播理论）。

19世纪，很少有人不带偏见地面对这两个问题，也很少有人能掌控其分析所需的必要证据；因为那时的心理学根本不具备深入探索心智所必需的知识或假说。杰出的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冯特于1857年开始在海德堡担任讲师，1875年到莱比锡大学任教，他在大量的民族心理学著述中，娴熟地从心理学视角回顾了民族学领域的研究，但是他也意识到并断言，这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科学，在他那个时代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与此同时，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神经诊所，已经有人开始了对人类心智的深入探索，病理解剖学教授让—马丁·沙尔科在癔症、麻痹、脑疾病、衰老和催眠等方面开展了开创性研究。年轻的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是沙尔科的追随者，两人对心智中难以触及的黑暗深处进行了研究，从他们卓越的学术生涯可以判断沙尔科的学问存在某种力量和导向。但从关注神经疾病个体的“无意识”现象学，到应用民族学材料对这类新发现做出系统阐释，还要等到20世纪由荣格的《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和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共同发起的运动。不过，冯特和沙尔科的研究为这些成果铺平了前行的道路，但无意识已经在宗教、史前史、神话和民俗、文学和艺术史等领域的原理和假说中大规模应用，后来成为20世纪思想发展史中的突出因素之一，但在他们那个年代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无意识只是作为一种富有前景的可能性而提出的。

在维也纳举行的庆祝弗洛伊德八十寿诞的研讨会上，托马斯·曼发表了名为《弗洛伊德和未来》的重要演讲。他认为，深厚且天生的同情心，在文学与无意识科学两个领域间是长期存在而未被察觉的。诺瓦利斯的浪漫生物幻想；叔本华的梦境心理学和直觉主义哲学；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热情让自己有了极为敏锐的心理洞察力；易卜生认为谎言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有甚者，尼采将神学、神话和道德哲学的形而上学转化为经验心理学的语言：这些奇思妙想不仅可以预期，而且在范围和丰富程度上，有时甚至超过了那些正被理性系统化，并以科学语言精准表达的令人生畏的假说和专业术语。但正如托马斯·曼在对著名科学家弗洛伊德稍含讽刺意味的颂扬中所点出的那样，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不允许他把哲学看得非常高，他甚至公正地宣称，无意识的现代科学只不过是给整个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伟大传统写下了“证明完毕”四个字。这些传统以浪漫主义诗人、诗人哲学家和艺术家为代表。在19世纪的进程中，他们一步一步地与有知识分析和经验的人并肩前行。

想到歌德，《浮士德》的字里行间就浮现出他对心智的传统象征力量的老到见解，这不仅关系个人生命史，而且涉及文化的心理学动力。想到瓦格纳，他在理解象征形式的基础上构思形成杰作，单凭这点，就超出了当时东方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的寓言式解读方法。马克斯·缪勒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之前的人难以想象，艺术家在阐释象征方面的工作领先于科学家们笨手笨脚的努力。例如，梅尔维尔在努库希瓦的南海岛屿上被食人族捉住，甚至要变成餐桌上的美食。在他的《白鲸》和《皮埃尔》里，其深刻的心理洞察力通过对象征语言的准确使用而呈现。

诚如许多思想深邃的心理学家赞同的托马斯·曼的观点：一方面“神话是生命基础，是永恒图式，是生命在无意识中复制其特质时所遵循的虔诚公式”；但另一方面，像所有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观察到的，纵观时空中人类不同文明的神话，明显具有多样性。一种神话中的“美德”往往成了另一种神话中的“恶习”；一种神话中的天堂在另一种神话中就变成了地狱。此外，随着以前分隔和保护不同文化世界和诸神的原有视域的消失，名副其实的“诸神的黄昏”把火焰掷向了整个宇宙。那些在自己神话中感到舒适的神圣意识共同体，在邻居眼中居然是魔鬼。显然，现在需要的是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神话，即一些秘密中的秘密。它们比地方传统视角更加易变，也更复杂。那些地方传统中的神话被认为是一副更大的面具，其中闪闪发光的万神殿就像一种“永恒图式”的闪现模式，但并不是图式。

确切地说，这种“永恒图式”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仍等待关注的伟大而神秘的盛会。它在各个科学领域和博物馆中早已有了片段化的呈现，在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中也已然存在。为了使其服务于当下，我们在全部维度上使它科学地聚合，或重新聚合，然后通过艺术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是一条奇妙之路，带有共鸣和启发式的乐趣；它不做道德的评判，而是同我们自己被唤醒的人性一起在节日中传续。

【内容简介】

《众神的面具》（全四辑）是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耗时12年完成的跨学科史诗巨著。全套书融合了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与宗教学的广阔视野，完整地向读者呈现了从原始神话、西方神话、东方神话到现代创造性神话的全脉络。坎贝尔在书中破解了神话的神秘、宇宙、社会、心理四大核心功能，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底层逻辑。

在焦虑、内耗、意义感缺失的现代社会，神话早已不是远古的迷信传说，而是人类共通的心理防御机制。坎贝尔以跨学科的惊人视野，拆解了“面具”背后的隐喻：面具之下，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恐惧、渴望与心理密码。这套书正是为现代人提供的一份安顿心灵、重构生命意义的精神导航图，指引每个人在面具之下遇见真实的自我，成为自己神话的创造者。

作为全四辑的重磅开篇之作，《第①辑：原始神话的诞生》直击人类焦虑的源头，带领读者抵达精神与文明的原点。本书以跨学科视角拆解了神话如何诞生并作用于心灵，还原了神话原初的形态与力量。它不仅是破解自我困境的心理疗愈指南，更为后续读懂东西方神话打下了坚实的认知基石。本辑初版诞生于 1959 年，此次首度面世的简体中文版，依托考古科学新进成果增补了内容、更新了插图，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现了神话学的源头。

【作者观点】

1.人类种族的一致性不仅是生物学的，也是精神史的，并以一首交响曲在各处呈现，乐曲主题从宣布、发展、扩充，到转变、扭曲、再现，等等，所有篇章的声音都以极强的力度组合在一起，压倒性地推进到某个震撼的高潮，继而出现下一个乐章。

2.原始节日中的面具被视作神话人物名副其实的幽灵，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制作与佩戴者是人，但仪式期间戴面具者被认作神灵，面具不仅仅代表神，它就是神。

3.神话不是通过理性创造的；神话也不能用理性来阐释。神学阐释者把它说得很荒谬，文学批评家把它简化为隐喻。

4.神本身就是超常信号刺激，从他们超自然灵感中衍生出的仪式形式充当了人转变为神的催化剂。

5.神话是一种意象的组织，是生命感的再现，这种感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理解，即：（1）思维方式；（2）体验方式。作为思维神话，它接近科学，或是作为科学的原始序曲；作为经验神话，它恰好是艺术。

【目录】

01 大地之母

《约瑟夫・坎贝尔文集》概述

“众神的面具” 系列作品原编者前言

“众神的面具” 之起源

前言 人类种族一致性的交响乐

总序 走向神祇和英雄的自然史

第一部分 神话心理学

绪论 面具的启示

01 遗传图像之谜

先天观念与个体经验

作为超常信号刺激的众神

02 经验的印记

神话的主题：苦难与狂喜

生命的三种经验结构力量

婴儿期的五种早期印记

儿童期本能的万物有灵观

成年期地方群体的情感体系

老年期的死亡观念影响

第二部分 原始农耕者的神话

03 高级文明的文化区

原始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1.25 万 —— 前 7000 年

基础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7000—— 前 3500 年

高级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5000—— 前 3500 年

祭司城邦时代：约公元前 5400—— 前 2500 年

04 被献祭的国王

骆驼帮老头领口述的《卡施毁灭的传说》

山鲁佐德之夜与《一千零一夜》

一同死去的国王与维斯塔圣火贞女

05 爱与死的仪式

少女的陨落与回归

创造世界的神话事件

珀耳塞福涅与蛇

鳗鱼怪图纳与希娜的传说

神话起源：平行论还是传播论

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的爱与死仪式

02 兽灵之歌

第三部分 原始狩猎者的神话

06 萨满信仰

狩猎传统的萨满与农耕文明的祭司

萨满巫术的技艺和力量

萨满的幻象和神秘体验

火的使者和人类的老师

07 动物主宰者

黑脚印第安人的野牛舞传说

旧石器时代狩猎神话的七条线索

不死兽群的神秘与还血仪式

08 旧石器时代的洞穴

大狩猎时代的萨满

猛犸象圣母崇拜

洞穴熊的献祭

两个世界的神话

第四部分 神话考古学

09 旧石器时代的神话沿革

南方古猿阶段：公元前 330 万—— 前 210 万年

直立人阶段：公元前 189 万—— 前 7 万年

尼安德特人阶段：约早于公元前 20 万 —— 前 2.3 万年

克罗马农人阶段：约公元前 3.8 万 —— 前 7000 年

卡普萨-细石器风格：约公元前 3 万 —— 前4000 年

10 新石器时代的神话分布

早期农人的大蛇：公元前 1.25 万年

近东文明的诞生：公元前 1.25 万年 —— 前 2500 年

不同方向的大传播

结语 神话的功能

地方图像与普遍路径

爱欲、权力和德行的束缚

从束缚中解放

原编者注释

注释

插图来源

约瑟夫・坎贝尔书目

译后记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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