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见闻

彭永东的937万薪酬与全捐的2亿股票摊销

4 月 24 日,贝壳发布 2025 年度报告 。 与营收、利润等经营数据相比,更容易被外界放大的,是 联合 创始人 、 董事长兼 CEO 彭永东的薪酬数字。 年报显示,彭永东 2025 年账面薪酬较上一年度明显下降,但仍处于亿元级别,达到 2.35 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股份支付费用,金额约 2.25 亿元, 该部分 并非外界通常理解的现金收入 , 现金薪酬 为 937 万元 。 与此同时, 年报 显示, 贝壳两位联合创始人将 2025 年获得的 限制性股票 全额 捐出, 用于为居住行业服务者及其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支持,并设立 “健康家贝守护金”。 贝壳介绍 , 已经有两名贝壳平台上的服务者顺利申领 到账了 守护 金, 20 余位服务者提交 了 申请 正 审批中 。 这并不是贝壳管理层第一次出现亿元级账面薪酬,也不是第一次作出大额捐赠安排。一边是财报中连续几年醒目的薪酬数字,另一边是降薪、捐赠以及 “并未落入私囊”。对比之下,外界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贝壳管理层这笔延续数年的亿元级账面薪酬,是否还会继续?它又究竟从何而来?
“ 薪酬 ” 账面 数额 并非每年临时起意 、 非 现金收入 对于这组数据,公众的第一直觉是 “ 高 ” 。 特别是 行业仍在 调整 期间 ,降本增效是生存共识, 上亿的 薪酬与一线工作者的生存现状,形成了异常刺眼的反差 , 市场对贝壳薪资的审视自然更加严苛。 但翻阅财报附注,不难发现所谓的天价薪酬,源于一场认知错位。 彭永东的薪酬单里,包含了一个关键的会计科目:股份支付费用。 这笔约 2.25 亿元的股份支付费用,占总薪酬的约 96% 。它并非实际发放的现金,而是将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按照解锁期分摊计入成本的会计确认结果。 换言之,这笔约 2.25 亿元的股份支付费用,并不是公众通常理解的现金收入。 剔除股份支付费用后,彭永东 2025 年的现金薪酬约为 937 万元,较上一年度明显下降。 与同为港股上市房企的 高管处在同一梯队 , 也 低于 同类 互联网 企业。 彭永东的 所谓天价薪酬,实质上是一场纸面富贵。 公众之所以产生误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 A 股与 H 股信披差异的陌生。 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业专业委员会委员郑培敏指出, A 股的披露准则中,薪酬通常仅涵盖工资、绩效等现金收入,股权激励不纳入年薪,而是单独列示;但在 H 股的信披要求里,高管的薪酬大盘中必须包含这些容易被误解的股份支付。 “ 股份支付并非到手现金,不应被误解为实际发放的天价薪酬。 ” 郑培敏强调,向核心高管授予股份,是企业维持股权架构稳定、促进市值提升的常规手段。 这笔股份支付费用的源头,其实是贝壳 多年前 为合规支付的成本。 2022 年贝壳重回港股,为满足当时的合规要求,公司对彭永东进行了一次性股权授予。 按照会计准则,这笔合规治理成本被摊进了长达五年的薪酬科目里,成了后续被外界误读的财富神话。 这笔钱2022 年 时 就已经 计划 好 数字, 并非 每年 临时起意 决定 发多少 , 不 来自 公司的 当期 利润, 也与 公司的 业绩 无关。 印证这笔股权是纸面富贵的,还有另一重商业逻辑:手握上亿股权的彭永东,至今未进行 套现。 自贝壳重回 H 股以来,彭永东一直自愿延长股份锁定期,唯一一次卖出股票,是为了兑现慈善承诺、支持行业服务者的医疗与教育等公益事业。 2 02 6 年 开年 ,彭永东再次选择将部分薪酬对应的股份捐出 , 这 或许 可以视作 他 对薪酬 关注 的一种实质回应 —— 在公司治理中,股权是维系长远架构的工具,而非高管个人的套现通道。 高管账面上的薪酬不等同于落袋的财富,看懂真实的账本,往往比宣泄情绪更 需要耐心 。

纸面富贵 来源于 股权 结构修复 看懂了账本后,更深层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这笔 引发 外界 关注 的股权授予,当年究竟为何而发? 将指针拨回 2022 年,这笔授予的初衷并非业绩激励,而是应对危局。 贝壳采用的是 同股不同权( WVR )架构 , 其股票分为 A 类普通股(公众股)与 B 类普通股(管理层特权股),前者 1 股 1 票,后者 1 股 10 票,现任董事可持有 B 类股,离职后自动转为 A 类股。 创始人左晖在世时, 凭借 WVR 架构掌握着 公司 核心 的投票权。 2021 年变局接踵而至:左晖离世,贝壳失去核心创始人;同期外部监管环境变化,美国对中概股财务审查加剧,退市风险增加。 内有交接挑战,外有环境动荡,为对冲美股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贝壳选择回港实施双重主要上市,以对冲潜在的上市地风险。 但港股上市有相应的规则限制。依照港股 WVR 规则要求,超级投票权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占比(即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 , 而作为接班人,彭永东与单一刚当时的持股比例仅为 3.1% 和 1.3% 。
一旦这 10% 的底线失守,管理层的投票权将降低超过 40% 。 失去投票权优势,公司不仅可能面临外部资本的举牌收购,其长远的居住服务战略也可能因为资本的短期诉求而被迫改变。 补齐持股份额 , 成 了 贝壳当时的必然选择。 2022 年,贝壳通过限制性股票授予,补足了管理层的持股比例缺口 , 最终管理层 将 公司近 50% 的投票权稳稳攥在手中。 少数股权掌控多数话语权的 WVR 架构,本质上是顺应港股规则的制度选择 。 同期以该架构回港的中概股不在少数,名创优品、知乎皆在其列。只不过,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超级投票权持有者,手里本就握有超过 10% 的重仓, 天然满足了规则门槛 , 不存在股权授予与后续的摊销, 自然也避开了薪酬的非议。 面对合规要求,贝壳当时的解法并非唯一。 也有 市场 人士 认为, 理论上, 贝壳 可以采用 “ 市价购买加贷款支持 ” 模式,让管理层加杠杆在二级市场购入股票;或者调整股票类别比例、引入新的 WVR 持有人,重组股权架构。 但每一种方案都有相应的代价。 公司治理往往需要在监管约束、市场环境与内部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 在当时的时间窗口和市场环境下,这更像是董事会在合规要求、市场风险和治理稳定之间权衡后的选择。 站在当下的视角回溯,贝壳当年的预期管理其实可以更加主动 : 如果在股权授予之初,就能明确将这份合规操作与常规年薪剥离,并向 公众 前置沟通五年摊销周期 ……以上举措 虽然不能改变财报数字,但 仍有望 降低日后的沟通与误解成本。 不过无论如何, 这场争议的核心,并非企业向高管输送了巨额财富,而是会计确认数字带来的视觉偏差。 在 2022 年的特殊时期,贝壳的决策逻辑是合规优先与架构修复,构筑安全底线 ,而 今天 关于 薪酬争议 的舆论噪声 ,也是当年为满足合规要求所支付的对价。
股权 架构 稳定 带来 战略连续性 澄清账面错位只是平息争议的第一步。 对贝壳而言,更核心的命题在于 —— 作为接棒者,彭永东究竟如何 运用 这份 控制权? 作为贝壳的 核心 创始 团队 成员 , 担任 贝壳 董事长, 他同时又兼任贝壳的 CEO ,彭永东并非 职业 经理人 。 他不 仅负责战略层面的方向判断,也长期参与公司一线经营管理和关键组织决策。 稳定的 管理 团队 最直接的效用,是抵抗短期压力,保证长期战略不走样。 过去 几 年,彭永东主导了 “ 一体三翼 ” 战略: “ 一体 ” 是房产经纪业务, “ 三翼 ” 则延伸至家装、租赁和新业务贝好家。 这不仅是业务扩张,也是 抵御 地产 周期 能力的 持续 增强 : 2025 年,贝壳非房产交易业务的净收入占比达到 41%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家装家居业务实现 154 亿元净收入,房屋租赁服务实现 219 亿元净收入,并首次在经营层面实现全年盈利。 2024 年和 2025 年,贝壳分别实现 72.1 亿元和 50.1 亿元的经调整净利润。在行业大幅收缩的背景下, 业绩 表现 稳健, 这至少说明,稳定的治理架构为贝壳在周期底部维持战略连续性提供了重要条件。 这背后的前提是彭永东在 2022 年 获得 的 稳固的 企业 股权架构 。 装修重交付,租赁重运营。在行业下行期,深耕投入大、见效慢的业务需要战略定力。如果控制权不稳固,面对短期业绩波动,这些长线转型极易受到资本压力的干扰。 同股不同权架构,客观上为管理层屏蔽了外部 纷杂 ,提供了长远布局的空间。 这笔 摊销 计划 到 2 027 年 结束, 如今,随着五年的历史摊销步入尾声,贝壳财报上的薪酬数字也将回归常态。 加上 202 5 年的 捐赠, 贝壳 联合创始人将合计约 1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全数捐出,这一动作也印证了此前的逻辑:管理层手中的股权,是维护公司治理的工具,而非私人变现通道。 抛开主观情绪,这或许才是审视这场薪酬风波的合理视角。相比财报上的账面数字,市场更应关注的是这套治理架构如何在周期底部,维持了贝壳战略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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