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

前431年，在为阵亡士兵举行的葬礼上，伯利克里发表了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把自己所在的城市雅典自豪地叫作“希腊的学校”。2 000多年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仍是世界的学校：它代表了西方文明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究其缘由，在这个约有20万人口（按更晚近的标准来看，这一人口规模相对来说可谓微不足道）的小城邦，艺术创造力史无前

例地爆发出来，人的尊严得到认可，权力以民主方式得到应用，这让雅典成为之后多个文明的标杆。

长期以来，雅典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希腊城邦，直至前5世纪才取得冠绝诸邦的地位。在摆脱僭主希庇阿斯（Hippias）的统治之后，它开启了长达百年的民主统治时代；但是，雅典人天才的四面开花是与伯利克里作为该城首席公民的那些年相联系的，前443—前430年，他每年都当选为将军。这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与菲迪亚斯（Phidias）的时代，雅典卫城之上一些残缺不全但永恒不朽的历史遗迹便是该时代留下来的。

宙斯之女、女神雅典娜既是该城得名的由来，又是该城的守护神。她是举世闻名的女战神，是雅典军事、海上胜利的主要象征，因此获得所有公民的尊崇与敬拜。在杜里斯（Douris）创作的一幅陶杯画中，雅典娜手持长矛，头戴阿提卡式头盔，身着鳞甲衣。她手上的猫头鹰是雅典谚语中的标志性动物， 衣领上的蛇发女妖的头（如同对敌人睁着的邪恶之眼，因为女妖有变人为石之力）是古代希腊画作常用的素材。

众所周知，在现代世界的文明中，延续时间最长、最具有价值的要素多受惠于地中海地区。这些要素包括巴勒斯坦的宗教、伦理贡献，罗马在法律、治理上的作为，希腊在科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毫无疑问，这些显赫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浇灌了广阔的冲积平原，在这些地方，人们在秩序、组织方面赢得了最早的胜利。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了平衡。这一平衡经过了精心的计算，以至于生活所遵循的固定模式对变化、进取心几无所求。在环地中海地区，维持生活的难度更大，这便对人们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也激发了更强有力的回应。总而言之，就希腊而言，自然条件决定了生活的艰辛。大理石山是不毛之地，土壤也不肥沃，这就对粗放式农业构成了阻碍。大海一直近在咫尺，向人发出在海上以至海外探险的召唤。夏天、冬天的温度剧烈变化着，不利于那些以顺服为旨归的宗教、凸显无为的哲学。风持续从北方吹来，阳光明媚之日长达数月，造就了活泼的脾性和易变的情绪。山海的清晰轮廓提升了人们的品位，也训练了人们的智力。如果说文明在此处之发端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么，一待这一进程开启，文明的动力却更强劲，在试验、成就上的多样性却更丰富。如果说此种发展普遍见于希腊大多数地区（无论是陆地还是海岛），那么，其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的成功是在雅典获得的。归根结底，这一成功属于前5世纪，后世所尊奉的伯利克里时代便属于该世纪。

无与伦比的成就

前510年，雅典人驱逐了自己的僭主希庇阿斯，开启了伟大的时代。前404年，在遭受漫长战争的破坏之后，他们向一位斯巴达将军投降，对世界来说，有些东西永远地逝去了。在前510年之前，雅典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前404年之后亦是如此。不过，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的时期，雅典人的作为可谓空前绝后。就有记录的人类历史而言，此项成就无论在范围上还是质量上几乎都无可比拟。一个蕞尔小邦，面积堪堪达到约克郡或康涅狄格州的水平；就人口而言，约有20万自由民。它以傲视天下的姿态，对思想、文学、美术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其中的大多数从未被取代、超越。如果这是一个试验的时代（确实如此），它的成就没有一样是存疑、无法确定、未臻完满的。虽然这个时代在政治上终结于灾难，但是它终究很好地呈现了人们在该时代探索范围之惊人、眼目所观之广远。

驱逐僭主之后的能量大爆发（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政治行为与艺术创作领域）无法用任何唯物主义和经济的假设加以解释。毋宁说，相关缘由是心理上的，要归功于雅典人对自我、自身禀赋与能力的发现。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尝试在许多公私活动中将其表达出来，创造一种与其看法、信念相匹配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前5世纪的雅典史是人们各显神通的一部历史：寻找令人满意的各样形式，让强大的创造本能体现出来；归纳各种体现和谐、有序的观念，若非如此，它们会迷失在空洞的讨论中；让困扰人们内心的大问题具体化，并且强烈要求解决问题。令人惊叹的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人们做了那么多事，还做得那么漂亮。从僭主统治转向了近乎完全的民主统治，与此匹配的是艺术领域的如下转变：从粗陋、即兴创作的戏剧变为拥有十足荣耀的悲喜剧。尽管对试验、创新有所喜好，雅典并未自己的能量浪费在徒劳的试验上，相反，它看似从一开始便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要怎么走。结果，它的历史便给人如下感觉：它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天命所归。不过，这在实际上反映了以决心和先见之明解决问题的意志之坚定、心智之强大。

艰苦的条件

这个时代的成就是以极其简单的经济为基础的。在该时代，主要的树种是橄榄树、葡萄树，主要的动物是山羊。橄榄树产出的橄榄油是所有地中海饮食的基础，葡萄树则产出了同样不可或缺的饮品。山羊产出的不仅有奶酪、羊奶，还有全邦的肉类食品。剩余的主食是鱼，在一个三面环海的邦国捕鱼极易。即便该邦呈锯齿状的海岸没有提供良港，但至少也为小船提供了足够的停泊之所。阿提卡产出的谷物少得可怜，主要的经济难题之一在于从黑海进口谷物。此种简单的经济通过其他方法得以壮大。全部的大理石产自群山，它们是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渴求的。陶土经过精心烧制，成为陶器，是出口到各地（远至伊特鲁里亚、克里米亚、埃及）的有名商品。劳瑞翁（Laureion）矿山出产大量的白银，可作质地上佳、声誉良好的货币。雅典人的生活从来算不上奢侈，按现代标准来看也谈不上舒适。房子又小又暗；夏天的水不多；家具虽说规整、匀称，却失于简单、素朴；只有富人才拥有马匹；煤炭之火不足以抵御冬日之寒；满是各种石头的耕地常被切割为陡坡上的梯田，易受暴风雨的摧残。阿提卡的大多数家庭必须奋力求存，哪怕是富人，亦从未享受埃及、波斯权贵所拥有的丰富资源。这样的条件要求人们进取不息，不断地随机应变，雅典人因而拥有了坚韧、适应性强的特征——它们都在雅典人最突出的特征之列。

此外，这个邦国独一无二的美足以对冲生活的艰辛。相比法国或意大利，阿提卡乍看之下可谓不毛之地。它缺木头、河流、青草繁茂的草原，事实上，它的美或许胜在线条而非色彩。群山的外形每每勾勒出天空的轮廓，相比之下，大海看起来总是隐藏在某个角落之后（如果说它并未被人们尽收眼底的话）。不过，即便有该城邦受到重重约束的第一印象，我们却很快发现了相关的一系列影响。红色土壤、灰绿色的橄榄树、蜂蜜色的大理石、小海湾和海滩上如珍珠一般的白沙、色泽沉暗显得肃穆的松柏树，构成了一幅细微又华丽的和谐画面。这幅画面或许不似西欧的景象，而是在风格、色调上自有其丰富多样性。整个画面拼接在一起，一种无比清朗的感觉弥漫在其中，所有异质之物看似都从其中移除了，在晚上，整个天空不断发生耀眼的变化，速度之快令人目眩、夺人眼目。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的生活或许是艰辛的，但绝对谈不上枯燥乏味。这解释了为何雅典人在实干、艺术上都是伟大的。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既是挑战，又是激励，因为它在让雅典人艰难求生之时，也以无与伦比的眼目之娱丰富了他们的生活。

这个邦国创造了一个农人的国度。即便有些人在城市居住，投身于制造或海上贸易，他们跟土地仍是亲近的，并且知晓农事。这类人往往平等相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尽管收入有差异，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多有相同之处。他们在生活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知晓邻人的秘辛、特质，由此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中发展出一种引人注目的真诚和直率之风。即便他们对出身和血统有一些尊重，但在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之间，似乎并无我们在组织化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所发现的那类畛域分明的现象；在后者那种社会，专业行当往往是某些特殊人群的晋身之途。和大多数地中海国家一样，社会生活的中心不是家庭，而是街道或集市（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它们是最能无拘无束、滔滔不绝以至运用知识讨论各样话题尤其是政治的地方。如果说这样的环境能够让人们恰当地将庄重、有礼表现出来，那么，粗言秽语的谩骂、激烈情绪的爆发、粗俗下流的玩笑亦有存在的空间。僧侣制度的僵化、商界的卑躬屈膝同样少见。这样的条件促使人们对个性、特质满怀兴趣，其结果是，人以其真实的面貌名闻于世，无需得自职位、门第的任何虚假包装；再则，尽管彬彬有礼乃普遍之事，这却并未妨碍他们或其邻人不时发表对彼此的看法。

真正的民主

此种社会生活是雅典民主及其两大理念——法律面前的平等与言论自由——的真正基础。在对这一点有所认识且人人彼此熟悉的情况下，人们不能理解在表达自己思想的问题上，为何有些人应享有特权，而其他人受到约束。要让日常习惯变为政治现实，人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制订法律，让男性人口参与国家的治理。前510年之后，历经一系列阶段，此事得以实践，整个进程在前6世纪中期之前完成。从那时以来，直至战败激起相应的动作，雅典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个民主世界。民众，也就是所有的自由男性，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政治决策出自他们之手，审判也经过他们，公职也被他们掌握。他们享有言论自由，不受公共安全顾虑或与诽谤有关的法律的牵绊。这种民主不是代议性的，却是完全的。它诚然未将某些人选出来送进某个会议，但是，人们的确聚在一起，讨论、决定应行之事。权力如若被授予将军、官员，那也只是阶段性的，通常为时一年，尽管他们有可能再度当选。管理雅典人的法律在颁布后为人所知，不过，只要经民众决议，仍然可以对其做撤销、更变处理。伯利克里得出了一个事实，他说：法律即民众的一切决定。这在本身而言便是对原有看法——法律自神而来且不可更变——的革命。当然，这样的制度并非全然无虞，在合适的时候，危险自会暴露；虽说如此，它仍塑造了真正的雅典民主，成就了它的大多数胜利。

嘲笑这种制度，说它并非真民主（因为它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并不困难。不过，这一缺陷或许不像现代道德学家所看到的那般严重。雅典自由男性相对奴隶来说，所占的比例很高。这就让其与许多拥奴社会区别开来。事实上，有人计算过：相关比例大约是二比一。穷人家一般不会拥奴，小康之家或许拥有12个奴隶，富户则拥有50个奴隶。罗马帝国或任何一个东方帝国那般水平的奴隶制是绝对不存在的，其部分缘由在于雅典无力承担大量购买奴隶并加以维持的费用。通常而言，奴隶并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采矿、采石、船务，女奴隶通常在富户做婢女。他们从出身来说绝少是希腊人，因为希腊人在情感上似乎对役使同胞之类的现象颇为抵触，是故，奴隶来自任何一个他邦或“蛮族”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和各地的奴隶一样，雅典的奴隶既蒙家主的恩待，亦可能沦为后者之无常心思、罪恶行径的牺牲品，尽管毫无疑问，良好的脾性、普遍的谨慎保证了雅典奴隶通常得到很好的对待。我们不能怀疑：雅典民主有行其所行之能，因为它有奴隶制作为依靠。这让公民有余暇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把自己的时间耗在谋生上。当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要操劳，但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们可以撇下工作，关注公事。无论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如何大加谴责，但必须铭记于心的是：在雅典，奴隶来源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稀少的人数阻碍了阿提卡发展“殖民”经济之类的事物，或者阻碍它成为美国内战前佐治亚州或密西西比州之类的地方。公民在人口中占据大多数，几乎都是本地人。就公民权力、职责的范围而言，民主可谓当之无愧。

不过仍有一大群人无缘于政治生活。雅典人并未先于现代世界容许女性管理公共事务。的确，总体上看，女性在雅典得到的对待或许让我们非常惊讶。如果我们相信他们自己的陈述，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女性是受到约束的，近乎过着东方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一些谚语强调：女性的合宜之地是家庭，静默是其最高贵的品质。这类说法不能过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因为它们所含的内容显然属于有所期待的想法，很难想象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的女性会长期闭口不言。诚然，有一件事看起来并不虚假：相比荷马所记载的，雅典民主社会的女性在与男性交往时并不那么自由和轻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笼中困鸟。阿提卡悲剧将某些最重要的内容献给了女性，这样做的时候，直面现实生活经历的悲剧很难信笔胡编。不唯如此，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喜剧让她们大放异彩。在阿里斯托芬的《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主角是女性，明显乃率性而为之辈。无疑，男性交谈时，女性在做事；在贫寒之家，女性要承担别处奴隶所做的诸多家务。不过，她们无需因此受到妨碍，导致无法畅所欲言、无法承担自身专有领域的职责。事实上，与阿提卡的墓石、陪葬花瓶有关的证据告诉我们：和任何其他男性一样，雅典人亦能对自己的妻子饱含深情、爱之弥久。不过，人们缺乏的是与女性有关的任何有意识或人为的崇拜（就如存在于中世纪的那类崇拜），或者是任何与女性有关、礼敬女士的情感（就如文艺复兴以来存在于欧洲的那类情感）。在雅典，男性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与女性的关系被置于幕后，诚然，这种关系是男性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与政治、公共事务是隔绝的。相比其他诗歌题材给予我们的引导，爱情在男性的诗歌中甚至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任何与雅典的生活有关的观念，只要不承认它在本质上带有男性特征，那就是错谬的。

天选之民的贵族遗产

雅典民主带有非比寻常的特征。此种“非比寻常”或许体现为一两类特质，而我们是不会将它们与同样的社会联系起来的。首先，雅典民主承继了与品味、优雅有关的贵族传统，并且针对更大的人群做了成功的改造，给予此传统新的力量和可靠性。显然，这不仅源于雕塑、诗歌，也源于与公民或国内生活有关的庆典、仪式。雕塑、诗歌表明的是一种渐进的，至少持续至前6世纪中期的趋势，也就是它们覆盖的范围更大了，在形成上变得更加宏伟。高贵的瓶画艺术提供了成文材料没有涉及的许多与雅典生活有关的信息。靠着那些取自现实世界的场景，我们看待他们一如他们看待自己。拿画家所刻画的欢乐时刻来说，粗俗或肆无忌惮的成分是绝不存在的：风格、品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带有贵族特征。它们仿佛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几乎发自本能地知晓如何让任何一个小事件改换面貌，变得富有魅力或尽显庄严。无论艺术创作所描绘的是青年人的跳动、姑娘的舞蹈，抑或与冒险和战争有关，更显严肃的事件，相同的特点总是存在的。当然，艺术家是从周围的生活中习得这个特点的。在这里，人们以未受玷污的眼光看待每日的寻常事件，未作夸张也不用漂亮的话语欣赏其真正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买不到的生活之美”。此种“美”是纯出天然，未经预谋，它之所以有力量，在于人们认可它是任何日常家务的组成部分。

对个体的尊重、崇尚是雅典民主的突出特征，与其相匹配并对其加以制约的是一种与全民同心有关的深厚情感，也是一种信念，即所有这些各有不同的男男女女都是城邦成员。城邦让他们成其所是，也带来了他们最珍视的传统。这当然是一种存在于任何地方的爱国主义。但是，在雅典，它有特殊的样式。雅典人夸耀说，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有人征服过他们。此种自信在前5世纪同样稳如磐石，直至悲剧性的结局令其轰然瓦解。先是在前490年，复又在前480—前479年，他们两次击败波斯人。波斯人第一次是在马拉松登陆阿提卡地界，第二次则焚烧了雅典卫城的神圣建筑。雅典的爱国主义因为危机而获得了新的力量，并且因为神挚爱且保护雅典人的信念而变得高涨起来。归根结底，它让人觉得：无论他在自己的权利、个性上想的有多少，他都是一个更大的体系的组成部分，成为该体系的一分子令他感到骄傲。在具有全国性的、规模宏大的泛雅典娜节，不见一人闲散无事，从帕特农神庙的饰带即可见饱含荣耀、和谐的场景。从宗教上说，这个节日旨在执行一种简单的仪式，即带着敬畏之心给她披上圣衣。骑马的青年人、身着庄重长袍行走的少女、被驱赶着用于献祭的公牛、以心满意足的超然姿态观看这一切的诸神展现了雅典的全民团结理念。这就把极为接近雅典立邦之本的某种和谐状态——法律与自由、庆典与欢乐、集体力量与个人对集体的贡献之间的和谐——展现出来。就是秉承同样的精神，在埃斯库罗斯《欧墨尼得斯》（Eumenides）的结尾处，合唱团如是为雅典唱道：

高兴吧，高兴吧，财产充盈！

高兴吧，这里的城邦人民，

居住在宙斯旁边的人们，

亲爱的处女神的亲切朋友，

会变得越来越智慧的人们！

谁受帕拉斯荫庇，

也会受天父尊敬。 

雅典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感觉到：他们是天选之民，得诸神的特殊眷顾，而这也将天降之大任托付给了他们。

自由大业与权力的诱惑

对邦国的热爱很自然地在战争中体现出来。就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光而言，雅典都在与不同国家（尤其是波斯或斯巴达）交战。诚然，战争是希腊人生活中无法移除的组成部分，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战争的无处不在，而在于至少在雅典，人们所做的努力是为了证明战争的合理，是为了让它与一种生命哲学相适应。没有一个雅典人会质疑男儿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耀是为国捐躯，不过，他们喜欢问其中的意味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男儿的国家有何重要性，为何他要乐意为其舍命。在对这类问题的回应中，他们认为：雅典肩负某种使命，要为其他人做后者无法独自完成的事情。大体上，这一使命是确保政治自由不受外部侵略者（比如波斯人）或内部结党营私者之害，保障政治自由。不过，这两个目标肯定很容易混淆，自由概念既牵涉广泛，又随时而变。这一理念从希波战争中获得了极大助力，那时，雅典在驱除入寇者一事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在随后的一些年里，由于斯巴达放弃了希腊的军事霸权，并任由雅典从它手上夺去，这个领导角色实现了合法化。这一过程所蕴含的精神可在埃斯库罗斯创作于前472年的《波斯人》中得见。该过程虽以戏剧的形式得到呈现，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为自由人所奏的凯歌，是自由人对僭主、奴隶的胜利。人们听到的是荣耀的声响，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对常人的尊重——它是雅典人生活的根基，它拒绝承认僭主统治有任何良善之处。为这样的大业献身可以确认男儿之为男儿以及走自己道路的权利。这一饱含深情的信念让雅典的爱国主义拥有了异乎寻常的力量。

在事务领域，这种精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雅典从斯巴达手上接过反波斯同盟的领导权时，它不过是众邦中的一个自由城邦而已。但是，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后，该同盟转变为一个帝国，雅典是该帝国的主宰者。有意脱离同盟的诸城邦迫于强力而留下；它们针对共同成本（common costs）的出资成为上缴的贡赋，被雅典取走；在盟国里建立的民主国家仍继续运作，与其说这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掌权的亲雅典力量。一开始，雅典神鬼不觉地为着自身的利益举起自由大业的旗帜。这一事业最初与雅典的事业、利好雅典的事业相等同。一旦它感受到权力的诱惑，便无法立足；尽管它的盟友们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把原来对雅典的信赖转变为憎恶，但是，进入前5世纪的最后25年，这一转变宣告完成，起初的自由之乡雅典成为爱琴海的暴君，手握屠戮、奴役大量男性人口之力，它在米洛的作为便是一例，因为后者拒绝配合雅典的计划。

这类帝国或许要从多个角度加以审视，它或许是好坏参半的。从实践方面看，确定无疑的是，雅典为希腊做了许多事，至少在前5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是这样。波斯的威胁仍未远去，予以应对的是雅典：它不仅在海上借助自己的卓越海军做出反制，还展开了入侵埃及之类具有深远影响的冒险行动，为的是为各地与波斯敌对的反叛势力提供支持。所有这些行动在前454年令人惊骇的一次灾难中走向终结。当时，250艘舰船和大量军队陷入困境，归于失败。没有人能说雅典没有准备好发挥领导作用，并为这类事业承担最沉重的负担。同样，我们无法否认：就法律、自由而言，相比站在对立面的小股贵族势力，雅典在其盟友中扶持的民主政权很可能有着更强的能力。即便向雅典缴纳贡赋是一项不容置疑的负担，它终究确保了一定水平的安全、秩序。但是，以如上方式提出看法将忽略问题的另一端。盟邦自身以及雅典势力范围之外的友邦是从一个有所不同、更怀敌意的角度看待雅典的，它们的情感可谓错综复杂。如果自由在精神上让雅典变得伟大，那么，一个灾难性的悖论在于：在别处，它会时不时地在压力之下扼杀自由。伟大的雅典人对此并非无知无觉，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地位做出解释和论证。

雅典帝国主义走向极盛系伯利克里之功，他连续多年（前443—前430）当选为将军，基于自己的强大个性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口才，在雅典各种大会以及政府中享有特殊地位。在修昔底德归在伯利克里名下，为定然反映了他的看法的一些演说中（即便它们没有逐字逐句地记录伯利克里所说的话），我们看到了雅典为帝国主义所做的辩护。和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它是以民主的信念为基础的。伯利克里以惊人的洞察力了解到这在雅典意味着什么，并且希望雅典将此传授给视其为“希腊的学校”、公正声言其大门总是向外邦人敞开的其他城邦。但是，在他看来，执行这一任务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用强力，他从中看到的是特殊的荣光。对他来说，雅典深入异域山川的进取之举堪称雅典最大的光荣，无需荷马为之吟唱，因为它们有相关的书写材料使之与世长存。他知道，这类观念一旦落到实处，招来的敌人或许多过赢得的朋友。但是，他对此并无畏惧，他认为：荣耀更为重要，对相关损失可抵偿而有余。故此，伯利克里将雅典帝国主义变为一种使命，其任务在于让其他许多城邦向雅典看齐，相应的奖赏是此举会得到人们永久的纪念。通过这种方式，他论证、解释了雅典所掌握的全新的可怕力量，而这种力量无论在用途上还是效果上仍未得到完全的理解。

雅典雄心的有形表现

这种雄心富有想象力且与精神相关的一面通过引人注目的形式，在一些建筑身上表现出来，它们是伯利克里下令在雅典卫城山丘建造的。这座石山俯瞰雅典，数百年来一直是雅典神庙的所在地，作为雅典成就的炫目象征，人们在很远处便可看到它。由于原来的神庙和艺术品在前479年便被波斯人摧毁，建造新的、更引人注目的建筑便顺利多了。前447年，帕特农神庙开始依照伊克提努斯的规划动工，督工者则是卡利克拉特。建筑花费源自盟国缴纳的贡赋，盟国由此看到自己对雅典的服从可谓实实在在。隐藏在帕特农神庙及其附属建筑背后的观念是：在城邦女神雅典娜的引导下，雅典已经通过施展力量赢得了无上的荣光，后来者需要登峰造极的艺术去表现它。帕特农是处女神雅典娜的神庙，她还以“守护神”、女战神之名著称。由此，合宜的是把她的塑像立在外面，当作她以及在其激励、引导下的雅典的力量和荣耀的象征，这样人们从周边很远的地方，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地，都看得见她。同样合宜的是，在规模上应将宏伟的入口以及附属建筑（山门）建得不亚于帕特农神庙，这是因为庆典期间敬拜这位国民女神的游行队伍要从此穿过。无论是帕特农神庙还是山门，在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时（前431年），均已宣告竣工。就这个伟大时代的雄心、荣光而言，这些建筑堪称最成熟、最启人深思的纪念建筑。

帕特农是一位女神的神庙，对于女神的真实性，人们是信之不疑的。装饰性的建筑表明了雅典人对于自己的看法。他们刻画了一些对抗原始生物（半人半马怪物）的战斗，由此表明雅典是从粗俗的野蛮状态中兴起的；他们还刻画了一些无比壮观、对雅典历史进程起到基础性作用的事件。东面的三角墙描绘了雅典娜在奥林匹斯山的诞生。天界如梦一般的沉静被其中一个完全长成的女神的突然出现打破了，回过神来的天界满是畏惧与惊叹。西面的三角墙描绘了雅典娜与波塞冬争夺阿提卡的战斗：两位伟大的神灵交锋，使人对他们的力量、作为感到恐惧。每个三角墙从不同的方面将国家神话形象化。如果说东面的三角墙表明了哪怕在奥林匹斯山，雅典娜这样的神灵的兴起都绝非等闲之事，那么西面的三角墙更是表明这位女神殊不简单，哪怕是海神，面对她都要战战兢兢。这不是寓言，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神话。身居神域的诸神原原本本地照着受其庇护者会接受的形式展现自己。两个场景都关乎力量（无论是刚刚兴起的力量还是全力施展的力量），都将雅典人自觉在内心发挥作用、据信属于神灵的无与伦比之力呈现在人们眼前。

即便在当下，雅典卫城的雄伟建筑处于损毁状态，但是对雅典的伟大而言，它们都是规模宏大、令人信服的纪念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是国家的一座真正丰碑，是全体雅典人的信念、对自身之所望的表现。如果说他们尊崇力量，那也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民族及其女神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现虽说并不带有炫耀性、夸耀性，却受到某些带有希腊、雅典特色的事物的规训。曾经的帕特农神庙的确富丽堂皇，状态完好，有雅典娜的黄金、象牙塑像，有惊炫眼目之力，虽然如此，所有装饰都服从于主导性的素约设计。雕塑只见于饰带（外面是看不到的）、高处的两个三角墙以及柱顶之间的柱间壁。它们无一能即刻间惊倒观赏者，毋宁说，吸引后者的是建筑那平实、庄严、有序的设计，连同它令人惊叹的比例。漂亮的大理石表面在日晒雨淋之下，带上了淡淡的黄金色，大理石柱则表现出数学之美与和谐。这种掌控力是雅典人天才的象征。无论他们的情感有多么强大，无论是什么想法、理念在刺激他们，他们都能使它们归于秩序，以既平实又无比庄严的样式呈现出来。这表明了雅典人是多么严肃。基于自己所有的讽刺和嘲讽意识，基于自己的骄傲或愤怒的大爆发，他们觉得本国的神庙必须符合作为其自由之基的法则理念。

作为解释者与批评者的诗人

雅典卫城展现了雅典精神的力量与荣光，但是，一个对生活怀有这样诚实、明智的看法的民族，绝不会满足于仅仅将它作为本国生活的呈现方式。与建筑、雕塑的大发展并列的是不落下风的诗歌成就，它也是面向全国的，且极其严肃的。由于诗歌以吸引全民的目光为念，是故它要有特别的力量和能力。诗人无需在庸俗市侩面前为自己辩护，亦无需向心中挂怀其他主要目标的一个社会证明自己。他的看法、力量、受众从群体而来，他本身便是该群体的特殊一员，并与群体分享着同样的观点。他不仅是解释者，也是批评者；不仅是本国历史的参与者，也是与此有关的思想的引领者。由此，确定无疑的是，在露天表演的戏剧便应该是雅典最有力量的文学艺术了。人山人海的观众在酒神剧场观看戏剧。戏剧起源于一种宗教仪式，并且从未丧失与此相关的特点。是早是晚不确定，总之，神对待人的方式是戏剧常见的关注点；戏剧深刻的思想性可谓一以贯之；戏剧提出个人的故事和大问题，并将其与当下的宗教、道德难题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戏剧维持了很高的诗歌水平，从源头而论，部分诗歌源于献给诸神的颂歌，不过，其内容之丰富当归功于富有想象力的思索以及在一个问题——神灵统治对人的行为来说意味着什么——上的敏锐感觉。戏剧还是一项城邦习俗。从根本上说，在舞台上短暂亮相的男女与当时社会中的真实人物并无不同；表演者说的是一种词汇丰富的语言，后者从文学史中受益良多，但是，它的部分力量也源自与现实语言的紧密联系；表演者投入严肃的悲剧故事中，这些故事看似远离现实，实则与现实有着启人深思的相似性。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希腊戏剧都是一种不亚于建筑的国民艺术，其功用较之后者亦不遑多让。天赋异禀之人把自己的非凡之思、富有想象力的洞见灌注到戏剧中；他们是解释者，通过他们的创作，通过理解他们的问题，我们得出了知晓雅典人思想的另一条路径。在一些国家，研究历史而不考察文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就雅典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诗歌提供了一些与时代特征有关的重要证据。

希腊悲剧并不总是现代意义上的悲剧。它无需而且并非总是终结于灾难。但是，按照希腊人的理解，它是悲剧，因为它有为宗教庆典而作的意图，而且就其主题而言必须保持高度的严肃。通过悲剧，雅典人将与自己有关、困扰自己的问题当中具有普遍性的方面呈现出来。尽管悲剧的主题几乎总是取自带有神话色彩的上古时代，这并未妨碍悲剧成为深度反应当时状况的作品。比如，在三部曲《俄瑞斯忒亚》（Oresteia）中，埃斯库罗斯讲述了一个关乎谋杀与复仇的可怕故事。它涉及一个杀害自己丈夫的女子、一个不得不弑母的儿子。不过，尽管古老故事带来的所有恐惧、激动以惊人之力得到留存，它迎来的结局却峰回路转，让人感到震撼。最后，身为人子的俄瑞斯忒斯（Orestes）被法庭洗刷了杀人罪名，这个法庭的原型就是雅典的高级法庭。这个结局反映出埃斯库罗斯对深刻的社会变迁有全面的认知——从家庭内部的仇杀到法治。三部曲结尾处的诗歌气势雄浑、动人心弦，它以富有想象力、令人信服的一种方式告诉世人：对雅典人这样的民族来说，法律意味着什么。由此，它便恰如其分地与守护女神雅典娜联系在了一起。雅典戏剧家正是通过这类手段，将自己对政治事件以及隐于其后的大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观众接受观赏悲剧的训练，以求掌握相关的门道。他们会明白戏剧家们所指为何，在离去时满怀对本城邦制度的自豪之情。

另外，悲剧还让雅典国民能对其行为中带有普遍性的方面进行某种自我审视和探索。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有一些一闪而过的事件，阅读任何相关材料都可能招来祸患。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索福克勒斯对它们怀有浓厚兴趣，并从内部了解到信息，因为他是伯利克里的朋友，甚至在前440年与后者一道当选为将军。他的方法是抓住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自己对其中与人类、道德有关的意涵的全面理解，用生动的戏剧将问题表达出来。最重要的是，他看似颇为关心与权力、动机、手段、风险有关的系列问题。在帝国主义日益得势的一个时代，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特点和产生的后果；对于帝国主义的鼓吹者，他并不害怕用戏剧来做出分析。他的《埃阿斯》（Ajax）围绕着原来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城邦当

局提出的新要求（与服从、尊重有关）之间的冲突而展开；他的《安提戈涅》（Antigone）牵涉不可更变的神法（它们让人背负一些无法逃避的责任）与暴君酷法（这位暴君恋权成狂，竟不知自己在做恶）之间的纷争；《俄狄浦斯王》（King Oedipus）涉及一位伟人，他本身并无过愆，却仍从高位跌落，饱受痛苦，因为神意如此；《厄勒克特拉》（Electra）谈到人事领域（human affairs）的一种状态，即法律不再发挥作用，男男女女不得不做一些可能有悖良心但无法推却的恶事。每部戏剧都用一种不同的形式将与权力及其局限有关的某个问题呈现出来。与此有关的含蓄评论精辟犀利，令人深感不安。如果说《安提戈涅》中的克瑞翁（Creon）是一个可怜人，沉浸在虚幻的声名煊赫中，那么，作为一个伟人，俄狄浦斯是手下子民的真正牧养者，却仍堕入灾难境地。在索福克勒斯最后的两部戏剧《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中，他通过奥德修斯（Odysseus）、克瑞翁描写了与道德麻木（它因权力而被深植于后者的受害者心中）有关，往前更进一步的案例。他的结论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权力充满了危险，不仅对个人幸福而言是这样，对个人的灵魂来说也是如此。就本质而言，权力隐藏了个人务必在意的种种堕落，由此得出的带有鲜明希腊色彩的结论是：智者当铭记，他在神面前轻如鸿毛。这些结论更令人瞩目，因为索福克勒斯本人从内部了解到关于权力、官职的信息。不过，他在作品中显露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真实情感。如果说他强调了对节制和中庸之道的需求，这不是因为他目睹了身边的相关实践，而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的同胞不欲行事过度从而走向自我毁灭，那么，这类东西便是极其必要的。

阿提卡的喜剧从大多数方面来说有别于悲剧，然而，它们在对生活的评论上却有相似之处。不唯如此，阿提卡喜剧本身也是跟狄奥尼索斯有关的仪式。它以天马行空的想象、通达肺腑的真诚直面当时的问题，绝不用神话的外衣来掩盖。阿提卡的喜剧家们以轻松戏谑的态度将在世人物搬上舞台，或者，将他们放在最可笑的位置上。喜剧的黄金时代看似是由阿里斯托芬带来的（大概是雅典帝国最后的20年），因此令人惊奇的是，它竟那样有活力、那样直言不讳，在暴力愈益猖狂的一个时代，它还那样为自由、和平、常识鼓与呼。喜剧中的玩笑令人赞叹，其设置的境况可谓荒诞不经。它们就其本身而言，是对生活做出的相关评论，一如悲剧家们得出的严肃结论。它有各样的武器，当然，我们并非总是能够确定它到底有多严肃，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通常是致命的。如果说阿里斯托芬的主要调侃对象是那些在伯利克里死后掌权的二流政客，伯利克里同样没被他放过，他的全部看法就是对伯利克里所持理念的一种评论，其中绝无赞赏之态。对他来说，帝国权力是与生活的优美、甜蜜为敌的，他用全部的荒唐言语，将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他怀揣着深沉的爱，对雅典深信不疑，但是，他梦想中的雅典是一个带有乡土气息的安宁之城，是农人、小商人的家园，是人心单纯喜乐、举止优雅得体之所。在他接受事实（有时他被迫这样做）之时，会准备提出一些富有远见的明智建议，一如在《利西翠妲》中，他以雄辩口才力陈：帝国应变为平等国家之间的联合体。他当然广受欢迎，其缘由不仅在于他的玩笑，他或许还是大量公共舆论（事态的走向令公共舆论感到惊骇）的优秀代言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激起了大量的敌意。不过，尽管遭遇了一两次罚款，他仍被容许讨论自己的喜好。直至雅典走向崩溃，年年岁岁，人们都能听到这种对该城邦最受爱戴的人物、广受赞誉的规划的无情批评。

无法预测的精神力量

一座城市可以容许自己被悲喜剧这样批评，它定然有着非比寻常的自信以及对真理的崇敬，我们需要追求的是更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雅典是靠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才能历经艰辛走向最终的命运。不过，我们或许会问：这种自信是以何种终极信仰体系作为依靠的？这一体系有什么样的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基础？对我们来说，重新把握希腊人对其神灵的感受殊为不易，不过，如果不做一些努力，那么，任何关于雅典的探讨都无法完成。或许，我们可以说，雅典人最伟大、最尊贵的神灵是诸种精神之力，他们在内心感受到它们的作用，而他们也合乎逻辑地认为，这些力量连同一位自在的神灵，也存在于他们自身以外的地方。正如雅典娜是一股既激励其手下民众的冒险精神，又引导、护卫他们的现实力量，酒神狄奥尼索斯也同时是诗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的灵感之源和某种更难以估量的在尘世发挥作用的力量。尽管这类神灵的本质在于他们的力量，他们却没有超脱于善恶之外。道德学家、诗人都认为，恶人最终要在神灵手下受惩。不过，关于神灵，还有更骇人的东西留存下来。总的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的，无法用人的行为规则加以解释，我们也不可期望他们遵守共同的道德。他们或许总是在没有提出警示或表明动机的情况下行惩罚、毁灭之事。人要做的是谦卑下来，希望他们的怒火不落在自己头上。和大海一样，他们富有吸引力、令人惊愕、使人行动起来，同样，像大海那般，他们喜怒无常，在看似前景光明之地降下死亡。希腊的政治与生活是在这个与荣耀尊贵、带来危险、神秘莫测的神灵有关的背景下展开的。人可以尝试效法神灵，甚至能获得短暂的成功，但是，最终他定要坠落。前5世纪，人们行事无忌，心比天高，隐藏在所有这一切背后的便是这种不确定性，它将一种几乎带有悲剧性的高贵精神赋予那些行英雄事迹的行为主体，他们对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可谓了然于胸。

探索精神成为破坏性力量

另一方面，这些在部分程度上出自本能的古老信念得到了一种探索性求问精神的制约。正如希腊艺术、诗歌当把其诸多不可毁灭之力归功于人们投入其中的艰辛脑力劳动，同样，在希腊人的生活中，亦可见费神费力、充满活力的思想的痕迹。从修昔底德的探索性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探索精神可以表现得多么令人惊叹，这些文字对于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那些权谋铁则有着惊人的洞见。不过，我们可以确定，修昔底德并不孤独，任何政治家但凡想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一席地位，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理性论证。雅典人能量的释放意味着智慧获得了巨大动力，受惠于生活条件（它们鼓励谈话，力推人们做出决策），这一过程得到强化。当这种精神与原来的宗教信仰相结合时，产生的结果不像我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充满危险。的确，直至前5世纪晚期，探索精神一直被用阐明、论证人们已从传统中接受的许多东西。这个时期是雅典的巅峰时代。正如它能够将贵族的优雅融入民主的框架，它也能够以对人的价值及其在神面前的地位的严肃思考捍卫古老的信仰。在最后一些年里，胜利从

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自信心也不若往昔，上文那种恰如其分的平衡被打破了，问题变得更加致命、更具破坏性——所有这些或许是事实。对一个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民族来说，欧里庇德斯、苏格拉底的精神或许过于沉重，以至于他们在接受它时必然损及自身。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无论是欧里庇德斯还是苏格拉底，都成了他们的敌人。大多数伟大的文明最终败于它们在美德上的缺陷，雅典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令其变得伟大的能量处于过剩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太过相信智力——它从阐明大问题转向破坏其前提——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这些过程走向完结之前，雅典发现了一种平衡，这让全人类能够在彼此之间达成团结协作，发现自身的各种力量。即使人类在这方面犯了错误，但相比他们获得的成功，或者这些成功

截至今日仍给我们提供的榜样与激励，这些错误也就算不上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