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的诞生：一个癔症案例

一、多拉的出现

1900年10月14日，在写给德国柏林一位名为弗里斯（Wilhelm Fliess）的耳鼻喉科医生的信件中，弗洛伊德对这位他中年时期的好朋友与知音说，他正在治疗一位新的病人——“一名十八岁的女孩”。这是多拉（Dora）在学术史上首次留下痕迹。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治疗进行了大约三个月，于当年的12月31日结束。几个星期之后，弗洛伊德迅速写就了以《梦与歇斯底里》（“Traum und Hysterie”）为题目的一篇案例史，并在写给弗里斯的下一封邮件中告知了此事。他将这篇案例史称为“我迄今为止写下的最为精妙的作品”，认为其“将造成比以往更为惊世骇俗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稍后又写道：“本文已经被齐恩（Theodor Ziehen）接受了。”西奥多·齐恩，正是最终发表这篇文章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Monatsschrift für Psychiatrie und Neurologie）的编辑。到了1901年6月，弗洛伊德在又一封寄给弗里斯的信件中提到：稿件已经寄出，计划在秋季发表，将“引发令公众震惊的关注”。然而，本文实际发表的时间是四年之后的1905年。恩斯特·琼斯认为，弗洛伊德曾首先将其寄至《心理学与神经学杂志》（Journal für Psychologie und Neurologie），并遭到了该杂志的编辑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的退稿。而根据斯蒂芬·马库斯（Steven Marcus）的研究，弗洛伊德在本案例文稿完成之后经历的犹豫和反复似乎更为复杂。弗洛伊德有可能是在将手稿寄给齐恩之后又要了回来，或者是将其投给了布罗德曼但遭到退稿。总之，在四年之后，弗洛伊德还是将其寄给了最初就已经接受本文的《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在1905年最终发表之前，弗洛伊德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本文的英文译者在英译版编者导言中指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细微之处：“奇怪的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将他对‘多拉’的治疗年份错写为1899年，而非1900年。1923年，在他为本案例史所添加的脚注中，这一错误又出现过两次。”实际上在1901年或1905年，弗洛伊德就已经将该案例的时间标明为 1899 年秋季而非1900年。同样的错误此后也还发生过，例如在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Zur Geschichte der psychoanalytischen Bewegung”）一文中。如果我们以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不断发生的小小笔误，那么它必然意味着些什么。

在1905年发表的案例史中，弗洛伊德加入了一个“序言”的部分。在其中，他表明自己已经煞费苦心、竭尽所能地保护了案例中这位名为多拉的少女的隐私。他说：

我相信，为了防止我的病人受到此种伤害，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我所挑选的这个人的遭遇没有发生在维也纳，而是在一座偏远小镇，其个人情况在维也纳肯定也鲜为人知。从一开始，我就谨慎地保守着为她治疗的这个秘密，以至于只有一位完全值得信任的同行知道这女孩曾是我的病人。在治疗结束之后，我又等待了四年，直到听说病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让我认定，她对本文所讲述的事件及灵魂历程的兴趣可能都已经逐渐消逝，我才发表本文。当然，我已经对所有能够让非专业读者追踪线索的名字都做了处理；此外，将这一案例发表在严肃的科学专业期刊上，也应该能够防止这种业余读者。自然，如果患者的案例史意外落入她本人手中，我并无法阻止她感受到不愉快的情绪。不过，从本案例史中，她不会获知任何她所不知道的内容。她或许还会自忖，除了她自己，又有谁还能从中获知她就是这篇论文的主角呢？

无论当时维也纳的读者们是否接受，至少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份关于匿名化的自我表白是相当坦诚的。在将其与背后的故事，也即将案例史与真实的世界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在这一非常坦诚的自陈中，弗洛伊德也已经展开了相当多的匿名化处理。例如，弗洛伊德声称故事发生在一座偏远小镇。这座小镇当然存在，而且是部分故事的发生地。然而弗洛伊德没有提到的是，这位化名为多拉的少女，实际上出生于维也纳的山坡路（Bergasse）32号。这间寓所和弗洛伊德在山坡路19号的寓所位于同一条大街上，相隔不过百米。

从弗洛伊德对地点的匿名化似乎可以看出，这一有关时间的笔误，以及案例的写作和发表之间四年的时间差，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匿名化和保护患者之努力。然而，精神分析的理论从来不会满足于技术处理或者学术规范，而是要求回到人本身。如果从文本回到作者的话，那么就会发现，上文所叙述的这个“故事的开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开始：弗洛伊德在1898年就见过多拉，并且向多拉的父亲建议过对她进行治疗。所以根据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无论他在这一“序言”和其他地方是否有意笔误，1899年对弗洛伊德来说都极有可能是他开始关心和思考多拉的年份——哪怕他并没有真正展开治疗。

二、多拉名字的由来

这部对弗洛伊德来说“最为精妙的”、令他相信“将造成比以往更为惊世骇俗的影响”的作品，确实是一个学术自我证明的开始：本文发表于《释梦》和《性学三论》（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之间。在《释梦》出版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弗洛伊德遭到了来自维也纳学界的强烈抨击和排挤。由于这部著作中的主要案例都来自他对于自己所做之梦的自我分析，所以当时学界有人认为这本书纯属夹杂着弗洛伊德个人呓语的无稽之谈。弗洛伊德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案例以帮助他回应这些抨击。他自己也说，这是在提出“癔症理论”和“梦的理论”之后，他首次运用一个实例来证实自己的理论。显然，在当年发表那些研究结论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同行的验证或核实，再加上那些结论既出人意料，又绝对令人不快，所以当然急需一个证明来支持自己的工作。

正如“多拉”这个名字所具有的“礼物”之义所表明的，在研究和完成《释梦》的过程中，他收获了一个礼物——这是他的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开始。也即，在这个时候，多拉出现了。对弗洛伊德来说，多拉是上天赐予他和他的精神分析的礼物。正是这第一个长篇案例史的分析使精神分析得到了“科学一般的”证实。今天我们也普遍将多拉的案例视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大厦的基石之一，视为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走向世界的真正开始。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一书中，弗洛伊德讲过为何要为该患者取名为“多拉”。这个名字来源于弗洛伊德妹妹的女佣。该女佣的真正名字叫作罗萨（Rosa），然而由于弗洛伊德的妹妹也叫罗萨，所以该女佣改名为多拉。弗洛伊德采用这一名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两位多拉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能保有她们自己的名字”。弗洛伊德说，在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每当他希望为某人取一个化名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多拉”一名。对他来说，这是这个名字在现实中的简单起源：这个名字所指代的人无法使用自己的本名，需要遮蔽。

弗洛伊德的这一自我解释已经具有足够多的深意：在此案例中，弗洛伊德宣称他要用确切的名字来称呼研究对象。这一宣称出于他对精神分析的辩护。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多拉”这个名字理解为关于这名女孩的“确切的名字”。然而，这个“确切的名字”本身已经是一种遮蔽，这一遮蔽首先是由精神分析的工作导致的——目的是使精神分析的工作得以公开发表，以便后人可以阅读和理解，还包括对弗洛伊德来说可能同等重要的事情，即证明精神分析的理论。所以，这一遮蔽本身就是一种公开，而且是为了公开而遮蔽。从这个案例开始，虽然遇到了许多不便，但这一公开的遮蔽与遮蔽的公开，就不仅仅是精神分析这种学问的惯例，还成了弗洛伊德理解人的一个重要面向、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这一解释也并不足以解释这个名字本身，很明显，在几年之前的《癔症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一书里，弗洛伊德就已经非常熟练于为患者取上一个富有意义的化名了。“确切的名字”也许还可以再有一重涉及精神分析起源的含义。这个含义恰恰与《癔症研究》的工作有关。1909年访问克拉克大学时，弗洛伊德在为精神分析所做的公开演讲中曾明确说，《癔症研究》这部著作里由他的导师布洛伊尔（Josef Breuer）撰写的案例“安娜·O”是精神分析最早的起源：

如果谈到开创精神分析学派的功劳，这个功劳不属于我。精神分析理论最早的创立没有我的份。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正在准备我的毕业考试。是另一位维也纳的精神科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最早（1880至1882 年）运用这种方法治疗一个患癔症的女孩。

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场合和文字里，弗洛伊德一再表明，由布洛伊尔治疗的这个案例和在《癔症研究》里所写的“安娜·O”这个案例史，是精神分析最早的起源。所以，对弗洛伊德来说，早在与《释梦》有关的自我分析和“多拉”案例之前，精神分析就已经具有一个真正的“史前史”了。在20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个说法经由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兼传记作者恩斯特·琼斯的建构，逐渐发展成了精神分析的“起源神话”。

在这个由布洛伊尔写下的案例史中，存在着诸多后来才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要素。例如，患者经历了后来被弗洛伊德命名为“无意识”的状态，医生则发现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并且该方式被患者命名为“谈话疗法”。这两个要素已经足够重要。不过，对弗洛伊德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被这个发表了的案例史所遮蔽的东西：布洛伊尔讲述了一个被他成功治疗的女孩安娜·O的故事。布洛伊尔说，在该案例史的结尾，这个女孩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伴随着案例史的结束，仿佛这个故事也已经圆满完成。

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弗洛伊德向琼斯和荣格（Carl Jung）等人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在《弗洛伊德传》（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的第一卷，关于这个案例，琼斯讲出了如下据称来自弗洛伊德的故事版本。布洛伊尔和患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至少安娜认为，布洛伊尔和她陷入了感情纠葛。而布洛伊尔的妻子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感到了嫉妒、不快和愤怒。布洛伊尔觉察到了妻子的情绪，决定中止治疗并告知了患者。安娜的病情此前本来已经有很大的好转，但是当天晚上她又旧病复发，表现出强烈的亢奋状态。当布洛伊尔被叫来的时候，安娜正处在分娩般的巨大痛苦中。

1932年，弗洛伊德在给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说，布洛伊尔曾对他说过，在他认为治疗成功后的那个傍晚，安娜·O的家人再次请他到家里去。他发现安娜又处于谵妄和迷乱的状态，腹部出现了绞痛痉挛的症状。当布洛伊尔询问她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回答说：“B博士（布洛伊尔）的小孩就要出生了！”

琼斯认为，这一点证明安娜·O在治疗过程中产生了怀孕的幻觉。此事当然不足为真，不过这意味着布洛伊尔本人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威胁。总之，按照琼斯的说法，在现场的布洛伊尔对此感到极度震惊。他在草草安抚了患者以后落荒而逃，第二天就和妻子乘船去了威尼斯旅行。旅行途中，他的妻子有了身孕，后来顺利诞下一个女孩。

弗洛伊德在后来曾多次以戏剧化的方式评论过布洛伊尔的这次“逃离”，认为老师的这一行动既无法彰显一名真正富有勇气的学者应有的态度，也使得他错失了发现精神分析的良机。因为，安娜·O的这一表现正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问题“移情”的呈现。也就是说，令布洛伊尔大惊失色、落荒而逃的场景，正是发现精神分析核心问题的契机。在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Die Frage der Laienanalyse）一书中，弗洛伊德说：

尝试通过抑制和忽视移情以回避困难是愚蠢的；如果在治疗中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就不能称作精神分析。因为移情神经症的出现所带来的不便而将病人送走是不理智的，甚至是怯懦的。就好像是唤起了一个精灵，却在它出现时就逃离了。有时候可能的确是别无他法。在一些病例中，人们无法控制如猛兽脱缰般的移情，分析必须中止；但是个体至少要尽最大努力与这个邪灵做斗争。

布洛伊尔由于受到维多利亚式道德的束缚而不具备勇敢的探索精神，也因此而错失了精神分析。在给茨威格的信件中，弗洛伊德如此写道：

此时他手中就握着可以开启“地狱之母大门”的钥匙，但是他丢弃了。虽然拥有出众的才智，他的本性中却没有一点浮士德精神。出于恐惧，他逃离了，将病人丢给一个同事。此后数月，她在一所疗养院里努力地重获健康。

所谓“地狱之母大门”指的当然就是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1915年的《对移情之爱的观察》（“Bemerkungen über die Übertragungsliebe”）和1926年的《业余精神分析问题》等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判断。所以，弗洛伊德虽然把精神分析的最初发现归功于布洛伊尔，却并不认为后者可以真正戴上这顶桂冠。最终的发现者和开创者还是弗洛伊德本人——现代意义上的浮士德。

虽然在后来诸多精神分析史学家的研究中，又出现了故事的第三个版本（Ellenberger，1972；Borch-Jacobsen，1996），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案例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起源方面的重要性。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中表现出的无意识、谈话疗法及移情等，还体现在弗洛伊德仿佛是随意提到的一个细节：

在这一次旅行中，他（布洛伊尔）的妻子怀孕了，后来生下来一个女儿。

艾伦伯格（H. F. Ellenberger）后来通过研究证实，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里转述的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布洛伊尔的女儿实际上出生于1882年3月11日，不可能如第二个故事版本所述是在1882年6月怀上的。然而在“实际”的层面上，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布洛伊尔的这位女儿名叫多拉·布洛伊尔（Dora Breuer）。

所以，弗洛伊德选择用“多拉”为他的第一个重要案例史的主人公命名，实际上呈现出布洛伊尔及其所讲述的安娜·O的故事对于弗洛伊德的重要性——虽然这一重要性还经由另外一层关联展示了出来，也即弗洛伊德的小女儿被命名为安娜，并且最终成为弗洛伊德的学术继承者。总之，“多拉”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多重历史原因共同决定的结果。《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所宣称的故事，虽然暂时遮蔽了对弗洛伊德来说更为重要的“多拉”一名的起源，然而他还是不断给出了各种暗示的线索，所有这些线索都足以表明，在这一似乎随意的化名行为背后，其实有着关于精神分析之起源的重要背景。

“多拉”（dora）这个词语字面上的意思是“礼物”。在许多弗洛伊德研究者来看，这一名字显然与潘多拉（Πανδώρα/Pandora）有直接的联系。这一“礼物”来自在欧洲家喻户晓的潘多拉的故事。在普罗米修斯挑战宙斯、为人类盗取火种之后，宙斯将潘多拉送给了人类。在赫西俄德的神话中，潘多拉为人类同时带来了不幸和希望，也意味着神与人的分离，意味着人开始面对“必朽”的命运。这与夏娃在《创世记》中的位置和被定义的方式非常类似。

根据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对《神谱》的梳理，宙斯首先命令火与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使用水土混合，按照女神的形象造出一个女性；又命令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为她淋上足以令人疯狂的香气。智慧与工艺女神雅典娜为她穿衣打扮，头戴赫淮斯托斯制作的发带，项上佩戴珠链，使其娇美如新娘。神的使者赫尔墨斯教授她语言，并出主意说：“就叫这个女人潘多拉吧，这是诸神送给所有人类的礼物。”众神赞同。因为古希腊语中，“潘”（πᾰν-）是“所有”的意思，“潘多拉”即为“拥有一切天赋的女人”。

宙斯给了潘多拉一个盒子，让她送给娶她的男人，并命令赫尔墨斯把她带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后觉者”埃庇米修斯，做他的妻子。埃庇米修斯与哥哥完全不同。他没有听从普罗米修斯不要接受宙斯馈赠的劝告，沉迷于潘多拉的美貌，并娶了她。由此，潘多拉成了第一个女性，也是所有女性的母亲——这是在欧洲古典神话意义上多拉的起源。

婚后，潘多拉被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宙斯给她的那只盒子，一时间，盒子里所有的祸害、灾难和瘟疫立刻飞了出来，人类从此饱受折磨。潘多拉惊慌失措地把盒子关上，却把智慧女神雅典娜为了挽救人类命运而悄悄藏在盒底的“希望”永远关了起来。由此诞生了后来西方最为普遍的知识之一：以“潘多拉盒子”比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然而，同时伴随着这一灾难降临的，是人类所具有的希望。

这只盒子当然不仅是盒子。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将一切盒子类的梦境都解读为女性，因为它们可以成为子宫的象征。这只盒子，或者毋宁说多拉，同时还意味着人本身——邪恶/灾难与善良/希望同在的人本身。

三、弗洛伊德的治疗

弗洛伊德一般在上午工作，也就是通过谈话疗法诊疗患者。下午的时间他通常用来会见友人或者休息，而晚上则会根据自己的记忆，记录下当天上午的治疗内容。他从不在治疗的时候记笔记，以免引起病人的疑虑，进而影响治疗效果。他所发表出来的案例史，也都是基于此种对治疗的回忆而展开的写作，所以这一案例史的德文原文并不是以今天意义上的严格学术规范和体例所写就，而是弗洛伊德根据自己基于记忆的笔记完成的。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许多不严格的地方，恰恰也是弗洛伊德的写作的有趣之处。例如，文中大量的对话并没有双引号，而是直接写出；另外文中也经常出现弗洛伊德自言自语的句子。这些都在本作品集中采用了直译的形式。

在这个著名的案例史开篇，弗洛伊德如此写道：这是一位普通癔症（hysteria）患者，患有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失声（aphonia）、呼吸障碍、偏头痛、抑郁以及厌世也就是自杀的倾向。这位患者的父亲将她带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并且请求弗洛伊德帮助她恢复正常。弗洛伊德随后把这位名为多拉的主角描写成一名美丽聪慧的少女：“多拉当时正值青春年华，这名女孩聪明伶俐，有着迷人的外貌。”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一名企业主。弗洛伊德对他的描述是，“年近五十，却有着罕见的活力与才干”。这一描述和后者在文中自述的形象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女孩的母亲是一名家庭妇女。弗洛伊德对她的描述明显受到了多拉父亲的影响：受过一点教育，并不聪明，洁癖。女孩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在生活中是其典范，总是会在家庭争端中站在母亲的一方。这个女孩从六岁起就体弱多病，极为脆弱地依恋父亲，且由于长期的无效治疗而鄙视与抵制医生。在长期的患病、抑郁以及近期的昏厥与自杀留言之后，她被父亲强行带到了弗洛伊德的诊所。

故事在随后的对话中渐次展开。根据多拉父亲的叙述，他们一家人在B小镇与K夫妇发展出了亲密的友谊。K太太对生病的多拉父亲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而K先生则和多拉成了好朋友。在一次和多拉的湖畔散步中，K先生突然向多拉求爱，并遭到了多拉的拒绝。多拉后来向家人说起此事，并要求父亲断绝和K太太之间的关系。而当父亲向K先生求证的时候，K先生却对此断然否认，并认为整个故事完全出自多拉的编造。多拉的父亲一方面完全否认自己和K太太之间有任何不轨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他对K先生评价不高，但他显然站在了后者一方，并由此出发对弗洛伊德提出了请求：“请尽力让她（多拉）好转起来。”

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完全站在K先生一方。在几个月的治疗中，多拉逐渐向弗洛伊德讲述出了更多的故事。其中包括父亲和K太太之间暧昧不轨的关系，以及早年间K先生对多拉的一次强吻事件。弗洛伊德发现，在这次事件中，多拉已经开始出现癔症状态。

但是，弗洛伊德同时也发现，在谈话疗法中将多拉的注意力指向K先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在交谈中，她所有联想最主要的层面，以及任何她容易想到或者说容易记起的事情，总是与她的父亲有关。例如，她会不断说起父亲与K太太的复杂关系，并举出一系列的事件来加以佐证。在叙述的过程中，多拉显露出了明显的对母亲的认同。在这一母亲—父亲—多拉的家庭三角中，对母亲的认同使得父亲的背叛及其用多拉作为交换的意图呈现了出来。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也发现了多拉和K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各种细节出发，弗洛伊德认为多拉实际上对K先生是有爱意的。多拉本人当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不过在弗洛伊德的视角中，这一观点构成了他从癔症和语言的角度理解多拉的重要环节。

在上述两重关系之外，弗洛伊德还发现了多拉和K太太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虽然根据多拉偏执的观点，K太太应该是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然而在谈话中弗洛伊德很少会听到多拉对K太太的抱怨之词。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多拉关于她父亲与K太太之间关系的过分强烈的思维序列，并不仅仅为了压制她曾一度意识到的对K先生的爱，还为了掩盖她对K太太的爱。

由此，在这个案例史中，以多拉为轴心，就形成了一张由两个家庭构建而成的网络。多拉在这个网络里受到了父亲的背叛，并且被他作为礼物交换给了K先生，又在复杂的性与权力的关系中遭到了来自 K 先生和 K 太太的不断背叛。当然，在弗洛伊德的理解之中，这一礼物自身也有其作为存在物的驱力，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礼物。

在所有的这些环节之外，多拉最终还作为弗洛伊德的礼物，被弗洛伊德以“多拉”或者毋宁说“礼物”的名义发表了出来，成就了弗洛伊德，同时也成就了精神分析。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部作品对精神分析和《释梦》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对两个梦的分析，尤其是对其中第一个梦的完整分析。他认为自己通过对这两个梦的分析，证实了在《释梦》一书中发展出的理论。

这个案例史以多拉突然中止治疗而结束。不过，在案例史的最后，弗洛伊德以几乎无法掩饰的得意之情，附上了一小段多拉重新出现并且证实自己的理论与治疗效果的故事。所以，虽然这个案例史的题目叫作《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但弗洛伊德在其中却已经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对人的精神分析式理解。这一点，正如汉

娜·戴克尔（Hannah S. Decker）在其著名的《弗洛伊德、多拉与1900年的维也纳》（Freud, Dora, and Vienna 1900）一书中所说，“在将近一个世纪中，精神分析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把这个案例珍视为一个先锋”。

然而，1900年的弗洛伊德，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他的《释梦》虽然已经发表，却远远没有得到期望中学界的积极回应。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件中把自己描述为“年老、邋遢的以色列子民”，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仍然没有征服罗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要到下一年即1901年，才会在他弟弟的陪同下游览罗马，看到一直期待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并且逐渐获得他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个事业和个人自我认知的低潮期，多拉这个礼物的出现，对于他、对于精神分析而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读者诸君或许会好奇，这个名为多拉的少女，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四、多拉是谁：从日常生活到文明历史

这个案例史在后来的精神分析思想史内部和更为广泛的思想史乃至于文学艺术领域中都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讨论。借用加拿大精神分析史专家马宏尼的说法，这是弗洛伊德所有案例中得到最广泛的讨论的一个。与此相关，“多拉”这个化名和弗洛伊德在案例史写作中的匿名化努力，显然无法掩盖住那位名为伊达·鲍尔（Ida Bauer）的女孩的真实人生，使其不断受到精神分析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丝毫掩饰不住个人好奇心的专业窥探。在诸多专业的研究——如马宏尼1996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多拉：一项精神分析、历史和文本研究》（Freud’s Dora: A Psychoanalytic, Historical, and Textual Study）和晚近玛吉·托雷尔（Marge Thorell）于2022 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多拉：伊达·鲍尔·阿德勒传》（Freud’s Dora: A Biography of Ida Bauer Adler）——之外，甚至多拉的重孙女凯瑟琳娜·阿德勒（Katharina Adler）也撰写过一部名为《伊达》（Ida）的小说。1882年11月1日，伊达·鲍尔出生于维也纳的山坡路32号。1900年10月，伊达的父亲带她去见弗洛伊德的时候，他们家住在维也纳第九区的列支敦士登大街（Liechtensteinstrasse），与弗洛伊德寓所的距离也在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伊达出生的时候，父亲菲利普·鲍尔（Philipp Bauer）时年二十九岁，母亲凯瑟琳娜（KatharinaGerber）时年二十岁。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哥哥奥托·鲍尔（Otto Bauer），如前所述，比她大一岁半——在哥哥出生后仅仅五个月，母亲就又怀孕了。伊达的父母皆为犹太人。父亲出生在波希米亚（今属捷克）——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后来他也在当地置有产业。他在1850年到1860年之间随父母迁居到维也纳。母亲也生在距今捷克与波兰边境很近的波希米亚山区，并在约1860年之后全家迁到了维也纳。所以总体来说，伊达的家庭是当时许多从波希米亚迁居到维也纳的犹太人的代表，正如弗洛伊德的家庭在19世纪中叶从今天同样属于捷克的摩拉维亚的弗莱堡迁居到维也纳一样。这些维也纳的犹太人群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苦难，然而对他们来说，最为重大的诅咒则是犹太人本身的宿命，即永恒的不安（eternal uncertainty）：不见容于各种区域，永远处于被驱逐的境地，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脆弱感和敏感性（Decker，1991：15）。

1888 年，在伊达六岁的时候，由于父亲患上了肺结核，所以他们全家迁往了案例史中的B小镇，也就是位于意大利北部、当时属于奥地利蒂罗尔郡（County of Tyrol）的梅拉诺（Meran/Merano）。梅拉诺在当时以疗养而闻名，许多维也纳人都会选择此地作为度假去处。伊达一家在这里遇到了汉斯·泽林卡（Hans Zellenka）及其夫人佩皮纳（Peppina Zellenka）——也就是案例史中的K夫妇——并且成了密友。K 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克拉拉（Klara）

比伊达小九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也就是后来案例史中所记载的那个夭折的孩子。1892 年，伊达父亲的视网膜脱落。两年后，也就是1894年，在伊达十二岁的时候，她父亲出现了精神错乱。根据泽林卡的建议，伊达父亲于同年去维也纳寻求弗洛伊德的治疗帮助。弗洛伊德将其诊断为梅毒并成功进行了治疗，由此获得了他的信任。这一信任使得他在1898年带着伊达去见了弗洛伊德，并在1900年发现伊达的自杀威胁后，将其带到了弗洛伊德的面前。此后便是弗洛伊德在案例史中所记载的故事。

在伊达终结治疗后，弗洛伊德于1901年完成了该案例史，伊达则在1902年又一次去见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于这次会面对自己理论和治疗的证实有些得意，多年之后，他也在脚注里承认了自己的一处错误：他曾宣称伊达后来嫁给了那位在她的第二个梦里出现的工程师。而实际上，伊达于1903年12月6日嫁给了一位生于布达佩斯、当时居住在维也纳的匈牙利人恩斯特·阿德勒（Ernst Adler）。不过，我们很难说这不是弗洛伊德故意为之的匿名化举动，因为弗洛伊德显然知道伊达的婚姻，并且认为这是她恢复健康的关键一步。这也就帮助我们理解了在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弗洛伊德为何要等待四年之久才发表这篇案例史。我们已经听他说过：

在治疗结束之后，我又等待了四年，直到听说病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变化让我认定，她对本文所讲述的事件及灵魂历程的兴趣可能都已经逐渐消逝，我才发表本文。

这个变化就是伊达的婚姻与生育。她的丈夫是一名不得志的作曲家与工程师，比她大九岁。这一年龄差与伊达父母的年龄差相同。1905年4月，在二人婚后第十六个月，伊达生育了一个男孩。他们的生活在此后确实发生了变化：“1905年6月14日，在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多拉’和她的丈夫正式离开了犹太人社区。第二天，他们就受洗皈依了新教。”

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她与父母关系的断绝。伊达此后和父母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她的母亲在1912年由于肺结核去世。次年，她的父亲也由于肺结核的直接影响而去世。1915年，她的伯父也去世了，这导致了他们家族生意的中落。令人惊讶的是，从未有过生计经验的伊达曾一度以经营桥牌俱乐部为生，而且生意不错。丈夫恩斯特在1932年由于心脏病去世。哥哥奥托·鲍尔后来成了奥地利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于1938年在巴黎去世。

伊达虽然并未加入政治运动，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二战的原因，身为犹太人的她不由自主地被狂飙一般的世界局势所席卷。她的儿子科特·赫伯特·阿德勒（Kurt Herbert Adler）后来成了一名剧作家与导演，于1938年移民美国。在儿子的帮助下，她最终于1941年成功移居美国，于1945年去世。

一战期间，弗洛伊德就已经和伊达失去了联系。不过在1922年，弗洛伊德曾从他在1922至1923年间的私人医生菲力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那里得知，伊达再次患病并且向后者寻求帮助。在此期间，伊达曾主动向多伊奇医生表明自己就是“多拉”，并且为此而感到非常骄傲。严格说来，这是她所遭受的最后一重背叛——来自弗洛伊德的背叛。弗洛伊德为了成全自己的精神分析，而将 “多拉”写入了案例史，贡献给了学界。她当时对此并不知情。虽然这一案例史使得多拉进入了历史，并让这位女性在多年后为此感到骄傲，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一案例史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伊达更为丰富的人生。我们在案例史中无法读到的是，这位聪慧、敏感、独立同时又坚韧顽强的女性，喜爱阅读，热爱音乐，和维也纳这座文艺之都的许多居民一样富有文艺气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对于音乐的喜爱或许是她选择了一位音乐家作为自己丈夫的重要理由，同样也是她留给儿子的重要影响。在对伊达第二个梦的简短分析中，弗洛伊德敏锐抓住了一个关键的要素——这使得弗洛伊德的分析虽然简短，但是堪称成功。在这个梦里，伊达重返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并借助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超越了自己的癔症，进入了欧洲的宗教史和文明史。弗洛伊德为此写道：

……她想起了自己在德累斯顿的首次短暂停留。她那次是作为陌生人四处闲逛，当然也没有错过去参观那间著名的画廊。另一位熟悉德累斯顿的男性亲属正与他们在一起，想要充当画廊的向导。但是她拒绝了他，独自前往，在那些吸引她的画作前驻足停留。在《西斯廷圣母》前，她待了两个小时，陷入了静默的梦一般的崇拜之中。当被问到那幅画的什么地方能够让她如此喜爱时，她找不到一个清晰的理由。最后她说：圣母玛利亚。

伊达站在拉斐尔的这幅大师之作面前神隐的每一处细节，都被弗洛伊德和后世的研究者们详细讨论过。弗洛伊德对她的理解从癔症到达了生活，在这个案例的结尾处，从生命史和两个家庭史交织的社会学之网中，经由拉斐尔所理解和描绘的圣母进入了欧洲文明史，和“多拉”这个名字在欧洲历史上的复杂流变紧密关联了起来。这是弗洛伊德的文明无意识，也是我们理解“多拉”的真正开始。不过，这一工作就需要另行专著加以深入研究了。

（本文系《多拉：关于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段》中译者导言，孙飞宇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