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与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地区的多元互动及文明交流

腓尼基(Phoenicia)城邦推罗(Tyre)于公元前814年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Carthage)。公元前650年，迦太基脱离母邦推罗而独立，后来成为腓尼基人殖民地中最强大的一个。长期以来，腓尼基和迦太基一般被归入东方国家的行列，而东西方的界定并非完全基于地理标准，往往表现出文化层面的区分——对当时很多希腊人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对立似乎是永恒的。事实上，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特征，二者之间的互动尤其是文明交流及其影响不容忽视。国内外学者们考察了腓尼基人的商业和殖民活动及其与希腊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而对希腊人与迦太基关系的考察则相对较少。[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希腊人和迦太基人的扩张、希腊人对迦太基人的形象认知为切入点，考察希腊文明和迦太基文明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审视两者在竞争和冲突背后的交流与融合，为我们研究古代地中海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一、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地区的多元互动

意大利古典学家奥尔加·特里布拉托认为，青铜时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殖民活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腓尼基人的贸易殖民模式，重视奢侈品贸易和经济利益；另一种是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带有政治目的，在海外建立了众多城邦。[2]而作为西地中海地区的两大族群，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包含竞争、冲突与合作、结盟等多种表现形式。

腓尼基人以商人的身份进行殖民并开展贸易，所建殖民地多是贸易港口。[3]意大利考古学家萨巴蒂诺·莫斯卡蒂强调，腓尼基人及后来的迦太基人的扩张既不以征服为目的，又不进行大规模移民，其优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4]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内陆土地和优良的港口，迦太基在独立后迅速崛起。在公元前6世纪之后，迦太基人逐渐取代了其他腓尼基人群体，确立了其在西地中海的商业地位。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称迦太基在公元前509年曾与罗马签订条约并划分势力范围，严格限制罗马人及其盟邦船舶远航到菲尔岬角(Fair Promontory)以西海域。[5]迦太基人控制了从西班牙南部港口加底斯(Gades)到地中海东岸推罗之间的地中海东西航线(又称“金属航线”)，掌握了巨额财富。罗马帝国希腊史学家阿庇安强调迦太基人的财富仅次于波斯，[6]波里比乌斯也称迦太基城是人居世界(oikoumenē)中最富有的城市。[7]迦太基人不允许希腊商人进入非洲和西班牙水域，使希腊人获得金属资源的渠道受到严重影响，希腊商品难以在西地中海地区自由行销，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间的商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

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进行大殖民运动，在地中海航路要冲西西里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而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腓尼基人比希腊人更早到达西西里，[8]其殖民地主要分布在西西里的西北部。公元前580年，希腊人开始向西西里西部扩张，与居住在西西里西北部港口利利俾(Lilybaeum)的腓尼基人发生了冲突，迦太基人则对腓尼基人给予支持。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迦太基与叙拉古(Syracuse)和阿克拉伽斯(Acragas)等西西里的希腊城邦发生了三次战争，统称为布匿—希腊战争。在公元前540年(一说公元前535年)的阿拉里亚(Alalia)战役中，迦太基人与意大利埃特鲁斯坎人(Etruscans)联手，打败了希腊联军，将希腊人逐出科西嘉。[9]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迦太基占领了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部分地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使西地中海成为“迦太基人的海”。公元前483年，叙拉古—阿克拉伽斯联盟控制了西西里的大部分希腊城市，迦太基人则竭力瓦解希腊联盟，作为战略要地的希腊城邦希梅拉(Himera)成为迦太基和希腊争夺的焦点。公元前480年的希梅拉战役被希腊人视为捍卫其西部前哨的关键一战，希罗多德称约30万人的迦太基军队在此役中战败。[10]到公元前4世纪初，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重获优势地位，西西里约一半土地成为其行省。

尽管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乃至冲突，但是二者之间也曾有过合作与结盟。西西里的希腊城市并非铁板一块，如塞里努斯(Selinus)就与迦太基有盟友关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就是一个亲迦太基的僭主政权，[11]在希梅拉战役中曾派军队支持迦太基。[12]在面临共同的敌人时，希腊人也考虑过与迦太基人结盟。雅典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入侵叙拉古前曾考虑联合迦太基，叙拉古也试图与迦太基结盟以寻求帮助。[13]公元前397年，与叙拉古关系紧张的西西里希腊城市莱吉翁(Rhenium)也选择与迦太基结盟。随着公元前3世纪罗马的崛起，迦太基人和马其顿—希腊人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使二者的结盟成为可能。公元前215年，腓力五世和汉尼拔分别代表马其顿和迦太基签订同盟条约，互相承认对方的神祇。[14]

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也很密切。以西西里为例，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分居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事实上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希腊城市希梅拉、塞里努斯与迦太基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迦太基人也在希腊城市置业经商。一些迦太基上层人士以通婚或交友的方式，与希腊贵族交往甚密。在希梅拉战役中，迦太基军队统帅哈米尔卡(Hamilcar)之母是叙拉古人，他与希梅拉僭主铁里鲁斯(Terillus)私交甚好。[15]叙拉古僭主阿伽托克里斯(Agathocles)之父卡里努斯(Carinus)曾在西西里的迦太基殖民地塞尔迈(Thermae)避难，并同当地妇女结婚。[16]在利利俾发现的希腊化时期的象牙制品“友谊信物”(tessera Hospitalis)表明，哈米尔卡之子杰洛隆(Chloron)与希腊人吕松(Lyson)之间有着特殊的“私谊”(xenia)。[17]驻西西里的迦太基总督苏纳鲁斯(Synalus)是叙拉古改革家狄昂(Dion)的好友，在军事上支持后者的反僭主斗争。[18]在公元前4世纪后，很多希腊人在迦太基当雇佣兵，如叙拉古的希坡克拉底(Hippocrates)和埃皮塞德斯(Epicydes)兄弟加入了汉尼拔的军队并受到重用，他们也将迦太基视为祖国。[19]在被叙拉古高薪聘请制造兵器和舰船的工匠中，也有许多迦太基人。[20]通过通婚、贸易和结盟等形式，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形成了多元互动网络，为希腊文明和迦太基文明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二、希腊人对迦太基人的形象认知

迦太基人未留下有价值的关于希腊人的文献，但在希腊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迦太基人的内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二元对立，是当时希腊人对族群关系的基本认知。希罗多德便强调希腊人族群的血缘和语言有密切联系，神殿和祭祀是相通的，习俗也是相同的。[21]希腊人对迦太基人和波斯人的“蛮族”形象叙事基本上同时出现：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战役和希迦战争中的希梅拉战役在希腊作品中发生在同一天；[22]希腊诗人品达(Pindar)将希腊人分别在希梅拉、库玛(Cumae)和萨拉米斯战胜迦太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波斯人相提并论。[23]在希梅拉战役后，希腊诗人巴库里德斯(Bacchylides)抨击蛮族人并歌颂希腊人的胜利，西西里的希腊史学家提迈乌斯(Timaeus)也对迦太基进行了大量负面叙事，这些都被后来的希腊罗马作家所继承。

美国学者萨义德认为，东西方割裂的意识在希波战争期间就已出现，欧洲被认为是强大而清晰的存在，亚洲则失败且遥远，西方优于东方的想象由此被追溯到了古希腊时期。[24]暴虐、虚伪、贪婪与残忍的入侵者，成为希腊人对迦太基人的形象建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抨击迦太基人的好斗及其对希腊人的虐待，普鲁塔克强调希腊裔西西里人生活在迦太基人的压迫之下， 阿庇安斥责迦太基人是一个不守信用和忘恩负义的民族，订立盟约却破坏誓言。[25]西西里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icily)对迦太基人成见颇深，强调叙拉古人虽痛恨僭主狄奥尼修斯的暴政，但他们之所以参加反对迦太基的战争，是因为迦太基人过于“暴虐苛刻”。[26]

希腊作家在描述公元前396年迦太基将领希米尔科(Himilco)远征西西里的时候，声称迦太基人不尊重神，缺少勇敢等美德，以此论证迦太基人失败的必然性。狄奥多罗斯称迦太基人起初曾向赫拉克勒斯神庙奉献什一税，但后来变得疏于供奉，神因此减少了赐给迦太基人的恩泽。他还斥责希米尔科将宙斯神庙作为指挥部并将神庙财产据为己有，命运女神遂降下瘟疫以惩罚迦太基人。事实上，希米尔科在战败后毅然自焚，将自己献给神，被迦太基人视为神和英雄，却被狄奥多罗斯污蔑为亵渎神灵者。[27]2—3世纪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也强调迦太基军队缺乏勇敢的美德，指出勇敢是骨子里带来的，是军事装备无法弥补的，[28]以此来解释迦太基人为何在战场上败给希腊人。

希腊学者对迦太基人的“童祭”叙事，进一步强化了迦太基人的残忍形象：柏拉图在希腊作家中最早提到迦太基的人祭活动；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也称迦太基存在公共人祭活动；普鲁塔克斥责迦太基童祭行为的残忍和愚蠢；狄奥多罗斯也抨击了迦太基贵族用200名平民的孩子冒充贵族儿童献祭的残忍行为。[29]然而希腊人的这种负面叙事，可能是对迦太基葬仪的一种偏见和夸大。后世对迦太基及其殖民地祭坛“托菲特”(tophet)的挖掘显示，儿童的尸骸多是病死或夭折，用活童献祭实际上是很罕见的。[30]希腊人对迦太基人的“童祭”叙事，实际上具有某种“东方主义”的范式——这种被丑化和扭曲的东方形象，为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提供了一种文化依据。

对希腊僭主来说，建构迦太基威胁论的叙事有利于巩固其统治。自负的希腊人对周边民族和世界的叙事有其特有的文化自大感。[31]但并非所有希腊人都相信这种论调，一些希腊知识精英还是给予了迦太基人较为客观乃至积极的评价：伊索克拉底称赞平时归寡头、战时归国王领导的迦太基人和斯巴达人是世界上治理能力最强的民族；亚里士多德认为与斯巴达和克里特类似的迦太基政体，是最接近理想化的混合政体；色诺芬对迦太基攻占塞里努斯、希梅拉和阿克拉伽斯的叙事，是较为中立的、无偏见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反对将人类分为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二元叙事，指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拥有值得称赞的国家制度；阿庇安则称赞迦太基在灭亡之际表现出了超越其他强大帝国的刚毅和勇敢。[32]德国古典学家佩德罗·巴尔塞洛认为，由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对迦太基的积极评价，在此后成为希腊作品的主流。[33]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后亚里士多德时代关于迦太基的负面叙事依然存在。

三、希腊文明在迦太基的传播

即便在西西里曾多次兵戎相见，但是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希腊人视腓尼基商人为东方文化的传播者和东方商品的供应者，希腊在古风时代前期曾出现“东方化革命”。迦太基人则从希腊和埃及进口油、酒、纺织品、陶器和青铜器等商品，以满足本土和殖民地的需要。在公元前8世纪的迦太基人陪葬品中，就出现了希腊陶器。考古学家辛塔斯(P.Cintas)1922年在乌提卡(Utica)发现了两座迦太基墓，墓中有不晚于公元前725年的13个祭祀陶罐，其中有9个是希腊陶罐。[34]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迦太基人的城市生活、文化、宗教和语言等方面开始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到公元前4世纪后愈发明显。意大利著名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强调，在希腊化时代，迦太基变得越来越“希腊化”了。[35]狄奥·卡西乌斯认为，汉尼拔在处理问题时能够保持理性，与他掌握大量希腊知识有关。[36]迦太基人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曾到雅典学习希腊哲学，为自己取希腊名字“克利托玛古斯”(Clitomachus)，后任柏拉图学园园长。[37]迦太基航海家汉诺(Hanno)的《航行记》(Periplus)，也是由希腊韵文所撰写。[38]古典学家古佐强调，在希腊语占优势的西西里，腓尼基人的语言和文字具有了西方的传统，经由西西里传播到了迦太基。[39]

公元前6世纪，钱币已在希腊得到普及，并在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在西地中海地区出现。[40]很多希腊人到迦太基定居，带来了希腊钱币。迦太基起初没有铸造钱币，而是使用希腊的钱币。到公元前5世纪末，为给西西里雇佣兵发放军饷，迦太基才仿照希腊钱币来铸造银币，在铸币过程中使用迦太基图案并参考希腊钱币的重量标准(雅典标准)，以方便同希腊人进行贸易。迦太基钱币上的塔尼特女神与叙拉古钱币上的阿瑞图萨(Arethusa)在形象上很接近，反映了希腊钱币对迦太基钱币的影响。摩提亚、帕诺姆斯(Panormus)和索罗伊斯(Soloeis)等迦太基人的殖民地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布匿—希腊双语钱币，其币文和图像反映了希腊神话和布匿传说的结合。与此同时，迦太基人还喜欢托勒密埃及的希腊金币。迦太基人这种对希腊钱币的偏好，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世界在习俗上的“希腊中心主义观”。

迦太基人的艺术、服饰和建筑等领域也明显受到希腊人的影响。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石雕就在迦太基城中出现。在迦太基小城盖赫库阿勒(Kerkouane)中发现了有奥德修斯头像的雅典式黑彩陶制酒壶和爱奥尼亚式的杯子。迦太基人还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迦太基神像穿上了希腊服饰并戴上希腊头饰。索罗伊斯附近的坎尼塔(Cannita)发现了两座公元前6世纪的有希腊女性形象的布匿人棺。摩提亚的一尊雕像也展现了阿克拉伽斯的希腊雕像风格，但其身穿麦尔卡特(Melqart)祭司的服饰，体现了不以裸体示人的迦太基习俗。[41]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穿希腊式无袖上衣的“佩普罗斯”(peplos)和提小篮子的“卡拉苏斯”(calathus)等希腊小型赤陶女神像在西西里已普遍存在。[42]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期间，出现了大量带有希腊化装饰的迦太基人印章。[43]在突尼斯还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希腊沉船，装载了大量希腊式的雕塑和花瓶。

迦太基宗教源于腓尼基宗教，表现出明显的晚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迦南痕迹。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迦太基宗教吸收了希腊和埃及的外来宗教的因素，表现出混合性的特征。公元前396年，迦太基从叙拉古引入希腊谷物女神德墨忒尔(Demeter)和冥后科莱(Kore)，并在短时间内将其迦太基化，使用迦太基式的祭祀仪式和小型方尖碑，科莱的肖像还出现在了迦太基的钱币上。[44]迦太基人崇拜阿波罗，并向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奉献战利品。[45]迦太基民众对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十分感兴趣，斯特拉波称迦太基城有一座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46]

与此同时，在考察希腊与迦太基的文化交流时，我们需警惕只强调希腊影响的“单向希腊化叙事”。希腊诸神只是作为布匿主神的“助手”，迦太基的宗教并未完全希腊化，其基本精神没有被改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迦太基的神祇也为希腊人所喜爱：伊什蒙(Eshmun，西顿的太阳神和医神)在迦太基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被希腊人所接受并视其为阿斯克勒庇俄斯；源于毕布罗斯并在迦太基人中流行的青年神阿多尼斯(Adonis)，被希腊人视为阿斯克勒庇俄斯、狄奥尼索斯或赫拉克勒斯。[47]作为太阳神、治愈之神和水手保护神的推罗主神麦尔卡特，是迦太基人经略西地中海的精神象征，而加底斯的麦尔卡特神庙被希腊人视为赫拉克勒斯神庙。[48]融合神“赫拉克勒斯—麦尔卡特”崇拜在西地中海地区的流行，不仅给族群成分复杂的迦太基军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精神纽带，[49]而且在希腊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西西里希腊城市波焦雷亚莱(Poggioreale)的赫拉克勒斯铭文显示，赫拉克勒斯—麦尔卡特这一融合神已成为西西里希腊人“挺进西部”(Drang nach Westen)的象征。[50]就“蛮族”宗教与希腊宗教的结合程度来看，迦太基与叙利亚和埃及大致处于同一层级，仅次于埃特鲁斯坎和罗马。[51]

结　语

迦太基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第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商业国家，其对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财富和商业利益，迦太基殖民体系由此成为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典范。迦太基人并不追求建立一个波斯式的帝国，迦太基帝国本质上是商业性的而非地域性的。[52]

在公元前4世纪后，保守的希腊人建构了希腊与“蛮族邻居”关系的“泛希腊主义”(pan－Hellenism)理论，认为蛮族人是负面的、奴性的、刻板的。[53]在实践中，狄奥尼修斯、阿伽托克里斯和皮洛士(Pyrrhus)都主张驱赶迦太基人。与此同时，迦太基在希梅拉战役后减少了对希腊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迦太基还加强了对北非大陆的开发，迦太基工匠能利用原材料生产出高质量的手工业产品，如象牙制品、紫色纺织品和铁制产品等。[54]迦太基统治阶层的变化、宗教改革及商业的发展，表现了其对希腊世界的某种疏离。文化领域的危机也使迦太基不得不重视文化的独立性，推动了利比亚地区的“布匿化”。

亨廷顿(Samuel P.Hunltington)认为，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55]从长时段来看，反希腊主义在迦太基并未成为主流，迦太基人虽然缺乏希腊人那样的原创性文明成果，但是能通过吸收希腊文明实现进步。迦太基具有东方特征，这一点直到19世纪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德国古典学家瓦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强调塞浦路斯、克里特和罗德岛在早期就有明显的“东方化”特征，克里特的科摩斯(Kommos)成为其本土宗教、腓尼基宗教和希腊宗教的交汇点。[56]在吸收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和北非文明等外来文明的基础上，迦太基人发展出有着多元文明特征的融合文明，推动了西地中海世界和北非地区的发展。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

[1]参见John D.Grainger, Hellenistic Phoenic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Dexter Hoyos, Carthage: A B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Arnaldo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王悦：《“布匿诚信”与罗马人的外族形象》，《世界历史》，2024年第6期；李立华：《论迦太基威胁与西西里僭主政治的长期延续》，《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等等。

[2] Olga Tribulato, “So Many Siciliies,” Olga Tribulato, ed.,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5-16.

[3] Roald Docter, Ridha Boussoffara and Pieter ter Keurs, eds., Carthage: Fact and Myth, Leiden: Sidestone Press, 2015, p.28.

[4] Sabatino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London: Cardinal, 1973, p.136.

[5]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2, trans.by W.R.Pato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2, pp.53-55.

[6] Appian, “The Punic Wars,” Roman History, Vol.1, trans.by Horace 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p.405.

[7]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5, trans.by W.R.Pat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165.

[8]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3, trans.by C.F.Smith,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183.

[9] Dexter Hoyos, Carthage: A Biography, p.53.

[10] Herodotus, Histories, Vol.3, trans.by A.D.Godley,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2, p.479.

[11] John Bordma,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57.

[12]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4, trans.by C.H.Oldfather,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81.

[13]修昔底德记录了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的演说辞，后者声称希望得到拥有巨额金银的迦太基人的帮助以对付雅典人。参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Vol.3, p.245。

[14]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3, trans.by W.R.Pat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23, p.421.

[15] Herodotus, Histories, Vol.3, pp.479, 481.

[16]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9, trans.by Russel M.Ge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47, p.229.

[17] Jonathan Prag, “Tyrannizing Sicily: The Despots Who Cried ‘Carthage!’, ” in A.Turner, et al., eds., Private and Public Lies: The Discourse of Despotism and Deceit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p.54.

[18] Plutarch, “Dion”, Lives, Vol.6,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17, p.55.

[19] Polybius, The Histories, Vol.3, p.407.

[20]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6, trans.by C.H.Oldfather,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27.

[21]参见Herodotus, Histories, Vol.4, trans.by A.D.Godle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5, p.153。

[22]参见Herodotus, Histories, Vol.3, pp.479, 481;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4, p.175。

[23] Pindar, The Phythian Odes, trans.by Sir John Sandy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5, pp.163, 165.

[24]参见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pp.56-57, 5; [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25]参见Strabo, Geography, Vol.3, trans.by Horace Leonard Jon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73; Plutarch, “Timoleon, ” Lives, Vol.6, p.333; Appian, “The Hannibalic War, ” Roman History, Vol.1, p.395; Appian, “The Punic Wars, ” Roman History, Vol.1, pp.403, 501, 503。

[26]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6, pp.141, 191.

[27]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10, trans.by Russel M.Geer,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77, 179;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6, p.219.

[28]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1, trans.by Earnest C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14, p.395.

[29]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著，林志猛译：《米诺斯》，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7页；Porphyry, On Abstinence from Killing Animals, trans.by Gillian Clark, London·New Delhi·New York·Sydney: Bloomsbury, 2000, p.65; Plutarch, “Superstition, ” Moralia, Vol.2, 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493；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10, pp.179-181。

[30]参见R.J.Clifford, “Phoenician Religion, ”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279 (1990), p.58; M.E.Aubet, 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 Politics, Colonies and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14-215; Michele Renee Salzma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ligions in the Ancient World,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4。

[31]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著，晏绍祥译：《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页。

[32]参见Isocrates, Nicocles, Vol.1, trans.by George Norl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28, p.91;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by H.Rackham,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157; Xenophon, Hellenica, Vol.1, trans.by C.L.Browns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pp.17, 113; Strabo, Geography, Vol.1, trans.by Horace Leonard Jon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17, p.249；Appian, “The Punic Wars, ” Roman History, Vol.1, p.637。

[33] Pedro Barceló, “The Perception of Carthage in Classical Greek Historiography, ” Acta Classica, Vol.37 (1994), p.10.

[34] B.H.Warmington, Carthage, London: Robert Hale Limited, 1960, p.23.

[35] Arnaldo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 p.4.

[36]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Vol.2, trans.by Earnest C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65.

[37] Dexter Hoyos, Carthage: A Biography, p.27.

[38] Benjamin W.Wells, “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 p.503.

[39] Maria Giulia Amadasi Guzzo, “Phoenician and Punic in Sicily,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30-131.

[40]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4, p.440.

[41]参见[英]理查德·迈尔斯著，孟驰译：《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148页。

[42] Dexter Hoyos, Carthage: A Biography, p.16.

[43] Roald Docter, Ridha Boussoffara and Pieter ter Keurs, eds., Carthage: Fact and Myth, p.59.

[44] Diodorus Sicilus, Library of History, Vol.6, p.221; D.M.Lewis,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6, p.372.

[45] Appian, “The Punic Wars, ” Roman History, Vol.1, p.629.

[46] Strabo, Geography, Vol.8, trans.by Horace Leonard Jone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p.185.

[47] Sabatino Moscati, The World of the Phoenicians, pp.58, 62.

[48]赫拉克勒斯(Heracles)是希腊的大力士英雄，伊索克拉底称赫拉克勒斯可以化解冲突，调和不同城邦间的摩擦。参见Isocrates, To Philip, Vol.1, p.313。

[49]希罗多德称希梅拉战役中的迦太基士兵包含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Iberians)、里吉耶斯人(Ligyes)、埃里叙西人(Elisyci)、萨丁尼亚人(Sardinians)和西尼亚人(Cyrnians)等。参见Herodotus, Histories, Vol.3, p.479。

[50] John Bordma,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4, p.749.

[51] Arnaldo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 p.7.

[52] J.D.Fag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500 B.C.-A.D.1050), Vol.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23, 126.

[53] Paul Cartledge,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8.

[54] Roald Docter, Ridha Boussoffara and Pieter ter Keurs, eds., Carthage: Fact and Myth, pp.38-39.

[55]参见[美]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56]参见Roald Docter, Ridha Boussoffara and Pieter ter Keurs, eds., Carthage: Fact and Myth, p.117; [德]瓦尔特·伯克特著，刘智译：《东方化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