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亦云：嘉兴往事

左起：沈性元、沈性仁、沈性真

嘉兴东栅口

吾家先世从湖州府归安县（归安后与乌程合为吴兴）迁居嘉兴。嘉兴一片平原，无山多水，府城之内兼治着嘉兴、秀水两县，民国取消府治，嘉兴、秀水合并为嘉兴县。洪杨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最后与清军相持，浙西府县经过出入争夺，地方受祸最烈，嘉兴地处冲要，于战事中糜烂尤甚。嘉兴东门外有一甪里街，本地人称为六里街，荒凉漫长，年久失修，相传本系繁盛之区，兵燹以后毁为瓦砾。六里街的另一头，接着一个镇叫栅口，俗称东栅口，即是我老家所在。我的父亲生在那里，我姊妹中我与二妹性仁亦生在那里。

我曾祖天桂，号林一，娶同邑黄氏，生三子一女，其少子行四，名炽，号少林，是我祖父。我祖父少年时，正值战乱，饱尝流离之苦，事定归来，家无长物，与两位伯祖在东栅口开始经商。此地水路四达，纵贯中国南北的运河从杭州起点，第一个所过大城是嘉兴，东栅口系必经之路，当地丝茧棉纱集散于此，祖父即以此贸迁辛苦起家。他性情豪爽，虽生于忧患，而看财甚轻，自恨因乱离失学，勉励后人读书是其最大志愿。他厌恶赌博，不许家人玩牌，虽年节不破戒。我幼时，闻伯叔辈每人擅长一种乐器，见我父亲打过一次锣，父亲拘谨，此事难于置信，后知音乐是祖父许可之娱乐。东栅口居户栉比，镇上早有救火组织，绅董们轮流主持，俗称救火的水箱为“龙”，掌值者为“龙头”，有警，由龙头指派工作。轮着祖父时，他常随众同行，帮着指点救火，地方上人喜他热心，称他“四叔”或“沈家四叔”。

祖父娶同邑陶氏，生儿女十人，五人早殇，成立的有四子一女。其第三子行六，名秉钧，号叔和，是我父亲，娶我母亲葛氏，名敬琛。黄、陶、葛三姓均为嘉兴故家，亦是我家最近三代母族尊亲。我大伯父秉衡，号达孚，年长于我父亲十余岁，早年颇有文名，曾为我父亲启蒙改卷。他入省乡试，流连不返，下第而归，从此落拓。五伯父秉璋，号彦士，首违赌戒；二者均伤祖父之心。我父亲十余岁时，从同里谭爱萱先生学，爱萱先生名日森，家有藏书，本未设帐授徒，祖父商得同意，令父亲住读其家。祖父早年，一心望诸子读书，未计及如何继业。不幸两伯祖均早世，无子，五伯父出嗣于三伯祖，我父亲出嗣于二伯祖，始令七叔在源昌纱庄学商。七叔秉荣，号季华，未成立而祖父去世，然终为纱庄继业人。

左起：性元、性仁、性真、黄郛、陶孟和、沈怡

我生之时，祖父去世已久。我六岁以前，在东栅口，与祖母同住源昌后面楼房。家里有大伯父母及其两女，五伯父母及其一子一女，父亲母亲及我姊妹、姑母、七叔。屋小人多，食指甚繁，家况甚窘。祖母非精干之才，然克己慈爱，合家忙碌，和气相处。伯母们与我母亲忙孩子们衣着鞋袜，帮姑母刺绣。祖母已六十多岁，闲坐即打绵线，从茧衣抽线可织绵绸，是嘉兴人最经常衣料，以制被褥单，冬夏咸宜。一只锭子，几两茧衣，轻便可携，是祖母随身长物。祖母打绵线，线断锭子落地，孩子们为她拾锭，她要买糖果酬劳，粽子糖、绿豆糕价廉物美，是我们最欣赏之酬劳品。平日，即有亲戚馈赠，都转手送人，不随便拆开包匣自享的。

吾家有几代坟亲，往来如至戚，有的是吾家管坟，有的是从前佃户。祖父未置田产，远祖祭田亦甚少，合族轮收租米为扫墓用，故佃户有名无实，我们一概称为坟亲；坟亲来，合家欢迎。有母女二人，年岁在祖母与母亲之间，祖母命我们称其母曰“方家婶婶”，其女曰“龙姑娘”。龙姑娘种出一种水果，小于柚，大于橙，似柑而不酸可食，她自己命名曰“蜜团”，颇类今美国之柚橘。吾家每年年终祀神供果，供至正月十六日方撤，其中必有她家的蜜团，市上所无。我常不解，嘉兴人多文弱，而妇女反耐劳苦，乡下妇女尤甚。又怀疑何以寡居妇女独多，亦乡间为甚。方家婶婶与龙姑娘均寡居，老犹力田。我不能忘记她们的腿，粗肿可怕，受姜片虫害，彼时不知，她们亦不叫苦。她们来时，总有新鲜出产送给我们；去时，我们总记得送膏药痧药，纸张有花有字，及科举时代报单，均受欢迎。爱美与迷信读书人心理，均自然表现。另一家坟亲，母子二人，子名阿虎，年纪尚小，阿虎的父亲已死，大家说他母亲强干，做得起人家。不知何时我母亲曾借给她家十元钱，我母亲不是宽裕之人，亦无放债之事，此举决非无聊交易。若干年后，我母亲去世，阿虎的母亲亦前死。一日，阿虎来，交我二妹洋两元，言系分期拨偿母债，却之固持不可。二妹对我述阿虎诚恳负责之状，犹深动情感。我二人均对此半成年乡下孩子，生无限敬意，愧为其所忻羡的读书人。

我曾经被请到乡下看“水会”，母亲为我换上干净衣服，让我一个人跟她们去。她们指明请“大官”不请“二官”，因我比“弟弟”大两岁易于照顾。“大官”“二官”是我与二妹小名，我与她彼此以“哥哥”“弟弟”相称。我坐在方家的船上看搭彩扮戏的船，一条一条在河上过。方家的船无棚，她们带着伞为我遮阳，还带着吃的东西。看“水会”我生平只这一次，不幸这日我晕船呕吐，归来母亲责我不能忍耐，有负方家盛意。晕船晕车之苦，拘束我许多行动与出门兴致，是无病之病。嘉兴人出门大都坐船，每年我们最少有两次大出门，新岁拜年与清明扫墓，都是一连几日。我虽然仍选择出门之乐，常要求母亲许我坐在船头，迎面有风，吹得清醒些。

东栅口老家无一点空地，母亲不许我们走到前面玩，惟一可见的宽阔天地是后面那条河。我虽怕坐船，却十分爱水，望着水，久坐不厌，带领我的妈妈养成我逍遥河边的习惯。我母亲嫁时，从外祖家带来女仆潘妈，使女吟梅。我生，母亲自乳我，而由潘妈带领，我称她“妈妈”。妈妈每日做完洒扫之事，带我到后门河埠，坐石级上，教我唱山歌，拍大麦，急口令之类。“风吹藤荡钟铃响，风静藤定静钟铃”一句要一口气说完，还要催快点快点。她在河边洗衣，让我在旁坐着，不许伸手弄水，我亦听话。河与妈妈是我幼时伴侣，最早朋友。我二妹亦爱水，她比我深入，摸螺蛳蚌壳，见到水里许多好玩东西，有时一个人溜到河边。一次大寒天，她和祖母的小丫头阿珊到河边玩，失足落水，阿珊惊叫，无人听见，幸有柴船救她起来。母亲急急为她换新衣新被取暖，煮姜糖汤给喝，她若无其事，甚快活。母亲不得不请祖母来训她几句，祖母从不会责骂人，何况在此光景，勉强拿手杖到二妹面前，在地上敲几下，戒她再到河滩弄水，将用杖打。这假怒与手杖之威，并未吓倒二妹，她后来又落水一次。

在东栅口，我姊妹日渐长大，无意中我亦识了一些字。一向在我父母计划中的家，是祖母以下全体，不仅仅是他们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后来姑母出嫁，七叔娶亲，祖母的心事可了。祖母最大的心事是姑母，姑母是我父亲之姊。祖父在日，宠爱独女，择婿甚严，久而不成，二十余岁犹待字闺中。后由祖母许嫁城内梅湾陆和卿（鸿翔）为继室，有前房遗下逾十岁之儿女三人。姑丈之母出自巨室姚氏，有严峻名。这件姻事颇使祖母为难，亦极担心。想不到姑母嫁后多病，姑丈来接祖母，两亲家极为相得，前房诸表尤欢迎。姑母嫁年余，产子病故，姑丈续娶之填房来认祖母为母，往来如常。直至祖母去世，姑丈与填房姑母携诸表，连已嫁之大表姊，都来尽礼。

祖母为姑母而常入城。其时，家里最能干有为之大伯母去世。大伯母宋氏与我母亲最相得，爱护我姊妹仿佛祖母。她时常鼓励大伯父不求事业功名，亦须殖产谋生。大伯父始终是个好好先生，无可无不可，曾从老店分新店，不久亏倒。大伯父没有儿子，吾家无蓄妾例，种种不顺，使大伯母郁郁以终。大伯母之死，促成我父母决心，奉了祖母搬出东栅口。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我的父亲

我母亲常言：“吾家是严母而慈父。”孩子有过，要父亲责罚，他左手执孩子之手，右手用两指在孩子掌上摸索，画圈圈，然后举起曰：“下次再错，要打手心。”手始终不下来。孩子们大声喊佣人，则必受教训曰：“走近去说，自己去做。”父亲自己对佣人，即使急要，亦言：“待你有空，为做某事。”父亲性拘谨务实，一生在书卷中生活，所心得，严守力行不怠，知之者许为孝廉方正。他早年为分祖母之忧，日间授徒，夜间应书院课，于光绪壬寅年（一九〇二）应乡试中举人。祖母年七十三岁去世，他哀哭不已，致咯血。我幼时，一日在抽屉内发见铅笔、橡皮、练习簿等一包，此在家里尚少有。我羡慕铅笔已久，向父亲要求取用。父亲谓原是阜升（辛嘉）送的，但他以为不宜浪费公物，是以搁置。阜升是我族兄，在浙江武备学堂肄业，纸笔由学校发给，此其剩余之物，而父亲不欲宽我取与之戒。

父亲自处及教儿女，首重一句话：“勿说谎。”我是第一个孩子，他取名曰“性真”。我上学，他正楷写“沈性真”三字，解释命名之义，且曰：“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我最小之妹名“性元”，他说：“元者，善之长也。”他期望儿女们都作诚实善良人。我深悔因同学笑我“性真”系僧尼名字，呼我“师太”，在投考北洋女师范学堂时，自改名曰“景英”，故名我的女儿曰“小真”，再传父亲之意。

新丰公塾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偶然集合的读书团体，表兄敖梦姜（嘉熊）来请我父亲去任教师。义和团之乱，关心国事的人，既愤联军之凌辱，亦痛清廷与拳匪之无知，嘉兴人尤其敏感。因在朝不主启衅，忤旨被斩首之大吏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均浙江籍。徐与许是嘉兴人，许家在嘉兴城内，传其生死消息，这件事妇孺皆知。有人避乱到乡镇，梦姜全家搬到新丰。新丰是嘉兴属下一个大镇，开通较早，一些热心人参酌新旧，办此公塾，在竹林庙，竹林庙因公塾而出名。梦姜后来鼓吹革命，出私财在嘉兴办学，自己上讲堂，我做过他学生，在讲堂他不是教书而是演说。徐锡麟刺皖抚恩铭案，继以绍兴大通学校案，及秋瑾案，他涉嫌隐迹，一日忽失踪，家人在河中得其尸体，民国后葬于西湖。我父亲非激烈之人，但素为梦姜信服。梦姜处家庭极厚，事继母孝，继母能画，其画常请我父亲题字，梦姜自己亦能画。辛亥在嘉兴参加革命的方青箱（於笥）、计仰先（宗型）皆新丰人，青箱系梦姜妹夫，仰先是我父亲学生。

我父亲在新丰时，嘉兴董政孚（定枢）先生有侄，少孤而又独子，从师屡不服教，送到竹林庙读书，态度骤变，家人归功我父亲，两家交谊益厚。我后来亦从政孚先生读书，与董氏诸姊妹均同学。

早在戊戌年（一八九八）之春，七外叔祖葛文濬，号慕川，在嘉兴办一学校，名曰“毓秀”，收亲友子弟入学，有中英文及数学功课，因政变而停止。侯官方雨亭先生来知秀水县，极力开地方风气，与慕川外叔祖商，筹设秀水学堂，是为嘉兴有公立学校之始。地方绅士都赞助，外叔祖母家高氏，岁认捐款。陶惺存（保霖）世丈在校任事，我父亲被聘为文史教习。秀水学堂在城内，吾家在城外，父亲每星期一清晨步行到校，星期六下午回家。他愿意住校，可与学生生活接近，认识其性情家况。有学生差一年功课，将辍学谋事以助家计，他往访学生之父劝说：“让儿子读书成功，有助于家计更大。”又往与另一热心同事商，共助此生完成学业。他曾陪送学生到杭州应考，在舟中提醒各人功课，某事重要，某处不可忽，催各人早睡定心。同行中之一人，在三十年后遇我，为历历道其事。

方雨亭先生在嘉兴，嘉兴人称之为“方秀水”，我后因膺白而识其令侄韵松（声涛）。癸丑（一九一三）之役失败，同志多亡命日本南洋间。一次，与韵松先生同船，他知我是嘉兴人，讲出其从江西事败逃亡，在浙江江山县被捕，意外得救的一段故事，与嘉兴很有关系。癸丑二次革命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夏，在江西湖口发难不到两月，各地失败。韵松在江西任旅长，事败，因长江搜查严密，不敢走水道，他绕道浙东，拟由陆路到杭州返沪。一路与护兵两人均易服称商人，遇盗，各剩衫裤随身，在江山县被捕。他自称姓施，福建人，在审问时，无意中露出某时代住过嘉兴。一日，县长邀与密谈，谓福建人某时代在嘉兴，“施”定系“方”之化名，说出自己与雨亭知县在嘉兴有素。留十日被释放，主仆三人出县署，有人追还一小包，谓系遗落之物，说无其事，定言有之。解开有洋三十元，义释而又追赠路费，“江山县”诚古道人，亦想见“方秀水”当年风谊。

秀水学堂在科举末期，集嘉兴城乡各处读书子弟，极一时之盛。不幸闹大风潮一次，倔强而优秀之分子，纷纷退学，其中不少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分子，而学校本身则锐气大减。堂舅葛湛侯（敬恩），时年十五，亦为退学者之一，他从秀水学堂出来，投考杭州武备学堂，遂习陆军。风潮起因为福音堂西人参观学校，误拉挂钟，学生闻声集合，以为无故鸣钟，有意侮辱，欲问责任。青年国家观念敏锐，积之已久，一触即发。学校执事本勤慎，拉钟之西人是一传道医生，对本地人有贡献，均不免为代罪之羊。

我父亲在秀水学堂的几年，每星期回家，是合家最快乐时期。他有两件嗜好，下围棋与喝绍兴酒。平日颇自克制，在家里则无日不饮，酒量甚大，但每饮以一壶为度，从下午喝到全家夜饭时。同街董政孚、沈驾山、张味秋诸先生，敖竹民（嘉熙）表兄，都是棋手酒友，往来无间。父亲故世时，政孚先生挽曰：“幸有诗书贻令子，不堪棋酒话当年”，棋酒确是实情。父亲饮酒，母亲必亲制其素喜之菜，红烧鳗鱼，清蒸黄鳝，常为吾家名菜。祖母在时，父亲必请同坐，祖母吃素，强求开荤，于是祖母先吃三口白饭，然后开荤，有时白天吃淡斋，晚上吃荤。无客而喝点酒以后，是查我功课时候。看课卷，若批语尚好，总说先生优容，母亲在旁添上几句“先生看父亲之面，其实不好”等语。看见不通，他并不责备，指出不通处，要我自己解释，说出我原来欲说的话；此比责备还窘，无法敷衍了事。我若说出，则曲意引我自己改正，是我所作而神气不同，我常先畏惧而后得意。

我后来，因见国文教师改卷多劳，改卷功夫数倍于上课功夫；学生则功课烦忙，只看批语分数而不看改笔，致通者自通，错者还错，曾屡向所识的国文教师建议，在讲堂改卷，每次提出一本，讨论修改，供全班观摩，余卷只批分数而不改。如此，国文教师节改卷之劳，而学生反多得实惠。惜因成例，事格难行。我这建议，系从父亲教我时得到的启示。

父亲被推为嘉兴劝学所总董，我已在天津读书，他任事仅数月而辞职。当时族兄阜升函告，父亲早出夜归，讨论兴革，几至舌敝唇焦。为节省以供教育经费，自己不支薪，不取夫马费。不得已而辞职时，对地方父老言：公家如此拮据，不能从中再支他一份薪，但家境要靠薪水维持，不能常此不支薪，只得求去。阜升以父亲的任事态度，与家里的艰难，勉励我用功。

我十三岁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最年长的同学比我母亲还大，最小的亦长我五岁以上。来宾参观，先生必呼我名答话。地方长官来训话，预拟的学生答辞亦交给我说。我变成不知高低，不识前途遥远一件样品。平常考试，我大概总在最优等。一次，我因抢先交卷，数学题未曾做完，数学我本来不佳，这次仅勉强及格。照章，功课一门或二门在某标准以下，虽总平均分数足够，仍不能列最优等。榜发，比我分数少的人在我前面。我写信给父亲，一半文过，一半牢骚，大责章程不合理。我的去信如火，父亲的回信如冰。他说，我的程度他很明白，名次不过与别人比较，他不以为意，他所在意者，我之责人重而责己轻，大失所望。父亲曾经批评我于恕道有亏，我读书好论是非长短，他说太刻，要吃亏。

北洋女师闹过一次大风潮，我不是起首，却是收场。风潮起因，是两个同学为庶务言语侮辱，众为不平，群起而哄。北洋女师为中国第一个官立女学校，不但膳宿免费，每月还有津贴。考最优等者每月有津贴十元，优等七元，中等五元，次等三元，不及格则无津贴，且须纳膳宿费。这个津贴数目实在不算小，因此大家用钱很松。学校有些执事不免意存轻视，看每月领钱近于领赏，然不敢得罪名列前茅的人。这两个同学年纪略高，功课时在挣扎之中，用钱不能不计较，与庶务发生口角。平心论之，我们抱不平，用不着全体卷铺盖以去就争，实在有点小题大做。后来大家明白过来，卷拢的铺盖一一搬开，留下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下台，我们受了记大过开除处分。父亲在上海得到消息，不但未曾责我，且写信给我母亲，说明咎不在我，回家切勿责备。吾弟怡，号君怡，从旧纸堆中发现父亲当年家信，为我提起，因而得知。我父亲对我，竟是溺爱到了仗义。我从学校出来，未及回家，被两位仗义的同学，先后接到家里做客。在天津住周道如（砥）家里，周家伯母与嫂氏，直当我义士看待。在北京住董蕙青（文英）家里，陪我参观中国第一个农事试验场开幕典礼，当时名曰万牲园。道如、蕙青均年长于我十余岁，与我同毕业于女师简易科。后来学校收回成命，派我到保定任教，北京与保定两处，是我同班同学任教最多的地方。我在保定教书一学期，暑假南归，不拟再去，学校函电相促，我固辞，向父亲要求进修。父亲初斟酌费用，后看我年龄学问不堪为人师，加以母亲的赞成，许我谢绝年俸五六百元之教职，从家里拿钱再读书。

辛亥革命，我出校门先奔前方，而后回家报告，父亲毫不拦阻。知我所参加之事有募饷一项，郑重嘱勿经手款项，说经手款项是最宜小心的事。民国成立，他立即奉行阳历，废拜跪之礼。他一向没有过激烈的言论和行动，但他的出处甚为审慎。清末，满汉的鸿沟表面渐泯，驻防旗人不惜与地方士绅结交。曾有同里朱君传杭州驻防某君之意，请我父亲任监督，筹设学校，教授八旗子弟，待遇甚厚，他不假思索谢绝，事后告母亲，无意周旋丰沛健儿间。洪宪称帝，我正因母丧由美国回家，听父亲讨论时事，痛恶叛国，他随口举出当时梁任公《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文，及孙洪伊反对帝制的电报中警句，不稍误。他在病中，记忆力还同平日一样。

我和膺白的婚事，父亲踌躇久而始允，膺白写很长的信给父亲述其家况，请父亲曰：“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父亲初见膺白，觉其才太露。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全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黾勉“胸膺坦白”四个字。我和膺白结婚时，父亲给我们一对金质小型图章，镌有名字，二次革命后我们化名亡命，这对图章既有真名，且似饰物，为免各地海关查验，我与其他饰物一并变去。这件事，我常常后悔，惟与膺白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没有负父亲的期望。

我父亲最后的职务，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后七载。他独力校印《资治通鉴》，后来参加编辑《辞源》。陆尔奎《辞源说略》中述缘起云：“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数十人，罗书十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我父亲是开始编辑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见过《辞源》预约样本上父亲的名字，亦见过他书桌上堆积的《辞源》废稿，他是连年埋头伏案的人。民国元年夏，我父亲忽患咯血，请假在家治病，犹念念不忘于《辞源》。母亲因医生之言，坚劝辞职，悉心休养，他深以亏一篑之功，久不肯决。书馆例，职员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恋其职，而实系恋其事。其后，中华书局来聘我父亲，待遇倍之，商务亦送医药费来。他未应中华之聘，终辞商务之职，距《辞源》脱稿仅数月。这年冬《辞源》脱稿，商务书馆取其单辞先印《新字典》，高凤谦《新字典缘起》云：“戊申游广州，与陆君炜士谈辞书之关系，所论大洽……至今年而脱稿，命之曰辞源，又刺其单辞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故《新字典》实由《辞源》而出，有《辞源》而后有《新字典》，后脱稿者先付印。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亲名字，而《辞源》无之，他临病不忘工作者《辞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产品，他从未提及。吾弟君怡侍父亲病，熟悉经过，他见民四（一九一五）《辞源》出版，列名编校者五十余人，其中无父亲之名。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亲去世，他如无其事未提过一句话，亦不介一点意。父亲如此，儿女敬其意不敢问，然亦终存于心，不能忘记。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先生欲约君怡继其总经理职务，君怡谢未就。这机会，他请问当年《辞源》与《新字典》编纂情形，陆君说，两书盖二而一，我父亲均躬与其事。时值中华书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务出来，同业竞争与人事恩怨，陆君即是其人，他是嘉兴同乡，他说父亲系无故受中华之累。

民国三十三四年之间，一日夏尊先生来访我，话题谈到开明书局。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长，最受钦佩的人，是开明发起人之一。谈到未来工作，他说：太平后拟编一辞书，为中学青年参考用。他随口举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词如何读，如何用，动词如何读，如何用，各造句为例，并邀我合作。我闻言答曰：我原是一个编过辞书者的后人，我有一个心愿，蒙不弃，必执鞭以随后。抗战胜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时事亦大变，我这点心愿不再有附丽的地方。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四期

我的母亲

洪杨之役，战事甫定，嘉兴府城里一位精干而奋斗不息的人，从小小生意做到事业满城，他是我外曾祖父葛樽号云甫先生。外曾祖的父亲书山公名登銮，有文名而困顿场屋，应乡试十一次，荐卷堂备十次，终未获一第。外曾祖父在乱离中改行为商，论辈分，他比我祖父长一代，年纪差得不多。他有魄力，更有眼光，所经营俱民生日用之品。从吃的酱园，穿的布店，流通金融的钱庄，到住家的房屋，一件一件由近至远，事业扩展到嘉善上海。这些事业是乱后恢复社会生气所迫切需要，时势促其成功。他性好施与，实际他的事业也帮助当时许多人的生活。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第二个儿子文源，号星槎，是我的外祖父。

外曾祖父在世时，只有两个孙女：我大姨母及我母亲。我母亲出世时，他已得病，十分希望见一孙子，睡在病榻上，常常问二少奶奶分娩了没有。二少奶奶是我的外祖母。我母亲生下来，大家不敢告诉，怕他失望。一天，他忍不住又问，侍病的人谎言生了个男孩，他不信说：“是男孩？”还一声不响等待回答；在这点上，他是遗憾而终。

我的外祖母朱氏，原与葛家有亲，我不及见她，只见过她的弟弟果瓯舅公，是嘉兴前辈一个举人。外祖母生了三个女儿，家庭间不得安慰，二十几岁得了肠痨症，在我母亲六岁那年，她就抱恨而终。她病的时候，放心不下她的三个女儿，大姨母是内忍而寡言的人，我母亲是爽快活泼的人，她按她们性情一一叮嘱。盘算女儿的前途说，大媳妇要立榜样不好做，她的女儿不许给长子，无母的孩子少管教，立嗣儿子两头不着，她的女儿都不给。后来，我大姨母嫁桐乡沈氏，姨丈是个长子；小的姨母嫁吴兴汤氏，姨丈从小无母；我母亲嫁我父亲，是个出嗣之子：恰巧都违了外祖母的愿望。

我外祖父几个女婿中，是他亲自看中而主动结亲的，只我父亲。一天，他在一个文会里看见我父亲，回家倩媒送女儿庚帖到我祖父家里，愿结婚姻。我祖父祖母按俗礼与我父亲八字排算不合，送还庚帖，外祖父又将第二个女儿庚帖，倩邑绅沈穉庵先生送到祖父处。祖父说：“难得星槎先生如此看得起我儿子，我们一言为定。”我父亲母亲的婚事就如此订定，母亲比父亲小四岁。

我外祖母曾在病榻，以随身饰物给带领我母亲的女仆，要她照看到我母亲成年，此人未如所嘱半途辞去。外祖父请一位潘老太太来管我母亲姊妹，潘老太太是外祖家亲戚长辈，青年守寡，粗细无不能，曾因避难自沉于河，获救不死，抚母族夫族两姓之孤成立，实为我母亲的褓姆而兼教师。我母亲后来携我到外家，她还为爱护我母亲而管教我。我幼时十天穿破一双鞋，母亲还要在鞋头绣上一点花；穿衣服，要从内到外，层层摸得无折绉；剃一次头，要母亲和我的“妈妈”轮流捉住我，甚至自己用剃刀毕事。潘老太太劝母亲节不需之劳，而且治我的过分刁难，我呼她“凶太太”。

母亲年十九岁出嫁，次年生我，又二年生妹性仁，又五年生弟怡，又二年生殇弟慧，又三年生妹性元。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乙卯九月五日以肠症去世，父亲扶病流涕而写“悼言”，其言曰：

元配葛夫人敬琛，同邑星槎明经次女也，明敏有决断，处事勤干，而待人至公，接物无忤，从未见疾言遽色。年十九来归，时先严弃养已五年矣，家计日落，夫人上承高堂，下睦妯娌，安贫守分，处之怡然，人无闲言。虑钧之羁家事而荒学业也，百计筹措，俾钧无内顾忧，得一意从师读。逾年冬，伯姊归同邑陆氏，贫无以为礼，夫人悉心筹画，不足，则自出奁资以益之。迨杭守林公创求是书院，又力劝钧应试而肄业焉。负箧四年，家中几无担石储，仰事俯蓄，一惟夫人是赖。未几，仲兄秉璋物故，遗有嫂氏及子女各一人，身后萧条，无以为家，夫人倡议迎嫂侄同居，抚养而教诲之。已而，求是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学者皆当纳学膳费，钧以无力故，不得已辍学。时届大比之岁，钧困于贫病，无志毕业，夫人以老母望切，劝钧力图寸进，以慰慈望，且筹得二十余金，借壮行色，遂以壬寅补行庚子辛丑科乡试，幸获一第。甲辰，计偕返里，越日，本生先慈弃养，夫人摒挡一切，贳贷典质，勉尽丧礼，不使钧毫末劳心焉。无禄，伯兄秉衡、季弟秉荣，相继即世，伯兄遗有二女，皆已遗嫁，而嫂氏亦先卒，惟季弟有子女二人均幼，夫人迎娣妇辈同居，抚养教诲，一如遇仲兄后，然任务则愈重矣。逾年，以先考妣暨本生考妣暨伯氏兄嫂停柩有年，未卜宅兆也，乃竭力措资，为营窀穸于朱家村祖茔之侧。迨民国元年夏，钧以从事编辑商务印书馆历年积劳，顿遘肺疾，调治小愈，三年春复患胃病，其夏又患风症，夫人昼夜服劳，饮食医药，事事躬亲将护，乃得转危为安，然夫人之心力益瘁矣。夫人性好施与，见人孤寒疾苦，无论识与不识，辄解囊佽助，宁减缩己衣食，而不稍吝悔。戚族或以疑难事相质，辄条分缕析，立为剖决。尝语钧曰：君平日脑力过耗，今后事无巨细，当悉置度外，庶几静养以补所不足乎？钧颇然其言，孰意夫人操心过甚，乃反中道而弃钧耶？呜呼伤哉！

父亲的草稿迄今留在吾弟君怡处。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九月，母亲去世廿五周忌辰，在抗战中，君怡展视原稿，记其后曰：“先妣葛太夫人去世，公哀恸之余，挥泪写此，时不肖随侍在侧，父哭儿随之亦哭，此情此景，历历如昨。”我今录稿至此，泪亦不已。父亲之言，不是具文，而是实话，其中大半经过，不肖亦都随侍在侧，知父母之间，相互之体贴，共同之努力和克己也。

我一生第一次懂得“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神气，是我母亲把自己的嫁妆首饰，供姑母挑选。母亲是外曾祖创业以来葛家第一次嫁女，她比她姑母及姊姊都先出嫁，外祖父给的奁具服饰，十分周到，在我与二妹性仁都已解事时，许多用品上的喜字红绳还未拆去。外祖家是府城里人，往来亲戚，出入京沪，气派比东栅口及吾家都大得多。母亲的东西是姑母所羡慕，母亲体祖母爱女之心，看出姑母做续弦，有儿女和婆婆要面子之苦，请姑母任择所喜不稍吝惜。祖母感动的对母亲说：媳妇比女儿还体贴我。其后吾家曾一度遇火，母亲一日私下语我：“你外公给我那些东西，我送掉的常怕他问起，以后都放在火烧账上，不必再留着心了。”七叔的纱庄里有母亲一点存款，七叔死，折上尚有三百元，母亲见七婶悲伤，弟妹幼弱，即在丧次焚券。我五伯母七婶母先后搬住吾家，母亲时时告诫我姊妹，善待堂兄弟姊妹们，常言：“想着你们有父，他们没有，你们事事要让一步。”分糖果，我与性仁总在最后，性仁忠厚，所得常最薄。母亲自奉极俭，我姊妹幼时，亦除外婆家依俗礼制来新衣外，都轮穿旧衣或旧改之衣。拆旧衣是我最怕的一件工作，以旧布缝带，是我放学后常课。君怡小我七岁，他的尿布带子都是我初期手工成绩。父亲有时言，勿强我学针线，母亲以为能作自己一身之事乃自立初步。

母亲小名曰“声”，外租父呼为“声声”，后听我读书至“晋恭世子申生”，她说这个“申生”好。我家在东栅口时，父亲出门，外祖家及七外叔祖家往往争先来船接母亲。后来吾家搬到北门外，先住五外叔祖文炳号蔚南家房子，后又与五外叔祖家为比邻十余年。母亲有病，常将孩子送到外家，故我差不多在舅姨丛中长大。嘉兴话“声”“孙”同音，舅姨辈给母亲绰号为“孙悟空”，母亲笑说：“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不论在葛家在沈家，我母亲到，满座添生气，不决之事有办法，无母者当她慈母。我母亲临终，五外叔祖家四姨母敬琮在沪，与姨丈沈子美（承瑜）赶到嘉兴，冀作万一之努力。姨丈是个医生，四姨是母视我母亲的一人。

有一次，二妹性仁与我论母亲，她说：“我姊妹都算不好货，都算慷慨，但何能与母亲比！母亲给了人自己没有，我们给了人自己还有。”母亲岂但自己没有，她是没有自己。她最恶只有自己的人，对儿女小器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某次，她特意为我改好一件月白纱长衫，为赴一堂舅入泮之宴。先一日，有个客人带着儿子来，我听见她向我母亲借什么东西，出去对她儿子扮一鬼脸，被我母亲知道。届期，我将换衣出门时，母亲说：“小看人的人让人小看！”放下特做的新衣，给我穿件半旧长衫。又一次，亲戚家有事，照例父母做客必携我，父母不去则我为代表。这日，我临时生病，母亲拿我的衣服给性仁穿去做客，性仁得意而去，我不禁大哭。我之哭，一半是怨生病，不定是小器；但母亲生气说：“难道只有你，别人就轮不着，你病也罢。”平时我有病，母亲时来看我，或坐着陪我，这日竟置我不理。

我母亲有姊妹兄弟逾十人。七舅敬忠，号勖臣，是外祖父长子，继外祖母所生，幼时有神童之称，与我母亲最相友爱，外祖父母责罚七舅，母亲必挡着保护。母亲嫁后次年生我，带我到外家，七舅抱我放他床上，在他，这是给我极光荣的招待。他指着我说：“你为何不早一年生？去年生则姓葛，叫我阿叔，承继给我。”人以为笑言。七舅后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得病归，久不愈，俗有冲喜之说，外祖母记起前言，和母亲商，要我做他寄女，择吉日行礼，颇为郑重。他病愈，又患虎列拉而死。那年，外祖家住西街，吾家住柴场湾，从西街进城必经过柴场湾。一日，天已傍晚，外祖家佣人张四匆匆进城，谓系七舅病，去请拔号医生，母亲闻讯，一夜不宁。清晨，又闻外祖家有人入城“保福”，“保福”者人事已尽，求神添寿，母亲急奔大门，呼其人与语，她最后的两句话是：“廿七岁者的寿，给这十七岁的。”廿七岁者，我母亲自己。我其时紧随母亲身旁，见其恳切之状，闻其舍己之言。

家事渐松，母亲有余力做另外的事。这时代的男孩子，是犹豫于读旧书或新书，母亲总是鼓励人读新书。女孩子想读书或不能读书，她常常支持本人，劝说家长。她开始破除俗例拘束，近便的路，步行不坐船轿。有新鲜果点分送附近亲友，遣孩子不遣佣人。乡人入城卖菜卖果，经吾家如有交易，饭时留饭，天热给茶。有一每日经过吾家之小贩，本系店伙，因病两手拘挛，脱却长衫而作小本经营，其人最为我母亲所敬重，不许我们随众呼为“拘臂”，问其姓李，称为“李家伯伯”。此人每日销售之物，装在二篮，以绳相系，挂在肩上。前面之篮，装满小包黄豆、豆板、花生等物，是其太太为之炸好包好，定价一律，干净可口。后面之篮，是他转贩别人之物，大概为乡人自畜的鸡、鸭或蛋。吾家买鸡或蛋都从此人，母亲从不还价，必请他坐下休息，替他除下所肩之篮，行时再替他挂上。我们未见过他太太，然母亲同时敬此夫妇二人，能不顾虚面子，冲过难关，而合作自食其力。我离开嘉兴时，听说李家的孩子已在中学了。

吾乡每年有江北难民甚多，母亲十分同情，常常指点他们择地支席棚为居，耕废弃之土。沪杭甬铁路计议经嘉兴路线时，我父母为嗣祖父母坟近铁路，决定迁葬祖茔，空出之地即由难民自由垦种。母亲闻难民产子，辄倾筐觅我姊弟幼时旧物相赠，有难产者，嘱速送城内福音医院，愿作保人。

母亲一生，时甚短，力极有限，她尽量为人，尽量以用。我仰慕学习，不能及万一，然她的热情，时时照耀在我顶上。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

家乡的几位前辈

我写这个题目，为在报上读了一篇文章名曰“民清之际在长沙”，是左舜生先生的回忆，述及当时湖南教育界和几位前辈，不由我不记起同一时代在嘉兴的几位前辈。他们都改变了他们的前一代闭关自守之风，而出来唤醒世人，致力教育后辈。不过我是女子，活动和处境与男子不同，家长和社会所期待其成就亦不同，所接触不广，所感受有限，不足以概一代的前辈。惟其如此，我所遇到的几位前辈，为几个女孩子而用心不怠，是不寻常的。

我所从第一位男教师是汪京伯（镐基）先生，在同街吴姓，董政孚先生的姊姊家。董先生受姊氏之托，教育她的嗣子寿康，寿康我们后来称他银哥，系独子兼祧，家境甚好而性文弱，在近邻访求同学之人不得。政孚先生首开风气，将自己的小女儿六弟送去同堂读书。六弟名志中，与我同岁，于是董、吴两家家长想着来邀我，我父亲母亲答应让我去，这是嘉兴亲友间第一家男女同学。汪先生在吴家大厅的一边，一天到晚带着我们三个学生，六弟还只启蒙，银哥已开讲《孟子》。我在他们之间，常“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助六弟造句，听解释《孟子》，以前女先生教我书是不解释的。不久，汪先生考取赴日本学陆军，我们初次懂得留学和陆军的意义，先生要放下我们而走，定是一件前程远大的事。

这时敖梦姜表兄出私资办一学校，这学校后来化为“蒙养学堂”，最初没有名称，租屋在芦席汇。招生招到我家里，梦姜对我父亲说：“德叔（父亲小名德），大弟（指我）应同男孩子一样读书，求新知识。”我父亲的伯母娶自敖氏，是五伯父的嗣母，五伯母住在吾家，敖家在我紧邻，故虽属旁亲，往来甚密。芦席汇的同学，我们事先一点不知道，父亲听梦姜的话答应我去。我们这条街上，当时只有我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每天走半里多路去上学，有时母亲给我坐渡船的钱，则少走一座桥。芦席汇本不是住宅区，学校在一处很旧的房子，我们只有一间讲堂。何故设校于此？是否要打破读书只是士大夫家的风气？都不得而知。房子虽破，但课桌黑板，先生与学生面对上课，先生立而学生坐，则与我以前读书的规矩和形式都不同了。我是十来个学生中最小而惟一的女生，本亦男装，长袍马褂。我要改称梦姜为先生，他叫我依旧称他大哥哥。大哥哥和一位韩先生轮流上课，他们二人用的精神甚多，而办法很少次序，大半学生未有史地常识基础，他们却津津述美国独立、自由钟、波兰瓜分和清人入关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大哥哥善于讲这些故事，家长查问，我们读书很少，而我们听故事懂得很多。他有时坐着画画给我们看，叫我们学，但没有讲过基本入手方法。没有琴和其他乐器，但吟或唱的机会甚多。“四万万人，都是黄帝的子孙，要同心，要同德，恢复故土”，是他带我们唱的一首歌，那是显然革命口气，亦没有人注意我们。一日，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们，他得了个儿子，在黑板上写“弘德、毅生”四个字，是他给长子的名和号；还说倘有第二个儿子，将取名“弘权”，随解释“德”“权”“弘”“毅”等字的意义。这段不按轨道的教育，我曾向同乡的人谈过。民国十三四年，北京交通部电政司一个嘉兴朋友说起有敖弘德为母老请求他调，公事从湖北某县来，我托其打听敖君家世。其后政局变，我离开北京时无有消息，不知其是否梦姜后人。

韩先生我不知其名，他与梦姜一样热心，但神气是沉静的，教我们不久，回家病逝。他不是本地人，有人说他是忧时之士。他留给我们两首歌，无谱，但亦抑扬而唱，我寻声追忆出来如下：

山河公共器，前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世万纪，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址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两山夹带路逼窄，如往而回转折百，忽见老牛驾车来，运输米粟载充积，进步难兮进步迟，终不退兮终不息，不问千里更万里，能自极南达极北。

韩先生唱前一首歌，常坐着如念词曲，有时同我们一起玩时亦哼着。唱后一首时，常在我们面前踱方步，摹仿那老牛之状。我当时并不明白歌中之意，他的神气使我在解事时回想，而亦了解了词义。因韩先生的病故，而梦姜大哥又是喜活动的人，他要离开嘉兴，芦席汇的书房停办，搬到董政孚先生家大厅，称曰“蒙养学堂”，即在吾家对门；我自然照样去读书，这是我初次进的有名字的学堂。蒙养学堂学生加多，分了班，定出课程，添请教师。常川住校是一位从南翔请来的张仰枫先生，他是有过经验的小学教师。壁上挂满本国和世界地图，还有人种物产分布图。有一架小风琴，沈心工先生编的唱歌集中歌曲，大家都会唱起来，走出走进听到：“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水扬子江。”张先生带着学生捉迷藏、抢四角；他亦讲故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拉成长篇说书，说得有声有色。我没有上着张先生其他的功课，但在游唱和听说书队里，常常放了学还不肯回家。一向夹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中间，只有这一时期我尽了童兴，玩得很够。我不知这个学校的经费来源，亦没有听到母亲说过我的学费，偶有一次看见政孚先生从里面出来递给张先生一个纸包，大概是薪水。梦姜大哥的弟弟竹民三哥教我们珠算，三哥经常是在家纳福的人，可能敖家董家与这学校都有点关系。后来这个学校归政孚先生一个侄儿接办，我已经不在那里。君怡进的“养英学堂”就是由此而来，是一普通收费的学校了。我在蒙养学堂时，讲堂里最得益的是教文史的沈驾山先生，他常常伸缩国文历史混合教授，使读文时见内容，读史时有文味，将干燥材料变得引人入胜。

我们住的一条街柴场湾，因为有了蒙养学堂，成为儿童世界。每天出入其间者，女孩不少于男孩，引得年纪大一些的女子亦跃跃欲试起来。政孚先生三个女儿志华、志新、志中，甥女吴振华即寿康之姊，侄女文英，我的八姨母敬诚，都曾在家里——半从师，半自修——读过书，想要合起来照学校的读法。我曾经在吴家附过学，她们都认识我，父亲母亲正觉我在蒙养学堂玩得多而读书少，愿我加入，于是我又回到一间终日坐着的书房里。书房开始设在文英家，后又搬到吴家，请教师分班次，均由政孚先生做主。在吴家时，我们一共七个人，文英没有参加，七个人共分两班，志华、八姨和我一班，其他四人为一班。国文教师陈莲史先生膳宿吴家，以吴家大厅的一角为教室，凑现成桌凳，三人二人分坐，我坐在陈先生最近，独占一条小桌。

我十二三岁的两年，就这样每日在陈先生的座旁，年长的同学都是自动好学，我跟着受提携。政孚先生自己教我们地理，他看我们七人等于自己女儿的扩大，不受一点酬谢。逢年节，母亲叫我捧只鸡，或者佣人帮我提瓶酒送去，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受。范拱微先生教我们数学，要走相当一段路而来。有一个时期他自己办一女校，搬在敖竹民三哥家，很希望我们几人并入，而我们自有其乐不去，他照旧来。偶然得到物理实验用具，不惮带来试给我们看。范先生亦不受酬谢，他就是后来在佛学界闻名，著作很多的范古农居士。

陈莲史先生是我在家乡所从年纪最大的老师，他其时大概有五十多岁，布衣布鞋，神气朴实。他不像汪先生的年轻要顾前程，亦不若董、敖、范诸先生的家境甚好，可以自由用其心力。他是一位职业教师，而以教书为乐。他住在吴家，每日比我们先进书房，后退出，课余喜欢有谈无谈，谈的多半是掌故典故，不拘一格。我们书房里有四个剃发梳辫的人，陈先生和吴寿康是男人，董志中和我是女孩男装；在清廷治下，凡男子都这样装束。一日，他哼出一首诗来：“一念从君积已深，于今地下好相寻。儿曹莫漫收遗骨，留触人间起义心。”是清初一位不肯剃发而被斩的人临刑时口占，宁死不剃发就是死不投降的表示。我后来看《朱舜水集》，他在日本收了不少忻慕中国文化的弟子，当时秉日本国政的德川氏待以宾师之礼，特许其晚年从中国召一孙子侍奉；他写信给孙子，如果已经没有明朝衣冠，宁可他穿日本吴服来见，不愿其穿清人服装，可见汉人痛恨改装的心理。二百余年，我们拖着辫子，竟习以为常了。

陈先生批我们文卷与别的老师不同，他舍得给圈，起码是圈，常常双圈密圈，发见我们许多好处，使我们忽然提高自信心。他一面加圈，口里自言自语念康有为的诗：“南国菁华发达先，本来天女最雄妍。花神自有回天力，莫任东风再弄权。”若干年后，我与康先生的次女文佩（同璧）相识，还背得出这几句。陈先生没有教我们做诗，但他常以浅近易懂的诗句代话，或作话题。

此时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后来与膺白同认，我和他，还有不少朋友，都受任公书影响而趋向革命。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学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我自陈莲史先生教书时起，读任公书，卅年后在其身后，还读他那篇带病而写由他兄弟续成的《辛稼轩年谱》。宋代词人中，我是最喜放翁诗和稼轩词的。任公所举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我甚敬佩王荆公和张江陵，本人的集，别人所作他们的年谱，亦曾一再读。

当年嘉兴城里常举行一种会课，等于会考。地点大半在精严寺，有时亦借私家住宅。程度分初级、二级、三级，自由报考，列前茅者有奖品。我第一次报名初级，得奖地球仪一架，未曾得过见过，视如至宝。母亲最怕我看事太易，以后即令我跳出二级而考三级，曾敷衍过好几次。一次，在塔弄张子莲先生家会课，作文题为“《原法篇》书后”，我不谙题目出处，同考的人亦都茫然，监考屠保三先生不愿给大家失望，做主临时改换题目，我十分怏怏而归。父亲不在家，急待次日告知陈莲史先生，他立刻取出《明夷待访录》来。明儒我本只知崇拜阳明，渐渐地认识清初黄、顾诸贤，恍然以为“知行合一”原亦在是。我尤慕梨洲弟子万斯同，修明史而终为布衣。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春，我忽然接到一份从宁波寄来的请帖，请参加重修万季野先生墓落成典礼。这类事情在我甚少有，而帖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后经打听，知有人发起重修万墓，膺白曾以我名赞助。因他不久卧病去世，此事竟无机会向我说明。

约在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之春，一日，我姑丈陆和卿陪一女客来到吾家。除续弦姑母，姑丈从未有陪女客来吾家之事，这位女客即是别号“鉴湖女侠”，作“秋雨秋风愁煞人”诗句的秋瑾。她貌不美而甚清秀，态度文雅，不施脂粉，穿黑色长袍，说话是绍兴口音。我母亲准备茶果，与姑丈寒暄时，秋君同我谈读书，问我年纪。临行执我手，要我同唱“黑奴红种相继尽，惟我黄人酣未醒……少年努力须自爱，时乎时乎不再来”之歌。想不到不过年余，她为徐锡麟案余波，被绍兴知府满人贵福，拘捕斩首。其时我已在天津读书，官立学校不敢讨论时事，我看报见她供词和照相；她的照相一是留学日本时穿着和服，一是临刑跪绑之状，她最后的请求是免其裸体。我与她只有一面之缘，说不上私交，但眼见这样一个女子受极刑，对这张被绑跪着待死的相片，愤怒与同情不能遏制，私自蒙被大哭。徐锡麟和秋瑾二案，乃辛亥以前报上载得最详最多，且引起妇孺同感的事。我始终没有机会向姑丈打听，他那次陪秋瑾来吾家，是有意无意？

五六十年前，在我极小的范围内，所可记忆的几位前辈，境况好与不好，都不自闲逸。历史带给他们内忧外侮，他们自己都没有受过新教育，然而被时代所警醒。他们拿自己摸索所得，无条件给他们的后辈，他们尽了对时代的责任了。现在，人人以生活为第一，而生活亦愈复杂愈艰难，没有止境。然时代正还十分需要这种无名的启后工作，社会更需要有这类无心插柳之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