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颖莹专访王笛：当历史学家面向公众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2005、2019年两届美国城市史学会（UHA）最佳著作奖得主，《南风窗》“中国社会价值年度榜·2023年度思想者”，《中国新闻周刊》“年度影响力人物·2024年度学者”。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学术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中英文版）、《茶馆》（两卷本，中英文版）、《袍哥》（中英文版）。另著有学术文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显微镜下的成都》《历史的微声》，公共历史写作作品《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碌碌有为》（上下卷）、《中国记事》（上下卷）。

相关作品荣获吕梁文学奖、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好书（非小说）”等多个图书奖。

章颖莹，《显微镜下的成都》编者。第三届新史学青年著作奖评委，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策划案主笔人、执笔人。书评刊于《南方都市报》等。

主要从事中文原创类图书的策划工作，另策划有“在北大圆桌读书”系列学术论坛（世纪文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合办）。策划、责编图书获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第三届行读图书奖思想TOP10中文原创类、2024“世纪好书”年度榜单、2025“上海好书”等奖项，《显微镜下的成都》入选文景“20年20书”。 

当王笛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披沙拣金，在132厂偏僻的库房里搜寻资料，为了袍哥手抄文献不惜花费不菲代价获取扫描件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些耗时近40年的“笨功夫”，最终会让成都茶馆里的堂倌、街头叫卖的小贩、川西乡间的袍哥这些寂寂无名之辈，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

《显微镜下的成都》推出修订珍藏本之际，本书编者章颖莹围绕微观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与处理、“历史学家如何面向公众”等议题，采访了本书作者王笛。从《跨出封闭的世界》到《碌碌有为》，王笛完成了从象牙塔到公共领域的自觉转向。在这篇访谈中，他区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与“popular history”（通俗历史）的边界，警惕数字化时代的记录方式对史料准确性的侵蚀，更坚持用“显微镜”对抗遗忘。

这不仅是一位中国微观史代表性学者的学术生涯回顾，更关乎历史写作的温度与责任。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严谨的历史学如何走出书斋，与公众建立真正的对话。本文首刊于《显微镜下的成都（修订珍藏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原标题名称“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

“显微镜下”作为方法

章颖莹：您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目前您将自己的诸多作品大致划分为两个主要方向。其一是学术著作。其二是面向公众的历史读物。《显微镜下的成都》介于两者之间，带有一定的中间色彩，在您个人的作品序列里是一部比较特殊的选集。可否请您谈一谈对这本书的定位？

王笛：这本书和我其他所有的作品都不同，它是我各类著作的精选集，当然也有内在的编选逻辑，呈现了我从1980年代从事历史研究以来，个人的学术发展轨迹，以及由宏观到微观的学术转向过程。如果一名研究者或普通读者对我以往的研究和作品一无所知，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入门读物，综合了我的各项研究，既不过分学术，又不太过通俗，且篇幅较为适中，有一定的可读性。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我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我所运用的基本资料是什么，我从研究的对象中发现了什么，为什么我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并未试图以此建立某种模式或标准。我从来就不认为历史研究存在既定模式，一定要按某种教条来做。我只是通过这本选集，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比较集中地呈现出来，与读者们分享。

章颖莹：您在《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本书的导论部分，勾勒出了“从望远镜到显微镜”的个人学术转向轨迹，并集中阐述了“显微镜”的方法论意义。但很多非专业读者单纯从字面上，可能很难了解到“显微镜下”这一看似接地气的表述背后所隐含的理论脉络和史学追求，在此可否请您为书名做个解题？

王笛：2018年10月，我在“一席”做有关袍哥的演讲，最后的结论就是“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这是我一直都在思考和实践的方法，几乎贯穿“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这些研究。我之所以倡导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主要是针对另一个极端，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的大趋势而言：处理重大题材、回答重大问题。我们固然需要宏大的题目和视野，但这并非历史研究的全部。

早在我酝酿从事“街头文化”的研究时，我围绕这个课题阅读了不少中西方相关著作，当时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很少深入细节。然而，如果不把历史的细节纳入研究，就会忽略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研究战争或政治变革，往往更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却鲜少考虑到普通人在重大变革之下的遭遇。而个体的经历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实际上可能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处境。出于这样的思考，我开始尝试把人放到研究的中心。具体而言，我在写《街头文化》时涉及辛亥革命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影响、清末新政对城市的改良等议题，如果是从过去现代化的大叙事角度来看，这些抛弃传统、拥抱现代的举措会获得较为积极的评价。可是一旦我们在革命与变革的历史图景中关注到具体的人，就会发现有时看似对国家或者一座城市大有裨益的政策，一旦落实到个体层面，往往使得“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就是注重个体的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而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则更侧重于宏观的整体。如果我们只有望远镜而没有显微镜，具体到这本书来说，在研究成都这座城市时进入不了街头，看不到小商小贩、在茶馆里坐着喝茶的那些人，忽视个体的经历，那么所描述出来的所谓“整体”将是极为有缺陷的。

在历史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也会不同。1920—1930 年代，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时，当国家遭受入侵时，强调宏大叙事，产生钱穆《国史大纲》那样的作品，顺理成章。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仍然停留在战争年代的历史叙事之中。我认为，目前，“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这样的史学追求也很重要，普通人的经历需要被提到历史研究者的议程之上。

章颖莹：“显微镜下”体现了微观史学的独特视角。另外，我记得您在研究中曾参考过一篇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与这本书的书名较为接近，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致敬。

王笛：对，我在研究中曾引用过一则 1943 年《新民报晚刊》的文章，就叫作《显微镜下之成都市》（《显微镜下之成都市》，载《新民报晚刊》，1943 年 10 月 27 日）。

微观史研究的资料困境

章颖莹：除了治史观念的原因外，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资料极其稀缺，也是目前中国微观史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的重要因素之一。您多次谈到如何收集与整理这类资料，我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您曾自述通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借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藏的《国民公报》微缩胶卷，然而通过这种方式阅读和筛选合用的材料比较困难，“有时候翻一天甚至一个星期，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内容”（《王笛：走出象牙塔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更有生命力》，丁杨采访，载《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2022 年 12 月 21 日）；您在成都市档案馆，从散落在各类行业组织、工商局、文化局的档案中，收集到了大量有关茶馆的资料；您还曾提到在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或委托朋友、学生帮忙查询（《王笛谈成都茶馆：1950—2000》，郑诗亮采访，载《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 年 8 月 14 日）；等等。可否请您再补充谈谈其他查阅资料的经历？另外，除了您曾重点介绍过的《国民公报》，另一份对重构成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比较重要的资料《通俗日报》您也是读的微缩胶卷吗？好像没有见您特别谈到过。

王笛：这个问题我还是从头说起。其实我们做微观史，研究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存在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研究中需要使用的资料只能靠一点一点的积累。你提到我在不同的档案馆、图书馆寻找过各种各样的资料，但以往在谈到收集资料的问题时，我尤其特别详细地介绍《国民公报》的查阅经历，这是因为它的时间长、跨度大，所以成了我做“街头文化”相关研究时最关注的资料。那时我明知道其中藏着可用的信息，但胶卷没有办法直接检索，只能用学校里的阅读器一页一页地读，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你提到的《通俗日报》，我是借阅的私人收藏，藏家就是研究成都的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她是孔飞力的学生，在成都做过博士论文的调研，当时学校指派我担任她的指导老师。其实那时也谈不上什么指导，只是如果她在了解资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我为她提供一些线索而已。后来司昆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她好像是用自己的科研经费购买了《通俗日报》的胶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和她的选题还是非常接近的，但她毫无保留地把这么珍贵的胶卷寄给了我。

章颖莹：除了《通俗日报》，司昆仑好像也收藏了一些《国民公报》。

王笛：你说的不错，《国民公报》我除了从伯克利借阅外，还从司昆仑那里借了不少。另外，我在《街头文化》中使用比较多的《四川警务章程》是她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手抄的，那也是很珍贵的资料。

相比较而言，这些资料中，《通俗日报》的规模远远不如《国民公报》那么大。还有一些资料量也不大，比如《通俗画报》，我在《街头文化》中使用了其中的很多图片作为插图。这份资料我是在四川省图书馆看的，那时收集资料需要一家一家图书馆去跑，不像现在数字化程度高，很多资料可以直接在网上检索。而且当时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对于民国时期的杂志和图书几乎没有全面地整理和开放，借阅非常困难。比如我读书的时候，四川大学图书馆的民国图书都不在馆，而是全部放在理科大楼的仓库里。如果你想查阅某一本书，还需要馆员专门到那里为你找。一直到我毕业，那些书仍然放在那个仓库里，一放就是十几年。四川省图书馆也是同样的情况。四川省图书馆原本的旧馆在成都闹市区春熙路附近，地皮非常金贵。后来由于图书馆要修新馆，就借用成都从事飞机制造的 132 厂的库房，把馆里的资料、图书打成捆，打包放在那里。1997、2000 年，我从美国回成都收集“茶馆”的资料，曾经想办法专门去过 132 厂的库房，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要找一份资料、找一本书往往非常困难。

章颖莹：相比“街头文化”“茶馆”这些课题，搜寻“袍哥”的相关资料是否难度更大？尽管您在研究中指出，清末袍哥已渗透入军队、政府，吸纳乡绅。自辛亥革命至1940年代，袍哥在川省蓬勃发展，活动也比较公开。但毕竟它的起源是被禁止的秘密社会组织，参与人员在绝对数量上也多为下层。

王笛：收集袍哥的资料确实更为困难。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寻找相关资料，早在1990年就已经获得了美国王安汉学基金的资助，但是直到2018年才出版了第一本相关著作《袍哥》，整个过程有 30 多年这么漫长。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写作的“袍哥三卷本”中的第一卷《开山令》，这部著作从开始准备资料到最终出版，耗时更是长达近40年。一直到现在，我还在不断地搜寻与袍哥有关的资料，只要一有线索就追踪下去。例如，有次我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向我透露，一个旧书商手头有民国时期袍哥的手抄文献。我试图把它们买下来，但是要价太高。后来我花了不菲的代价，让对方提供了扫描文件。

这种资料收集上的困难造成了研究这类课题的障碍。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有时我心中也难免生出不平之气，尤其是数字化普及以后，收集宏观问题的资料比较容易。比如我关于五四前后的研究《中国记事（1912—1928）》（上下卷），虽然用了很多英文资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等等，但是它们已经全部被电子化了，所以这项研究在收集资料方面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而研究微观史，写普通人的日常，一个课题经常需要做几十年。当然，我认为哪怕需要坚持几十年，作为研究者也应该勇敢地接受这样的挑战。现在看来，这些研究和写作能够让微观史和成都这座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还是非常欣慰的。

数字化时代的史料之辨

章颖莹：刚才您多次提到资料数字化的问题，这让我想起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曾指出，如今电脑录入、手机拍照更多地代替了传统的纸笔记录和文献复印。但他认为，如果研究者从未通读过所有收集、保存的文档，而只进行关键词检索，这并不利于深入理解材料。传统的文献阅读与整理方式，使研究者能够在直面文献的过程中理清知识和思路。对此，您是否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王笛：直接接触全宗、案卷，去了解档案形成的过程，这对于研究而言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关于资料数字化的问题需要辩证看待。过去研究者为了完成一个课题，往往在寻找资料方面需要耗费海量的时间。而从前花两三年时间才能搜寻到的资料，现在或许只用一天就能完成收集工作。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没有亲自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固然是一个缺陷，但与数字化带来的好处相比，这种缺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毕竟数字化让我们接触到了过去根本没有办法找到的资料，比如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些报刊，《申报》《顺天时报》《北华捷报》《国民公报》等。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国民公报》规模特别大，它从 1912年开始发行，一直持续到1949 年。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并不完整，我当时也尝试在其他图书馆找过，每家都收录得不全。但它先是被制作成胶卷，后来又经过数字化，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极大提高了研究者查阅文献的效率。

至于达恩顿提到的那种通读方式，坦率地说现在比较难以实现。研究者在档案馆翻阅资料时，其实就像在用眼睛做扫描。个别卷册可能确实需要花费数小时，从头到尾大致浏览一遍。但对于绝大部分资料，研究者一般都是先根据题目、刊发时间这些信息筛选，快速判断到底是否可用。有时调阅一卷资料，或许五分钟就翻完了。

另外，研究者收集资料的态度也很重要。我哪怕遇到不是与研究课题直接相关的材料，但只要觉得以后或许需要参考，都会尽量复印或通过别的方法保存下来。因为一旦错过，再回档案馆重新寻找是很困难的。也正因此，我在著作中使用到的资料数量，与实际收集到的往往极其不成比例。可能收集 200万字的资料，最后成书时只参考了十几万字，这是常态。我的大部分研究课题，比如《跨出封闭的世界》、《茶馆》两卷本、“袍哥三卷本”，其中用到的资料只是之前收集到的冰山一角。为了撰写“袍哥三卷本”，我现在收集的相关手抄本大概多达四五十种，最后写入书中的却极少。当然，也有极个别相反的情况，比如2018年版《袍哥》。我是想通过这部作品讨论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问题，而不是仅仅讲述雷明远一家的故事，所以其中延展了很多资料。

章颖莹：您现在一般如何整理收集到的各类文献资料？采用数字化手段保存资料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王笛：我强调研究者手头必须要有原版资料或原版的复印件，扫描的PDF、翻拍的图片都行。我在研究中使用到的所有资料，都必须有这些备查，如果没有，我就不用。我遇到资料中个别字迹难以辨认、读不通的情况时，需要根据原版或原版的图像复制件仔细地琢磨。有时一个字要推敲半天，通过查行书字典或根据上下文，甚至结合典故来猜测、辨别。我认为，历史研究者现在使用档案资料面临最严重的危险，是国内档案馆严格限制复印的数量，大部分档案馆也不允许拍照，也就是说查档案的人主要依靠人工誊录资料。研究者坐在档案馆里，但凡查到资料，就直接抄写下来或打字录入。而一些文件本身不太清晰，或者手写比较潦草，往往需要辨别，但由于时间有限，查档者不可能当场仔细推敲，之后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存在问题或疑似错误的地方，根本无法再回溯和核对。我认为这简直是对学术最大的伤害。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问题，传统的手抄同样存在以讹传讹的风险。比如我在写《开山令》时曾参考过的一份天地会抄本《反清复明根苗第一》，它是 1930 年代广西贵县修志局几经周折，探访获得的。罗尔纲在《一部新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抄本》一文的“跋”中详细介绍了他当时抄写副本的经历，由于他仅被允许借阅一天，只能和一位朋友轮流连夜抄录，极其匆忙，其间很可能发生差错或遗漏，可是根本来不及再进行校对。而原抄本如今已佚失，后来的研究者只能参考这份充满遗憾的手抄副本。

总的来说，一份资料如果无法复核原版，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才坚持一般情况下，只将已经收集到原版或原版图像复制件的资料作为研究依据。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当资料已经被整理成书出版时，我通常就直接用整理本。我想档案馆或收集者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应该对照原版反复核对过，这还是基本可信的。而有些通过OCR技术转录文献的数据库就完全不可靠，尤其在原版资料本身清晰度不佳的情况下，通常差错率非常高。

目前，虽然技术的发展为学者查阅和收集资料带来了不少便利，但也因此，需要格外注意甄别各类不同来源的文献，尽量保证它们的准确性。另外，我们的档案馆在原始资料的调阅和复制方面，对研究者的开放程度并不高。为了维护学术的严谨性，我期待档案馆在资料管理制度方面的改善。

当历史学家面向公众

章颖莹：《显微镜下的成都》是按照“王笛微观史研究读本”的核心思路来编选的，其中包含着对于学术研究成果如何通过出版物的形式更好地面向公众的思考，这与我接下来想与您讨论的问题相关。目前人们很容易将面向公众直接理解为“通俗”，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通俗”这个概念是比较含混的。一方面，它当然指的是作品很好读，便于一般读者理解。另一方面，这个词多少隐含着一些价值判断：通俗作品往往符合甚至是迎合当下的流行趣味。这里的“通俗”如果转换到英文语境中，在“popular”的层面上来谈，可能会更清晰一点。

而我注意到，相比“popular history”（通俗历史），您还是更愿意在“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这样一个更广义的范畴中来讨论历史学家如何面向公众这个问题。（王笛、陆大鹏：《为民众写史的历史学家》，载《澎湃新闻·翻书党》，2022 年3 月 14 日）事实上，美国公共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很多分歧与争论，有学者曾梳理不同类型的“public history”，将“popular history”也视为其中一类，认为其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如电视剧、电影、广告等，向公众传递某种历史观念或者意识形态。您则有意区分了“popular”与“public”，那么，您认为两者具体有何不同？

王笛：“popular history”和“public history”虽然有联系，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通俗历史往往更注重讲述故事，“public history”则介于通俗与严肃之间，试图将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形式，通过图书、纪录片或博物馆的展览等多样的呈现方式，把某种甚至具备相当专业性的历史放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public history”在欧洲同样受到批评。比如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这本书中，批评年鉴学派的研究和代表作处理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围绕日常记忆展开的历史研究表示了不满。国内学者在批评历史学的“碎片化”时，经常引用多斯的观点，但并未考虑他的论述语境。在我看来，多斯的批评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尚未结束，还需要继续进行革命。多斯倡导革命，重视“重大时刻”，主张“公正世界”，却忽视普通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可问题是，难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关心普通人的所谓为了普通人而写的历史吗？从1960年代开始，直至七八十年代，法国公众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当时涌现出了大量的历史纪录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历史书。我想这一现象可能也是受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潮流的影响。但是多斯将民众对史学的兴趣看得比较消极，他觉得公共史学把历史研究矮化了。

姑且不论多斯批评的对象，我们回到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现状来看，我认为至少在公共史学所倡导的关注普通人、重视日常生活这些方面，我们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2012年，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展开过讨论，我也参与了，我的观点是不必担忧“碎片化”，具体论述已经收录在了《显微镜下的成都》的导论部分。

章颖莹：您个人的历史书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公共史学的理念？

王笛：实际上，公共史学就是要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从我自己的写作来说，《街头文化》、《茶馆》两卷本、《袍哥》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虽然这些作品在写作形式上比我们传统的历史学更具备可读性，更活泼一些，但是我对它们的定位还是学术研究。不过，我在写作过程中对读者的接受程度确实有所考虑，至少要让历史学家以外的读者，不管是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其他学科的学者，还是非专业的公众，都能够看懂，看得进去。我在寻找一种平衡。后来我写《消失的古城》《那间街角的茶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了，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为了公众而写的，包括我已经完成的《中国记事》，从学术专著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原本早已写完了，其中的每一章都曾作为学术论文发表。但是后来我决定重写，尝试把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改写为更具备文学性的作品，在严肃的分析和讨论之外，加入了许多细节和故事，尽量使用文学的语言，兼顾生动的表达。全书从9章扩展到29章，在写作形式上更多地考虑公众阅读的需求。我希望经过重写后的这部作品能够跨出学术界。

章颖莹：近年来，除了书写实践层面上的面向公众，您还尝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如担任图书奖项的评委，接受各类媒体采访，录制播客、谈话类网络节目，开设网络视频课程及音频课程，参与各种与读者面对面的活动，走进美术馆、艺术馆演讲，甚至坐在成都玉林玉洁巷人来人往的路边谈读书，在成都郊区的敦壩酒吧与140多名读者聊至深夜。原本研究“街头文化”的历史学家最终走上了街头。是否可以请您谈谈，到底是什么促使一位数十年在学院的历史学家如此深入地参与公共生活的建设，介入媒体对公众“历史感”的建构，直面当代社会的各类现实问题发言？

王笛：其实我也谢绝过很多邀约，比如入驻抖音或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对此我甚至有些抵触，因为我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投入大量精力去长期经营一些新媒体平台，这会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唯一例外是受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之邀，讲授并录制中国社会史的音频课程。这个项目前后大概持续了两年时间，算是近年来我耗时最长的非学术工作。

不过，对学者而言，媒体或其他文化机构主动提供公共发声平台，这种机会还是比较难得的。无论是宣传自己的作品，传播个人的史学观和学术思想，还是分享我从历史视角出发，对当下现实问题所做的思考，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一名学者能够提供的比较重要的社会服务，尤其是以历史的思维重新认识现今的很多事件。虽然我不一定对某些现实突发事件发表具体看法，但这些事件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些需要被揭示的历史逻辑：为什么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局面？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这些思考对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可或缺。

与我过去的观念相比，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在美国任教时，经常说历史研究就应该属于象牙塔，而并非功利的，不应该服务于现实问题。现在我却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甚至洞见未来。当然，历史研究者完全可以选择安守象牙塔内，一心只沉浸于专业课题。但就个人而言，我更多地尝试联通象牙塔内外，既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以史学专业知识回馈、服务社会，同时，又借此表达个人学术观点或历史思考。

章颖莹：英国学者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在《消费历史：历史学家与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遗产》（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指出，1990 年代末，英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活跃于电视历史节目，成了电视名人和公众人物。在当时的媒体文化中，“历史成为休闲话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专业化的追求”。您认为历史学家面向公众时，是否会受限于媒体文化的某些偏好或潮流？面向公众的历史学家与学院历史学家的两重身份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王笛：我觉得并不矛盾，但是作为受邀者，肯定要照顾到不同媒体的需要。发言的主题、形式、尺度，这些其实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很多深度访谈，比如《十三邀》、“腾讯谷雨”、《人物》等，最后公开的版本中，不少当时的谈话片段并没有被采用。我完全理解媒体所做的取舍，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采访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庞杂，有限的节目时长中，确实难以全盘呈现。

我不太赞同历史学家如果面向公众就是自降身份。我的自我定位仍然是以学术为中心，在这个前提下，让我的作品能够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同时，作为研究者，以历史视角切入公众关切的议题，给出自己的解读。至于这些公共发言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就不是我个人所能左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