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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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
一部超越地方史的华南研究，
著名汉学家麦哲维代表作，程美宝作序推荐！
以一所书院背后的士商往来、阶级流动，
展现国际性视野下地方文化的构建
引 言
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广州，十九世纪曾经流传过一则轶闻，说的是一位名叫梁序镛的中年广州文人，赴京师参加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会试，希望能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京城的时候，有一次一位隔壁号房的举子来请教一个考题的题意。梁序镛当即告诉他，这个题目内容出自《汉书》。这时，旁边的另一位来自浙江省的举子，语带嘲讽地表示惊讶，说广东竟然也有人能读《汉书》了。这次考试梁序镛顺利中式，成了进士，不过浙江举子的那一句玩笑话却灼痛了他的神经。回到广州郊外的家乡，他就创立了一个“诵经社”，意在让一代代粤中学子自幼背诵经典，为将来的科举竞争做好准备。他常常向同乡广州学子们讲到当年会试时的这件事情，叮嘱他们要“读书汲古，毋为江浙轻薄儿所哂”。
咸丰五年（1855），另一位广州文人桂文灿（1823—1884）为他自己所著的一部研究当代杰出儒家学者生平与学术的评论集《经学博采录》作序。尽管截至十九世纪中叶，宣扬清代经学成就的书籍并不少见，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仍然颇具新意。这不仅因为作者本身是广州人，而且其“博采”之诸家中也包括不少广州学人。桂文灿和这些学人中的大多数都与广州一所出类拔萃的书院有着密切联系，这就是桂文灿称之为在书院发展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学海堂。2如果说先前那段轶闻描绘了将近四十年前梁序镛因身为广州文人而得不到承认所引发的愤懑之意，那么桂文灿的这部著作则流露了对当时广州的精英文化地位的自信之情。
仅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小插曲之间的对照，暗示了广州的精英文化在短短一代人时间里已获革新，使这座城市从一个边远居民点上升到一个文化中心的地位。像桂文灿这样的为广州的精英文化之繁荣而欢欣鼓舞的广州学者，大抵都把功绩归于学海堂。这所著名书院的创办人阮元（1764—1849），是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江南人，曾在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六年（1817—1826）任两广总督。他除了创办学海堂之外，还在堂内组织编印了一部文集《皇清经解》，收录了截至当时他认为清代最重要的经史之学著作。所收文章的作者，多来自江南中心地带的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三省中的五个府。与此相比，这部文集作者中来自广东的仅有一位，而且是来自粤东嘉应州——远离省城广州。桂文灿写《经学博采录》，弘扬的是与《皇清经解》同一门的经史之学，不过将重点特别放在自《皇清经解》成书后三十年中的经解类文章上。通过收录众多的广州作者，其中多数又与学海堂有渊源，桂文灿就将广州标明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生产地，同时将广州精英文化的中心确定在学海堂。
毋庸置疑的是，从梁序镛的愤懑到桂文灿的自信之间的这四十年里，广州的精英文化圈子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急剧高涨，从频繁的文学竞赛，到各处书院的建设与翻新，到大量文本的编纂与付印。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学海堂对引导这些变化起了关键作用。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创立之初到十九世纪末叶，与学海堂联系的学者们，常常标榜这所书院对地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变革性影响。无论他们是着眼于都市广州，还是环绕城市的珠江三角洲腹地，或更广地着眼于广东全省，他们都宣示并庆贺广州精英文化所得到的新地位。
现代研究清代思想史和政治史的学术界，大体上采纳了对学海堂的这种评价，承认其在广州，或广而言之在全国之重要性。这样，学海堂也就自然地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清代最有影响力的书院之一。同时，必须承认，十九世纪将学海堂描绘为具有根本变化的文人文化的话语，也使这所新书院在广州的地位，以及广州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在整个帝国的地位，得以合法化。虽然不可否认变化是的确存在的，但还是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是谁构建了这种话语？为什么许多（当然不是所有）广州文人觉得这种话语如此有说服力？此外，在广州城和周围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社会文化精英大圈子中，是哪几类人对阮元的新书院作出了响应？反过来，为什么有些精英，我们认为可能会参与其中的，却没有与学海堂结盟？
为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我的研究从思想史偏离到地方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同时走出了学海堂而进入了它影响所及的更广泛的圈子—从广州城深入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更远。由此得出的研究报告，既涉及学海堂本身，也涉及地方上的社会文化景观和或许能称为地方文化政治的状况。像梁序镛和桂文灿这样的文人，生息繁衍，不断改变着当地景观—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认同某一处乡土。广义的广州精英阶层来自各个不同的区片，清晰地表现出相异的乡土认同，促成了相映成趣的各种风格的经史之学和文学，使广州的精英文化呈现争奇斗艳的景象。尽管阮元和学海堂的广州文人竭力要让他们的新书院无论从实体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脱离城市的尘嚣，但是它依然紧紧地嵌入城市的环境里，成为这座城市社会文化精英们众多重要的都市空间之一。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角度来看，学海堂直接与广州城相关；而从清帝国其他地方的文人来看，学海堂就代表了整个广东省的学术成就。学海堂在广州、在珠江三角洲以及在更广阔的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地位，通过像《经学博采录》这样的为书院构建赞颂话语的文本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将论证，学海堂不仅改变了广州的精英文化，更与一个已在变化之中的地方社会文化背景相映照，不断将其扩展、重新定位，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此外，尽管学海堂似乎占有垄断地位，但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在广州城内或在三角洲腹地，还有其他诸多广府文人可能认同的文化生产基地。勾画出这些场所，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广义的广州精英中，有些区片的人认为称颂学海堂的言论令人信服，而另一些区片的人却不以为然。
*本文节选自《学海：19世纪广州的流动性与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