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的反义词，就是公民

日本市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尊雕塑

前段时间在日本游学，有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挺值得说一说的——有一尊雕塑，我在同一趟旅程当中居然遇到了三次。

出发时，在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我看到了它的整体版。

行程中，在神户的市立博物馆，我看到了它的一个局部。

临近结束，在位于仓敷的日本最早的私人西洋艺术博物馆，我又看到了它的另一个局部。

如果你对西方艺术史有所了解，从这三幅图片，你大约就能猜出来了，对，这就是罗丹的雕塑的加莱义民。

日本人，确切地说，是近代明治维新历程中的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尊雕像呢？

咱们就得聊聊这六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时间是1347年，那是英法百年战争打得最胶着的时候。

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加莱，被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围得像只铁桶。围城整整进行了十一个月，城里什么都没了，草根刨尽了，皮带煮烂了，城里甚至已经开始有人饿死了。

终于撑不住的加莱人于是决定投降。

可等他们终于摇起白旗的时候，英王爱德华三世却没打算给他们一个痛快。

这位在泥淖里耗了快一年的国王被彻底激怒了，他开出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条件：全城人的命，我可以保。但你们得选出六个德高望重的市民，光着头、赤着脚，脖子上套着绞刑索，拿着城门的钥匙，出城受死。

很显然，国王这不仅仅是要这六条命，更是要摧毁这个城市的自尊。

加莱这座城市特别特殊，它是一座自由城市，早在中世纪早期，它就通过赎买的方式从法王那里赎回了城市的自由，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市民们不是谁的臣民，而是自己的主人。

英王想看的是这群平日里体面的“上流人”，为了活命如何丑态百出地推诿，看这个自诩自治的城市如何通过卑劣的抽签来决定谁去送死。

他要通过权力的恐怖，去打断这座城市的脊梁。

可接下来的剧情，没按英王的剧本走。在城市广场的钟声里，加莱城最富有最尊贵的富商，欧斯塔什·德·圣彼得，第一个站了出来。他没慷慨陈词，只是平淡地走向了死亡的名额。在他的感召下，另外五个同样有头有脸的富商和贵族接连出列：

让·德·艾尔

雅克·德·维桑

皮埃尔·德·维桑 

让·德·菲恩

安德烈·德·安德瑞

他们不仅是纳税人，更是城市的守护者。他们带着沉重的枷锁和死亡的预感，赤脚走过被泪水浸湿的街道，在全城啼饥号寒的百姓的注目礼中，走出城门，去履行那份最后的市民契约。

接下来的故事出人意料，当六人来到英军营地时，爱德华三世确实动了杀心。

然而，身怀六甲的菲莉琶王后跪在国王面前苦苦哀求。她认为在孩子即将出生之际处死这些义士会招来不祥。

最终，国王在王后的泪水下软化，赦免了六人，并赠予他们食物和衣服，将他们送回加莱。

其实，在王后的求情背后，英王这个时候也不敢再杀着六个市民了，因为他们是自愿献身，杀掉他们反而会让加莱更加同仇敌忾。

这就是加莱义民的故事。

但更加有意思的，是罗丹作为艺术家，在创造《加莱义民》这个主题时的匠心独运。

在罗丹接到这张订单的1884年，当时正值法国民族主义的高峰时段，很多人满脑子民族国家的各种大词，所以加莱市政府的官员们脑子里装的其实是一套标准模板：

他们想要的是一座“凯旋门式”的丰碑。

在他们的设想中，这尊雕塑应该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大理石基座，六位义民必须像古代半神一样，挺胸叠肚，目光如炬，带着某种宗教式的狂喜走向绞刑架。

这种写法在当时的公共美学里非常流行——通过神化先烈来煽动当下的民族情绪，让每个人都觉得牺牲是一件光荣、轻而易举、甚至充满美感的事。

甚至连加莱市长在订单中都给罗丹划了重点：圣彼得必须站在最中央，不仅要高大，还要有一种带头的“领袖气质”，最好能做个慷慨赴义的手势，好让后世的加莱孩子路过时，能感受到一种被指明了献身方向的感召力。

但罗丹（幸运的）是一个叛逆的艺术家，市长的那些外行话，他半个字也没听进去。

丹完全不吃这一套。他不仅拒绝了那个能把人衬托成神的“高基座”，还把市长想要的那个排座位的“金字塔结构”给拆了。

他给出的理由极其冷酷，也极其清醒：“如果我把他们塑造成神，那他们的牺牲就毫无意义。因为神是不会恐惧的，而不恐惧的牺牲，不过是走个过场。”

于是，罗丹在工作室里，开始了一场关于“人”的解剖。他让模特们赤身裸体，在脖子上套上沉重的麻绳，去模拟那种被拖向刑场的滞重感。他不要那种假惺惺的“大义凛然”，他要的是那种“因为是人，所以想逃；因为是公民，所以留下”的拉锯感。

这种处理，在当时的加莱政府看来简直是种“冒犯”——他们花了大钱，结果罗丹交出的稿子里，这些英雄们有的在痛苦抓挠，有的在茫然四顾，甚至还有人在掩面抽泣。

加莱政府愤怒地去函质问：我们要的是六个英雄，可您却给了我们六个战败的囚犯！

但罗丹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他明白，只有剥离了神性，意识到自己献出的生命的宝贵，才能真正显现出“市民精神”的底色。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呈现：

这六位义民在走向英军营地时，内心绝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虽然在理智上选择了履行契约，但在生物本能上，每个人都在经受着巨大的煎熬。

有人攥紧了拳头，骨节突出，那是他在极力克制内心的愤怒与不甘；

有人掩面而泣，身体因为极度的绝望而微微蜷缩，那是一个人对生命最本能的留恋；

还有人像圣彼得那样，低垂着头，步履蹒跚，仿佛每挪动一步都要耗尽一生的勇气。

这些平素体面的贵族、富商，在面临死亡的那一刻不仅艰辛，而且狼狈，不仅狼狈，甚至有些胆怯。可是正是这种感觉，突出了罗丹的深意：一个自由的人、而不是因为洗脑或者麻木而献身的人，只有先承认自己的软弱，他的选择才称得上是勇敢。因为他知道自己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无比沉重的。

这种对“代价”的自觉，才是市民精神与盲从最大的分水岭。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就揭示的那个冷峻真相：“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什么是枷锁呢？你看，这组雕塑中的绞刑索，其实就是这种“枷锁”的具象化。

在卢梭看来，一个真正的公民（Citizen），并不是单纯生活在城邦里的居民，而是那个愿意将自己的“自然自由”转化为“公民自由”的人。这种转化的核心，就是契约。

当你作为一个公民，享受了法治的庇护、贸易的便利和公共的尊严时，你就在无形中签署了一份契约。这份契约规定了：当公共利益面临毁灭，当这座赋予你身份的城市需要你支付代价时，你不能转身遁入“看客”的阴影中，你要勇敢的站出来反抗、甚至献身，这种献身不是因为你有宗教式的献身感，而是因为你要履行契约——自由并不免费，它有它的对价。

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也给出了同样的注脚。他认为，启蒙就是人脱离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什么是不成熟？就是不经他人的引导（洗脑）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

那些指望加莱义民表现得“大义凛然”的政府官员，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神迹”的引导，那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臣民式的审美；而罗丹刻画出的那份挣扎与战栗，才是公民化的理智。

这才是罗丹的《加莱义民》真正感人的地方，他敏锐的捕捉到了公民与臣民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正是这种对“代价”与“契约”的清醒认知，让百年前那批身处“大正民主”浪潮中的日本精英们，如获至宝地将这些沉重的青铜躯体引入了这个岛国。

彼时的日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那是一个被称为“大正民主”的时代，由于在位的大正天皇脑髓里有点贵恙，旧有的藩阀政治出现了松动，新兴的市民阶层开始走上街头，人们第一次热切地讨论起什么是个人尊严，什么是参政权利。日本近代化迎来了难得的民主窗口期。

当时的日本社会精英们——比如在巴黎疯狂购入罗丹作品的松方幸次郎，以及在仓敷苦心经营大原美术馆的儿岛虎次郎与大原孙三郎——如同数百年前加莱自由市的商业精英们一样，对于启蒙民众，他们有着一种近乎紧迫的、不惜血本的自觉。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仅仅有坚船利炮和工厂烟囱是不够的。如果这块土地上的居民依然是只知服从、不问是非的“臣民”，那么这个国家终究只是一个泥足巨人。他们引入《加莱义民》，本质上是在引进一种关于“公民觉醒”的视觉图腾。

松方幸次郎们在这些雕塑前流连忘返，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缺的那块拼图：那种基于独立人格的、对公共事务的深度参与。他们希望通过罗丹那充满张力的线条，告诉当时的日本国民：看，真正的现代公民不是只会高喊“忠诚”的工具，而是像加莱义民们那样，在极度的恐惧与挣扎中，依然能凭借理智守住底线的人。

这种公民精神的觉醒，要求一个人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公民不是社会的无参与者，他们可以纳税、从事公益、甚至在必要时奉献生命，但这些付出必须换得一个对价，那就是自由与对自身权益的保障。

可惜战前日本的大正民主时代终归只是昙花一现，大多数民众听不懂觉醒的少数社会精英用苦心买回的罗丹雕塑构筑的隐喻，日本最终还是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二战中最疯狂的时刻，有人甚至提议讲这些铜像融化了造子弹，好在日本残存的知识精英们拼命维护，才没有闹这种大笑话。

而今，人们终于明白了，这些精英当年买下的，不只是几尊昂贵的青铜像，而是一份关于“臣民如何成其为公民”的终极教案。

站在这些塑像前，我突然想到，百年前沦落至此的梁启超与鲁迅，其实也在进行着一场相似的思考，思考中国的近代化转型为什么如此之难，他们给出了一个殊途同归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民族性中缺乏这种公民精神。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痛陈，国人极重私德，却极度缺乏“公德”；鲁迅则在仙台的幻灯片和绍兴的街头，看透了那种由于灵魂麻木而产生的“看客”心理。

他们发现，在一个习惯了“青天大老爷”坐堂、习惯了将一切公共事务寄托于英雄或救世主的社会里，人们很难理解什么是“契约”，什么是“担当”。社会在这种群体日复一日的围观和推搡中，是不会向前走的。

而当灾难降临时，这里的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像加莱义民们那样站出来、为公益付出，而是缩回“原子化”的家庭堡垒里，只祈祷那个自挂绞索的人不是自己。

这种“搭便车”的生存智慧，虽然保全了当下的性命，却永远无法构建起一个有尊严的市民社会。

敏锐的鲁迅用一个精准的词汇去描述这种状态：看客。

什么是鲁迅所谓的看客呢？我想，站在《加莱义民》前看上一会儿，你就也能感受到，看客，其实就是“公民”的反义词。

从鲁迅所谓的“看客”向后回望，我们会发现，这种集体性的冷漠与麻木，并非中国人的某种“天然基因”，而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极其精准且恶意的心理定向培养——其核心的培养皿，便是那套被称为“秦制”的逻辑。

秦制的精髓，在于“强官而弱民”。在《商君书》的逻辑里，国家与民众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为了维持这种极致的集权，秦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市民精神”的土壤——社区契约与自组织。

在加莱，六位义民能挺身而出，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自治传统的城市共同体。但在秦制之下，所有的社会纽带都被利刃切断。通过“什伍连坐”，秦制将原本守望相助的邻里，变成了互相监视、互相比拼“谁告发得快”的特务网络。

当一个人发现，关注公共事务不仅无法带来权利，反而会招致杀身之祸，甚至连累九族时，他最理性的生存策略就是“退缩”。

秦制培养看客的第二步，是权利与义务的极端剥离。《加莱义民》故事的背景，是加莱是一个自由城市，因为我享有自治权，所以我承担牺牲义务。

但在秦制之下，民众只有无限的徭役与捐税，却没有任何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权。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主人翁”的身份，被矮化为只负责出产粮食和人力的“编户齐民”时，他自然会对国家的兴衰产生一种极度的冷漠。既然权力是你们的，决定是你们做的，那牺牲凭什么要我来？

于是，一种深刻的“看客哲学”就诞生了：既然我无法阻止暴力的发生，也无法参与社会契约的制定，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人群里，冷眼看着某个倒霉蛋被拖上刑场。只要那个绞刑索还没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就能在围观中寻找一种病态的、幸存者的安稳。

于是两千年的不断打磨中，人们真的相信了那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种“看客基因”，并没有随着帝制的消亡而散去，它只是换了一身赛博朋克的皮囊，在现代社交媒体上幽灵般地复活了。

在当下的互联网舆论场中，你会发现一种极其诡异的景观：人们对远方的苦难可以表现出廉价的同情，也可以对某个热点事件展示出狂热的愤怒，但唯独缺乏那种基于现实契约的、切实的责任担当。

当不公发生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谁能出来闹一下”。如果有人站出发声，来成了“义民”，大家会躲在屏幕后面点个赞，甚至称之为英雄；可一旦这位英雄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生活因此落魄，看客们又会迅速撤离，甚至反过来嘲讽他的“不识时务”。

亦或者，很长时间以后，那人出来寻求一点支持，聊点风花雪月，看客们就会嘲笑他卖惨、说他变了，说你看，他果然不是英雄，不是圣人。

可是人凭什么必须是英雄、是圣人呢？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前进，难道要是靠英雄和圣人来推动的吗？如果枷锁永远要是制礼作乐的圣人和完美无缺的英雄打碎的，那么平民凭什么享受自由？

就像罗丹雕塑所塑造的加莱义民们一样，我们对死亡有恐惧，我们对得失有挂心，我们狼狈、胆怯、我们有私心，可我们依然愿意为公益付出乃至牺牲，这难道不才是真正“义民”的本相吗？

看客逻辑，依然在数字化延续：将公共责任彻底外包，自己则心安理得地享受某种“正义感”的围观。很多人，其实依然是在追求一种不需要成本的权利，依然在回避那份沉重的、需要赤脚去走的牺牲契约。

这样的道路不会有尽头，如果加莱城中只拥挤着这样民众，它将不值得被拯救。

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着一个孩子在东京上野的那尊塑像前好奇驻足的——“妈妈，他们为什么这样痛苦？”

那位母亲，会怎么回答呢？

全文完

本文6000字，艺术史一篇，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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