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眼中的“张雪峰悖论”

死者为大，所以我等了很久，才写这篇文章。

前段时间以帮人报志愿成名的张雪峰老师猝死的时候，曾有朋友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没有写，原因之一是我当时正在外游学，之二则是我对张雪峰老师评价并非完全是正面的，中国人的传统是死者为大，人刚死，说这些总不算太好，而如今时过境迁，这稿子可以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有谈论价值的。因为与他的拥趸把他看做“穷人孩子利益的捍卫者”“瞎说大实话的指路人”不同，我更把他看做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群体焦虑的呈现与结果。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说的东西，所以我想这篇文章对事不对人。毕竟也算同行，对于张老师这样勤奋并真诚工作的自媒体人，我抱有最大的敬意与善意。

直到考上大学后好几年，我还一直在奇怪为什么高考制度是那样设计的。

很多家庭倾举家之力、供养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为的是在高考中考出一个好分数，然后却只花十几天，甚至是几天时间，就草草填完志愿，填报志愿栏里还有院校和专业服从调剂这两个选项。

人生，在这一刻仿佛成了有一个巨大的盲选游戏，家长和学生需要对着上百个院校和数百个专业进行盲选。而且由于上大学后专业和院校的高度锁死，大多数人基本上没有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多人就为那几天临时起意选的某个专业，甚至是因为“服从调剂”临时被安排的一个专业，就这么决定了一辈子的工作——亦或者毕业后就立马放弃了自己专业，余生进入一种有文凭但没专业的“伪高等教育毕业生”状态。

参考世界范围内其他教育发达国家比较流行的大学和专业自由选择的制度，这确实有点奇怪，西方大多数大学更像是一个超级市场，学生在学校里自由选课，修满一定的学分就能从某个专业毕业，当然西方也有学业规划师，但那是为少数精英家庭冲刺顶级院校服务的。跟张雪峰老师这种面对广大中下层普通家庭的家长和孩子，好几万的选专业辅导费几天直播就能卖到上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说句不太冷的冷笑话，高考制度有没有张雪峰老师说的那么公平我不知道，但确实是高考制度成就了张雪峰老师。张雪峰老师曾经在直播中无数次的吐槽自己在大学时被分到的那个给排水专业，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被分到这个专业的他，并不知道多年后这套体系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成就他——当然也更不会知道，巨大的需求诱发的超高工作量，最终会压垮他的健康，这又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了。

以历史源流的角度去分析，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系统学习自苏联，而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又是与它的计划经济体系高度适配的，甚至按照斯大林时代的设计纲领，高等教育本身其实也就是伟大的计划经济蓝图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蓝图中，被计划的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和工业制成品，参与生产活动的生产者也是被计划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比如苏联的某计划委员会计划五年内增开多少个炼钢厂，那么这些炼钢厂就需要招收若干炼钢工人，以及若干个各环节的技术员（比如热处理技术员）。计划委员会将这个计划呈报给上级计划委员会，再最终交给苏联教育部，教育部测算出一个数据，全苏高等院校热处理专业明年应当招收多少学生入学。这个数字可以有冗余（毕竟人员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流失）但是不能缺少。然后全苏高等院校就按照这个计划去招生了，并最终决定了无数学生一辈子从事的工作和命运。

你可以看到，即便抛开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不论，在这套体系中，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需要是占主导地位的，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荣辱得失可以被适度尊重，但是要被放在次要的、“服从调剂”的位置上。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体系逐步走向市场化，但是教育体系中这种偏计划的要素依然是被极大地保留的，所以我父母那一辈人报志愿的时候甚至还都是估分报、考前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更方便统筹安排。这里面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爱好理想、或者志愿踏空与否其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高考这个庞大的计划必须要顺利执行。

当然，这套专业分配体系在当代依然可能是有它的优势的，比如国家打算大力发展某个产业，就可以提前增加这个专业的培育人数，最终促成这个行业的用人成本相对低廉，形成产业链的价格优势，最终完成弯道超车。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其实是喜欢上述这种思路的，大多数人支持个人的选择自由和个体利益应该为国家的这种整体规划做出牺牲。所以这样说下来，现行高考制度的模式，的确是我们的一种群体选择。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同样这个大多数人，他们在宏观上支持个人选择为整体规划让路、牺牲，并不等于微观上要求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愿意做出这种让路、牺牲。

这就是那个冷笑话：

“让你捐一百万，你捐么？

我捐！

让你捐一头牛，你捐吗？

我不捐！

为什么？

因为我真有一头牛。”

很多家长，在“真的有一头牛”，在自己的孩子真的要面临这套体系的筛选、分配时，就能重新发现和尊重自己的私心了。于是急于追问到底怎么选才能让孩子将来找一个好工作，或者至少找到工作，实现阶层跃迁，或者至少保住阶层。

这就是“宏观上的集体主义支持”与“微观上的精致利己算盘”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很多人无法也不愿意明说的。

但是，一旦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其实就掉到了另一个坑里——在一个偏市场的体系当中，知识如哈耶克所说，是趋向于分散的，肉店老板注定比政府官员更了解鲜肉市场这个行当，所以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生存智慧和选择空间。

但在一个偏计划的体系里，知识和信息至少在表面上是向着制定计划的上层集中的，那些掌握或者接近宏观战略制定者的家庭，天生就注定比中下层家庭更会选。这就叫认知壁垒或曰信息鸿沟，是大量家庭在孩子临填报志愿时才想起并引发焦虑的源泉。

而张雪峰，恰恰就是踩上了这种群体焦虑的风口，一炮而红。

其实时至今日，我依然并不觉得张雪峰老师相比普通人有那么大的打破阶层认知壁垒的能力，他给考生报志愿做的许多指路，后续被验证都是错误的。——比如2020年还在号召孩子报土木工程专业，又比如AI时代码农大量裁员之前，还在鼓吹学计算机是个好专业。

但是你架不住，张雪峰老师就是有这个能耐，跟很多在口头表达上内蕴天成的东北老铁一样，他能把自己某些其实很朴素的感觉——比如重理轻文，比如觉得房地产和码农能继续火——说出仿佛掌握了内部消息、做出超前预判，铁口直断，信心十足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张雪峰老师的能耐，主要就体现在这一点上，他精准地扮演了一个“信息黑市的批发商”。在那种由计划体系产生的、高度不对称的信息鸿沟面前，普通家长要的往往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是一份“确定性的幻觉”。

张雪峰看透了这一点。他深知他的受众——那些处于中下层、对政策风向毫无感知力、对市场波动战战兢兢的家长，他们并不需要复杂的产业分析报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拍着胸脯告诉他们“听我的，准没错”的带头大哥。

所以，哪怕他前脚推荐土木，后脚房地产调控；哪怕他今天鼓吹计算机，明天AI就掀了码农的饭碗，这都不影响他的神格。因为他的价值不在于“预判”，而在于“平替”。他用那种带着大碴子味的、斩钉截铁的语言，平替了那些冷冰冰的、充满了“服从调剂”色彩的权威指导。

他把本该是充满风险的个人人生博弈，包装成了一场可以通过某种“内部攻略”一举通关的投机。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表达，让深处焦虑中的家长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花这几万块钱，只要听了这个老师的指点，他们就能像那些掌握宏观战略的精英家庭一样，窥见了某种通往未来的捷径。

但这正是张雪峰式成功的荒诞之处：他用一种极其市场化的商业手段，去售卖一种极度渴望钻进“计划体制”内部的避险逻辑。

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恰恰就是大多数普通家长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最认可的精致利己的人生逻辑。

本质上，我想他深知这个时代的痛点：大家虽然嘴上赞美着宏大的规划，但内心深处都怕成为那个被“调剂”掉的代价。于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算法，一个试图在计划经济的残余里寻找市场漏洞的算盘。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能算得出往年的分数线，却算不出行业的兴衰起伏；他能安抚得了家长眼下的焦虑，却给不了孩子一个真正自由的选择。最终他也没算出自己的壮年早逝，一场烈火烹油的热闹，最终总成了空。

我觉得张雪峰老师身上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点：他一方面在竭力为家长们破解系统带来的阶层焦虑，另一方面，却又不吝溢美之词地盛赞这套给他们带来焦虑的系统。

你看他在直播间里痛陈“服从调剂”的坑、怒批某些专业的无用；但一转身，他又能对着镜头深情款款地歌颂高考制度的绝对公平，甚至把它描述为普通孩子唯一的公平救赎。

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求生欲，也是一种深刻的犬儒主义。

他通过赞美这套体系的宏观正义，为自己微观上的“投机式指导”披上了一层合法性的外衣。他告诉家长们：这套规则是伟大的、公平的，只是你们太笨、不会玩，所以得花钱请我这个“高级代练”来帮你们玩。

这导致了一种奇观：尽管张雪峰的生意本质上是在消费系统产生的结构性痛苦。但实际上，他不仅在卖信息，还在卖一种“认知上的顺从”。他教导孩子们不要反抗、不要质疑，要顺应社会的逻辑，去考公、去进体制、去选那些最像“螺丝钉”的专业。

他其实是在用一种极其世俗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大众的“精神招安”，给他的受众提供了一种在自己的生活中精神自洽的路径——他告诉那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寒门学子：理想是虚的，兴趣是奢侈的，唯有变成这台大机器里最耐磨的那颗零件，你才算成功。

这样的人生观，让我想起了大刘在《三体》中的一段父子对话：他是好人吗？不是。那是坏人吗？不是。那他是什么？是历史。

是历史。或者说，张雪峰老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倒影：那种宏观上对集体意志的极度顺从，与微观上对个人命运的极度精算，竟奇妙地统一在了一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挺值得感慨的吧？

可是，这种精算真的称得上是聪明的精算么？我觉得张雪峰老师如果在天有灵，回顾这一生，他也许会想一想两个问题：

第一，他自己的大学学了给排水专业，后来却以辅导学生考公为业，以直到考生报专业走红。这样的人生本身，是否就是他极力鼓吹高考选专业重要性的一种否定呢？

第二，虽然他获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却在41岁时英年早逝，他教了一辈子人如何“稳妥地生活”，自己却活成了一场高燃、过载且早夭的意外。 当他推崇的“活着才重要”撞上了“英年早逝”的现实，那种只顾低头看路、从不抬头看天的功利哲学，是否在死神面前显得过于苍白呢？

当然，逝者已矣，死者为大，我们不能也不忍把这两个问题真的提给张老师，因为张雪峰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普通人召唤出的一个心理倒影。

他留下的悖论，拷问不了那个已经安息的灵魂，却拷问着我们每一个在自认为在精致和顺从之间能自洽的我们。

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想一想这种可能张老师看来很无用的事。

因为我们都注定要死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