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复活逻辑”的尝试为何失败了

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王小波

各位好，今天是星期天，本来想给写了一周的反思黑格尔辩证法系列做个收尾，但今天太累了，卡尔·波普尔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写介绍他观点的文章我想多花一些精力、把它写好。所以这篇文章暂时先放一放，这个系列一周以来攒下的问题很多，我简单回应两个。

首先那些对这个系列并不友好的评论，这个系列写之前我其实就意识到了，我所郑强教授不对可能怒的人不多。说斯大林“农民饿死是对抗国家”，现如今中国也极少有人深刻缅怀这位“慈父”的了。但我说一点关于黑格尔的实话，跳的人一定不少，因为黑格尔毕竟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泰斗”（虽然昨天的文章我们从历史角度解析了他是怎么混上这个宝座的，这故事本身就是“存在即合理”的悲剧），靠他吃饭或者以信仰他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人恐怕是不少。

所以我并不奢望我的几篇小文章能说服所有人，我呼吁的只是反对者的容忍和宽容——不要在我的文章下长篇留言、甚至攻击谩骂，亦或者采用各种一望即知非常“辩证法”的说辞来邀我进行论战（比如“你对黑格尔这个人的看法太片面了，对于他的学说和人品也要一分为二的看”等等）。

凡是这类留言的读者，我基本都觉得我的文章他们没看懂，甚至压根没打算看懂。恕我不多费口舌了，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好不好？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点开每一个这种留言的后台，打赏基本都是0次0元，打赏金额为零的常客，却往往是最要求别人“一分为二”的大局观大师。他们既不打算理解写作者在现实中面临的物质和劳作，也不愿为我的工作支付哪怕一分钱的代价，却极度沉迷于在精神的避难所里，用宏大叙事来指点他人的江山。

对这类读者，我连一记罗素的数理逻辑公式都懒得甩过去，毕竟，这本身就是形式逻辑同一律下最经典的“白嫖”外延。

类似伤感情的话，我说过好多次了，不想再说了，请这类读者对我保持善意，不打赏也可以，但不要再进行攻击，我没空回。

行吧，说下一个问题，大前天我写斯大林那篇稿子的时候，有读者付费点题说：小西，能不能讲讲苏联取消逻辑学教育的故事，听说蛮有意思的。

好吧，今天我们就写写这个问题，而且既然读者付费了，我就把料给足——我不仅要告诉你苏联曾经怎么取消了形式逻辑教育，而且会告诉你苏联曾经怎样急于试图怎样恢复它，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苏联的思想界、教育界迅速被一种极度狂热、时髦的“辩证法”崇拜所统治。在那些激进的理论家眼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搞出来的、已经统治了人类思想一千多年的形式逻辑（也就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那一套），简直是落后、僵化、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工具。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形式逻辑讲究“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黑白分明”，这是一种固定的、静止的思想，形式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单一的、静止的、被西方所垄断的；而伟大的苏维埃正在大刀阔斧地改变世界，万物皆在运动、对立统一，坏事随时在向好事发生“辩证的质变”。

于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智力大扫除”：全苏联的所有大学和中学，都彻底取消了“形式逻辑学”这门学科，相关的教材教材全部被付之一炬。

任何敢在课堂上讲形式逻辑三定律的教授，都一律被打成“形而上学僵化分子”，开除、流放，永不录用。

取而代之的，则是那套云山雾罩、没有任何物理刻度的“辩证逻辑”。

从那以后，全苏联的学校里，老师和学生再也不用去死磕客观事实、去计算精准的数据因果链条，因为任何自相矛盾和逻辑撕裂，都能被高维度的“辩证统一”所涂抹解释。

黑格尔的辩证哲学迎来了一场比在他的母国德国还要辉煌的胜利——在苏联，他彻底击败了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培根和罗素，成为了官方唯一认可的逻辑。

但是，麻烦很快就到来了。因为苏联同时代正在进行的另一场运动，就是计划经济改革。

计划经济不管在经济上是否真正可行，它在实际运转中都是高度依赖数字的，某工厂某车间需要多少原材料、能够为下一级生产部门生产多少半成品，这些数字都要高度精细化、科学化，而这背后所使用的显然是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

然而，由于苏联已经取消了中学和大学中的形式逻辑教育，苏联新一代知识分子脑中的真根弦彻底断掉了，数据和事实是可以被“辩证法”（确切的讲是上级的垄断话语权）随意排定、任意裁剪的。

第一个灾难性现世报，爆发在国家的公文与苏联计划经济的指令系统里。

当中央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地方发布公文，或者地方向莫斯科写汇报时，整页整页的纸上，大多全是毫无边界的宏大政治词汇与辩证修辞的口号。各部委之间开会对齐工作，因为每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流动、并且随时变换的，所以常常是鸡同鸭讲。

比方说，某州某地要为新一期的五年计划制定生产指标，明明当地某个农庄去年由于政策失误只产了100吨粮食，但数据被报给邀功的上级之后，上级完全可以用辩证法对下级完成这样一番教育：“安德罗波夫同志，你们农庄今年的产量没有体现足够的阶级觉悟，要动态发展的看待问题，在伟大的苏维埃大局面前，这100吨粮食只是生产力（代替“绝对精神”）在“否定阶段”的曲折发展，它在给你们今年的指数级爆发积累量变。所以，把这些综合、扬弃地统合起来看（合），我们今年一定可以完成400吨的政治指标 ……”

是的，当斯大林在信中发表那篇宏论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在苏联有意无意把逻辑搞的这么混乱的人绝对不只他一个。全苏联都在陷入一种相似的狂热中，智商必须与良心一起泯灭，否则高到离谱的余粮征收指标，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

就这样，地方糊弄中央，中央敷衍最高层。这种跨集合的“智力偷换概念”，在两百年前黑格尔的柏林讲台上，这可能叫哲学智慧，但在现实苏联的计划经济算账里，这叫低级的、毁灭性的算错账。

斯大林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手里的统计公文数据没有一页是真的，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一架失灵的飞机，更糟糕的是，这架飞机的结构安排，还是每个细节都必须由驾驶员进行微调的。

如果说公文的注水、经济的浮夸还只是让苏联的官僚系统慢性中毒，那么在高尖端军工科技领域引爆的威胁，则让苏联决策层更加 上火。

到了20世纪40年代，苏联被卷入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一部分的挤出了苏联30年代经济奇迹的水分。而造导弹、设计雷达、分离核材料，这些硬核的军工科技则是不听任何宏大叙事，也不看大局的。在物理和数学的结构里，电路要么通、要么断，不存在含糊的空间。

可是这个视乎，老一批苏联学者绝望地发现，那批在新式学校里浸润了十几年、满嘴“对立统一”分配进实验室的年轻技术员和大学生们，连最基础的数学通项公式都配不平。当实验失败、数据出现自相矛盾的撕裂时，他们不从客观物理数据和实验样本上找原因，而是拿着辩证法跟权威教授们吵架，说她们不“讲大局”“讲政治”。

这方面最著名的笑话大约是农场技术员李森科诱发的李森科案，具体我不费笔墨详述了，总而言之，那是一场庸俗化使用辩证法的浩劫。

斯大林可以在看起来没那么重要的生物学上纵容李森科，但在更立竿见影的航天、导弹、原子能等产业上，与美帝的竞赛让他知道不改不行。

于是1946年11月斯大林亲自签署了全苏最高指令——《关于在中学开设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决议》，这份决意没有对十几年前对逻辑学教育的连根拔起提供任何道歉和解释，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行命令苏联各中学、大学立刻恢复形式逻辑的教育。

接下来的乐子就大了——逻辑学已经被全面取缔了十几年，那些当年敢讲亚里士多德、敢坚持“一是一二是二”的硬骨头学者，要么在大清洗中被枪决了，要么正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里砍木头。

斯大林的红头文件砸下来，教育部门当场就傻眼了：全苏联的高校和中学，连一个懂形式逻辑的年轻老师都找不到，计划明年就要上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老师啊。

为了完成最高领袖的政治任务，苏联政府上演了一幕极其荒诞的“抢救老家伙”运动。

秘密警察们拿着名单，连夜跑到古拉格集中营、流放地，把那些满头白发、快要饿死的形式逻辑老教授们一把拽出来，拍拍他们身上的土，紧急塞进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讲台。

这帮死里逃生的老教授，昨天还是“反动的形而上学分子”，今天就成了拯救苏维埃青年智商的香饽饽。

可是这些硕果仅存的形式逻辑教师人数实在是太少了，全苏联只能采取“速成班”的模式，把一帮满嘴“对立统一”的哲学辅导员强行拉去进行短期形式逻辑培训。结果可想而知，老师自己都没搞懂什么是“同一律”“排中律”，在课堂上讲得是鸡同鸭讲，一锅乱粥。

这个事件造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后果，那就是苏联在上世纪40-50年代“逻辑学抢救”中搞出来的这批逻辑学教材，从内容到立意都是非常肤浅的。

由于逻辑学断代了近二十年，苏联连一本合格的教材都没有。斯大林末期紧急组织学者编写了两本官方教科书：

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大学用）

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的《逻辑学》（高中用）

但搞笑的是，这两本书自己都在互扇耳光，斯特罗果维契的教材讲述的是最原教旨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但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在写书的时候则完全放不开（毕竟形式逻辑前不久还是大毒草来着），所以在书中讲形式逻辑的同时还要夸与之对立的辩证法。苏联当时的学生在高中时代学了一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逻辑学，到了大学又一下子上难度，要学用高等逻辑思维解决数理问题，脑子彻底被搞乱了。

当然更倒霉的是，由于苏联当时国际影响力巨大，这种刚刚被抢救回来、半死不活的形式逻辑还影响了许多其他国家。比如当时的中国，其实已经有了一批相当与国际接轨的逻辑专家（如金岳霖、殷海光等人），但却不得不回退到苏联当时的逻辑教育水平。“苏联不改，我们也不能改”。

别急，乐子还没完。

在形式逻辑里，公式本来应该是纯粹抽象的，比如：“如果p则q，因为p，所以q。”（最基础的假言推理）。

但苏联的审查官员们一看，这怎么行？这太不讲政治了，缺乏阶级觉悟了！于是，逻辑学家们被迫在冰冷的数学公式里，强行塞进大量的口号私货。

于是关于“全称肯定命题”的例题就成了：

“所有剥削阶级都是反动的（大前提），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小前提），所以地主阶级是反动的（结论）。”

而关于“自相矛盾”的例题则是：

“托洛茨基分子的言论在逻辑上是必然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一边口称支持社会主义，一边在客观上破坏生产。根据矛盾律，他们的阴谋必将破产。”

但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假如有学生在自己的逻辑习题中喊政治正确、逻辑推演却谬误的政治口号。比如“斯大林是伟大的！”那么苏联当时的逻辑老师敢不敢判学生做错了？

不能。因为政治高于逻辑，只能算学生对。

于是苏联的逻辑课，慢慢变成了口号课。

还有个更要命的问题：斯大林复活形式逻辑的目的，原本只是为了让底层的技术官僚和工程师们“思维清醒一点”，好老老实实地造飞机、原子弹。但当形式逻辑这把纯粹的解剖刀一旦发到年轻人手里，用来解剖谁可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学生们在课堂上学了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转头一看《真理报》上的宏大社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这不对啊，这篇发言，在逻辑结构上犯了“强加因果”和“稻草人谬误”啊！这连最基础的逻辑闭环都配不平。”

类似问题愈演愈烈时，已经进入了50年代，于是苏联不得不再次改革，强行建立了一个“双轨制逻辑”。

他们给形式逻辑套上了一条粗暴的锁链，在教科书里强行规定：

形式逻辑只是低级的、初级的、只能用来处理简单日常事务和造导弹用的；

而辩证逻辑，才是高级的、宏大的、能够把握宇宙历史大局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金岳霖先生被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否定和批判自己搞了一辈子的学问说：“形式逻辑只能管一管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低级的思维活动；在处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历史大局时，必须向高级的辩证逻辑低头。”

这段话，形象的说出了逻辑学沦为辩证法“看门狗”的历史悲剧。

而且实话实说，类似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在很多人脑中还依然存在，甚至是我们社会中最普遍的思维习惯。

我这几天写文章，就不断的有人在留言中跟我说：小西，你说的形式逻辑是处理低端事物的，思考宇宙全局，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他独到的洞见。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呢？觉得小事用形式逻辑，大事讲辩证法。

但你有没有想过，认识和思考同一个世界，却兼容两套底层建构截然相反的逻辑，这个认知本身就是违反形式逻辑的，是矛盾的。

至此，苏联的抢救逻辑学运动彻底失败了。

此后行政和计划经济中蔓延的讲立场、讲政治就是不讲逻辑，以及空话套话连篇，一直蔓延、发展，直到这个红色巨人的毁灭。

认识不能妥协，真理无法双轨。当你在实验室里必须算对数据，而在社会现实中却被迫放弃是非对错、交出是非对错的定义权时，这种精神分裂的“双轨制”注定走向系统性崩溃。

或者我们可以用卡尔·波普尔那个著名的论断去结束这篇文章：

开放社会的基石，就是公民能够运用理性工具去识别逻辑谬误、揭露谎言、挑战权威。

自由与科学，逻辑是同时打开这两道门的钥匙，缺一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