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義田：趙高與秦朝的終結——談傳統帝制的一個結構性悲劇（增修稿）

邢義田

「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躯」

——《宋書·樂志三》〈黙默 折楊柳行〉

宦官弄權和秦、漢兩代的衰亡有分不開的關係。

這不是歴史偶然，也不是命運作弄，而是中國傳統帝制權力結構下幾乎難逃的困局。秦漢以來，統治大權理論上握於皇帝一人之手。在一人專制或「在余一人」的理論格局下，唯有英明的「聖王」在位，有效掌握大權，才不會出差錯。但是理想中的堯舜，千年難得一出。在上者除了開國之君，後繼者長於深宮，不諳世事，一般多庸庸碌碌。庸主在位，大權不免旁落。大權旁落和奪權鬥爭實際上是極常見的現實。誰園繞在庸主身旁，得到信任，誰就有狐假虎威，弄權干政的機會。宦官趙高和秦始皇、秦二世的關係可以說是一統帝制下，這一結構性悲劇最早的見證。

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不到四十歲的秦王統一了天下。他爲了彰顯自己遠邁古人的功業，改號稱皇帝。由於是第一個皇帝，稱爲始皇帝。秦始皇將統治天下的大權，緊緊抓在自己的手裡。據說天下的事，無論大小，都必須由他決定。他每天從早到晚批閲章奏，不完成一定數量，絕不休息。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說，那些博士、丞相和朝中的大臣不是「備員弗用」，就是「皆受成事，倚辨於上」。

秦始皇精明強幹，精力充沛。盡管如此，他在朝廷內外，仍必須有些親信爲輔佐，幫他傳達旨意並將旨意落實在具體的施政上。始皇信任的人有在外領軍的蒙恬在內輔政的上卿蒙毅、丞相李斯和身旁的宦官趙高。這些人在始皇的控制之下，像一群俯首帖耳，唯命是聽的鷹犬。他們除了協助始皇締造並統治帝國，不敢有絲毫越軌的行動。可是到始皇得病將亡的一刻，局面立刻改變。趙高爲了個人的利益禍福，說服李斯，聯手竄改遺詔，更立胡亥，爲中國史上不斷重演的悲劇揭開了第一幕。

這一幕的總策劃，據《史記·李斯列傳》，很清楚是趙高。趙高出身卑賤。據說他的父親因犯罪，受宮刑，他的母親也被沒入爲官家奴婢。後來他的母親和他人私通，生下他們幾個兄弟，仍姓趙，卻都受了宮割。《史記·蒙恬列傳》說他們兄弟「皆生隱宮」。據說，受宮割的人必須隱於蔭室中，調養百日，所以行宮割手術的地方就稱爲隱宮。

以上是根據傳世文獻長久以來的通說。可是自從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批秦代法律竹簡以後，我們知道傳世文獻裡說的隱宮的「宮」實爲「官」字之誤，應作隱官。曾遭受肉刑的人（但不一定是宮刑），受刑後會在隱官繼續爲公家服勞役。因此不少學者指出趙高只是生在隱官，卻不是曾遭閹割的宦官。幾年前北京大學刊怖了北大所購藏，據判斷成於漢初，抄寫於漢武帝或稍後時期的《趙正書》簡冊。《趙正書》稱趙高在被胡亥任命爲郎中令以前是一位「隸臣」（圖1），簡單說就是一個因罪被罰，成爲公家的奴僕或奴隸，並沒有說趙高是閹宦。看來傳統的說法或許有誤。

趙高原本是不是宦官？或僅僅是一位身份低賤的隸臣？這些年來《趙正書》的說法掀起學界一陣波瀾。《趙正書》簡冊購自市場，出土地不明，可是它的記事與《史記》相關記載又相左，屬於罕見的異源材料，極受今天學者的重視。

今天重視史料批判的學者特別感到興奮。不少人藉由批判理論和新材料解構《史記》的「一家之言」以及兩千年來被《史記》左右的古史框架，紛紛提出椎破《史記》的新見解。不少人據《趙正書》，指出《史記》說趙高爲一已之私，聯手李斯和胡亥假造詔書，先後殺害蒙恬、李斯，又欺朦胡亥等等都是漢人爲合理化漢取代秦，在醜化前朝的時代空氣下製造出來的說法。也有些學者挑戰《史記》，說趙高不是宦官。

這類破舊立新的見解，在新材料出土或刊佈後常常出現，[1]並不令人意外。古史材料有限，大家都希望有新材料，新材料確實有助於檢討舊史記事和敘事框架。《史記》和《漢書》等所謂的經典不可否認都有一定的立場、偏見和錯誤，確實須要不斷檢討和批判。近年大家從睡虎地秦律竹簡確證《史記》傳抄本誤「隱官」爲「隱宮」，或者從出土的兩漢律令和司法案例簡牘，質疑《漢書》對董仲舒在武帝時期重要性的描述以及所謂《春秋》斷獄在兩漢司法上的實踐，都是例子。[2]但出土材料是不是一定比傳世文獻可靠？足以動搖傳世文獻的地位？具體而言，《趙正書》和湖南益陽兔子山九號井出土秦二世元年詔書簡是不是就比《史記》少些偏見？更客觀可信？更接近真像？須要細細思量。

姑且不說《趙正書》來歷如何，請先一看《趙正書》通篇的內容和性質。正如不少學者已指出，它頗像戰國至漢初流行的語叢或說類著作。這類著作的一大特點即在較不在乎所說的來源或根據是否屬實，是否斷章取義或移花接木，而在乎說辭是否動聽，是否足以引發聽者共感，接受論說者的議論或教訓。《趙正書》篇首先說始皇臨終懷疑李斯，李斯自辯無異心，又爲表忠心，進而建言立胡亥爲太子，接著如同《史記·李斯列傳》，收錄李斯自獄中上言七大罪，實則自誇對秦有大功，其以退爲進的言詞技巧和口氣無異於戰國說客。《趙正書》後半部以子嬰和李斯輪番進諫，「秦王胡亥弗聽」分成段落，最後明確點出教訓：胡亥誤用趙高，不聽李斯和子嬰的勸諫，「身死國亡」。如果同意〈趙正書〉屬此說類之作，據以否定《史記》的記載能有多少說服力？不難想見。[3]

近來也有學者指出《史記》和《趙正書》都不過是記述了秦末同一場密謀的異說，文本性質都屬流言，都說不上是歷史真像，唯前者成於太史公，列入正史，佔據歷史記憶的主流，後者爲人遺忘，又偶然復見於今日，啓發我們去想像一場沒有硝煙的記憶戰爭。這樣的說法不無理由。由少數人協商於密室的陰謀，古今中外不知凡幾，其中真像永遠成謎的更不知有多少。後人除非能回到密室和謀議的當下，不管如何努力挖掘真像，甲找到的真像永遠可以被乙解消或質疑不是真正最後的真像。這樣解構下去，任何歷史事件一旦經當代或後世編纂，化爲某種形式的「文本」，也都可被質疑和眞正的真像有距離。真像不可得，歷史研究是不是就會淪爲一場虛無的遊戲？

不久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談漢代畫像和西周青銅銘文記載南宮氏伐虎方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變化怡巧可和《趙正書》與《史記》形成有趣的對比：前者是同一個故事的貫時變形，故事的人物和時代經歷千年都發生了挪移；後者則可說是同時代同一個故事的不同記述，人物未變，情節卻大異。二者都令人疑惑真像何在，千百年後的我們更是幾乎無以確認什麼才是真像。合觀二者，迫使我不得不再度反思：歷史研究是不是可能去追求所謂的「真像」？不追求真像，歷史研究是否就會沒有意義？在談南宮氏伐虎方那篇小文最後，我曾作如下的反思：[4]

因爲對照相隔上千年的沂州漢畫像和西周器銘，我們不得不反思上一世紀「科學史學」以「求真」爲歷史學科任務之説。簡單來說，古人或藉口傳，或藉文字，或藉圖像傳遞信息，形成歷史記憶。信息和記憶明顯會隨人、隨時、隨地而增添、消亡、扭曲變形，終致模糊了故事的「原形」或「真像」。

千百年後想要還原所謂的歷史真像，真像可得嗎？青銅器銘反映的就是真像嗎？難道不是造器者依主觀意志而刻意留下的印記？其中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吹嘘或隱匿？同理，漢代畫像折射的也是主觀選擇後的某些故事或記憶，不必然是歷史的真實。

「歷史真像」隨時空和記憶而流動，客觀真像不易尋覓和認定。相對而言，今人較能致力的不外乎在可能的範圍内，利用越來越多的出土材料，辨識和勾連已知的蛛絲馬跡，一步步去追索扭曲變形的軌跡和意義。

我相信這比窮追原形或真像可行，也較可能帶來更多的啓示。因爲我們不能不承認歷史記憶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扭曲變形的過程，理解過程背後的動力和因素，這本身即極具價值和意義。因爲在歷史過程中，發生作用和影響的往往不必然是所謂的事實或真像，而是變形後，爲某一時一地多數人普遍接受或相信的説法。[5]

基於同樣的思考，回到《史記》和《趙正書》的問題上。我們或許就可以換一個角度看待兩書，將問題的重點從追問「真像」轉移到漢朝人相信和接受了什麼？[6]爲什麼記憶戰爭的勝利者會是司馬遷的《史記》？一時一地人們相信和接受的故事是如何又爲什麼能化爲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勝利者的記述當然不必然就是真像。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史記》因師法《春秋》，或褒貶，或微言，或爲尊者諱，或採擇有失，離可能的真像有一定的距離，確實有訂正或補充的餘地。例如漢武帝親征馬邑失敗，我曾據《新序》質疑《史記》爲尊者諱而不言武帝親征，反以王恢、韓安國頂罪。[7]我也曾利用漢代墓室畫像指出荊軻刺秦王一事，漢代民間曾存在不同於《史記》的口傳版本。夏無且以御醫的身份陪侍在秦王身旁，目睹刺殺的過程，司馬談父子採信目擊者友人的轉述，不正是他們父子在可能範圍内一個較合理的史料選擇嗎？我們不得不承認司馬遷已盡其所能。但夏無且本人會不會自我吹嘘？或其友人又加油添醋？夏無且是否真如《史記》所說是一位影響刺殺成敗的關鍵性人物？卻是一個謎。因爲漢墓荊軻刺秦王畫像中並沒有夏無且的身影。[8]同樣記述荊軻刺秦王故事的《燕丹子》、《三秦記》也完全沒有提到夏無且；沒有，不表示夏無且這個人不存在，也不代表他當時一定不在殿上。但畫像和其它文獻刻畫的情節和重點顯然和司馬遷不完全相同。

司馬遷因此就不可信了嗎？近年新材料大量出土，我們開始見到同一故事較多的不同記述。如何拿捏其間的異同和斟酌何者較爲可信，成爲當前熱門的話題。盡管如此，私意以爲迄今還少有出土文獻能證明《史記》刻意作假或足以推翻《史記》敘事的主體框架。首先我們要注意，班固繼太史公而起，曾批評史公「先黄老而後六經」，卻不得不像揚雄《法言》一樣，以「實錄」二字讃美《史記》。不要忘了，班、揚都是遠較我們接近司馬遷時代的人。班、揚都曾留心西漢史事，都有意寫史，都對西漢人物作出評價，或真有史作傳世，也都曾看到或聽聞比我們今天要多，可供核查比對的材料。他們相信《史記》最値得稱頌的特點就是據實而錄。此後直到今天，似乎也沒有人能夠否認太史公曾經動用他那個時代可用的一切方法蒐集史料，甄別衆說而後下筆。其寫作態度之審惧和下筆之嚴謹，由此產生的「文本」與逞口舌之能的說類書有根本性的不同，可信度可以說不能相提並論。

具體而言，《史記》說趙高是宦人或書中通常所特指的宦者，應是斟酌各種傳聞和文字記載，嚴格考訂後的結果。《趙正書》所記則不過是衆多傳言中的一種。抄寫於武帝時期的《趙正書》宣稱始皇臨死前即已立胡亥爲太子，李斯和趙高並沒有竄改詔書等等，這是當時一種真實存在的說法，活在武帝時期又廣蒐材料的司馬遷幾乎不可能不知道，稽考後顯然沒有採信。[9]那時存在或流行的異說必然很多。可惜我們今天已無縁知道司馬遷曾聽聞和見過的各種材料，在所知不如他的情形下，憑一部說類書實難作出比司馬遷更好的論斷。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憑這一點就完至站在司馬遷這一邊，否定其它。因爲司馬遷也可能有失誤，我們仍必須自不同角度，多方斟酌。

漢世有點像今天，一般人對宮闈或政治內幕相當好奇，尤其在改朝換代之際，言禁鬆動，更容易有各式各樣不脛而走或刻意製造的小道傳言。例如陳涉起兵時即曾聽到始皇長、幼子相爭的傳言。再如呂不韋爲嬴政生父，如此私密之事，司馬遷如何得知？進而探信而納入《史記》？由此兩例即可見當時流言之多，真假難辨，連司馬遷都難逃獵奇和誤判的嫌疑。[10]《趙正書》和其它傳言異說流行於漢初，武帝時期仍有不少像《趙正書》一樣還在傳抄。司馬遷衡量所見所聞，不採《趙正書》之說，應是此說在他眼中甚至不如呂不韋爲嬴政生父那般可信。司馬遷將相信和接受的納入其書，包括夏無且的故事，不信和不接受的棄之在外，一時無法斷定的則兼錄多說（例如老子的年壽和時代）。因此相對而言，我較贊同另外一些當今學者的看法，即《趙正書》只宜歸入《漢書·藝文志》所說「道聽塗說」的小說家流，或《文心雕龍·史傳》所謂：「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之類。[11]

在諸多傳聞異說中《史記》其所以能成爲記憶的主流，正像東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許多官私史書，在無數相似著述的競爭中因質量相對優勝（不是說至無失誤或更爲客觀）而贏得較多人相信和接受，其它的敘事文本也曾爭勝一時，但後來較少人接受，漸漸被遺忘，化爲碎片或根本消失。

總結而言，在歷史過程中真正發生影響或作用的每每不是所謂的「真像」，而在於爲人們接受和相信的某些說法。這是爲什麼曾子的母親聽說兒子殺人，聽了三次，即由不信而信，投杼踰牆而走（《戰國策·秦策二》），爲什麼古今中外政壇上的掌權者常常不惜竄改歷史，透過各種手段編造故事，餵給好奇又無從分辨真假的芸芸衆生。小文無意於全盤檢討《趙正書》和益陽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詔書簡等等新材料，[12]以上僅略略比較《趙正書》和《史記》，以下想集中在趙高是不是宦官這一個問題上。

《史記》雖曰實錄，選材判斷上如前所說也可能有失誤，然而其寫作無可否認自有一套標榜《春秋》的筆法。這套筆法明顯有一定的立場和角度，遭來後人的批評，但也號稱不虛美、不隱惡，或直書或微言，爲後人所信任和師從，成爲上千年寫史傳統的一大典範。這不妨從近年出土漢初律令簡中的「宦皇帝者」一詞談起。

當今的研究已明確指出漢代所謂的「宦皇帝者」是指皇帝身旁和宮中服務的人員，兼有士人和閹宦。江陵張家山247號西漢初墓出土簡《二年律令》和336號墓出土《功令》多次提到「宦皇帝者」（《二年律令》簡217、291、294，《功令》簡35、37、131），「宦皇帝者」可省稱爲宦者。睡虎地秦律〈法律答問〉有一條「可（何）謂宦者顯大夫？宦及智（知）於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爲顯大夫。」這一條清楚證明宦者應泛指仕宦者，非專指閹宦。時代屬西漢中期至東漢初的肩水金關漢簡也有一條說：「〔接續先前某一簡〕爵左庶長；中都官及宦者吏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五大夫；孝者，爵人二級；吏民，爵人一級」云云（簡EJT26:32，圖2.1-3）。此簡字跡清晰，釋文無誤，也可證明「宦者」自西漢中期以後到東漢初仍泛指一般官吏。因此，司馬遷稱趙高爲宦人，沒說他是宦者，宦人是否即宦者或一般官吏？或者說「宦者」是「宦皇帝者」的省稱，因而趙高不是閹宦？

在下結論前，須要査査太史公在《史記》書中如何使用「宦者」一詞。太史公師法《春秋》，重一字之褒貶，嚴於措詞用字。稍一査考，不難發現最少有四點値得注意：

第一，先秦典籍稱宦官爲「寺人」，司馬遷統一更名爲宦者，以宦者專指閹宦。例如《左傳》所說齊國的寺人貂（豎刁、豎刀），《史記·齊太公世家》稱「宦者豎刁」，又說他是「自宮以適君」。《左傳》所說晉國的寺人披或《國語》所說的寺人勃鞮。《史記·晉世家》稱之爲「宦者勃鞮」。先秦的寺人，據《周禮·天官·冢宰》說:「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寺人毫無疑問是指服務於內宮，曾遭宮割或自宮的阉人，司馬遷特以宦者名之。另外可注意的是《史記·晉世家》明確提到宦者乃「刀鋸之餘」、「刑餘之人」：

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宫，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

身受宮割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即自稱是「刀鋸之餘」和「刑餘之人」（《漢書·司馬遷傳》），刀鋸、刑餘都指宮割，其義明確。《史記·袁盎鼂錯列傳》也曾記載一個文帝時，袁盎指宦者趙同乃「刀鋸餘人」的故事：

袁盎常引大體吭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説盎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锯餘人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由此可知宦者指阉宦，不是一般官吏，《史記》全書一致，沒有第二義。又刑餘指閹宦通用於漢世，不僅是司馬遷一人的用語。例如《漢書·蓋寬饒傳》謂宣帝時蓋寬饒曾因帝「信任中尚書宦官」，上書批評今上「以刑餘爲周、召」，這是批評宣帝信用宦官，像武王和成王信用周公、召公輔政一樣。

令今人相信趙高或非宦官的一項證據是《史記》竟然不曾直接稱趙高爲「宦者」，稱他爲「宦人」。司馬遷既然那麼在意措詞用字，篇何不直接稱趙高爲宦者而稱他爲宦人呢？私意以爲有幾種可能：其一即如今人所說趙高本非宦官，因此沒有稱趙高爲宦者。但宦人何指？傳世和出土的秦漢文獻迄今都沒有其他例證。宦人可不可能是指阉宦呢？秦漢時閹宦的稱謂，尤其是秦代，僅有一種？或多種？這須要先澄清。其二，或許版本傳抄上出了問題，誤抄宦者成宦人。可是爲何《史記》全書僅有一處抄成宦人，這一處偏偏出現在《史記·李斯列傳》二世和李斯的對話中？有無特別原因？或僅僅是偶然？是不是還有別的可能？

我相信有一種可能：司馬遷是刻意在〈李斯列傳〉中稱趙高爲宦人。何以言之？請先看看〈李斯列傳〉如何記載。〈李斯列傳〉記載秦二世對李斯說：「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二世口中的「故宦人」明確是指趙高。〈李斯列傳〉又提到李斯於獄中上書說趙高是「故賤人」。賤人在古代通指執賤役者。士人在統治者眼中也服役如臣妾，但士人一般除非因謙遜自稱，否則不會被稱爲賤人。李斯指趙高爲「故」賤人，應該比較像是指稱其早先的身份，二世說趙高是「故」宦人，也是指向趙高過去的身份。那麼，宦人會不會是一種賤人呢？

宦人原本很可能就是指寺人、刑人或閹宦，是秦代或更早的用語以區隔秦代兼指阉宦和士人的「宦皇帝者」或省稱的「宦者」。理由有二：第一，司馬遷曾見過《秦記》之類著記和某些秦朝記錄。在出土簡牘裡語意兩可的「宦皇帝者」或「宦者」之外，原應另有專詞指稱閹宦。可惜這些較原始的材料，目前尚不可得見。第二，春秋戰國以來，爲各國君王服務的人員，每稱「某人」，如寺人、樂人、陶人、庖人、酒人、獸人、凌人、腊人等。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文書簡中即有稟人、郵人、牢人、船人、舍人之類的服役人員。《春秋·穀梁傳》襄公廿九年「閽弑吳子餘祭」條，《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戰國末的穀梁赤明確稱刑人、寺人爲「無恥」之賤人，「不得齊於人」意即較一般人爲低賤。主體成書於戰國的《周禮》中有大量這類以「某人」篇名的服役人員。例如〈天官·冢宰〉「酒人」條：「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女酒和奚在古代都是執賤役者。孔《疏》：「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孔《疏》甚晚，但反映了一種存在甚久的認識。最少自西晉陳壽《三國志》起，書中「宦人」即與「宦官」、「阉宦」、「閹人」互用，這也見於兩晉南北朝至唐代成書的《後漢書》、《宋書》、《魏書》、《晉書》、《北齊書》等等。大家稍稍檢索史籍資料庫，即可見宦人和宦官、閹宦、閹人相通互用的情形。顔師古注《漢書·敘傳》「閹尹之啙」句，曰：「謂宦人爲阉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這與前引孔《疏》幾乎全同。換言之，除非穀梁赤、陳壽、范曄、顏師古和孔穎達等至都誤解，否則宦人即指寺人、刑人、閹人或宦官可以說是戰國以降千年間的通識。如果追本溯源，宦人一詞最少可以上追到司馬遷，甚至更早。

同一種身份的人不一定僅有一種稱謂，有些稱謂在歷史的過程中存留，有些不再延續。孔《疏》說「今謂之宦人」，可見宦人一詞最少沿用到唐代並爲大家所熟悉，因此孔、顏不約而同都用當時熟知的詞彙去注疏古書。穀梁赤、陳壽和孔、顏比我們早一、兩千年，他們一致認爲宦人即閹宦，應有他們那時尚可考見而爲今人不知的根據。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或不接受他們的看法。

接著要回答：司馬遷爲何特別在秦二世的言語中用「宦人」而捨「宦者」一詞？我猜想他是有意保留秦時用語，以便管造一個合乎時代君臣對話的語境。這頗像《史記·大宛列傳》提到贰師將軍李廣利與部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云云。武帝時的李廣利活在秦亡之後上百年，怎會在言語中說「新得秦人」而不說「新得漢人」？由此可知這是因爲司馬遷有意借用當時人們所熟悉以及匈奴常說的「秦人」指稱亡出漢邊或逃入匈奴的漢人，也就是利用習語去營造語境。後來《漢書》記述同一段對話，改「秦人」爲「漢人」，已有學者指出這是後人妄改。[13]如此一改，看來似乎較合於班固寫作的時代，卻丢失了司馬遷企圖管造的時代語境。爲什麼說是後人妄改？因爲班固在《漢書》另一處敘述投降匈奴的衛律面對單于時，敘述道：「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漢書·匈奴傳上》）衛律爲單于謀劃，無疑是從匈奴的立場（由「漢兵至，無奈我何」之語可見），在與單于的對話中使用匈奴的習語「秦人」。[14]司馬遷和班固都相當注意人物對話的語境，必要時會暫離當代，改用時空上較合於時代語境的詞語。由此可知《漢書·匈奴傳上》的漢人應是被後人改動。秦二世完至清楚趙高的真實身份，言語間自然會用合於趙高身份的稱謂。司馬遷或者見過二世和李斯對話的某種記錄，記錄中二世即以「故宦人」稱趙高；或者出於營造語境的考慮，才在二世的話語中特別以秦的習語稱趙高爲宦人。西此外必須指出〈李斯列傳〉曾三度提到其他「宦者」，他們都出現在司馬遷自己書寫的敘事脈絡，關乎《史記》書寫體例，非關對話語境，因此一致稱他們爲宦者。

第二，同樣地，司馬遷敘述漢朝當代的人和事，都以宦者專指閹宦。例如《史記·外戚世家》中著名的故事：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

這位誤事的宦者顯然服務於太后宮。竇姫侍太后，在被遣出宮之列。她想被遣送回離老家清河較近的趙地，請求主持遣送的宦者置她於「趙之伍中」。那知這位宦者卻忘了。竇姬有機會求他，可見他必然是一位在太后身旁服務的親信內侍。這樣的人只可能是閹人。再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中的故事：

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日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宫。」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宫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

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宫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皇太后身旁的徐甲因「貧」乃爲宦者，這是說他成爲宦者，不是因爲犯罪遭宮刑。而是不知何故，陷入又貧又急的窘境，無以生存，才不惜一切，自宮以進。因此他不可能是能行人道的正常男人。主父偃治「後宮宦者」，這位宦者服務後宮，也不可能不是閹人。再如《史記·樊酈滕灌列傳》中的故事：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樊噲等重臣因高祖不見群臣，不顧一切闖入寝宮，見高祖以一「宦者」當枕頭而臥，不覺心直口快，以趙高爲例，警告高祖。可見樊噲眼裡的趙高是一位在內寝侍人的閹宦或宦人。司馬遷記錄開國功臣之事，不可能信口開河。以上三例足以證明司馬遷筆下的宦者指閹宦，沒有例外。

無獨有偶，班固筆下漢元帝時有一個類似的故事。《漢書·京房傳》記載京房勸元帝不要信用宦官石顯，說道：「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盗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在京房口中，石顯被貶斥成與弄權的豎刁、趙高屬於同一類，京房所認知的趙高只可能是和豎刁、石顯一樣的閹人。西漢中晚期京房這麼說，東漢初班固這麼記，沒有異議，顯然通兩漢，大家都認定趙高是前朝的一個閹宦。

儘管秦代和漢初，甚至到西漢中期以後「宦者」都泛指仕宦於皇帝身旁的人，司馬遷遣辭用字自有主張，不必全同於秦漢律法或當時正式的行政用語。這一點，近年的研究者或者沒注意，或者惑於出土律令簡的權威性，以爲私人著述用詞也應與律令一致。例如前述漢初律令中有常用詞「宦皇帝者」，漢世著作多習用。裘錫圭先生即指出漢初賈誼《新書》論當世之政曾用「宦皇帝」一詞。[16]《漢書·惠帝紀》則提到「宦皇帝而知名者」云云。司馬遷官居太史令，不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宦皇帝者」，《史記》全書卻從來不用這一詞！

再如「宦者」在官方律令、行政文書和官印（圖3）中明確可指一般仕宦爲官的，司馬遷卻限定詞義專指閹宦。這一限定用法，不同於官方，班固卻師承之。一個清楚的例子見《漢書·蕭望之傳》：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裹，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以上敘述中的「宦官」、「宦者」和「刑人」爲同一義而明確和「士人」區分爲二。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以「宦官」指稱閹宦，《史記》卻不曾用這一詞。無論如何，在司馬遷和班固筆下，宦者都絕不是宦皇帝者的省稱或同義詞。

幾百年後寫《後漢書》的范曄也承用司馬遷定義下的「宦者」。范曄以續補太史公和班書爲事，自視極高。其〈獄中與諸甥姪書〉自謂所作贊「殆無一字空設」，「皆有精意深旨」，又謂「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體大思精，自古未有，無異於自誇其作超邁史、班。値得注意的是范曄在這封信中公然批評班固，也間接批評史遷。班書曾追隨《史記》，將漢世閹宦納入〈佞幸傳〉，范嘩大不以爲然，改入〈宦者列傳〉。又在〈宦者列傳〉序中清楚說西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亦引用士人，自光武中興「宦官悉用閹人（按：《後漢書》中華點校本刊誤謂：「宦」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他對什麼是中常侍官、宦者、宦官或內官，認識極爲明確，范曄不用語意兩可的「宦皇帝者」一詞，不隨史、班將皇帝寵幸的士人和宦官混同納入〈佞幸傳〉，而是單獨爲閹宦立傅，毫不含糊地沿襲司馬遷用詞，命名爲〈宦者列傳〉。

第三，司馬遷本人因曾爲李陵辯護得罪武帝，遭受宮刑。他自認這是他一生最悲憤難言的奇恥大辱。他在〈報任安書〉中說：「詬（按：恥也）莫大於宮刑」，又形容自己乃「刑餘之人」、「身殘處穢」、「又迫賤事」、「以虧形爲掃除之隸」（《漢書·司馬遷傳》），更說自己由「下大夫」淪落成「刀鋸之餘」的賤隸，其悲憤之情溢於言表。他因自身的遭遇，對同樣遭受宮割的閹宦，必然心有戚戚，甚至不無同情，下筆前必會小心查考筆下人物的身份，以免誣陷他人於和自己一樣最不堪的境地。當他提到過去和當代的「宦者」，幾乎不可能將未受宮割和受過宮割的，將一般爲皇帝服務的士人和閹人相混。他不用「宦皇帝者」一詞，也不將「宦皇帝者」省稱爲他筆下的「宦者」，而是重新定義宦者，很可能正是因爲「宦皇帝者」一詞和其省稱容易混淆了士人和閹人。

第四，趙高出身低賤，隨侍始皇，長期掌權。掌權後不免試圖掩飾不想讓世人知悉的身世，大凡不利於己的記載不是被隱藏、粉飾，就是竄改或銷毀。不過總有漏網的記錄、傳言和難以盡毁的記憶。司馬遷曾訪問過很多耆宿前輩，挖掘他們的記憶。記憶和傳聞都不盡可信。司馬談即曾因聽信公孫季功和董生之言，以爲夏無且在荊軻刺秦王的當下曾扮演無比關鍵的角色。[17]同樣地，《趙正書》稱趙高爲「隸臣」和「丞相」很可能出於民間傳言，而此傳言私意以爲很有可能是由趙高本人透過官方而散播民間。

爲什麼說很可能由趙高本人散播？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初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雜律》簡193說「強與人奸者，府（腐）以爲宮隷臣」（圖4.1）。張家山336號墓出土《雜律》簡307有字句幾乎相同的規定（圖4.2）。學者一般都同意漢初《二年律令》襲自秦律。宮隸臣明確是指因奸罪，受過宮或腐刑的隷臣，[18]我相信「宮隸臣」才是趙高的眞實身份！

張家山247和336號墓時代極爲相近，都屬漢初，墓中出土律簡因襲秦律而來的刑名「宮隸臣」無疑曾用於秦末。其次，大家都知道趙高因深通獄法而爲胡亥師，玩弄法律，竄改文書對趙高而言輕而易舉。趙高曾竄改始皇書信，又詐作其詔書，還有什麼不敢或不能？他在成爲中丞相以後，掌握內外大權，只有他有動機、有權力和有可能去改動自己的身份記錄。他爲實現篡奪大位的野心，深知「不能人道」一事將是奪取大位絕大的障礙，曾遭宮割一事必須掩藏，因而動手腳改「宮隷臣」爲「隸臣」。僅僅一字之差，即輕輕掩蓋了自己原本所犯的奸罪，也遮掩了曾受過的腐刑。漢初賈山形容秦世「赭衣半道」（《漢書·賈山傅》），據秦律簡謂:「城旦、舂衣赤衣」（《睡虎地秦律》），也就是穿城旦、舂赭紅之服的男男女女佔了半條街，他的話不無誇張。但懲罰較城旦、舂爲輕的隸臣、隸妾之類異乎常態地多，則頗有可能。隸臣、隸妾一多，衆人見怪不怪，不會像宮隸臣那般令人感到自慚形穢或羞辱。趙高既改宮隸臣爲隸臣，一不作二不休，又竄改「中丞相」爲「丞相」。如此變造身份並散播出去，使自己以「隸臣」而非「宮隷臣」，「丞相」而非「中丞相」的面目出現在《秦記》、小道傳言和《趙正書》這樣的書中了。

可是趙高很難瞒住朝中和宮中一起共事的官員。官員多爲他佈置的人馬，即便知道趙高的真實身份，多噤聲不敢言。民間則不然，好奇宮中的一切，卻被遠遠隔絕於朝堂深宮之外，難辨真假。趙高要唬弄黔首百姓，由他自己放消息，一來無人能夠或敢於阻止，二來可假藉官方名義或渠道，很容易就將消息散播開來。

《趙正書》採用隸臣、丞相之說，正反映出秦末源出「官方」而流傳於民間的說法，也反映《趙正書》的作者但憑聽聞下筆，並不那麼在意傳言是否屬實，或像司馬遷那樣追根究柢。子嬰殺趙高，秦朝快速滅亡，官員四散或投降，趙高的真實身份隨之曝光。司馬遷周遊各地，細察衆說以及那時尚可考見的秦朝記錄，不難發現趙高非丞相而是中丞相，不是隸臣而是宮隸臣，竟然和自己一樣原本都屬於最抬不起頭，最令人難堪的一群，因而以《春秋》之筆揭發趙高的真面目並擊破傳言。總之，司馬遷因深痛自身遭遇，對筆下人物是否曾遭宮割一事，必極度敏感，追查事實和措詞用語都幾乎不可能含糊。即便筆下人物刻意製造煙霧，巧爲掩藏或變造證據，也難逃法眼。[19]今人對趙高是不是閹宦，頗有些引人注目的新議論。爲了澄清，不免費詞多說了幾句。以下想說的仍以《史記》爲準。

趙高身份雖賤，無疑是一位機遇特殊，也極厲害的人物。不知是什麼機緣使他能深通獄法，竟然使秦始皇聽到他的名聲而將他提拔成爲中車府令（圖5）。中車府令負責掌理皇帝的車乘。他顯然十分能幹，能得到始皇的賞識。有一次趙高犯了大罪，始皇下令將他交給上卿蒙毅治罪。蒙毅據法論死。可是始皇捨不得趙高的辦事能力，不但赦免，還恢復了他的職務。又因始皇特別寵愛第十八個兒子胡亥，令趙高教導這位愛子如何斷獄（圖6），趙高也曲意奉承，得到胡亥的歡心。這些背景都是趙高日後在沙丘策動陰謀的關鍵。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展開他一生最後一次的出巡——前往會稽。親信的蒙毅、李斯、趙高和愛子胡亥都從行。回程經平原津（今山東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始皇得病。蒙毅受命往代（今河北蔚縣東北代王城），向山川之神求禱。七月，始皇西行到沙丘平台（今河北邢台市廣宗縣），病重難支。始皇自知不起，給長子扶蘇一信，要他自上郡回咸陽會葬。書信封好交給趙高，信還來不及發出，始皇即病亡。始皇死時，秘不發喪，只有最親近的胡亥、趙高、李斯和五、六個得幸的宦官知道。《史記·秦始皇本紀》原文作：「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既然有五、六位近幸宦者知情，就不是胡亥、趙高和李斯三人能盡遮世人耳目。從二世到秦亡不過數年，極機密的內幕在秦亡後，甚至在秦亡前夕，即已外流。這是爲什麼陳涉起兵時已聽聞當立長子扶蘇或幼子胡亥的爭議，並明顯有一派是同情扶蘇的。

胡亥和李斯原本都沒有異心，只有趙高靈敏地覺察到自己是在命運轉折的關口。始皇有子二十餘人，卻未確立太子。趙高手中握有始皇給長子扶蘇的書信，如果發出，回咸陽後，帝位必由扶蘇繼承。扶蘇剛毅勇武，必用他親信的蒙恬爲丞相，而其弟蒙毅正是論趙高死罪，爲趙高所怨恨的人。更重要的是和趙高關係親善的是胡亥。胡亥才能淺薄，比扶蘇容易玩弄控制。趙高爲了個人的利益，於是先說服胡亥，再逼李斯聯手，竄改給扶蘇的書信，賜扶蘇死；又詐作詔書，立胡亥爲太子。扶蘇得父書，自殺。胡亥回咸陽，立爲二世皇帝。趙高擁立有功，擢爲郎中令，掌宮中防衛，常在胡亥左右，成爲帝國幕後真正的主人。

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觀念深重的傅統社會裡，對一個正常的男人而言，大概沒有什麼比宮刑或腐刑可以造成更深的心理和身體創傷。死刑即結束一切，一了百了。受宮刑則要以殘缺之身，忍受社會的卑視和自己對自身那一份揮之不去的羞辱自卑。一個人的生命本藉子嗣而延續，閹宦卻必須面對一個沒有延續意義的生命。在咸陽幽幽的深宮裡，除了皇帝、皇后，成千的姬妾和無數的宮女，還有就是這一大群不能人道，身心俱殘的閹宦。在王朝繼統不可無人的堂皇理由下，秦始皇周旋在嬪妃之間，生下子女三十餘人，而被剝奪了基本人道的阉宦，無能爲力地在旁侍候著……。他們天天面對遣樣強烈的對比和殘酷的事實，要維持心理平衡，不能不說相當地困難。爲了彌補身心的創傷，很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轉而在其他的追求上尋求滿足。其他的追求不外是富貴和權力。在過度自卑羞辱，心理不平衡的狀態下，他們貪財弄權，有時比正常人更爲兇猛，甚至帶有報復的意味。趙高任郎中令以後，一舉一動猶如宦官刻意的復仇——大秦皇帝辱其身心，大秦就要付出亡國的代價。

郎中令趙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和皇帝的信任，一方面蒙蔽既無能力，又食圖逸樂的秦二世，一方面極力掃除奪權路上的一切障礙。他首先騙取二世的同意，殺了蒙毅，復一己之仇。又大肆誅殺秦公子十二人於咸陽市，磔死十位公主於杜。爲了怕二世得知他大肆殺戮報復，又哄騙二世不上朝，居禁中，不與大臣見面。一切由他居中用事。

趙高真正最大的敵人是丞相李斯。這時因修阿房宫，築直道和馳道等等，徵斂無度，陳勝和吳廣已經起兵，關東群雄隨之大起。李斯想要進諫，趙高故意在二世正享樂之時，讓李斯進謁，並誣指李斯兒子三川郡守李由私通群賊。李斯於是上書直言趙將如田常劫國，並抨擊趙「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可悲的二世，深信趙高，回答說：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配合朕；我不依靠他，又依靠谁呢？二世擔心李斯對趙高不利，私下將李斯上書事密告趙高，並由趙高負責治李斯與其子通賊謀反。當二世二年七月論李斯具五刑，腰斬咸陽市，關東已是起兵群雄的天下了。

李斯一死，《史記·李斯列傳》說二世以趙高爲「中丞相」，《趙正書》則說胡亥以趙高「行丞相、御史之事」。按理說，如果趙高不是閹人，二世大可任命他爲丞相，或左、右丞相（圖7.1-2），而不是全無來歷的中丞相。趙高是「丞相」或「中丞相」爲秦末朝廷大事，必有詔書之類的記錄。秦末，劉邦入咸陽，蕭何曾收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圖書。《史記·李斯列傅》特別說趙高爲中丞相，應是經過核査。儘管某些記錄曾遭竄改，比對之下，不難找出原形。二世長於宮中，受教於趙高，清楚知道師傅的真實身份。秦漢時在宮內服務的近侍又稱中人。趙高在始皇時曾任中車府令，二世特在趙高丞相頭銜前加一「中」字，強調他是中人任丞相，以區別於一般丞相。二世顯然有意提醒趙高雖因丞相一職而掌外朝大權，在皇帝眼中他仍不過是一個宮中賤人。趙高即便深感屈辱，不敢不接受這一前所未有的奇特名號。宦官任事宫內，丞相總領百官於朝堂，趙高以宦官領丞相，集內外大權於一身，權力的滋味過於誘人，名號的屈辱只好暫且吞下。對趙高個人而言，手握內外大權應該是他最志得意滿的一刻。他不以此爲滿足，繼續他未完成的復仇——奪取大秦天下。

這時秦朝百官早已多數是趙高佈置的人馬。趙高爲了測驗自己的威勢，故意獻鹿給二世，說是獻馬。二世問左右：這不是鹿嗎？左右懼於趙高之威，或默而不言，或曲意說：是馬。趙高將那些默而不言的藉故一一剷除。關於趙高殺二世及秦亡的經過，可能因爲有太多不同的傳聞，[20]《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記載頗有差異。據〈李斯列傳〉，指鹿爲馬的鬧劇發生後，二世大驚，自以爲心神迷惑，召來太卜詢問。太ト說是因二世齋戒不明，才會如此。二世於是入上林齋戒，行獵中不慎又誤殺行人。趙高勸二世避宮禳災。二世篇之避居望夷之宮。這一切其實都是設計好的陷阱。僅僅過了三天，趙高僞稱山東群賊大至，逼迫二世自殺（圖8.1-2）。

就在望夷宮中，趙高奪下二世的皇帝玉璽，佩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殘廢的閹宦竟企圖登上最高的天子大位，那些平日屈服在趙高淫威之下的百官，無論如何都無法接受這種有違天道的事，無人願意跟隨趙高。如前文所說，對朝中百官而言，趙高的閹人身份明顯掩藏不住。趙高捧著玉璽想要上殿，不知篇何，殿卻一再像是要崩塌的樣子。這是天意，趙高不得不認命。老天和群臣都不允許一個廢人登上天子之位。天子須理陰陽，順四時，一個不通陰陽之道的人，是絕不合適擔任調理天地、四時、陰陽之氣的工作。趙高只好找來二世的弟弟（一說是二世的兄子）子嬰，爲子嬰佩上皇帝之璽。

子嬰知道秦的天下已經壞在趙高手中，避不聽事，小心翼翼等待時機，除此心腹大患。子嬰終於找到另一個宦者韓談爲幫手，利用趙高進謁的機會，將趙高刺殺，夷其三族。趙高雖死，秦的天下已無可挽回。子嬰登位不過三個月（一說四十六天），沛公劉邦的軍隊就從武關到了咸陽。子嬰投降。項羽入關，殺子嬰，秦亡。

我們並不知道趙高是不是真的有意復仇。唐代作《史記索隠》的司馬貞認爲趙高本是趙國的諸公子，因亡國之痛，誓欲報仇，於是自宮以進，終而殺秦子孫，消滅秦的天下。司馬貞的說法爲後設之詞，並不可信。不過趙高近在帝側，弄權亡國，預示了秦漢以後，一人專制的權力結構有它不可避免的內在危險性。

按照先秦諸子的理想設計，天下須定於一，天下之主必有專制獨享之權。有權的明君應勞於擇人，而佚於治事。換言之，君主之責在擇賢，不在事必躬親。君主將治理之事，交給有理想、有知識的士大夫之後，理論上就可不親庶務，垂拱而治了。事實上，這個理想從秦統一天下就已破滅。一個有權力又有能力的天子，很難默默垂拱，任由他人代勞。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是精明強幹，凡事躬親的典型。一旦在位的皇帝能力不如秦皇、漢武，他們就很難有效執行「擇賢」的任務，也難以擺脱其他人的干援，更不見得願意將權力交出。結果，皇權常常被他們身旁的宦官或外戚所竊取。三代以降，王朝世襲，因大統不可無人承繼，勢必多畜後宮，以廣子嗣。於是產生一大批外戚。篇了照料天子與廣大後宮的生活，宮中又勢必有一群「無安全之虞」的服務人員——去勢的宦官。這些最接近權力核心的人，不是有寵無德，就是身心俱殘，因較少篡奪大位的可能，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多少歷史悲劇就在這難以克服的結構性缺陷下，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歷史上當然也有不少忠心耿耿的宦官，一心爲皇帝服務。宦官可以說是兩面之刃，全看皇帝或其代理人是否能夠有效掌握，能得其用而不爲所傷。道是宦官終未廢除而與帝制中國共存近兩千年的一大原因。

原刊《歴史月刊》65 (1993):40-43。2016.10.16修訂於海德堡，2024.1.18再訂

後記：小稿原寫於三十一年前，目前僅就趙高原题略作增修。修訂期間曾呈好友李開元、馬怡、侯旭東、張忠煒、陳侃理、唐俊峰、高震寰、劉欣寧和石昇烜等先生指教，獲益匪淺。從好友指教中得知時賢議論極多，曾有縁諳到一些，仍有太多不及寓目，與其徵引不周，不如暫不徵引。時賢高論未能一一回應，請容保留於日後。

（2024.12.24）

再記：2025年1月5日獲李開元兄電郵教示指出司馬遷曾修改過《趙正書》的明顯錯誤。我十分贊同其說，由此可知司馬遷曾見過《趙正書》或聽聞過和《趙正書》類似的說法並有所取捨。又開元兄示知其文已收入2025年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一書，敬請讀者留意。

（202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