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军伐大宛：既有战略思考，也有荒诞可笑的动机

古人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区别，用现代人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很难真正理解刘彻。在远征西域问题上，刘彻既有理性的战略思考，也有荒诞可笑、稀奇古怪的念头。刘彻晚年征大宛与马政颇有关系。刘彻有几方面考虑：（1）以宛马改善汉军战马的品质；（2）控制“丝绸之路”；（3）相信宛马是“天马”，可以驾驭升仙。汉军伐大宛，可以收取一石三鸟之效。

1.武帝朝的马政

马政在历届王朝，都是一件大事。第一，国家需要骑兵，而骑兵不可缺少马；第二，国家需要信息的传递，古代通信主要靠马；第三，社会生产和生活包括农业生产，需要牲畜；第四，历代西方、北方少数民族在畜牧方面较中原以农业为主的汉人，一直处在领先地位。所以，如何从周边交换到马，也是历代统治者很花费心思的问题。在西汉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发生尖锐冲突和剧烈对抗的背景下，战马的问题显然加倍地严重起来了。

对匈奴作战必须用骑兵，汉军需要大量优良品种战马。汉初马少种劣，“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连天子也不能备齐毛色相同的御马，“马至匹百金”。故晁错建议文帝“今令民有车骑马，复卒三人”，以鼓励百姓大量饲养马匹；景帝用卫绾建议，以马高五尺九寸以上十岁以下者不得出关。始造马苑——饲养战马的基地，由太仆管理，号称“六苑”，每苑六所，每所万匹。“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景武之际“众庶街巷有马”，但仍不足以与匈奴骑兵抗衡。

刘彻爱马成癖，尤重马政。史称武帝朝“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养马）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匈奴降人因擅长畜牧，故刘彻也派他们放牧马匹，由大农供应生活资料。长安一地养马之盛如此，全国可见一斑。但汉马的品质远不能适应远征漠北与匈奴进行骑兵大战的需要。胡人凭着马背上的民族的战略机动性，长期对以农耕为本的汉帝国构成威胁。晁错说“匈奴之长技三”之中，“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与马有关的就占了两项。匈奴的这种军事战术是长期有效的，故对汉帝国就转化为战略优势。

元狩四年（前119），卫、霍出塞击匈奴，军马死者十余万匹，班师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损失惨重。“自〔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汉匈大战之后，因“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钱〕”。元狩五年（前118），刘彻下令提高种马收购价格，鼓励百姓喂养种马，重申文帝《马复令》，“车骑马乏，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蓄字马”，以济战马之不足。战马的品种、质量直接涉及战争、战略、战术，是关系农业民族生存、关系汉帝国生存的宏观战略问题。

爱马成癖，是刘彻决心伐大宛的重要原因之一。刘彻读《易》，有谶言云“神马当从西北来”，正中其下怀，因而对此深信不疑。元鼎二年（前115）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乌孙送使团还长安，赠良种马数十匹。刘彻大喜过望，命名“天马”，在长安设苑饲养，是为御马。西北马最好的饲草是苜蓿。刘彻得了“天马”，亲自关照“天马”的饲草种植和管理。可见，伐大宛之战的直接导火索来自刘彻本人的爱马成癖。当然，也不妨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刘彻不惜以重金换取“天马”，不过是当作把汉帝国的军队楔入西域核心地带的一只楔子！对刘彻而言，可能两种考虑都在起作用。

2.大宛在西域的战略地位

大宛国在西域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这一点，战略家刘彻是不可能不注意的。应该说，刘彻决心伐大宛的军事动机正在于此。

大宛国位于锡尔河上游，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国都在贵山城（今卡桑赛），居民以塞种为主，印欧语系古伊朗语族。人口数十万，大小七十余城。地处西域（广义）“十字路口”的交叉口上。张骞就是以大宛为中心确定西域诸国地理方位的。大宛东北临乌孙（新疆伊犁河流域），西北接康居（锡尔河中下游，哈萨克斯坦南部），南通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都阿富汗巴尔赫），东越葱岭可抵疏勒（新疆喀什）。太初元年（前104）秋，刘彻遣使以千金及金马换取宛马，遭到拒绝。《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载：

汉使往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不敬），椎金马而去。宛中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尝使浞野侯（赵破奴）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乃以李广利为将军，伐宛。

大宛人深知，优良马种是重要战略资源，是“行国”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大宛人对贰师城的良种马严格控制，不使良马输入汉朝。大宛这样做所凭恃的是地理的悬隔，他们估计汉朝的大军不可能到达大宛，杀掳了使团。这对刘彻来说是严重的污辱。这一事件成了汉帝国远征大宛的直接导火线。不但大宛敢于攻杀汉使，在大量黄金、丝绸、珍奇、宝货的诱惑刺激下，丝路一时竟成了各国众目睽睽的肥肉，平生出许多事端来。各国认为汉军悬远，无法支援商团，故或禁食物，或相攻剽，或踞丝路隘要阻遏过往商队。匈奴人也派骑兵乘机长途奔袭，抢掠汉使财物，攻杀使者。

西域诸国畏匈奴而不畏汉使，汉使无武力保护，故诸国纳贡于匈奴而取资于汉使。使者们纷纷向刘彻要求汉廷出兵西域，保护商路。据《汉书·大宛传》载，有使臣对刘彻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此消息发生了效力。“天子既好宛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刘彻礼尚往来，重金购马，大宛贵族却谋劫其财，激成事变，成为军事冲突。

汉帝国与西域关系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或者停止国际贸易，回复到开西域之前的状态去；或者出兵远征，以战争解决问题！说到底，是汉帝国、匈奴、大宛统治者无尽的贪欲造成了民族间大矛盾、大对抗、大冲突。比较而言，汉帝国希望通过“礼仪之邦”比较文明的方式实现贪欲的目的，而匈奴、大宛不尚礼仪，只懂得金钱与武力，使原来曾有一线和平希望的大门关闭了。

在刘彻时代的汉与匈奴和西域关系中，很难维持民族平等、互利交往观念和准则；对匈奴而言，只有“和亲”与“质子”两种选择，只有在综合国力为背景的对抗与相持之下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只有在臣服和职贡与更为野蛮的压迫、奴役和掠夺之间的区别和选择；对西域诸国而言，刘彻的选择余地大一些，可以选择优势地位上的“和亲”，当然，与对匈奴屈辱的“和亲”不同。但这也是因为汉对西域各国力量对比有表面优势，而这一优势还要被“远汉”的空间距离和沿途恶劣自然环境化解掉绝大部分。

刘彻被大宛的无礼激怒了，依照他的个性，难道会在这种形势下退缩？为了维护帝国的利益，现在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派士卒在西域战略要地屯田戍守，驱逐匈奴势力，长期稳定地控制西域，保护“丝绸之路”，维护东西方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本文节选自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