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及出版家的邵洵美

邵洵美（1906—1968）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唯美颓废派诗人、出版家和文学活动家。但现在知道邵洵美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在这些知道的人的印象中，总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公子哥儿，并无足观。这很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在他的《拿来主义》中，这样写着：“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个评语，底下注明“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这成为后人对邵洵美的第一、也是唯一印象。“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一时成为定论。难怪后人慨叹，一条鲁迅注释，掩埋邵洵美一生。

鲁迅骂邵洵美为“盛家赘婿”，并对其诸多攻击。然而若就其身世而观之，邵洵美的父亲娶盛宣怀的四女儿为妻，邵洵美的伯父邵颐的元配夫人是李鸿章之女，邵洵美可说是生于官宦之家，而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的女儿，与邵洵美是表姐弟。邵、盛两家原本都是有钱人，并不存在邵洵美高攀的问题。鲁迅不厌其烦地提到富家女婿，并似乎认为因此而一切均无足观，是不免沦为情绪上的“嘲笑”与“谩骂”了。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在更多记载里是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就说过，他们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卢，输赢百万”，赌的筹码，不是金钱而是道契。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他说：“一赢倒心慌，诗就做不成了。”因此自称“赌国诗人”。

陈定山又说，邵洵美更有贾宝玉爱红的毛病儿，因为皮肤太惨白，所以出门前要薄施些胭脂，他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他和江小鹣一样留着山羊胡子，他觉得这样才美。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为人宽厚仗义，无论好友或陌生人，他都常常接济。

邵洵美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后转学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23年毕业。1925年2月，乘船赴英留学。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系。据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说：“有一天，他在书堆里发现自己在罗马买的一张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像的印刷品。这画像为他造出许多离奇的幻想，于是，写满了诗句的草稿越积越多了。他对这位女诗人发生极大的兴趣，从此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新诗的自由体裁去译她的《爱神颂》，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了。莎茀的诗被人发现的一共只有五六十个断片，洵美在正式课程之外，凭自己的想象把它们联系起来写成一出短剧。经穆尔先生的介绍交海法书店印刷发行。那册剧本印得特别讲究，纸张是剑桥大学出版部转买来的手造纸，封面的图样又是请英国木刻名家吉尔先生设计的。但是，这本小册子上柜，竟然一本也没有卖掉。不过，从此，洵美有了个‘希腊文学专家’的称号。”

邵洵美曾自己说过他从发现莎茀而知道了史文朋（A. C. Swinburne，1837—1909），又因史文朋而熟知了拉斐尔前派作家，并得知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和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这也标示了邵洵美从唯美主义（史文朋）到象征主义（魏尔伦），同时也从“字眼、词句、音节”等“形式”到“意象”。

学者盛兴军说：“邵洵美在20、3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有着自己的独特贡献和一席之地的，尤其是他对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为此而进行的诗歌探索，对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化，以及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兴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他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五四’浪漫主义诗歌向象征主义诗歌转换的影子。众所周知，西方唯美主义者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滑向颓废，并最终导致‘对生活本身的唯美化的理解’，从而使‘唯美的个人主义肆虐泛滥’。中国的唯美主义者也难例外。‘这是因为当人自觉到颓废乃是人生以至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并因而成为颓废主义者之后，如何在日趋颓废的有限人生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便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进而在颓废主义者看来，只有对人生和艺术采取唯美的态度，即为生活而生活、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才能度过颓废的人间苦，并可望在生命的颓废途中获得最大的个人享乐’。”

1926年6月下旬，邵洵美中断在英国的学业返国。次年1月15日（农历12月12日），在上海南京路前跑马厅对面的大华舞厅（卡尔登饭店）与盛佩玉举行婚礼。1928年3月，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地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路口，斜桥总会隔壁。据章克标说，“金屋”这个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诗句，而是由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 d’or”翻译过来的。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以唯美派的作品居多。学者张伟说：“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在三十种左右。范围大致包括这几类：（一）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的《一朵朵玫瑰》等。（二）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三）朋友相托之书，如夏衍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死线上》、陈白尘的《漩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说、诗歌、文艺理论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学者倪墨炎说：“从金屋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有朋友求他，他会豪爽地给予帮助，有些书稿接受下来，书还没有出他会先付稿酬。金屋书店虽然没有出版轰动一时或在文化史尚有一定地位的书，但也没有出不堪一读的书。”

同年7月，邵洵美又主编复活《狮吼》半月刊，至年底共出版十二期。1929年1月，由邵洵美、章克标共同主编的《金屋月刊》创刊。1930年9月，《金屋月刊》出至第十二期后停刊，狮吼社也解散。但在狮吼社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群，并未停止活动，他们仍以邵洵美、滕固和章克标为中心，依托金屋书店及其后身——时代图书公司为阵地，继续从事唯美－颓废主义的文艺运动，直到30年代中期以后才渐渐分散。

邵洵美的第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1927年1月在光华书局印行，该诗集收录的是他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第二本诗集《花一般的罪恶》1928年5月在金屋书店出版，从诗集的名称，就知是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脱胎而来的。也许是因为声气相求，同为唯美派作家的张若谷对于邵洵美的诗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在《五月的讴歌者》中，他介绍了诗人，同时对《天堂与五月》表示了欣赏的态度。他指出，邵洵美吸收了西方文学资源，诗歌写作深受法国恶魔主义的影响，歌颂色欲与肉感，在罪恶中找寻快乐，然而又有大胆的反抗，表现了热情而又苦闷的灵魂。新月诗人陈梦家对于邵洵美的诗歌艺术也有一段优美的评价，他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洵美的梦》，是他对于那香艳的梦在滑稽的庄严下发出一个疑惑的笑。如其一块翡翠真能说出话赞美另一块翡翠，那就正比是洵美对于女人的赞美。”

当然负面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在《花一般的罪恶》问世后，曾招致不少指责。有位化名孙梅僧的作者认为：（一）这部诗集使人看不懂，没有线索可寻，对读者不负责任；（二）诗人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身上有莎茀和史文朋的影子，本应用全副精神去创造美，但却完全走错了路；（三）诗歌有很多地方只是火、肉、吻、毒、蛇、唇、玫瑰、处女等的堆砌。这篇批评使邵洵美深为不满，并专门写了一篇长文进行辩驳，认为批评者没有深入到诗歌艺术内部，只是用道德礼义来指摘，根本不懂诗。但是，孙梅僧的文章却也点在了要害，指出了邵洵美的师承对象——唯美主义，并且看到了其诗肉感、颓废的一面。

1927年6月，徐志摩和朋友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1929年，新月书店因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徐志摩向邵洵美招股。邵洵美为了徐志摩的情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新月，以“邵浩文”的名义作为发行人，后来更接任新月书店的经理。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志摩和洵美两人拟订了改革《新月》的办法，要改变《新月》月刊的摇摆不定。他们先是想使《新月》侧重文学艺术方面，少谈政治，不参加争权夺利，以省却遭到许多麻烦，或者从这方面去打开出路，求得营业上的发展。但是这个设想提出之后，就被罗隆基一口否定。当时罗在编《新月》，他是热心于政治的，不同意这种改变。”“新月书店改革的事情，因此议而不决，只能照旧拖延下去。洵美的设想，也因此落了空。不久徐志摩去北平所搭乘的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党家庄的开山失事，志摩升天，洵美陷入于更加孤立的情势，更加有力无处用，只好知难而退了。后来新月书店由胡适之同商务印书馆谈妥，归商务接收，由商务出一笔钱，代新月清偿债务，新月书店存货全归商务接收，新月书店出版的书册可以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出版。这样就结束了新月书店。”

而在《新月》月刊刊行期间，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方令孺等人，在1931年1月20日还办了一个《诗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后由邵洵美接编，由新月书店发行。《诗刊》继承《晨报副刊》的诗歌作风，在刊行过程中，曾培养出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徐志摩死后，《诗刊》失去了领导人物，在1932年7月便宣告终刊，只出了四期。

作为一个出版家，邵洵美可说是兴致勃勃的，他帮助徐志摩的新月书店，后来他也接办张光宇、正宇兄弟及叶浅予的《时代画报》，而且因此成立“时代印刷厂”及“时代书局”。章克标这么回忆的：“《时代画报》那时用铜版印刷为主，封面及里面的彩色插页用三色版，制版和印刷都较麻烦，而且价贵，对于用纸的要求也高，因之成本就高。如改用影写版来印，制版可以简单些，用纸的要求也不那样苛刻，可以减低成本。要同《良友》竞争，这是一条路。洵美下决心要办一个影写版的印刷厂，一方面是为印刷自家《时代画报》，再是引进先进技术来推进中国的印刷事业。洵美果然变卖了一点房地产，向德国洋行订购了影写版的比较新式的印刷机，开办了时代印刷厂，同《时代画报》出版机构合起来名叫时代图书印刷发行公司，即包括时代书局及时代印刷厂两个部分。”

1932年9月16日，邵洵美与林语堂合办《论语》半月刊。说到《论语》这份杂志，一般人都将它归功于林语堂，但实际上就和《论语》关系的密切程度，邵洵美实不亚于林语堂。除了出版发行和一切杂务琐事都由时代书局包揽外，杂志的盈亏也全部由书店承担。在资金方面，林语堂一开始出了一些，第十期后就完全由邵洵美独资。至于编辑人选，最先几期，先后由章克标、孙斯鸣实际负责，到了十几期，方由林语堂接替。邵洵美说：“这时候《论语》已日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路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了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后来林语堂因编辑费的事和章克标的矛盾逐渐加深，正巧此时良友图书公司准备办刊物，林语堂便以承包方式为良友办《人间世》，于是在第二十八期后林语堂辞去编辑工作，改由陶亢德接编。后来陶亢德又去编《宇宙风》，自第八十二期起由郁达夫任编辑，但实际上是邵洵美主编。第一百一十期起由邵洵美、林达祖合编，一直到终刊的第一百七十七期（其中第一百一十八至一百二十一期由李青崖主编）。

邵绡红说：“1935年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时期，一度同时出版七份杂志，因其出版日期的参差，每隔五天就有两份与读者见面。总共算起来，那时‘时代’旗下杂志已有读者近十万。”据张伟的说法，当时“时代”号称拥有九大刊物，按创刊时间依次为：《时代画报》（1929—1937）、《论语》（1932—1937，1946—1949）、《十日谈》（1933—1934）、《时代漫画》（1934—1937）、《人言周刊》（1934—1936）、《万象画报》（1934—1935）、《时代电影》（1934—1937）、《声色画报》（后改周报，1935—1936）、《文学时代》（1935—1936）。这些刊物装帧漂亮，内容丰富，有些在当时堪称独树一帜，起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如《时代漫画》出版时间长达三年半，拥有百人以上的作者群，发行数量达一万册，是民国期间我国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漫画刊物。《人言周刊》兼蓄时论和文学作品，风格鲜明，出版期数多达一百一十五期，作者群包括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名家。

学者王小敬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于种种原因，对于邵洵美的研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存在大量空白。至今，邵洵美的文集尚未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开展存在很大困难。但尽管如此，邵洵美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不争的事实。他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大量刊物，在今天看来，都是在文学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

据妻子盛佩玉的回忆，邵洵美一生除了读书、买书、写书、译书、出版书，别无他求，甚至为此赔光了家产。抗战开始后，邵洵美已经窘迫到需要租房居住，却还是主办了抗日刊物《自由谭》和《公正评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成后，他帮忙翻译成英文，“字斟句酌”，并在自己刊物首次公开发表。到后来，这位昔日大少爷，只有靠变卖祖传的印章，才能请得起老友吃一顿饭。更往后他被捕入狱，几经波折，沦落到借钱度日。不过尽管如此，他“唯美之心，终究不改”，还是要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邵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