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伦敦

大英帝国的首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这体现在伦敦城的体量上，也体现在伦敦城的影响范围上。蔓延的大城市群溢出了它的边界，吞噬了它周围的乡村地区，并且拥有450万人口。维多利亚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女王以及印度的女皇，她于1837年至1901年在位，为时60多年，世界各大洲相当大比例的人口都效忠于她。

伦敦的巨量增长——1800年至1900年间，其人口增长了五倍——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和对外贸易。伦敦是英国的主要港口和货栈，原材料沿着重要干线泰晤士河流向伦敦，然后成为货物，再往另一个方向流向世界市场。在被称为“伦敦城”的一平方英里区域内，跳动着帝国的黄金心脏。在这里最受崇拜的是黄金，这里坐落着银行、交易所和所有控制国家金融命运的商业机构。

贵族阶层的优雅生活以及暴发户的炫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三分之一人口都必须忍受的肮脏生活条件。然而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贫民窟（Rookeries），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贫民居住的棚户区，让我们想起在英国之前最伟大帝国罗马的首都内部的多层公寓楼。然而伦敦有一种社会良知，它表现为阶段性的大量慈善行为，比如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捐赠了50万英镑为伦敦穷人建造住房，许多这样的“建筑”现在仍然存在。

那是一个自信并且对未来充满无尽向往的时代。建筑业蓬勃发展并且伦敦的面貌发生了转变，新建的大桥横跨泰晤士河两岸，建造了堤岸，并且扩建了码头。市场、医院、酒店、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铁路迅速增加，伦敦的地下交通系统也诞生了。今天使用的大多数公共建筑——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家庭建筑——都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

威斯敏斯特的古老宫殿，部分可以追溯到诺曼时代。它在1834年被烧毁后，按照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的设计进行了重建。宏伟的新建筑是哥特式风格，并且成为“议会之母”令人敬仰的发源地，1852年由维多利亚女王开启，并且不久后女王授予了建筑师爵士头衔。

临近19世纪的尾声，伦敦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当时，伦敦拥有450万人口，比纽约多100万，比巴黎多200万，比维也纳多300万。任何了解18世纪伦敦的人——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赞美伦敦是一个繁荣、自主、紧凑的城市——都会对伦敦在短短一个世纪内的巨大扩张感到震惊。这种扩张主要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外贸的增长，二是大量发明创造在国内制造业的应用带来的工业革命。但是在对伦敦非凡成长原因的任何分析中，伦敦人天生的活力和聪明才智——这是伦敦人长久保持的特质之一——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伦敦的繁荣表明，英国这个由小商店主组成的国家（拿破仑曾这样描述）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这一名称来自迪斯雷利。

世界工厂

以下事实说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真实的。到1870年，英国的煤炭供应上升到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同年，联合王国与大英帝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贸易总额。19世纪40年代，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废除，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航运业的发展，使伦敦作为一个港口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1800年，伦敦码头的船舶吨位总量接近80万；到1880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800万。伦敦进口商品的价值是出口商品价值的两倍多，这表明伦敦首先是一个商品市场而非制造业中心。这些年间伦敦的情况也不过是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映。商业国家的出现，将以农业和小型制造业为基础的古老宫廷式的传统文明推到了一边，商业国家用尽它们的技术和耐力占领商业市场。在这方面伦敦是先驱，她的崛起和辉煌都由此建立。

这些年来，说起对于伦敦的第一印象，任何游客都会提到这座城市的宏大规模。一名美国驻英国公使馆成员曾在日记中作出的一些评论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60年代，某个5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从某个高地往南眺望着首都，他对他所说的“伦敦的规模”感到震惊；在描述他对伦敦的印象时，他用了一句简洁而有力的话：“伦敦是无与伦比的。”这座伟大的城市几乎是由一大片砖石、砂砾和石头铺成的，连绵不绝，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和海格特（Highgate）丘陵；穿过伦敦东区人口稠密的贫民区，蔓延至埃塞克斯的平原；穿过各式各样豪华的别墅，到达南部萨里郡的白垩岩和针叶林区以及西部古老的田野和兰尼米德（Runnymede），泰晤士河在那里静静地流淌。

金融稳健性

从伦敦的规模即可看出，它既是首都又是大型商业城市，因为这种二重性正是伦敦的规模和力量的真实解释。而在这两个基础中，最可靠、最重要的是伦敦长久以来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卓越地位。出于这一原因，好奇的观察家总是执着地想看看伦敦城——因为在伦敦，以及与之相连的码头上，到处都是金钱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喧嚣与繁荣。在这座商业之城的中心，英格兰银行散发着传统、优雅与自信。两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世界银行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银行在伦敦生活中所代表的意义，最好的体现莫过于“分红日”（Dividend Day）。20世纪，大多数拥有英国政府证券的人可以通过邮政系统领到分红；在19世纪末，当时这类投资者的人数远比今天少得多，许多债券持有者通常自己去银行领取分红。19世纪末，“分红日”产生了一项有趣的人性研究——富人当然占绝大多数。但也有一些外表邋遢、行为吝啬的人，他们可能持有数千英镑的金边股票，有些神情紧张的寡妇手里紧握着的可能是她们今年唯一的资产。伦敦和英格兰的财富和权势所有辉煌的表现——巨大的金锭、金币和半金币，一面是设计精美的孀妇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另一面是圣乔治自信且欢悦的形象——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比英格兰银行的稳固更能凸显伦敦的金融主导地位。紧挨着英格兰银行的是帝国金融机构的总部——股份制银行、外国银行、航运和保险公司、证券经纪公司和信托公司。所有这些宏伟的金融和商业大厦，就像它们周围的街道一样，都是男性的专属领地。就像当时的议会大厦和所有政府机构一样，伦敦城也对女性的发展要求充耳不闻。在20世纪末，虽有一两个进步的公司允许女性使用新发明的打字机，但总的来说，一切都是男性化的——高礼帽随处可见，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职员也在模仿金融家的精致便装和正装。

在伦敦城内，有依据证明，伦敦的发展和英国的生存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流动。在伦敦建立优势地位的过程中，商贸活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欧洲历史上也只有威尼斯能与之相提并论。伦敦的东端是货物交换的大市场——玉米在马克巷（Mark Lane）交易，橡胶和茶叶在民辛巷（Mincing Lane）交易，煤炭在下泰晤士街交易，羊毛在哥罗门街（Coleman Street）交易，钻石和珍稀宝石在哈顿花园（Hatton Garden）交易。在城外，泰晤士河对岸是啤酒花、黄油和熏肉的交易市场，在这些交易市场后面便是码头——码头是伦敦的大动脉，通过它，伦敦的生活与繁荣得到持续的供给。许多年前，人们常说，英国是在煤矿工人十字镐的镐头上立足的，290意思是煤炭是大宗商品，国家通过它支付食物和原材料的费用，并且伦敦的运转依赖于码头工人的肌肉与体力的说法也并非虚假。伦敦的命运与码头工人紧密相连，1889年的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889年夏天，几乎所有的码头工人都走上街头参与了罢工，他们要求按每小时六便士的统一标准领取工资。码头公司固执地坚持反对这一工资标准，但是公众舆论或许感受到了工人爆发出来的力量，倾向于反对雇主的行为。最终，两名罢工领导人来到伦敦城与公司代表谈判时，他们有了一段令人振奋而又非比寻常的经历，他们在这个显赫的殿堂里受到了商人群体的热烈欢迎与招待。这是伦敦潜在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例证，人道主义对伦敦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贵族的荣光

尽管伦敦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城市，但在巅峰时期，伦敦人的生活却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Ι）从小就熟悉欧洲的宫廷和首都，他在白金汉宫住过一段时间后认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一样“如此富丽堂皇”。白金汉宫或圣詹姆斯宫等英国宫廷的公共职能——如会客厅（Drawing Room）接见、男宾下午茶聚会（Levee）

或演讲典礼活动（Presentation）——展现的风格是严肃而不刻板，使人敬畏而不荒诞的。在这种场合，女士们丰富多样的衣服——昂贵的、色彩艳丽的丝绸裙摆，有琥珀色、天蓝色或深绿色——是坚实的财富基础的醒目标志，英国宫廷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财富的展现。一个参加过这种活动的美国人承认，他为这壮观场面的丰富多彩所震撼。

英国贵族与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类截然不同。欧洲大陆的“上层贵族”是社会中排外且孤立的群体——可能贫穷，但很骄傲，还有点令人生畏；但英国贵族却通过与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通婚不断地补充和更新成员。作为阶级融合的结果之一，在其他欧洲国家常见的嫉妒贵族的现象在英国表现得并不明显。实际上，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模仿他们的社会上层而非嫉妒他们。因此，伦敦上层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威尼斯鼎盛时期风行的商业寡头政治有一些共同之处。

富人阶层的庄严尊贵——这在贵族和边缘人群身上都能看到——显然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在首都的许多活动中都能感受到。例如，在威斯敏斯特——下议院和上议院——国家政府是在礼节与传统一成不变的背景下运行的。两院的议员总是穿着长礼服，头戴丝质帽子。当1892年第一位工党成员入选议会时，相较于他的获选，更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人感到震惊的是他竟然穿着花呢外套、头戴布帽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就娱乐活动而言，议会成员一般会加入一些俱乐部，选择哪家俱乐部则根据议员的政治偏好而定，那里的环境以及众多身着制服的男仆与稍往西一点的富丽堂皇的贵族住宅相得益彰。再例如，当时伦敦的热门职业是教会人员和律师，这两种职业的特点都是个人生活舒适体面，有的甚至称得上富足。在兰贝斯（Lambeth）宫和富勒姆（Fulham）宫（分别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主教的住所）举行的游园会是伦敦社交季的一大亮点。但即使是最成功的专业人士也不会忽视金钱的价值：有一次，上议院大法官乘车经过皮卡迪利大街（当时，他每年10 000英镑的薪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他的马突然狂奔起来，有人听见他朝着窗外对车夫喊道：“我的上帝啊，赶快买些便宜的东西吧。”

那些在伦敦城黄金地带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遵循着庄严尊贵的经商标准，他们的信条同样建立在成功和诚实的基础上。他们最为鄙视靠歪门邪道或运气投机获取财富的人。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末期一直有这样的人，就像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中期描绘的那样。他们也许有点粗俗，对艺术和文化漠不关心，太过在意吃喝之类的物质享受，但他们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他们遵循一定的规则，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所有阶级——贵族、议会、专家、商人，以及一大批服务、模仿他们的店员、仆人和普通职员——共同为大伦敦社会的管理机制提供驱动力。

硬币的另一面

当然，在任何有关此时伦敦的描述中都必须强调，即使这里有巨大的繁荣，即使这里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些都与悲惨贫穷和绝望幻灭相伴而行。在伦敦东区的某些角落里，肮脏和堕落的生活几乎无可称赞。面对来自工人阶级的听众，激进的演讲者们喜欢指责，大英帝国的无上荣光与帝国中心民众生活的悲惨存在巨大的落差。他们最爱问听众们一个问题：“如果在你生活的公寓中从未见到太阳升起，你属于这样一个日不落的帝国又有什么好处？”对于成千上万老实的伦敦人来说，或许没有什么能比周六晚上一家繁忙当铺里的情形更能令人清楚生动地理解他们生活的窘迫。家具、饰品，甚至一个人赖以谋生的工具，都被排队送到这些灯火通明的典当铺里去，当铺门前摆动着三个铜球的标志。普通人借此熬过周末，希望新的一周能有正常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伦敦的经济机制毫无疑问地由一天中的咒骂者——临时工——保持着良好的平衡。任何来到伦敦的游客都很快会被卑贱且蓬头垢面的家伙突然出现而吓到——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渴望通过帮你牵马、清扫街道上的粪便和泥土，或是叫一辆出租车来挣得一个铜币。同样，任何人早晨醒来都会很快注意到街上零星的临时工，他们怀着希望等待能有个普通工人——哪怕是公交司机或售票员也好——临时生病，好让他能有一天的临时工作。著名的图利街（Tooley Street）大火的余波提供了繁荣表面之下的极度贫困的另一个例证。码头附近一个装满黄油的大仓库失火，并且一直烧了好几天。融化的黄油随泰晤士河漂走，潮水将其沉淀。调皮的孩子们把烧焦的黄油和河泥的混合物捞起来，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来出售。

然而此时的伦敦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并且在这方面是欧洲各国首都中最杰出、最卓越的。291贫穷即为罪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萧伯纳在《巴巴拉少校》中讽刺“我们的首要职责是不做穷人”的观点，在19世纪末，这种观点在伦敦进步市民中已经不怎么流行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新事物：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与高度的繁荣相伴而行的，是那些在经济斗争中走向失败的人，而人们对他们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在伦敦，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将精力聚焦于这一主题，他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了对于伦敦社会环境的科学调查报告。这项研究主要基于学校访问者的报告和各种慈善机构积累的信息，后被收录在题为《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of London）的文集中。

在尝试分析贫困问题的同时，伦敦也做出了切实的努力来改善贫困。举两个例子：1865年非正统宗教在白教堂区（Whitechapel）组建了救世军，救世军的忠实信徒将忏悔的激励与食物以及住房的有形尘世福祉结合起来。虽然人们很容易嘲笑救世军［正如《纽约美女》（The Belle of New York）的作者所发现的那样］，但在亲近的熟人之间，这种嘲笑往往会转变成敬佩与艳羡的微笑。更传统的宗教组织提供了牛津楼、汤因比大楼和曼斯菲尔德大楼给大学和公立学校的年轻人居住，由此这些人可以住在伦敦东区，并且居民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品味更加高尚。大量的个人善举也展现出了这种社会良知。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为了伦敦利益而捐赠的善款金额令人惊讶。每年圣诞节，罗斯柴尔德勋爵都会送给所有公交司机和伦敦市中心的许多出租车司机两只野鸡。感激的人们常常会在他们的鞭子缠上与恩人家族的赛马同色的纹路。

来自东欧国家的移民，在恐怖的清洗和极度的贫困驱使下迁移到伦敦，他们确信自己将从迫害中逃离出来，并且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打拼谋得一份营生。这些人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中大多人在裁缝或靴子行业找到“苦力工”的工作。但伦敦在这里再次表明，即使是对这些移民（他们对伦敦能够给予的关怀期望很低），伦敦也不允许有严苛的虐待。在19世纪末，移民的状况成为上议院委员会着重调研的主题。当然，他们中很多人是犹太人——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伦敦至少有10万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受到了各类犹太人经营的慈善机构或组织的关照。

伟大的黄金之神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认为，伦敦的财富只在那些生活于优雅的宫廷、贵族圈子中或者经营良好的商业社区中的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方来的旅客或国外来的访客从其中一个终点站走出来的时候，会立刻意识到，他所处的城市是多么繁华喧嚣。在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对伦敦富裕生活的赞叹。他写道：“啊，她的夜晚，华灯璀璨！她有钱的金匠、印刷店、玩具店、商人、五金工、糕点师……这些是你的神啊，伦敦！”然而，如果兰姆能看到70年后的未来，看到19世纪90年代皮卡迪利大街、摄政街（Regent Street）、邦德街（Bond Street）和牛津街的辉煌景象，从街上的商店橱窗往里望一望，他又会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呢？任何到伦敦的游客只要漫步在那些街道上，凝视他左右两边装饰精美的商店橱窗，都能感受到这充满世俗诱惑的力量，并且看到人们是多么容易匍匐在黄金之神的脚下，对其顶礼膜拜。20世纪，伦敦的购物者已经习惯了商店的橱窗，这些橱窗可能很吸引人，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橱窗里只是冰冷赤裸的商品。19世纪末，为了吸引路人驻足，橱窗里琳琅满目是必不可少的。“所有放进橱窗里的东西”都必须是最完美的。例如，那些布料商店委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大匹的丝绸、锦缎和天鹅绒、地毯、衣料和毛织品、亚麻布、刺绣、针织品、花边手套和斗篷，全都堆叠在一起，各种艳丽的色彩交相辉映。

生意、商贸和买卖的显赫地位，会是任何来到伦敦的外国人带走的最深刻持久的印象。他会觉得自己是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的一分子。这种对商业的关注对艺术和文学自然也不会毫无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当然没有完全漠视文学艺术的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的确被当时盛行的商业风气所压抑。成功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高价，他们转而就会用这笔钱购买或建造粗陋的宫殿，以便在此举办老掉牙的宴会，供像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取得成就的人消遣。莱顿（Leighton）勋爵、米莱斯（Millais）勋爵和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爵士都是英国皇家学院的杰出院士（前两位曾担任院长），他们却都朴实地住在近郊，见证着维多利亚时代艺术的繁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皇家学院的私人观展日一般标志着伦敦社交季的开始，展厅也是英国社会、政治和各专业领域的领导者每年的聚会地点。在私人观展日，皮卡迪利大街会有好几个小时的交通混乱，墙上挂着的画作根本无人问津，但此刻的展厅大楼里却充斥着欢笑声、聊天声和花哨的社交礼仪。

伦敦没有艺术区。伦敦的艺术生与巴黎或慕尼黑的艺术生不同，除了教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轻松见面。尽管有这些不利的氛围，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还是成功地造就了一些精美的图画和建筑——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些艺术品也并非完全配不上一个处于全盛时期的伟大城市。然而与当时整个英国一样，在伦敦，人们一心追求的是世俗的成功，对文化全然漠不关心，即使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狂热的推崇者也不得不承认，并流露出遗憾之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曾以他特有的292充满激情的爆发来表达这种感受。他写道：“这些尖叫着的食肉人群为金钱和欲望而疯狂，彼此撕成碎片，彼此饿死，在每座宫殿的地板和祭坛的石头上留下成堆的粪便和唾沫。”尽管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有些夸张，但它确实引起人们注意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缺乏艺术修养（Philistine）的特质，这一点也在伦敦的生活中留下了决定性的印记。人们发现推崇舒适的生活并称之为“文明”太容易了。

然而我们必须有限度地认可这些批评，无论如何，就宗教方面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将很多精力投入到既非商业性也非世俗性的事务上。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的上流住宅区，礼拜日上午的游行几乎是强制性的。当时的人们蜂拥至教堂，就像后来他们的孙子孙女挤满了电影院一样；礼拜日晚上，要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找到座位，至少要在礼拜开始前

半小时赶到那里。人们对宗教的狂热关注使得伦敦的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极大。对于穷人的艰难处境，大多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神职人员和教会工作人员在走访教区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政客们——甚至是社会党人——实际上是根据教会提供给他们的事实依据来展开工作。伦敦主教和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是解决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的两个关键人物，这并非偶然。

多样、喧嚣和欢乐

19世纪末来到伦敦的游客寻找那些明显且壮观的荣耀建筑，这样的建筑曾经令意大利的城市熠熠生辉，或者寻找那些使人们专注于学问与哲学思考的建筑，这样的建筑是德国很多大型城镇的特征，不过这种寻找将会是徒劳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建筑确实存在，但并不明显——因为这些都不是伦敦的本质。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除了伦敦的财富，他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或许就是伦敦强烈的多样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个城市的欢乐和活力在吵闹喧嚣中清晰可见。这或许解开了伦敦的城市个性之谜：这确定地彰显了伦敦与其他欧洲国家首都的不同。因为伦敦给人的最主要印象是人本身，而不是砖块和砂浆。查尔斯·兰

姆再一次用语言生动的一段话描述了伦敦生活的这一方面，他写道：“我向你保证，所有的街道和人行道都是纯金的。至少我知道一种炼金术，可以将她的泥土变成那种金属（黄金）—一种在人群中喜欢待在舒适环境中的心灵。”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街道吸引了陌生人对伦敦各种欢乐生活的注意。比起人们仅通过剧院或电影院幕后模仿的悦耳的马车“哒哒”马蹄声猜想到的情况，伦敦街道的噪声要大得多。在晚上，睡眠轻的人能听见四分之一英里外一辆在凹凸不平的花岗石路面上——伦敦大部分街道都由花岗石铺成——快速行驶的拉货或者载人马车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许多

人认为，交通的轰鸣始于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但事实并非如此。丁尼生早在1852年就写下了“流动着的伦敦市中心的轰鸣”。虽然对老年人和神经脆弱的人来说，噪声无疑非常令人讨厌，但噪声也会使人精力充沛，这一点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并非完全错误，而且这无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激发外来者成为伦敦人的有效因素之一。

那时候，伦敦交通的壮观场面带给人令人难忘的欢愉。虽然当今公共汽车的红色邮筒精致且醒目，但它是单调统一的。而在60年前，街道上靓丽的公共汽车和电车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们可能是蓝色、绿色、白色、黄色、棕色、巧克力色、黑色或红色。它们被私人马车的朴素色调与用于出租的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明显破旧的外观凸显出来。伦敦所采

用的车辆制造工艺和涂装工艺理所当然是这一大都市引以为傲的事物，因为它们有助于产生引人注目且优雅的整体效果。双座马车的车身闪闪发光，金属锃亮，两个大轮子通常涂着黄色或鲜红色的油漆，这就更强化了这种效果。后来，出租马车装上了橡胶轮子，并且为了提醒行进路上的行人，在马的脖子上系了铃铛。注重琐碎细节的特质当时是伦敦人的标志，在马车里精心布置的一束鲜艳的小花是这一特质的体现。车夫坐得高高的，高于马车顶部，他对街上的情况有很好的掌握。通过车顶的天窗，车夫把街景盛况转述给车里的乘客，这是马车夫在伦敦生活中培养出来的机敏的见识。迪斯雷利总结了乘坐双轮马车游览的兴奋和浪漫，他当时称之为“伦敦的贡多拉游船”。

街道的活力和喧嚣蔓延到人行道上。人行道上最显眼的可能是一大群擦鞋的人。与现代城市相比，街道的清洁效率较低——因为街上有马粪——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擦鞋需求。最成功的擦鞋匠会为客户提供舒适的椅子，准备好足够的报纸杂志，他们打心里认为自己从事的服务工作与理发师同等重要。他们会在夹克上加入一抹令人愉悦的色彩：红色是最常见的，但根据不同的地区会有所变化——伦敦东区是蓝色，马里波恩（Maryleborne）是白色，国王十字车站是棕色。像那些出租马车的车夫一样，擦鞋匠们与顾客侃侃而谈、讽刺愤世，以此来消磨顾客的无聊时光。伦敦快节奏的生活影响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伦敦人，这点从那些做街头勤杂工的孩子们身上可见一斑，他们都速度飞快，仿佛鳗鱼一样。他们拿着刷子和铲子，穿着醒目的红色上衣，在快速行驶的马车中间猛冲，从马蹄的混乱中飞快地铲起马粪。这个工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如果孩子们受伤了，他们有权终生领取每周十先令的补偿。

繁荣下的挣扎

尽管街道上充满生机与活力，但它也同时提醒观察家，在伦敦繁荣的表面下，谋生的艰辛并未远去。路口的清扫工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磨损的扫帚经常从他的木把上滑落下来，他希望清扫一些步行的有钱人前面的小路以赚取一个硬币。一阵干风和一束阳光可能会使他们转变为卖火柴的。除了这些公认的阶级外，人行道上还挤满了典型的伦敦人，他们想做做小生意。这里展示着最令人惊叹的机械玩具，从发条双轮马车到会吠叫的贵宾犬，应有尽有。除了玩具，从手杖到喂金丝雀的绉叶菊，从衬衫装饰扣到滑稽歌曲，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路边买到。顾客熙来攘往、络绎不绝，所有的东西都是伴随着让人无法忽略的、不间断的脚步声卖出去的。许多小商贩一贫如洗，以至于一些小商品消费者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小贩今晚是在河堤上露宿，还是睡在小旅馆舒适的床上，他或她的硬币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时，仅在伦敦就有1 000多家这样的小旅馆，有些是给女人住的，有些是给已婚夫妇住的，但大多数是给男人住的。只要支付四便士，人们就可以放心地享受温暖和一夜安眠。但这种旅馆的庞大数目也恰好说明了劳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这些街头小贩要么守着货物温顺地沉默，或者有时会发出抱怨的咕哝声，一项对这些街头小贩的分析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或多或少受到过教育，年景不错的时候甚至曾经拥有自己的小生意——是在经济斗争中走投无路的失败者。

饮酒：堕落与情谊

如果不描述酒馆生活以及它在当地民众娱乐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所有关于当时的伦敦的图景都是不完整的。然而剧院和音乐厅却没有像这些年一样取得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成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们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公众移民——外来游客和那些来伦敦享受传统夜生活的人。但是，在那些没有电影院、无线电、普及的图书馆和工人俱乐部的日

子里，酒吧为城市的常住居民提供了唯一的公共娱乐方式。把酒馆无可置疑的吸引力放到一边，我们应该谨记在此时滥用酒精的酗酒行为，以保证画面比例的平衡。各种社会工作者在调查伦敦最贫困地区的情况时，一致谴责酗酒行为，认为酗酒是造成该地区肮脏、堕落和贫穷的主要原因——通常也是唯一原因。人们的买酒时间几乎没有限制。每天早上6点上班之

前，工人们匆匆走进酒吧买一点杜松子酒，这种景象十分常见。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自由党的激进派认为，如果可以杜绝酗酒问题，那么政客们承诺的社会改革方案可以减少一半。

尽管如此，伦敦酒业的景象并非完全是黯淡的，伦敦酒吧里的朋友情谊和欢乐气氛显示出它更美好的一面。一位聪明的外国人曾经对伦敦公共汽车的目的地标识牌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他观察到，伦敦的公共汽车系统的设计，一定会把嗜酒如命的伦敦人从一家酒吧带到另一家酒吧。这一点不难理解，当人们记得最常见的站点名称是伊斯灵顿（Islington）的“天使站”（The Angel）、克里克尔伍德的“王冠站”（The Crown at Cricklewood）、纽灵顿（Newington）的“大象与城堡”（The Elephant and Castle）、亨顿（Hendon）的“威尔士竖琴站”（The Welsh Harp）、芬斯伯里（Finsbury）的“特贝庄园站”（The Manor House）或芬奇路（Finchiey Road）的“瑞士小屋站”（The Swiss Cottage）。这些都是非常伦敦有名的酒吧，但是伦敦人和善的品质似乎在这些更小、更僻静的小屋里神圣化了。威廉·W. 雅各布斯（William. W. Jacobs，1863—1943）曾经这样描述：

麦尔安德路（Mile End Road）转弯处的一家小酒吧——窗明几净，像一枚崭新的图钉坚守在街角，它安静又有格调，简直像是会客厅一般。在这个小酒吧里，大家都叫女房东“太太”，房东太太则直呼大多数客人的教名，还会和他们聊家常。笼子里养着两只鹦鹉，它们可乖了，从来不说脏话——除了有次有人在外面吹短号，吵到它们了——当时还有只金丝雀差点要唱出新声的金丝雀。在这些小酒馆（就像伦敦如此多的小酒馆中一样），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的东西——朋友的陪伴、温暖的煤火、擦得锃亮的玻璃杯、舒适安静的角落——都可以免费获得。一位从那个时代活到现在的老人这样形容酒吧的老主顾们：只是为了短暂地做自己，为了摆脱所谓的文明社会的枷锁和面具，为了聊聊家常琐事，为了发泄压抑的情绪，我们才在这酒吧里相遇。在这段时光里，我们都是作为人存在于世的熠熠生辉的个体。

人口激增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什么能比统计数字更清楚地说明19世纪人口数量突然出现的惊人飞跃。1800年，伦敦只有80万人；1820年，伦敦人口数量达到了120万；1840年，这个数字是180万；1860年，是280万；1880年，是300万。到19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本章开头引用的数字，即450万。19世纪末，那些在伦敦度过了一生的八旬老人，目睹了伦敦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滑铁卢大桥，他们见证了泰晤士河上每一座桥梁的建造与重建。这些老人同样还会记得英国国会大厦、大英博物馆的建造，满是肉类、鱼类和水果的农贸市场的建造，几乎所有的医院、银行、酒店、邮政总局、剧院的建造，特拉法加广场和矗立于此的令人敬畏的英国海军纪念碑的建造，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大道、金斯威路（Kingsway）、皮卡迪利广场、霍尔本（Holborn）高架桥以及维多利亚大街和泰晤士河沿岸河堤的建造，大多数码头的建造，有轨电车、地铁和火车站的建造。此外他们还目睹了大片的农田变成居民区。

虽然本章的重点是贫穷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但强调这一时期人们为改善贫穷所作的巨大努力也不无道理。一些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也许会争辩说，与当时更为明显的结构装饰相比，这些努力同样值得称赞。19世纪末，任何人回想起狄更斯描述的那些肮脏的街道和小巷，以及人们对住房条件改善的期盼，都会立即意识到这种进步对改善人类苦难意味着什么。在这场改善伦敦住房条件的运动中，美国人乔治·皮博迪成为先驱，他出资50万英镑为伦敦的穷人重建住房。在他的巨大的名为“皮博迪大厦”的公寓楼中，工人们在那里得到了配有浴室和洗衣房的住所。第一栋建在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s）。很快，其他的公寓楼在近郊——伊斯灵顿、伯蒙德西（Bermondsey）和切尔西（Chelsea）——相继建了起来。

在这些年间，学校的扩张同样令人印象深刻。1870年实行义务教育后，寄宿学校的数量快速增加。除此之外，面向中产阶级的学校和成人教育机构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因此，或许伦敦所取得的最引人注目、最卓越的成就在于为提高人民福利所做的努力。很显然，伦敦人自己也会把这个方面视为他们最伟大的胜利，毕竟如同所有生活在19世纪英国的人一样，他们相信进步和发展胜过其他一切。17世纪，为伦敦增光添彩的天才人物——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被安葬于圣保罗大教堂。他的墓碑上錾刻着告诫后人的自豪话语：如果你需要纪念碑，请环顾四周（Circumspice，si Monumentum requiris）。假如一个人漫步在伦敦街头，寻找纪念19世纪英国人民完成的社会改革开拓性工作的事物，那么他或许会想到这句话。威廉·伊华·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这一时期退出政坛，他写的一段话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从1840年到1890年的这半个世纪应该被称为“解放的半个世纪”。在这项工作中——很可能有人主张，这是天才的英国人民对欧洲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伦敦扮演了一个辉煌而显赫的角色。

一座被人群占有的城市

这段时期前的很多年，在18世纪的平静中，约翰逊博士与朋友谈话时说舰队街（Fleet Street）充满了生机。然后他补充道：“但我认为人类生活的巅峰位于查令十字街（Charing Cross）。”或许到19世纪末，约翰逊博士所说的这种巅峰向西移动了一点，来到了皮卡迪利广场。这种对人性的关注帮助外国人解释了伦敦最难以理解的事物之一，即伦敦的城市特点是通过群众表现出来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末期，任何有幸看到禧年（Jubilee）庆典游行的人都会明白：不是士兵们的华丽表演，也不是外国王子们的蹦蹦跳跳，甚至不是女王本人，而是伦敦的人民造就了这场盛大的禧年庆典。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当日，

女王乘车穿过伦敦。她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什么事情更加吸睛或更加重要——但她却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

伦敦市民们热情洋溢的幽默感常常来得毫无预警和征兆。例如1900年5月梅富根城（Mafeking）解围的消息使伦敦城出现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景象之一。直到晚上9点，胜利的消息才传到伦敦，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提前安排什么庆祝活动。人群似乎真的是从人行道上涌出来的。他们欢呼雀跃，占有了这座城市，就像1887年和1897年他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似乎阐释了那些日子里伦敦历史的本质——正如前面已经阐述过的——伦敦的象征是人，而不是建筑。

然而，随着19世纪即将结束，有显著迹象表明，自滑铁卢战役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英国商业霸权正受到严重挑战。多年前，迪斯雷利（拥有非凡的远见）曾说过，欧洲大陆绝不会允许英国继续充当世界工厂。这一点的全部真相非常明显，美国和德国都在取得巨大的进步，并正在占领英国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尽管即使在19世纪末，英国的贸易额仍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两倍。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德国和东欧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对英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些阴霾——诚然很小，但却越压越低——模糊了天空。人们展望未来，可能会引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布朗宁（Browning）的名言：

……暮光之城，

再也不会有高兴自信的晨光。

此外，有清晰的迹象表明，相较于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卓越地位，英国民众更关心国内的福利和社会公平，这在20世纪初变得更加明显。这些不祥的预兆在一战期间以及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快速地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伦敦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游行活动，沿着伦敦林荫路到达白金汉宫，以唤起人们对这一时刻的关注。温良亲和的社会风气是伦敦得以维持其强大力量的源泉，但是，那个8月的夏夜所发生的种种恶劣事件动摇了这一基础。自此之后，伦敦的历史轨迹被改写，不再尽是坦途。昔日的蓬勃生机不再，观察家也不再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澎湃活力。一位亲历了伦敦8月那个重要时刻的人，很好地总结了那晚的真相，他写道：“我听到了人们为自己的死亡而发出的咆哮与哀鸣。”无可置疑，1914年那场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也湮灭了伦敦昔日的荣光。

向特大城市的转型

如果伦敦的卓越地位随着1914年的战争消失了，那么这座城市的分歧就更明显地出现了。尽管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伦敦被其他首都超越了，但20世纪的伦敦仍在继续发展。一个问题有待回答，伦敦人的活力和高昂的精神是他们卓越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吗？还是说它们是一些存续于伦敦——变得更大，但并不更加出色，变得更欧洲化，而不那么帝国化——的内在特征（尽管以更柔和的方式存在着）？

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伦敦称得上是特大城市出现的序章。现在，20世纪中叶，序章结束，主乐章已经奏响——震耳欲聋、惊心动魄，使得听众的想象几乎超出了边界。因为，正如数据所证明的，伦敦已经成为特大城市。1961年，伦敦地区的人口超过800万，大致是大伦敦议会管理的人口。可见在60年里，伦敦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然而这绝不是全部，因为一块比大伦敦议会所管辖的地区更为广阔的区域现在必须被视为伦敦的一部分。完整的伦敦地区几乎从北部的罗伊斯顿（Royston）延伸到了南部的布莱顿（Brighton）；从西部的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和艾尔斯伯里（Aylesbury）扩展到了东部的绍森德（Southend）和切姆斯福德（Celmsford）。实际上在这个外围地区，人口数量也出现了巨大增长。在1961年之前的十年里，伦敦的老郊区——内环——人口略有下降；同时伦敦外环的人口增加了近100万。鉴于数字有时容易使人迷惑，而非令人确信，我们可以这样生动而简洁地描述伦敦的总体扩张：相当于每十年增加一个布莱顿大小的城镇。政治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十分兴奋，关注着这种惊人增长所带来的问题——简直就像绿头苍蝇绕着牛肉飞来飞去一样。但是，专家们所有的耐心、勤勉的工作、完美的计划、精明的准备都没能阻止或扭转伦敦的人口流动。这就摆在我们面前——混乱的评论和猜测中唯一明确的事实。

与缓慢的溪流走过的轻松道路相比，洪水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物：它的力量来自20世纪人类进步的历程中某种强大而深刻的东西，阿诺德·汤因比教授将其定义为技术的进步。两个事实揭示了这种潜在的力量。首先是环城绿带建设后，人口仍快速流动。诚然，环城绿带的设计初衷并不是阻止城镇扩张，它与拆毁房屋道路从而构建防火屏障不是一回事。30年前，伦敦市政议会首次提出了环城绿带的构想，当时顶多就是想将这条绿带当作分界线。但问题是，无论是人为划定的边界还是地理的天然分界，都不能阻碍这座城市的进步。甚至连健康问题——20世纪备受关注的事物——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所谓的“不健康的地方”并没有让人望而却步。正如摄政时代的伟大女作家曾在《爱玛》中提醒读者的那

样，绍森德以瘟疫和高烧而闻名。但是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那里就有超过1万名伦敦季票持有者。

另一个事实则更加矛盾。尽管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亨克尔轰炸机（Heinkels）和“V”型导弹让伦敦人四散奔逃，但人们随后又回到了伦敦，甚至人口倍增。因为在战争的危险时期，伦敦仍然能够像磁铁一样吸引新产业和新工人。

一个小国拥有如此庞大的集聚效应，其危险性对于所有人来说一目了然。这可能是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物。首先是家庭和工厂——现在无法理清的——错综复杂的混乱。1943年，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Patrick Abercrombie）爵士为伦敦市政议会起草规划案时指出，城市分区的混乱是伦敦市规划的重大失误。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项工业调查显示，整个伦敦地区遍布工厂……它们已经渗透到了真正的住宅区。”

他同样指出了造成交通飞速发展的累积因素——尤其是工商业区的选址距离雇工的家很远。这场沿着街道移动的斗争——正如一位警察局长很久以前说的那样——“达到了战役的级别”。最糟糕的可能是被前进的大潮所抛弃的东西。1924年伦敦地铁的海报上赫然写着：“离开这里，到埃奇韦尔（Edgware）去！”海报上，“这里”被描绘成冬天的贫民窟。如今，生活更富足的工人陆续搬离老城区，留下了空荡的房子（大多是维多利亚时代遗留的破旧房子）。这些空置的房子已经被占据，即将转变为贫民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杰利科（Jellicoe）勋爵这样描述这些被抛弃的老房子：“地下室就是公共垃圾场，屋顶也用来堆放破烂，门厅——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被当作公共厕所的标志，摇摇晃晃的狄更斯式楼梯上散落着各种用具，格架表面的灰泥层剥落，裸露在外面，碎掉的玻璃窗，随意丢弃的危险电器，公共盥洗室和浴室脏得几乎无法形容。”

在特大城市的发展中，对土地善意的滥用同样值得注意，这是一个不那么肮脏但却同样危险的事实。许多郊区住宅周围铺上了草坪，建了小花园，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宅。

有人看到了特大城市更加致命的危险。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爵士在报告的开头引用了一些社会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观点：“特大城市的归宿是特大墓地，它必将因过度膨胀而消亡。”一些研究人口过密问题的心理学家认为，城镇居民数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能忍受的密度水平”，个人空间不断被挤压是比炸弹更现实的危险。伦敦人昂扬拼搏的生存精神——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人们是如此推崇——难道注定要被自己无意中制造的压力所排挤？伦敦社会中坚定的个人主义——用阿伯克龙比的话来说——在20世纪正在进行的广阔画卷上继续存在下去会是不可能的吗？

存续的特质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忧郁情绪时常相随。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郊区生活传统及其历史可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传统上，伦敦郊区是独特的地方。戴着丝质礼帽的绅士将这里与伦敦市中心连接起来，绅士的妻子会训斥他们家里唯一的佣人：“起来，去给你的主人准备早餐！不然耽误了他进城，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这也许就是他们生活的本来面目。伦敦市中心，这个绅士主人工作的地方，对那些被绑在芬奇利（Finchley）或里奇蒙（Richmond）的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区域。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伦敦2000》（London 2000）中，给予我们这一切小事的一瞥。一个“郊区家庭”住在离伦敦61英里的地方，他们几乎每天都不在家——父亲在伦敦工作，母亲在坎特伯雷工作，儿子在一所技术学院上学，女儿在当地一家饼干厂上班。只有晚上或周末（大概是一般规律），这家人会回家悠闲地度过。我们既无法认为他们与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完全脱离，也不能把他们在大都市的那部分生活和郊区生活完全等同。直到今天，伦敦市中心的周边地区仍保留着许多珍贵的特质。斯诺登（Snowdon）勋爵曾指出，在维多利亚、切尔西、波多贝罗路（Portobello）、斯特普尼（Stepney）和罗瑟希特（Rotherhithe），仍能发现地方特征。比如当地人在与外地的陌生人交谈时表现得非常谨慎。爱德华时代的一位女士曾说过，圣约翰伍德（St John’s Wood）的魅力在于它的小花园，“你可以在那里洗脚但不被人发现”。这种独特的乐趣在20世纪中叶可能会少一些，但伦敦各个部分必定不是千篇一律的。

满怀希望的人可能会抓住更遥远的稻草。随着伦敦的发展，它覆盖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城镇和村庄——这与美国的大都市的发展进程完全不同，后者主要在未被占据的土地上蔓延。伦敦不断扩张，现代元素不断稀释但并未摧毁沿途的传统。或许我们仍可以希冀着，尽管这数百万人居于伦敦，但其中的几千人没准仍受到他们所定居的小镇或村庄的性格和习惯的影响，并像圣约翰伍德高贵的居民多年前说的那样：“你要能配得上在这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