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能把鲁迅气活过来的曲解——“祥林嫂”为何成了骂人话

劝君莫笑祥林嫂，讥者尽是鲁镇人。

昨天的《其实，你永远有选择的自由》一文，我们说了当代国人精神顽疾中的一面，总觉得自己没得选，今天我们来说另一种，关于“不许哭”。

不知道你注意到过一件事没有，在今天的中文语境里，“祥林嫂”是个极富贬义色彩的词汇。说一个人“你怎么和祥林嫂似得”，就是在说这个人“负能量满满”、满怀抱怨、处境不佳、甚至哭穷、卖惨。总之是个令人鄙夷，令人嘲笑的存在。

可是这个事儿细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去读鲁迅《祝福》的原文，你会发现鲁迅自己一点都没有嘲笑或辱骂祥林嫂的意思：

在原文中，鲁迅对祥林嫂的描写充满了悲悯的细节，他不是在写一个“爱抱怨的人”，而是在写一个“极度顽强的人”怎样在吃人的社会里一点一点被吞噬。

鲁迅描写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时，“脸色红润”，“有力气”，“甚至于满足”，她甚至觉得自己能靠双手劳动撑起命运。

面对被婆家“卖掉”，祥林嫂选择在第二次出嫁时“撞了案角，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这绝非软弱，而是猛烈的反抗。

而最终，她之所以一遍遍重复“阿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她在试图通过诉说，来确认那个唯一的生命意义是否真的消失了。鲁迅写她“两眼微闭”，“直着眼”，那是灵魂被掏空后的生理残余，是哀莫大于心死。

鲁迅在文中真正讽刺、辱骂的是谁呢？是那些把别人的血泪当成“下酒菜”和“避邪符”的鲁镇看客们。

鲁迅写鲁镇的人们听到祥林嫂的悲剧，先是“陪出许多眼泪”，随后就是“唾沫飞溅地宣扬”，最后是“厌烦”。鲁迅用了一个极其毒辣的词——“赏鉴”。在民众眼里，祥林嫂的痛苦是一份社交货币，大家消费完她的眼泪，就立刻弃之如敝履。

鲁四老爷嫌弃祥林嫂“败坏风俗”，祭祀时不让她动器皿。鲁迅讽刺的是，这群自诩有信仰、讲礼教的人，他们的“干净”是建立在对一个受苦灵魂的极度羞辱之上的。

那怕是那个看似同情她的柳妈，建议她去“捐门槛”，结果却是给了祥林嫂最后一记精神上的致命打击。这种“伪善”比直白的恶更令人寒心。

而整本小说最讽刺的莫过于名字“祝福”。

当全鲁镇沉浸在迎接灶神的炮竹声和祈求福报的喜悦中时，祥林嫂在大雪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鲁迅在文末写道：“我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牺牲和后事……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这里的讽刺到达了顶点：这个社会的“幸福”与“和谐”，是通过无视和清除掉像祥林嫂这样的“不祥之人”来达成的。

先生分明在说:你们的祝福，就是她的祭钟！

所以你不觉得很魔幻吗？这部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学的小说里，明明没有半个字在指责、嘲笑祥林嫂，如果说鲁迅对孔乙己、对阿Q、对老栓，还都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对于祥林嫂，他是完全的同情与悲悯。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常用话语中，“祥林嫂”却变成了这样一句骂人的话了呢？

这里面好想藏得一个更恐怖的猜想——或许，不自觉的做这样曲解的人，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鲁镇人。鲁迅不仅描写了这样的人，而且预言了这样的人，他们仍活在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山呼海啸，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主流。

我们为什么会不仅拒绝同情，甚至污名化祥林嫂呢？

昨天我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灾民性格，灾民性格让他们认为自己永远生存在挣扎线上，所以必须按照张雪峰老师那样的指导，把“吃饱饭”作为自己的第一乃至唯一要务。但今天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剖析这个问题——对祥林嫂的厌恶与污名化，其实是灾民性格中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灾民们用拒绝同情来完成自洽。

因为在“灾民性格”的潜意识里，生存资源是极其稀缺的，精神能量（如同情心、耐心）也是稀缺的。

祥林嫂不断重复自己的悲剧，在文学上是哀诉，但在现实中，她被视为一个“负能量黑洞”。

 鲁迅笔下的鲁镇看客们，因为害怕被祥林嫂的悲剧“传染”或打扰，选择了厌烦。这种“厌烦”演变到现代，就变成了贬义。人们用“祥林嫂”来攻击那些不断诉苦、不愿“现实地活下去”的人，本质上是灾民在保护自己那点可怜的生存秩序，不被他人的苦难惊扰。

这里面还有一层更深刻的“被规训”的悲哀，因为鲁镇的人们其实潜意识里知道，在一个缺乏救济和兜底的社会里，一个人一旦不幸倒了霉，她就注定要在灾难的漩涡里无法挣脱，最终被其所吞噬。被拐卖的少女多半老死在盲山中，罹患绝症的农民支付不起天价的医药费，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申诉困难……

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每一个苦难都是吞噬不幸者人生的深渊，那么那些幸运的没有踏进这些深渊的人为了自己能够自洽，而正能量满满的活着，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污名化、拒绝同情那些“祥林嫂”们——你倒霉是因为你自己选错了路，或者不够乖顺，你看我多精明、多乖顺，我是绝对不会落到你这种境地里去的！所以我拒绝同情你。

当然这种幸存者好感，一般也就只存续到这些看客们自己倒霉为止。

所以你看，鲁迅在《阿Q正传》的结尾，谈到未庄人听闻阿Q被处死的态度时是怎么写的？“至于舆论，在未庄自然是全无异议，纪录上就说阿Q太坏，被枪毙了是证据……”

这一段写的其实相当荒谬，未庄人觉得阿Q被枪毙不冤，是因为他“太坏了”，而证明他太坏了的证据，则是他被官府枪毙了。这是一个弱智到不能再弱智的循环论证，但未庄人就是愿意信它。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信这个弱智的逻辑，你就要同情阿Q了，进而为阿Q鸣不平，那岂不是要跟官老爷作对？哎呀呀，谁活着都不容易，混口饭吃得了，何必想的那么较真？

所以你看，关闭同情心，把值得可怜、蒙受冤屈的人有罪化，从而获得一种对自我世界的自洽和自我麻醉。这其实是鲁迅笔下“看客的冷漠”的进阶版——鲁镇人不仅不同情祥林嫂、不共情志士夏瑜，相反他们罪化这些人，他们鄙视他们、嘲笑他们。

对比起来看，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在西方文化中，同情（怜悯）被视为一种至高的、有着贵族性甚至神性的美德。

这种文化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交汇。在基督教的语境里，怜悯（Mercy）被视为神最显著的特质之一。

因为西方人认为，既然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那么怜悯弱者、宽恕罪人，就成了一种对“神性”的效仿。

雨果那部不朽的名著《悲惨世界》，一整本书都在歌颂这种神性的光辉：主教卞福汝对偷窃银器的冉阿让不仅没有指控，反而赠予他银烛台，正是这一举动，用“怜悯”这枚钥匙，打开了一个囚徒尘封已久的灵魂。

在雨果笔下，世界是悲惨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怜悯和人类对这种怜悯的效仿，它变得可爱、值得上帝垂怜和拯救了起来。

但如果你以为这种怜悯仅仅是感性的施舍或宗教的狂热，甚至是当代中国人所热衷批驳的“圣母婊”，那就大错特错了。它是一种理性的的道德本能。

这里我要推荐一本书，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石之一、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就为这种怜悯提供了一个冷峻而严密的理性底座，那就是著名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罗尔斯提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理性逻辑中，如果我们要制定一套分配规则，最合理的逻辑是什么呢？

那就是假设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一道黑幕之后，我们不知道揭开幕布后，自己会是谁。你可能是一个含着金钥匙的公爵，但也极有可能是一个失去爱子、身无分文的祥林嫂；你可能是一个天才，但也可能是一个残疾人。

在这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心理博弈下，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为了自保，都会倾向于制定一套“保障弱者”的规则。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是那个“选对专业的精英”或“精明乖顺的看客”。

你可能现在强壮健康，但你可能将来会老会残疾，所以你需要社会的适老化、适残障设计。

你可能现在富有，但也许未来会穷困，所以你愿意多交一点钱，为社会提供兜底救济。

你可能自居守法公民，但说不定哪一天，不白之冤和飞来横祸就要找上你，所以你要关注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你看，在罗尔斯的逻辑里，对弱者的怜悯和救济，本质上是人类为了对冲生命中不可控风险而达成的一种“社会保险”。它不单纯是宗教信仰的“圣母心”发作，而是文明社会为了防止自己沦为丛林战场而设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为未来落难的自己设下的最后一道保险。

一个人要在道德上冷血到何等程度，又在智商愚蠢到什么层级，才会洋洋自得于自己抛弃了同情心，鄙视圣母婊，嘲笑祥林嫂呢？这些人已经大胆的跳出了人的藩篱，大放其动物性的光彩。

然而令鲁迅绝望的是，这样人，居然在他笔下的鲁镇，和看他文章的读者当中大有人在。以至于他没骂过一个字的祥林嫂，居然能被这样污名化。

而我们依然要说，此情此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它也是一种驯化的结果。

你还记得《三国演义》里的那个故事吗？司徒王允诛杀了逆臣董卓之后，下令将其暴尸不许人给他吊孝收葬。结果知名学者蔡邕伏尸痛哭，王允把他抓起来，问你怎么回事啊？

蔡邕的回答其实很卑微，他说我受过他的知遇之恩，忍不住动了私情（同情他），我愿意接受黥首刖足的刑罚，只求能活下来完成汉史。

然而，王允这个自诩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此刻却表现出了那种比董卓还要冷酷的、绝对的“大一统”逻辑：他拒绝了蔡邕的求情，毅然将其处死。

你看，这个情节，其实就是秦制的权力逻辑与人性的怜悯本能之间冲突——秦制的皇权逻辑是要求社会的每一个细枝末梢都对它的指令如臂使指的，“上怒则怒，上喜则喜”。可是人性的怜悯本能却在这种权力的施展中扮演了阻碍的作用——权力要把一个被打倒的人踩进泥土里，“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可人性的怜悯本能却在劝阻和要求人们“不为己甚”，每个生命都有起码的底线权利与尊严。于是皇权想要伸张到极致，就必须要杀灭人性中的怜悯与同情。

这一点，先秦的时代的商鞅看的其实就特别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商鞅要在《商君书》里把“仁义、慈惠、诚信”统统列为“六虱”。

因为商鞅太清楚了，如果一个社会的人还保有对他人的怜悯、同情，还懂得蔡邕那种“知遇之恩”的私情，那么那套让民众互相告发、互相检举、互相冷漠的“弱民术”就玩不转了。

所以，商鞅必须把人变成“原子化”的动物。

他要让你相信：除了依附于权力（公门），你没有任何救济；除了遵守生存的法则，你没有任何道德。

他通过剥夺社会的一切托底手段，让你每天都在“变弱就会死”的极限恐惧中挣扎。久而久之，在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下，人们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防御反应：由于我太害怕成为那个落难者，所以我必须先一步杀掉我心中那个“同情的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祥林嫂会被污名化。

因为在一个不提供救助、只提供审判的系统里，承认祥林嫂是无辜的悲剧，就等于承认了我们自己也时刻处于“由于运气不好而覆灭”的危险中。这对脆弱的灾民来说，是他们的思想无法承受之重，让他们无法与自己残酷而卑微的人生自洽。

于是，我们成了商鞅最完美的杰作：我们不仅自己不敢选、不敢哭，我们还洋洋自得地称呼那些保留着怜悯的人为“圣母婊”，并把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污名化、扭曲化，用这种对他人的戾气与攻击，来掩饰自己内心深处对“无知之幕”揭开后的终极恐惧。

鲁迅如果泉下有知，怕是要愤而再挥毫写下一篇更狠辣的《祝福》，但我觉得他依然叫不醒那些以嘲笑和鄙夷祥林嫂为乐的鲁镇人，因为他们的良心和他们的大脑都已经在长期的阉割、窒息中坏死了。却还为了自己的残忍、冷漠与自以为是的精明，有着老登式的洋洋自得。

对于这种人，我不仅鄙夷他们，我更同情他们——虽然同情，恰是他们最鄙夷的东西——他们鄙视祥林嫂，本质上是由于太害怕成为祥林嫂。这种基于极度恐慌的冷漠，让他们在精神上成了永远无法直立行走的灾民。他们不仅交出了选择的权利，也交出了人之为人最后一点悲悯。

可唯有夺回怜悯的权利，我们才配谈论选择的自由。

劝君莫笑祥林嫂，讥者尽是鲁镇人。

全文完

今天的音乐，我选了一段《垂怜经》，上帝垂怜世人，人类最大的美德就是在此德行上模仿上帝，而最大的邪恶就是残忍、冷漠，却还以此洋洋自得。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不知为何，前段时间总有读者点题，再让我聊一聊祥林嫂，好吧，这篇文章您可还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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