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报人本色的布雷先生

先从总裁蒋先生说起

我这一谈话，只能做一个开场白。因为我这次谈话，是从总裁蒋先生说起，不是从布雷先生说起。关于布雷先生，我所知道的比沧波先生少些，相处的时间也短些。我所以先从蒋先生说起，是因为蒋先生自北伐之后，此后中原战争、“剿匪”、抗战；现在一般研究近代史者所写的现代史，所写的蒋先生只是注重军事方面，不及其他关于文化、学术、新闻各方面。这样的写历史，实在是大谬不然！蒋先生的伟大功业，不是单纯在于军事武力。因为中国国民革命，不单纯是军事武功，而是伟大的政治的、文化的、革命的事业。所以蒋先生常说：“战争即革命。”北伐、抗战都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一阶段。而这革命是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的政治的、文化的运动，不是单纯的军事。如果把蒋先生看成只有军功，那简直是一个笑话，就很对不起我们总裁蒋先生了！

蒋先生对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态度

蒋先生对学术界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又有不同的态度，而对文化界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北伐之后，他与北平学术界的教授们有很深的关系，这中间的关键人是丁在君先生。蒋先生对北平学界人士之尊重在一般的文官之上，因为一般文官到底属于政府组织，是他的部下；而他对待武官，则完全按照军风纪，军事礼节稍有不对，他立刻就纠正，对文官则较宽假。文官遇见他时向他敬礼，若稍有疏忽或不合规式，他并不责备，而他自己的礼貌则很周到。这是他对文官礼节上的优遇。他对新闻界的报人之优遇，就我所知，有好几位。（沧波先生也知道，知道的比我更多，他知道的是内容，我只看到形式。）第一位是《申报》的陈景韩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在牯岭九十五号（即仙岩饭店）跟陈景韩先生前后房住了一个月，常常也做闲谈，陈先生说：“在中原战争时，蒋总司令在火车上办公，哪一回我不是在车上啊！”后来每年夏季，蒋委员长常上牯岭，常常打电报找人上山谈话讨论国事，陈景韩先生说：“哪一年我不是在牯岭啊！”由于陈景韩先生严守“报人不见报”的规律，不大出面，大家不知道他跟蒋委员长的关系。这是一个。

第二位是《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大公报》在天津，《申报》在上海，这是南北两大报。《大公报》是怎么起来的呢？它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它之兴起，我想，这跟张季鸾、胡政之等几位先生之努力有关，而蒋委员长之提携更有关系。张季鸾这个人，就我所知，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对文化上、政治上各界的人物，他很热心访问联络。在北伐之后抗战之前，北平的学术发展很快，张季鸾与北平学界人士，交往很亲切，到处他注意人，各种各类的人，尤其是学界的人。蒋委员长对他很重视。《大公报》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战之前两三年起来的，这跟蒋委员长大有关系。因为“九一八”之后，平津之地位重要，为全国注目之焦点，尤其是学界之动态，更受重视，这个时候《大公报》起来，业务大为开展。而张季鸾遨游于平津与京沪之间，也遨游于西南与华北之间，他与广西那班人也很接近；他能够知道政界的内情，所以有一个时期，《大公报》的言论和新闻，一般人认为是可以表达蒋委员长的政策。因为蒋先生对于党报——《中央日报》，常加指导，认为《中央日报》应该参预机密而不能泄露机密，应该知道政局而不应抢新闻。（这一段经过，沧波先生知之甚详，因他在《中央日报》很久；抗战胜利之后，我做《中央日报》总主笔，蒋委员长常对我们这么指示。）但是《大公报》则没有这些限制，所以一般人看《大公报》，所说到中枢的政策，都认为是可以表达蒋委员长的政策。《大公报》就是这么起来的。这又是一位。

蒋先生与布雷先生的关系

蒋总裁对党里的报人一样尊重，如对沧波先生、胡健中先生、潘公展先生、黄少谷先生，都礼遇有加，这跟单纯从政的党员颇有分别。从这一点上看，布雷先生和总裁蒋先生的关系就容易了解了。

布雷先生是一位报人，主持上海《商报》的笔政，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商报》是在五卅惨案之后起来的。五卅惨案后，抗日反英的风潮激荡汹涌，《商报》的社论尤被重视，但当时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当时有一个“十教授宣言”在《商报》发表，并以社论鼓吹，当时，我也署名在宣言上，也读过这篇社论。后来忘记此事，至抗战胜利还都之后，布雷先生翻出旧报，指给我看，说：“你也署名在内。”我才忆起这段往事，才知道这些社论是布雷先生执笔的。

布雷先生是以报人而从政的。但他从政和一般的从政不同。那时他在杭州浙江省教育厅长任内，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蒋委员长发表大文章，多数是布雷先生执笔的，却极少人知道。当时沧波先生也是代“大匠斫”之一人，也无人知。后来蒋委员长的文告越来越长，是抗战时期的事。抗战之前，蒋总司令的文告，通常只有短短数百字或千余字，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委员长的文告就越来越长。“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发端，不但蒋委员长的文告长，其他国家领袖的文告也是如此，如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演讲，都是越来越长。这时一般人才晓得布雷先生写文章。他从政不是从官位进来的，而是在统帅幕府里面做文笔的工作。

侍从室与陈公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世局日紧，国难日亟，这个时候布雷先生到南京跟随蒋委员长，到抗战发生的前夕及战时，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而实际上，原来只是陈公馆，即布雷先生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务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至三十年（1941）间，我进去的时候，军委会侍从室有第一处、第二处，后来还有第三处。第一处就有三组，第一组是总务，管财务和一般事务，第二组是军事参谋，第三组是典礼和勤务。第二处也有两组，即第四组与第五组。至于第六组，居第一处与第二处之间，军事情报归第一处，政治情报归第二处。第三处是管人事和训练，是后来才有的。布雷先生其时是第二处的主任。依然还是一个陈公馆，在美专校街一号，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这侍从室第二处对外是不行文的，如果有必要的话，那是“陈布雷”三个字，而不用侍从室第二处的名义，不过蒋委员长名义发出的电报或文件，下面还有好几个字。有人为请经费的事，拿了委员长的回电去向财政部孔祥熙部长领款，说是已蒙批准，孔部长看了电报说：“你晓得委员长名字底下还有一串字咧！”那“侍秘二”是最有效的，才是真的从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发出来的，其余的都是由其他机关发出的了。

布雷先生生活的大转变

布雷先生负起侍从室的重任，他就非常苦了。他原来是一个报人，而报人是过夜生活的，布雷先生也是一个豪爽的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蒸蒸日上，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凡侍从室工作的人都是六亲不认的。我在里头做了好几年的组长，起初还无所谓，后来也六亲不认了，甚至经常不能回家，也不能随便到哪儿去应酬，如果要到某一个地方必须预留下一个电话，而重庆并不是处处有电话的，这样便什么应酬都没有了。就是在办公的时间，大家一人一个桌子，背对背，就是面对面也不相干，一个人手里所做的事别人也不晓得。这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作风，并没有特别要求保密，而自然形成一种保守秘密的习惯。在这种情形下，布雷先生变成很严肃，很谨慎的一个人。而当重大的事情发生时，他更是缄密了。当史迪威事件发生，那是当时极大的秘密，布雷先生就好几天没有下楼，独自在楼上的小房间里用膳，我们有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一个报人豪迈的性格，出任最高统帅的幕府——没有幕府的名称，这是我在此处用的——却成为这么拘谨，这么谨慎的作风，这可说是一种矛盾。还有一个更重大的矛盾。

委员长尊称“布雷先生”

为什么蒋委员长这么尊重布雷先生？蒋委员长总是称他“布雷先生”，礼遇甚为周到。布雷先生是一个报人，当时全国的党、政、军的大权集中于蒋委员长的领导，而蒋委员长的领导之中，日夜丛集的机要文件函电都经过布雷先生之手，但他始终保持一个报人的书生本色。这就是一个矛盾。布雷先生可说是处于当时全国政治核心的最内层，而他依然保持一个批判主义的精神。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矛盾。在政治上，他保持批判的精神，而他却处在政治核心的里层。一个主持笔政的报人，从外面看里面，是一种看法，而主理机要的职官，从里面看外面，又是一种看法。许多艰难险阻为外间所不闻，也有许多穷形尽相的政治内幕为外间所不见。而他却是保持客观的批评的精神来处理。有时我们也说笑话，他说：“这样的一个职位，这么多人谋求，用各种手段来谋求，真不知什么意思？”我说：“布雷先生，国家的名器如果大家不来谋求的话，这国家就散了！正因为大家尊重国家的名器，所以尽力来谋啊！”

幕僚人才之不易

这话说来话长，此处难以细论，只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最高领袖想要组织一个好的智囊团却不容易成功呢？在抗战时期，党、政、军的大权集中于最高统帅之一身，一些学者、文人，一接近就想做官，一想做官，就不能忠于幕府，不能尽心诚意地贡献各自的意见，就要揣摩、附会，失去了文人学者的本色。若是得不到官位，甚至立刻就反。从前科举时代，有好幕僚，因为一个学者文人在科举上不能得志，他只好安心做幕僚。又如美国的总统可以有好幕僚，因为有学问的人若在选举上不能发展，也就安心地做幕僚了。但是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委员长集党、政、军的领导于一身，在委员长的跟前，许多高人才士一接近就变质了。布雷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报人，报人有广阔的视线，客观的思考，精确的批判，适于幕府的要求。布雷先生替委员长掌理机要，却始终保留一个报人的本色，居政治的中枢而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精神，所以委员长尊重他。

布雷先生与安眠药

布雷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年，精神就不能支持了，其失眠症就越来越重。委员长是从不失眠的，他的睡眠可以控制，半夜有情报，也要起身处理公事。布雷先生则常不能睡，他的安眠药一大箱，吃了三四颗安眠药也睡不着觉，身体也拖垮了，营养不好，眼睛有病痛，不能看小字，所以后来这几年他很悲观，以至不起。布雷先生常说：“委员长不知道失眠的痛苦，总以为害病不过休息几天就好了。哪知道失眠症不是休息几天就好的。”

布雷先生因为常吃安眠药，脸带灰色。我走过西南公路，车子到一个小镇，人都不见了，都去“吃黑米”去了。布雷先生有一次走西南公路，他的车子在一个小镇停下，独自漫步，居然有人前来跟他接头“吃黑米”，他非常生气，他说：“他看我这个脸色，竟然把我当作烟鬼，真是岂有此理！”

《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