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排斥出局的理论，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段德敏约 8 分钟关注当代问题并不一定要回溯政治思想史，也并不是所有的当代问题都能从政治思想史中找到答案。比如，美国下一任总统由谁担任，人工智能的未来如何，全球变暖到底怎么影响未来世界，这些显然只能是当下和未来的问题。
同时，研究政治思想史也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定要与当代问题关联，尽管我们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有当代相关性（relevance）。可以认为，很多领域的研究（如霍布斯研究、卢梭研究）有其相对独立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又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
广义上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当代感，这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也是如此，对经典文本的阅读最终也是为激活当代思想世界，如陈少明老师所说，“进入经典世界不是为了探求历史世界的真相，而是为现实世界探寻更多的精神资源”，“经典提供的标本或榜样，就在于通过它们唤醒读者的荣誉感或羞耻心，激发其生活中惩恶扬善的使命感，经典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范型和精神动力”。中国的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古代人和现代人有着巨大差别，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经典仍然可以照亮现实，这一点中西皆然。
在十九世纪写作的马克思面对当时欧洲内部的不平等、剥削、压迫问题，得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这样的经典论断，由此而直达人的存在本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历史发展的目的等论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诸多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所代表的启蒙运动几百年后“文明崩塌”的问题。阿伦特在其最著名的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序言开头处说：
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西方社会为什么会走到这种“精神上无家可归”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纳粹屠杀这样的大灾难？阿伦特没有像二战后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那样，将答案归结为个人自由保护的缺失、个体独立精神的不振。她的诊断反而是，现代社会太过于个人主义化、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断裂，经济需求超过甚至否定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人们共同行动、以语言达成共识的需要变得可有可无，暴力成为一种可接受、可使用的“政治力量”。阿伦特的方法是，既从当代吸引思想资源，也回溯思想史，重新发现那些已被人淡忘但具有极强当代性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中对古代亚里士多德“政治”传统的挖掘和再阐释。尽管有人从文本角度质疑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文本阐释的可靠性，但她标识出的对当代而言颇为“异样”的传统仍然是有效的。或者，可以说，她对潜伏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暗流”的研探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政治理论的辩论和想象空间。
汉娜·阿伦特
克劳德·勒弗，这位在民主理论方面可以与哈贝马斯相提并论的思想家，同样在二战后反思现代西方社会，但他更聚焦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在他更受左翼思潮影响的早期政治和写作生涯。在对当代欧洲社会的反思、诊断中，他试图寻找一种理论视角，解释政治中的代表与被代表意味着什么，政治过程中的发言和权力建构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些被排除在理性发言以外的立场如何可能表达自己，等等。他意外地发现，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极具原创性和预见力的思想先驱，同亚里士多德传统不一样，马基雅维利开启的是一个从排斥与被排斥的逻辑中寻找“政治”（the political）的理论传统。“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那些被排斥出局的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比如基督教以外的那些宗教信仰或价值立场。至少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基督教不一定是一个普世正确的存在，它之所以被欧洲人“认为”是普世的，是因为它排斥了其他立场，成功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这就是一个权力建构的过程。依此逻辑，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语境中，那些底层的立场难以被国家所代表，但是否就说明它不存在、不道德、不正当呢？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在左翼思想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那里，马基雅维利早已成为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霸权（hegemony）结构的代言人。虽然马基雅维利本人没有直接从理论上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他关于权力与道德价值的理论架构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权力结构及其相适应的价值体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采取一种极端决定论的立场，将道德意识完全彻底地化约到经济因素之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勒弗，虽然出发点和葛兰西不一样，二者的时代背景也有极大差异，但他们都对马基雅维利情有独钟，都被马基雅维利特有的分析框架所吸引，这就好比，他们在思考其身处时代的大问题时，最后都触到了同一条暗流。
当然，勒弗和葛兰西的理论最终仍然是不同的。葛兰西自始至终是一个革命者，其理论服务于底层劳工的革命和人类的最终解放，只不过后来人们从他那里发展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普遍性的关于人与政治的理论，甚至可以为底层劳工之外的人所用。而勒弗对马基雅维利的理解和使用，最后使他反思冷战中存在的两种政治可能性，转而去构建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现代民主理论。上述暗流在勒弗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民主理论又与建立在交往行为和对话模式上的哈贝马斯式民主理论针锋相对，由此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的两种典型路径。
当代政治哲学的另一重镇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二战后美国的背景下希望既论证以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同时又为资源分配和再分配提出一种介于自由放任和平等主义之间的方案；接受理性主义的原则，拒绝功利主义的福利最大化计算。这在当时的英美政治哲学语境中，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但在罗尔斯手里化腐朽为神奇，成为西方学界（尤其是英美）讨论正义问题时绕不过去的坎。
罗尔斯秉持的是新康德主义的传统，希望指出一个国家的制度框架需要尊重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但这一尊重不是因为这些权利和自由会带来什么福利上的“功用”（utility），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此，罗尔斯与近代早期自然法传统之间有着延续关系，并且非常明确地与十九世纪以来影响极广的功利主义传统对抗。罗尔斯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开头明确阐述了他在这两条“暗流”之间的抉择与挣扎：
也许我能最好地把本书的目的解释如下：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我们常常看来不得不在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很可能停留在某一功利主义的变种上。……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借此，我希望能把这种理论发展得能经受住那些常常被认为对它是致命的明显攻击。而且，这一理论看来提供了一种对正义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不仅可以替换，而且或许还优于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功利主义解释。作为这种解释之结果的正义论在性质上是高度康德式的。
因此，在政治思想史的暗流中确立起来的理论既旧又新，但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不忌惮透视人性、反思什么是人“值得过的生活”的“大理论”（grand theory）。
《涟漪之下：政治思想史中的当代欧美》
作者: 段德敏
内容简介
本书从当代欧美政治三大核心矛盾——民主与民粹、整合与分裂、帝国与自由切入，追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暗流”，揭示这些矛盾如何深植于历史的思想基因之中。
本书打破学科壁垒，将思想史研究与现实政治关切融为一体，在古今对话中透视欧美的当下困境与未来走向。这是一次对西方政治传统的深度梳理，更是一场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身时代的思想实验。
暗流涌动之下，过去与未来在这里相遇。
作者简介
段德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欧洲研究，代表作包括《现代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时刻》（专著）、Tocqueville between East and West（专著）、《十字路口的欧洲罗巴》（编著）、《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克维尔》（译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