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宰未来？“个人公司”还是“无敌之人”

应该说，直到2017年齐格蒙特・鲍曼去世，他的学说和思想影响力还只是局限于中国的学术圈，并没有走进大众视野，而2021年再版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在豆瓣持续成为热点话题，这本书和作者开始重新被审视。众所周知，鲍曼的代表作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个体化社会》《流动的现代性》，那么，是什么原因，《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他晚年几乎一年一本书的报纸杂志专栏合集，会引起普通中国读者的持续关注，而他之前对全球化的批判、对现代化的反思，又隐藏着什么我们曾经忽视的妙语箴言？

2018年，“消费升级”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2其后，“996 是福报”被列入“2019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随后，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中产一夜返贫和白领在AI时代的消失逐渐成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现实。社会经济形势的巨大转变，使得鲍曼在1998年就已经写完、并在2010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版的《工作、消费、新穷人》重新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鲍曼写这本书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进入全球化生产的“亚洲四小龙”等东南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其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替代“亚洲四小龙”成为了新的全球化供应链基地，中国吸取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教训，但与全球化紧密相随的“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却是难以挣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从生产模式和工业化发展的经济角度进行的资本主义批判，而《个体化社会》，则是鲍曼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批判，从哲学和人性角度，所进行的社会转型后人类精神状况的反思。

传统的社会往往是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公司”这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崛起，使得传统社会和社区彻底瓦解，相反，“个体化”和“自由”成为了所有人被迫接受的选择。管理大师德鲁克在其作品中写到：“注重贡献的管理者，其人际关系不是为了‘控制他人’或‘获取资源’，而是为了‘帮助他人更高效地工作’。”表面上看，他是以利益关系和自由选择取代了奴隶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诞生的前提——传统农业社会的彻底瓦解。但从农民个体而言，失去了枷锁和铁链之后，“自由”带来的不仅仅是欢呼和解放，同时也是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它意味着，无论是你是否情愿，无论是是否做好了准备，每一个个体都会被“抛出”集体，被迫成为自己人生的“企业家”与“策划者”。

在《个体化社会》中，鲍曼认为，资本和技术的全球化流动，使得原有的国家权力和政治平衡逐渐失效——全球资本是真正的权力拥有者，普通工人通过工会与资本谈判和协商工资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能由国家来主导进行——因为，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引入资本。全球的无产者还没有完全联合起来，全球的资本却已经先一步抱团——领航先锋集团和贝莱德集团，都拥有超十万亿美元的资本，并控制着众多投资的全球大企业，他们所关联的GDP，早已超过一般的普通国家。在如此庞大的资本面前，国家和政治权力同样处于弱势地位。

与华尔街资本相伴相随的，还有来自硅谷的领先全球的技术。研发与生产制造的分离，已经在全球化的配置下成为常态——苹果手机的制造商工业富联，基本都在中国、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建造工厂，从而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发展中国家的工会在与其谈判时，由于害怕其工作岗位和收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夺走，并不敢提出太高的福利和薪资条件——因为，美国本土工人正是由于其较高的薪资福利要求，从而丧失了工作机会，以至于繁华的美国五大湖工业区成为了今天的“铁锈地带”。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工人（无产阶级）非但无法联合起来与资本对峙，反而陷入了底层互害、相互攻击的“囚徒困境”。民粹主义的全球升温，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的冲突此起彼伏，都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一根本症结在不同国家的展现。

鲍曼是波兰人，早期学习和工作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中，再来到英国利兹大学任教后，他逐渐发现了所谓自由经济背后的社会问题。撒切尔夫人去掉国企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使得英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精英富裕阶层一度超过了日本的同类人群，但与之相随的，贫困失业的人群中，有大约四分之一则异常悲惨，几乎跌入了整个欧洲的最底层。这也就是共同体消散、社会逐渐个体化后的必然结果——原子化、个体化之后的社会，摆脱了乌合之众的骚扰与破坏，同样也失去了群体中守望相助的力量。

在全球化的资本与技术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同《星球大战》中的“贸易联盟”，他们甚至能调用强大的军队，颠覆中小国家的政权（“颜色革命”就是一例）。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形式，对于全球化资本来说，是最为理想的社会组织模式——没有了羊群，抓羊的成本就低得多。每个人都会从传统共同体——家庭、阶级、社区、单位中被分离出来，个人主义成为了一种制度，自由等同于自我成长、自我调节、自我负责，无论是否愿意，权力和责任、义务都属于个体化的自我。这种个体化看起来是获得了自由，实则深陷在市场与制度的束缚之中——他要求每个个体终身学习、灵活流动、自我增值，否则就被淘汰；养老、医疗、失业风险全都自我承担（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每个个体都是通过消费来定义身份、获得认同——shopping治百病，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变成了个人的购买力问题。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进一步将这种个体化社会的状态归结为“液态 (Liquid)”——即革命后的过渡时期，旧秩序已毁，新秩序正在形成，个体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社会形态，正好处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熔化 (Melting)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新的固态 (New Solid)之间。自由与风险同时从集体下沉到个体。我们拥有了自由选择职业、伴侣、信仰、生活方式的权力，但“生而液态”，没有了任何确定性和保障——没有终身职业、没有稳定婚姻、没有永久社区。成功靠自己，失败也只能怪自己。社会将结构性矛盾（如失业、贫富差距）转化为个人能力问题，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普遍的焦虑、内卷与自我怀疑之中。

在这个成为“液态”、不断流动的过程中，每个个体都忙着经营自己的人生，社会关系变得临时、脆弱、可替换。社交媒体中，似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六度理论”进行连接，但却都是“弱关联”（东浩纪语），没有可以倾诉的人，陷入了群体性孤独。究其原因，当所有问题都被“私有化”，个体就只会关注自我提升与消费享乐，只要不违法，便可为所欲为——政治退化为个人利益的算计，公共领域消散，公民精神衰落，社会凝聚力不复存在。如同《阿飞正传》中描述的“无脚鸟”一样，解放后一飞冲天，随之永不停歇的自由漂泊，从而陷入无法着陆的宿命困境。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个体化社会”的未来场景——OpenAI的创始人山姆·奥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AI的能力逐渐强大，最多到2027年底，将会出现超越所有人类智能的AI，而这时，会出现只有一个创始人、没有员工的估值超过10亿的公司，这也就是意味着超级个体会被无限放大——类似于一个明星或者热点人物影响力和经营收入超过一个经营百年的媒体一样，而且，这个超级个体不再需要公司、支持团队、工作室甚至是助理和秘书，那些沟通、谈判、交往和信息整合的工作，AI都能完成。

这是未来理想社会场景吗？或者说，这样的自由是否等同于幸福？我们能看到的是，效率的空前提高将会成为越来越多人失业的元凶，两极分化也会越来越严重，以往流水线上的工人（以及按此要求培养的工程师和大学生），将会失去对社会的价值——要么成为有独创能力的个体，要么就会被彻底淘汰。不难想象，随着内卷、躺平、社恐将会进一步加剧，无序流动、无信仰无意义的原子化的个体，将会成为整个社会随时会引爆的地雷（日本的“无敌之人”就是一例）。而在这一切之后，社会是重新形成“新的固态”，还是会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后重启文明？这个预言及答案，恐怕就是鲍曼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道思考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