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专家陈宝良社会文化史全新力作，重塑明代知识人形象

作 者：

陈宝良，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流氓史》《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等。《明代风俗》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入围中国图书评论协会“2017年度中国好书”。

本书是明史专家陈宝良社会文化史全新力作，以“斯文”嬗变为主线，精细地勾勒出了明代社会从传统士大夫到多元知识人的群体转型。作者不仅深入剖析乡先生、文人、名士等士人主体，而且将目光投向商士、工匠、儒医、女郎等知识人群体，细致梳理了明代知识如何从儒家经典拓展至百工技艺，文化权力如何从少数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专业技能的群体之中。书中重塑明代知识人形象，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明代的知识版图，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对我们理解明代乃至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力与内在转型极具启发意义。

1.明史研究专家、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陈宝良关于明代文化转型的全新力作。常建华、高寿仙、冯贤亮一致推荐。

2.创新性提出明代从“士大夫社会”走向“知识人社会”的论断。以“斯文”嬗变为线索，细致梳理明代知识如何从儒家经典拓展至百工技艺，文化权力如何从少数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专业技能的群体之中。书中全面地展现了明代的知识版图，揭示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

3.覆盖多元知识人群体，重塑知识人形象。本书涉及乡先生、名士、儒医、女性知识人等八种群体，以布衣文人的清雅、商士的务实、工匠的专精、女性知识人的才情等，呈现知识人多元样貌。

4.贴近历史现场，观照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选择。知识人群体中，有追求个性风流的唐寅、李贽，有在世俗中坚守斯文的黄道周，有兼具才情与风骨的柳如是、黄媛介，本书让我们看到知识转型和社会转型之下，个体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多元的人生选择。

5.史料扎实，文辞典雅，兼具严谨与灵动。在《明会要》《国朝典汇》等政书之外，书中多方援引明人文集尤其是笔记小说，在爬梳史料中对各类知识群体的境遇和选择娓娓道来，于旁征博引中见生动叙事。

精彩书摘

后记：我为什么做明代知识人研究

我之关注明代士大夫乃至知识人，可以追溯至1980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入学伊始，除必修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以及选修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外，我更喜欢随自己的兴趣而广泛涉猎，徜徉于学校图书馆的书海中，并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明清之际这一段历史上。

这当然事出有因。分述如下：

一则在选修“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程时，外聘的讲课教师之一陈祖武先生，他在课堂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故实如数家珍，所作分析更如抽茧剥丝，引发我对清代学术史的兴趣，尤其是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萌生了一探究竟的想法，意图在众喙一声的民族高压政策所致之外，别寻一条从学术史演进的内在理路上解释乾嘉学派成因的路径。

这一想法的具体实践，让我学会了自己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功夫，即按部就班地阅读自明代中期以迄清初文人学者的文集。穷矻找寻的结果颇为理想，即顾亭林所谓“经学即理学”一说，实则源自归震川，明季钱牧斋亦持此说。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结撰《清代乾嘉学派成因新考》一文，呈给陈祖武先生审阅，获其谬奖。此文虽未最终刊发，但其中部分的史料、观点，则已融入随后的硕士论文《明代文化的动态研究》中。1987年，呈交这篇硕士论文，并最后修改成书，易名《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于1988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付梓。

这一阅读历程，显然也给我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一书出版后，其所用“以诗证史”之法，一时为学界所誉。有意思的是，我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发现陈寅恪“以诗证史”之法，其说早已由明末清初的黄梨洲开其先声。至于将这种考证方法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则更是早由钱牧斋付诸实践。相关的史料勾稽及其论断，可参见我所撰《钱谦益的史学》一文。

二则在阅读明清之际史事时，我深受谢国桢先生的影响。谢氏《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清初的学风》两书，直接引发了我对中国民间结社、结会的关注，尤其是对明季复社这一组织，更是兴趣有加。

于是，我将其列为本科毕业论文的论题，于1984年春末夏初提交《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这篇学士学位论文。这篇本科毕业论文又引发了我对相关问题的深思，进而于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的社与会》一书。

尤其是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二书，让我沉浸于明清史籍的瀚海，按图索骥，方便至极。毋庸讳言，回溯我研治历史的经历，实得益于谢国桢先生这两本书的循循善诱，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即注重史料，讲究实证。

本书的写作，源起于2022年我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知识转型与知识人社会研究”（项目编号：22BZS052）。为何申请这个项目？究其原因，还是想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明代的“士大夫”与“士大夫社会”，转向“知识人”与“知识人社会”。这无疑是我学术路径转向的一种尝试，旨在拓展与深化对明代知识阶层的认识。

基于此题甚大，所涉内容溥渊，所以申报的是重点项目。有意思的是，不知何故，“重点”最后被驳回，只是获批“一般项目”。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我一向不喜申请课题，觉得课题的有无，无关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过，人在体制内工作与生活，终究难以摆脱体制的羁绊，过一种自由自在的学术生活。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若是真想奉此信条而践行，谈何容易！我一向反对学以“干禄”，现实的处境却是，一个相对冷门的历史学者，若是离开了体制，坚守自由而独立的研究，何以生存？只好食草、喝风而活。无奈，不得不销磨自己的棱角，不再死守方正，不妨让自己圆融一些。这无疑是当代很多有良知的知识人的彷徨心境。

即使如此，一旦获批课题，就必须认真对待，力求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秉此宗旨，我广泛搜集史料，借助于已有的积累，再加之这三年的扩充，所积史料已有近200万字。暗忖既然仅是一般课题，不必过于宏大而深厚，于是先从课题内容中辑出“知识人群体”这一部分，单独成书，作为课题的前期成果。

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张洁女士与社科分社领导刘隆进先生的不弃，拟出版我关于士大夫、知识人的系列著作。借此因缘，我撰就这本《斯文在兹：明代知识人画像》，作为个人“明代知识人系列”的第一种，先行付梓。后面四种，计划每年一本，陆续与读者见面。在此，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谨表谢意。

画家写真，描摹人貌，无不逼肖，一望而知。这无疑是“形似”所致，但更应追求“神似”。形似不如神似。形似者，初看不似，细观则一一相肖；神似者，一望即知其为何人，及细观则又与真实形貌有所不同。

换言之，高手作画，多用写意之法，笔下之人看似没有眼鼻，神情、举止却生动可爱；反观那些专门替人写真的画匠，即使如何妆点刻画，还是难免有几分死人之气。以文字作人物画，对明代知识人加以浓墨重彩的描摹，固然应该追求形似，但更应达臻神似。当然，说者易，行者难。拙著是否已如我所愿，力求做到形似与神似的合一，显然有待于读者诸君的论定。

轻易著述，最是学人大病。正如清人彭兆荪《忏摩录》所言，学者“轻言著作”，究其原因，还是学问不深所致。一旦学问深入、沉潜，即使想有“几句说话”，同样也会“落笔便难”。彭氏之说，再次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固然是学问的两面，不可或缺。然若细究之，“大胆假设”易，“小心求证”难。鉴此原因，我过去所有的著作，无不是积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功，从来不是轻率下笔的应世之作，旨在更能经得起后来的研究者的检验。

当然，学问的路径，各有不同：或长于考据，或善于议论。传统中国固有的学问之路，即有汉学、宋学两途。主汉学的考据家考订名物字义，覃精考证，非积累不能。这是一种“以书博我”的学问。宋儒之谈论道理，连篇累牍，数日可成。当然，宋学家的学问，看似容易，其实背后同样具有读书穷理、身体力行、积累有得这样一种深厚的功夫，不可等闲视之。这是另外一种“以我观书”的学问。两家学问，各有所长，只可互补，不可偏废。

宋儒张载《咏芭蕉》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乾嘉学者钱大昕的祖父，曾取此诗之义，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养新”，取其“温故知新”之旨。至于钱大昕，更是将其学术札记之作命名为《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一说，有其源，有其流，一脉相承。学问之事，既要“温故”，更需“知新”。“温故”是积累，“知新”是目的。至于如何“知新”，不妨秉持孔子所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换言之，必须认真治学，老实做人。

絮叨说上几句，散漫而无序，权充作记。

陈宝良

2025年3月28日识于重庆缙云山下之嘉陵江畔

目录

导论

第一章乡先生：士大夫乡居生活典范

第二章道学先生：道学群体人格

第三章骚人墨客：文人的仪刑

第四章好名邀誉：名士的风度

第五章商士：商贾知识人印象

第六章游于艺：工匠的知识世界

第七章儒医：医家知识人画像

第八章女郎：女性知识人写真

余论

附录燕京访谈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