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让：评袁世凯

叙拉古之惑编案：本文摘自《军绅政权》作者陈志让《袁世凯传》的结尾部分，此书出版于1972年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是早期能够脱离国共两党史观评价袁世凯的传记。也许在今天看来可能还是有点保守，但是需要考虑到其时代性。

前面各章已经对袁世凯这个政治家有了一些印象，但对他作为一个男人，却只提供了较少的信息，而最少谈到的，是有关他的心理活动。这是因为缺乏可靠的资料，而这又是因为往日的史家很少注意到他的私生活（必须承认，就任何目的而言，其私生活都并不引人注目），而且他们经常忽略了他对某个事件的个人反应。对于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或一个朋友的袁世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从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朱启钤、梁士诒、杨度等人和那些军队领导人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来看，他肯定是一位好朋友，一个好同事。的确，朱尔典爵士在1916 年6月13日写给兰利的信中，给袁世凯以下列身后的赞扬：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人，为失去他和失去的方式感到痛切……他在早年驻朝鲜的生活中，和许多英国人结下了友谊……直到他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是大不列颠的坚定友人。他不会讲一句英语，但他能记住所有英国朋友的姓名，经常跟我讲起他跟他们交往时的轶闻。大约是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说他自从刚成年的时候起，就跟英国人十分友好，他已经学会了信任并喜欢英国人。关于这一点，他提供了无数的证据，他任用了英国顾问，为他的孩子们请了英国教师和塾师，把他的三个儿子送往英国的学校受教育，为英国捐赠战争经费，总而言之，他崇拜英国式的理想。

袁世凯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拥有不止一个妻子，但他从来未曾吸食鸦片和贪污公款。与此同时，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应对宋教仁、张振武将军之死负责，也许还要对赵秉钧、郑汝成上将、陈其美和其他许多人的死负责。对他还有其他的指控，例如张佩纶指责他“刚愎自用，奢侈挥霍，好色淫荡，背信弃义”，而年迈的马相伯回忆说，袁世凯被迫离开河南去山东在吴长庆将军大营中效力，是因为他在河南家乡犯了罪，袁世凯还经常吹嘘自己的性欲，并对朋友们讲过对朝鲜王妃的某种欲望！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段子，明显带有偏见，或许还是捏造的，对我们构成关于此人的清晰画面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的描述必然是通过此人看到的一个历史章节，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这个人。

现代意义上的传记过去没有、现在也未存在于中国。因此这不是一部传记。

但我们仍然必须设法来对他做出评价。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绝非第一个；袁世凯的同时代人和其他许多人都这么做过，而现在我们将检讨一下他们的一些观点。我们的前人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他同时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政治家来加以评判，因此他们的个人情感给其政治识别能力涂上了颜色。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由于和袁世凯有私交，所以其观点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在构成其观点的问题上，并没有提供细节的信息。批评袁世凯的人也犯了错误，把这个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和他所代表的那一类政治家混为一谈了。袁世凯和其他政治人物一样，是一种类型，也是一个个体。前者是时代的产物，是许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其本人天性与智力的表现。用戏院来比喻，前者好比戏剧部分，而后者好比表演戏剧的人。因此，不论是要袁世凯为他那种类型的缺点负责，还是将那种类型的优点归之于他，都是不公平的。不过，对他的评判，要与同一历史类别的其他人发生关联。

为了避免混乱，对类型与个体必须加以区分，并在两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评判。不幸的是，至今为止所有关于袁世凯的评判都是在许多层面上同时进行的。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康有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在1916年写信给袁世凯说：

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

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

在康有为试图劝说袁世凯不要执行其复辟帝制的冒险时，孙逸仙博士给国人写了下面这封信：

（袁）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予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鄙，头会箕敛，欲壑靡填，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毁无余，而贼恶盈矣。

康有为与孙逸仙撰写上述文字，正好是在袁世凯去世之前，而下面的两篇文章，都是著名学者的手笔，则是在袁世凯刚去世后写就的：

丁文江博士写道：“他一生的起步是作为中国驻朝鲜的政治代表，其对1894年中日战争应负之责，比任何人都要大。他背叛了在1898年致力于改革政治体制的光绪皇帝，成为声名狼藉的皇太后的宠臣，受托组建中国的新军，从中产生了几乎所有中国当今的都督，众所周知，这些人是中国最大的诅咒。在1911年的共和革命中，他背叛了他担任其总理大臣的清朝，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为了保住这个职位，他先是行贿，然后解散国会。他至少谋杀了两位反对他的政治对手，最终企图通过欺诈来创建帝制而自取灭亡。他死于可悲的失败与不幸。”

黄炎培写道：

一、道德不灭。

二、不道德之势力必灭。

三、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

四、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

五、欲取大巧，适成大拙。

六、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至尽天下人敌一人。

七、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

八、以不正当之方法，诱致人于恶，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于恶，以底于败且死。

九、尽其力以破裂道德，其结果反资以证明道德之不可得而灭。

十年后，笔名为路桥客（Lu-chiao-k'e）的人回顾了复辟帝制的事件，评论道：

袁世凯通过联合并充分利用北洋军阀，得到了他想要的每一样东西，为军阀对各省的控制铺平了道路。他用金钱地位贿赂他的将军们去屠杀帮助建立民国的国民党党员。那些党员也是咎由自取。他们自己的错误和腐败给了袁击败他们的机会。但袁不为其国家着想，也不注意国家的统一。他对反对派的无情镇压，导致了无止尽的内斗。其罪不可恕。

大约四十年后，张其昀评道：

简言之，袁的所有罪恶，皆源于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即国家是他的。除了残忍与专制，他还借助于行贿、欺诈和其他不光明的手段。结果，他是罪有应得。

上面引用的所有意见，都是非共产党的政治家和学者表达的，他们当中无人说一句赞美之词，仿佛袁世凯是戏剧中的反面人物，毫无可取之处。康有为与孙逸仙是根据政治动机来撰写文章的，从三个层面攻击袁世凯：作为一类政治家，作为一个政治家个体，作为一个人。他们既考察了袁世凯的政策和处理政治问题的手段，也考虑了他的道德伦理；丁文江和黄炎培也在所有的三个层面上批评他，而特别强调他缺乏道德感。我们不知道，丁文江指控袁世凯比任何人都要对甲午战争负更多的责任，其根据何在。有证据表明，袁世凯当时对日本是好斗的，但他并未置身于决策机构，他的地位也没有重要到足以在那个重要的年份里决定事件的进程。根据所有的记载，战与和的问题是由朝廷、由军机处、由令人敬畏的李鸿章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只有道员级别的政治代表所决定的。丁文江多次用了“背叛”一词，而黄炎培则多次使用“道德”一词。他们的看法主要是表达他们自己的道德义愤。路桥客与张其昀的文章，分别写于袁世凯去世十年和四十年之后，他们都未能将我们对此人的了解推进一寸。如果他们做了什么的话，只是无望地过度简化了整个问题。显然，他们二者都没有对他们笔下的文字给予充分的考虑。根据以上引用的意见中的道德高调，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他们对袁世凯的评价，首先是基于道德立场的。袁世凯的政策和处理政治的手段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人本身是邪恶的。这种方式在所有对袁世凯的非共产主义批评中是司空惯见的。

朱尔典爵士运用了同样的方法，犯了相同的错误，只是途径不同而已。他个人喜欢袁世凯，所以为袁世凯的政策辩护。不过，他有雅量承认，他的看法并非公允之见。但其观点的影响存留于英国，正如1960年出版的外交部有关中国1929-1931年的文件导言中可以看到的一样，仍然将袁世凯描述为“明智的”。 另一位英国人，即约翰斯通爵士，他是宣统皇帝的老师，却不喜欢袁世凯，因此他对袁的评论是毫无赞词的：

如果袁满足于留在他（用可疑的手段）为自己获得的高位上，他便有可能成功地将他的国家领入和平与有秩序的进步之路（斜体系作者所为），他的那个职位，实际上是一个终身独裁者的位置，有权提名其儿子为他的继位人。尽管他有性格上的缺陷，但他的名字，仍然可能作为一个值得为其国家以感恩之情记住的伟人的名字而留名于青史。无可置疑，他在生命的全盛时期，具有很大的能量与能力。同样真实的是，他的野心完全是自私型的，而且他为人狡诈，首鼠两端。

还有：

袁世凯，他背叛了君主，背叛了皇帝，背叛了民国，他既非君子也非绅士。

他一点也不掩饰对此人的感情，所以也不能将他视为公正的。

在共产主义对袁世凯的批评意见中，道德义愤的位置由阶级仇恨取代了。李大钊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写文章，将此人的垮台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并盼望在不久的将来重建新的中国。但李大钊的阶级意识并不如声称的那么决然，他的希望也没有实现。黎澍在其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形势的书中指出：

“他[袁]是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宠儿。”

但是，对于袁世凯的综合性较强的观点，我们还得看一看陈伯达的那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此人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1945年出版了他的这本书，紧随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蒋介石的声望和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他很明显地用袁世凯来影射蒋介石。他写道：

袁世凯——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他并不是一个普通旧式的政治人物。袁世凯——这个政治人物是出现在近代中国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斗争的时代，在这种不平常的时代，反动派为要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来绞杀中国的前进，就锻炼出了一个这种不平常的人物。

为什么要选袁世凯？他是如何成功的？陈伯达回答：“为什么袁世凯这样特别被一切反动派所垂青呢？因为他在反对中国进步的事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上有特别的机智，特别的手腕，而在他的手里还有一支反对中国人民的特别武装力量。”袁世凯的战略是什么？作者在这里的回答仅为“两面派”。 袁世凯以新建陆军为基础，以两面派作为其权力的应用，一步一步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窃国者。他把国家和他自己视为一体——“我即中国”。为什么？陈伯达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袁世凯——这个反人民的大独裁者，依靠外国反动派援助，依靠武力，依靠阴谋，依靠金钱，依靠欺骗，依靠假“民意”，一朝权在手，荼毒人民，绞杀自由，无所不用其极，以为天下莫予毒也已，但如今安在哉？

他立刻补充道：“只有人民是永远不死的。”他的意思是，推翻袁世凯的是人民。

对于陈伯达、黎澍和其他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而言，袁世凯代表了一类人，或一个阶级的人，即与人民作斗争的地主买办阶级；他是一个坏人，因为这类人本身是应受谴责的。这些作者也是义愤的，他们的义愤是阶级义愤。不论是道德义愤还是阶级义愤，只要这义愤被视为正义的、必需的，其他的考虑就成为次要的了，或者变成了纯粹的辩护，不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其感觉与现实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大。

由于两个理由，上面引用的观点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首先，这些作者都没有定义他们的评判标准。这个问题可以如此回答：非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运用儒家道德标准来评判袁世凯，而共产党人则是应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标尺。但我们可以中肯地提问：这种标准可以无可非议地用于那个特殊的时期，那个特定的背景之下吗？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按照当代的或当前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其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厌其烦地指出较好的、较为明智的同时又是较为真实的替代方案，来衬托袁世凯的错误。没有这样的衬托，其批评就纯粹是破坏性的，就跟诉诸义愤一样没有说服力。

因此，我们在评判此人之前，有必要重新考察和分析那个时代。

尽管大家都承认，现代中国令人遗憾的历史始于1839年的中英战争，但中国真正背离其传统路线的转折点，是在1859年英法联军的征战之后。前一场战争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发生的，而后一场战争直接打进了帝都，迫使清朝皇帝仓皇逃跑。经历了1859年至1860年的磨难之后，清政府重新审视其政策，看到了自身的弱点，得出了以下结论：

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

所以，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政府坚持与欧洲列强和平相处，而在国内，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反清势力，并致力于自强。这个政策人们称之为自强运动，为其领航的有李鸿章，其次是张之洞。首先，李鸿章将“国力”与“军力”相提并论。正如他在一份奏疏中所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甚至晚至1870年，他还坚持说：

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

然而，日本的日益强大，使他重新考虑这些多少有些狭隘的观点；在1874年与日本就台湾岛发生争执时，中国无法采取一种坚定的政策，李鸿章意识到他的和他国家的自强政策有所不足。此后，他修改自己的立场，在1876年，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函中写道：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

这种有所改变的观点，也是张之洞的看法，他提议生产煤和铁，制造现代武器，培训技术人员，因为“惟技术人才能精通武器；惟煤与铁能使武器多产，惟矿山与兵器局能充分利用优秀之技术人才”。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估价，自强运动政策在1862年至1885年的这段时期实行，并一直持续到1895年。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防和经济结构，但其行政体制未受触及。的确，这种政策的领导人当中，无人质疑政府和行政人员的效率。换言之，这种政策纯粹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其宗旨是通过贸易扩张和军力的使用来使国家变得富强。

在许多方面，这种政策都类似于欧洲的商业主义。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此时，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强国是英国，而人们认为它取得了值得羡慕的成绩，是通过商业主义和海军。它是中国的唯一榜样，于是中国决定复制英国，而不大懂得二者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

这种政策带来了不多的结果。无论如何，它给中国人赚来了一代人的和平。1885年，中法战争首次严峻地考验了其承诺的成果，而中国被击败了，接着，在1894年，中日战争敲响了它的丧钟。在后面这次战争中，中国陆军和海军的全面溃败，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在中国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那个世纪中，是最为重大的一个转折。

1894年的战争摧毁了中国的防御，耗尽了中国的经济，使人们对其陈旧的管理丧失了信心，抹掉了其最后的一丝自信。李鸿章，自强政策的顶梁柱，19世纪中国的强人，已经没有获胜的希望，而张之洞还在拼死地拯救这种政策，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劝学篇》，他在其中苦心孤诣地阐明“体”（主体或本质）与“用”（利用或运用）的区别。例如制造业是“体”，而商业则是“用”；或者说，关于行政管理、正义与伦理的中国传统教义是“体”，而外国技术知识则是“用”。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应该采用西方技术，但与此同时，还要保留其传统体制。尽管该文很有说服力，反应却很冷淡。严复以下面的话来嘲笑它：

牛体之用为承重,马体之用为快跑。吾不知牛体可用于发挥马之功能……中国教义有其体其用，西方知识亦然。只要我们严格分离中国教义与西方知识，二者都能有用而活；一旦我们任意将之混合，让其中之一的体去做另一者之用，二者都会无用而亡。

梁启超尖刻地指出：“不到三十年，它（该文）便灰飞烟灭了。风扬灰起，路人掩鼻。”

消失了的“强人”需要替代之人；他那失去了信用的政策也需要替代物。在1895年，前者是一个紧迫的任务，而后者，则需要长久的深思熟虑。为了替代作为国家领袖的李鸿章，袁世凯被选出来了，并被逐步置于控制之下。为了替换自强政策，由不同群体的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起初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接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05年的宪政变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915年复辟帝制的企图。在袁世凯死后，试验还在继续，首先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后来则是蒋介石的统治，直到共产党于1949年接收政权。

这就是1895战争与和平之后的事件流，通过这些试验，中国在寻求一种合适的模式，以在其上立“国”，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起初，清廷寻找办法和手段，通过创立新军，争取外国的支持，特别是财政支持，以延长和稳定其统治。由上层阶级中较为开明的人士领导的戊戌变法，其意图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相反，它旨在加强这种统治，但皇室中较为保守的那一翼拒绝了变法。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也是致力于使国家强大，但这是由淳朴的农民领导的，他们依赖于巫术来对抗外国枪炮，而这种反抗（好不奇怪）失败了。1905年的俄日战争使中国彻底相信了立宪的好处，接着就有了宪政变法。然而，这个变法已经太迟，并且并非完全真正的宪政。随着皇太后在1908年去世，在统治者的小圈子里发生了致命的分裂，而这在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时，终结于袁世凯的疏离。

在受过教育并拥有产业的人们和军人们领导下的这次革命，结束了满人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而其本身也终结于袁世凯的一场胜利，于是进入了军阀的时代。由于它是一场武装起义，很自然的，在其刚刚结束之后，军人们便控制了这个国家；悲剧在于，政治家们未能成功地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这是因为那些军人们有外国列强做靠山，尤其是在财政上，并有诸如交通集团这样的富裕集团、君主制主义者、地主绅士和大多数保守派的支持。

这些人是中国社会的精英，梁启超对他们的描述如下：

他们确为要人，但其卑劣可鄙是无与伦比的。在今日之中国，惟有奸猾、欺诈、粗鄙和无情的人才能发达；凡稍有自尊者，都会淘汰出局。为了显贵，你必须擅长讨好邪恶势力，为他们好好效力。这些人名义上是上流阶级，事实上却是最低贱最下作的。由于有了他们这些社会精英，由于我们全在他们领导之下，还用问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另一位优秀的学者陈独秀用下面这些话描绘中国社会：

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得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

伍德赫德(H. G. W. Woodhead)与梁启超、陈独秀一样，也目击了中国社会的堕落，他评论道：

多年的国内动乱导致了广泛的道德败坏，老话说中国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再是真实的了。贪腐与欺诈如今流行于商场和官场。

这就是中国，外国人为之大呼“真可惜”的中国，而现代中国一流的杂文家将之描述为“食人”的中国。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袁世凯成长起来，最终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

他上的第一堂严肃的政治课就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当时他看到年迈的李鸿章在反抗一个外国列强时的毁灭。这个教训使他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在他整个余生中，他绝对没有跟一名外国军人打过仗，甚至在义和团起义的时候也没有，而在（1915年）当日本人向他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时候，他也没有动手。他跟外国列强保持友好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财政上依赖于向共同体和其他外国银行家借款。没有这些钱，袁世凯的政府就极难给军官和官员们支付薪酬，而不论有没有1913年的革命，其政府都会崩溃。正是由于这种态度，袁世凯被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指控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存在，而是因为同样是这些历史学家，他们也承认，191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你很难指望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或是反对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正如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把矛头指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根据共产主义的逻辑，它按定义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们似乎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事实上，“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在1919年以前并非中国语言的一部分，而在袁世凯统治下，或就此而论，在其他任何人统治之下，都没有有效的武装力量与之作对，也没有所需的金钱。

金钱，或缺乏金钱，在我们的讲述中频繁提及。此事的根子在于中国的贫穷，以及地方军阀从民国之始便拒绝将税收交给中央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获得的财政灵活性，是由于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海关税务司，并导入了特许权税——厘金，而现在已经失去了，部分由于它们成了给外国赔款和还债的担保，部分是因为腐败，后者使厘金额有所减少。那么人又是怎样呢？在那些活跃于政坛上的人们当中，有国民党与共和党，后者后来成了进步党。两党都发誓要跟其他国家维持友好的关系。军人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但他们非常清楚，与某个外国列强发生武装冲突，意味着他们会完蛋。我们已经看够了他们所有的腐败堕落， 而袁世凯的统治，就是靠着这些鄙劣之人的支持。

如果说，袁世凯依赖普通民众的支持，便可以做得更好，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人民”一词蠕蠕爬行，进入了中国的历史，正如“天命”这个观念一样。它究竟是怎样进入的，还是一个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否认道德健全、勤劳宽容的中国人民的存在，然而，关于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政治自觉性，以及在构建国家命运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问题。让我们再次引用几句话。

陈独秀在袁世凯刚去世后写道：

人们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

几年后，鲁迅在其短篇小说集《呐喊》的序中，答复一位敦促他写小说和故事的朋友时写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但鲁迅最终还是写作了；他弃医从文的原因，要回溯到他在东京做大学生的那些日子，当时他看了一个新闻短片，其中日本军人当着一群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处决了很多中国人，其理由是他们在1905年的战争中为俄国人当间谍。鲁迅针对此事议论道：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艾略特（T. S. Eliot）曾写下下面这段话：

什么是牢牢扎住的根？从这堆多石的垃圾中长出了什么枝叶？

即使晚至1926 年，在艾略特写下这段话四年之后，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和诗人，还在以同样的声调悲叹其祖国的困境：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出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民众积极参与的唯一事件就是义和团的惨败，而对那个时期中国人最真实的写照就是鲁迅的《阿Q正传》。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赞扬阿Q，一方面，是作为一幅真实的图画，另一方面，断言袁世凯的失败在于他没有能力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而他的垮台则是由于中国人民坚定的力量。这肯定是以待决之问题为依据。

这就是历史的背景，袁世凯所领导的人民，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家的类型。中国是一个社会弃儿，被每个人左欺右凌，而她要强大起来的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模仿一个欺凌她的人。没有可以想象的其他选择。在国内，民众不懂得他们的政治权利，军人无能，府库空虚，道德和思想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媚外政策，因为向外国以高利息借款，因为腐败，因为宪政遭到破坏，而单单指责袁世凯，是不公平的。不守道德的政治家和无动于衷的民众应该都来分担他们自己的过错。

在鲁迅所说的那个“可恶的时代”，一个人要逃脱历史的严厉审判，必须离开政治。袁世凯是个野心家，参与了游戏，因此，应该也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受到评判。从1884年到1894年，他作为驻朝鲜的通商大臣，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的勇气、坚定和足智多谋为他赢得了其上司们的信任，而也是因为这些品质，他被任命为训练新建军队的负责人。在戊戌变法中，他表现出了其双重人格的另外两种因素——表里不一和现实主义。他把个人的成功看得高于一切，于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选择了效忠于斗争双方中较强的那一方。他背叛了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变法者，帮助以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由于他表现了对皇太后的忠心，由于他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他的未来有了保障。

这虽然是一次背叛，但它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保守派过于强大，是维新派和袁世凯无法打垮的。对大局的分析包含在袁世凯1898年的日记里，上文中几乎全文照录，是非常真实的。就变法的命运而言，即便袁世凯加入了皇帝及其追随者一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然而，他对君主的背叛不应视为对清朝统治的背叛。在那个重大的年份以后，他对清政府的忠诚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在1900年，他当上了山东的巡抚。又一次，他表现出了精明的判断，将义和团赶出了他的辖地，于是为自己省去了一大堆麻烦的灾难。

义和团运动为他提供了成为帝国栋梁的机会，他明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拒绝跟从皇太后干蠢事；相反，他发动并带领东南的督抚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这样的明干之才，主张一种事实上是独立的政策。这场运动结束了，除了其他损失之外，中国毁掉了四五镇北洋新军；于是在李鸿章去世以后，袁世凯作为完整无损的一镇军队的指挥官，成为唯一能够保卫清廷的人。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从1901年到1908年，他表现得志得意满。作为一个奴仆，他的地位无法提高了，他的权力继续增强。就是在这一时期，他表现出其温和进步的倾向。他主张立宪，改革传统科举制度，采取其他现代手段，旨在加强帝国统治，使之能够经受越来越明显的革命的挑战。但是，皇太后的去世和醇亲王摄政的开始，使他首次遭到重挫。他被粗暴地革职了。我们可将这次革职合理地视为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后，他变得更加自私，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不讲原则。对一个人或对一个象征的忠诚，在他自己的策略当中不再起作用了，因为结果证明这样做是“愚蠢的”。就是在他于1908年至1911 年赋闲的这段时间里，他编纂（或写作）了其奏疏和个人经历的集子，以表明他对皇室是何等的忠诚，指望通过这个集子，其子孙后代最终会明白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当他在1911年重新出山时，他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的邪恶开始露出了真面目。那时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得到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他拨弄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去对抗弱小的革命党，以完成他自己的使命。但是，最终他必须接受他既不明白也不尊重的共和主义，但他肯定这种主义得不到大众的支持，于是他能够将之塑造得适合于自己。

军队和外国列强的支持，导致他升上了民国的最高职位。就是在这个职位上，他的弱点也变得明显了。共和主义超越了他的政治经验和知识，他根本不懂得如何运作这样的一个政府。他的诏令缺乏连贯性，他所许的诺言不是为了去遵守。到了最后，他的声明和布告失去了意义，得不到尊重。作为一个野心家和行动派，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讨厌参议员们以及后来国会议员们的争吵。他喜欢看到事情办好，而不喜欢聆听立法机关无休止的无聊口角。立法机关本身有时确实妨碍了政府的顺利运行。于是袁世凯觉得有必要忽视它们，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藐视宪法以改变它们。在这种行为中，他反复表现出对共和主义缺乏理解和尊重。当他采取行动进一步实现其野心和自私的目的时，他的无知就更可悲了。在外交上，他也表现出了无知，而这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由于他毕生亲英，他对英国充满了崇敬，而他没有明白，在1912年，当他得到最高的职位时，英国在远东不再是最强大的国家了。英国靠着其威望过日子，但那充其量是虚张声势。袁世凯用这个虚张声势来吓唬日本正在成长期的帝国主义势力，是愚蠢的做法。尽管他有力量来领导国家，也得到了支持，但他的无知和野心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错误。他在革命后的中国是个格格不入的人物。

为了完全公正地评价袁世凯，我们必须承认，在1912年初，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机会将这个国家拢在一起。因此人们多次要求他出山来承担当局的责任。他的接手意味着他立刻就成了其野心和环境的牺牲品。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满人和革命党交给他的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国家。我们也看到了，他拥有什么样的支持者。在当上大总统的时候，他首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他对国家的控制。只有通过履行这些职责，新政府才能赢得别人的承认，才能建立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所需的金钱就会再次流入中国，使他的政府有清偿债务的能力。他别无选择。但是，在维护统一和加强其统治的时候，他在对付“反对党”和拒绝接受其个人权力限度的时候犯了大错。他策动了兵变，以保住北京为中国首都的地位；他谋害了张振武，以讨好黎元洪将军并对其实施更大的控制力；他用暴力恐吓参议院，以使陆征祥内阁能够得到批准；他暗杀了宋教仁，以削弱国民党，然后用善后借款为反对该党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提供资金。在每一个这种无耻的行为中，或者在其之后，他把罪过推到其某些忠实的拥护者身上，然后将其抛弃。这些人当中，以唐绍仪和赵秉钧为最突出的人物。他对唐绍仪的疏远和对赵秉钧的杀害，以及袁世凯在1913年革命后对其将军们分赃不匀，导致其心腹们给予他的忠诚和拥护减少了。

1913年的革命标志着国民党的式微，也暴露了北洋军阀的不和。这两大集团，加上满人，在两年前曾是三大政治势力，而现在只有军队首脑们仍然风头正健。袁世凯肯定看清了新的形势，其结果是，他采取措施进一步实施其中央集权的计划。他将之视为他的机会和必需，因为国民党已不再是有效的“反对党”，而他自己的追随者之间的统一需要加以巩固。他越是致力于此，越是疏远了他的拥护者，尤其是军阀们。他对这些人的不信任就此加深，而他自己越来越深地深入一小撮谄媚者的包围之中。

其在1913年之后的政策的形成是明白无误而连贯一致的。他成功地修改了宪法，创建了一个“橡皮图章”的立法机构，使自己成为终身独裁者。当他朝这个方向前进时，他日益为自己的妄想自大所困，以至于最终决定建立他自己的朝代。这个最后的努力是在欧战中进行的，当时他认为外国列强忙于打仗，不会加以干涉。正是在这里，他严重误解了日本的意图，可悲地低估了日本的影响。他试图争取日本的支持，却不知道日本需要的是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俯首听命的袁世凯。

复辟帝制的试验清楚地表明了袁世凯对权力的难以抑制的饥渴，也表明他对高级政治的知识已经过时。他所受的训练，是帝国统治之下的政客，而他崇拜与害怕的两个国家，即英国和日本，都是王国。君主立宪制也许是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因此他试图将之强加于中国，在这个国家有了足够的君主制和宪政的痛苦经历之后。

他在进行这项试验的时候，疏远了更多的心腹。更糟糕的是，他失去了进步党的支持。日本充分利用了中国国内的不和，首先向袁世凯本人榨取了二十一项重要的特许权，接着又反过来对付他。日本的这种两面派行为严重地损害了袁世凯的权威。两面派也是袁世凯在实现其帝制目标时所用的手法。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运用贿赂和恐吓得到了其所谓的“舆论”和“民众拥护”，而他在明确否认了他有当皇帝的愿望之后，最终，在所谓“舆论”的压力下，接受了“天命”。但是现在，他失去了北洋军队和其许多往日心腹的拥护，变得孤独而虚弱，无法扑灭对他的抵抗。1916年的袁世凯，只是1913年革命前夕的那个袁世凯的影子。他的军队不会战斗，他再也没有“善后借款”支付给他们。他的谎言和他的战术撤退都不起作用了。帝制垮台了，皇帝在绝望中死去。

总结以上针对袁世凯的时代及其政治生涯所做的分析，我们应该说，袁世凯是1895后中国的一个典型产物，那时的中国，是没有自卫能力的，穷困潦倒的，道德和思想上混乱不堪的。但这个国家享有名义上的独立，有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在这个政府中，袁世凯先是担任重臣，然后当上了首脑。在这两个角色当中，他的主要职责是依靠外国列强、效率低下的军队与高傲而不诚实的政客们的支持来运作行政。作为行政首脑，他只是在弥缝，他的政策是在这种环境下的唯一选择。作为政治家个人，他的生涯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部分，以1908年他被摄政王革去一切官职为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忠心为清朝效力，在此之后，当他恢复政治活动时，他不诚心地为民国效力。他从1912年到1916年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主要是由于他贪得无厌的野心，以及他对高级政治的过时的知识。由于这些原因，他对他煞费苦心得到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担当。

如果他在1911年之前就去世了，或者，如果他拒绝从隐居中复出，他将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历史人物，但却是一个好得多的人。但是，假说在历史上只能起很小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就袁世凯在中国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说几句话。

袁世凯是中国现代军队的奠基人，而他留给民国的遗产是一大批军阀。他在世的时候，他们支持他；他去世以后，他们互相混战。因此，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军阀混战时代的开始，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另一个更深远的影响是，袁世凯通过对宪法、国会和民主的嘲弄，也使其继承者们极为谨慎地采纳类似的体制，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进行这种改革的准备。就连蒋介石手下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宪法或国会。它不是，也没有假装成一个民主政府。民主的试验，如同戊戌变法一样，是一个失败，而且再也没有重复过。

在1911年和1913年之间袁世凯的当权和国民党的失败，给了中国所有的有识之士一个教训，即作为最后的手段，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只能由武力来解决。袁世凯与该党之间在那些年的角逐是以军队针对该党的胜利而结束的。一个没有武力的政党在中国政治中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袁世凯的最终失败，可能要归因于他缺乏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去执行他的政治纲领，去充当政府的职位。这个有意义的教训，先被蒋介石、后来被毛泽东充分吸取了，他们都是拥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政党领袖。但这两个优秀的学生有所不同，蒋介石的党从来未曾成功地控制武装力量，而毛泽东的党则总是做到了这一点。

蒋介石向袁世凯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决不应该反对外国列强。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从1936年至1937年，他尽一切可能敦促、迫使甚至绑架蒋介石，以便他能使之领导国家反抗日本。从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而蒋介石现在的处境令人回想起较早那次抗日战争之后的李鸿章。

通过所有这些政治变化和危机，以及它们的结果，中国的普通民众逐步在政治上觉醒了，从消极地不信任政客们，转变为自力更生。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强大的力量证明它足以使中国摆脱外国的控制，摆脱其中腐败分子的影响。正是通过正直勤劳人民的力量，发生了凤凰涅槃。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袁世凯时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