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赛先生》对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讨论
十年后再转约 16 分钟编者按：
具有批评性是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科学的批评是为了建设，在能够答复各种批评后才能确立新的发现和理论；即使伟大如牛顿的科学成就也能被批评，被爱因斯坦推翻更好，因为了带来伟大的科学革命。科学的争论不仅可能针对科学内容，也可能针对科学评价。动用行政禁止批评等于禁止科学的进步，动用人际关系回避批评等于推翻科学常规。司局级单位主持的评审、大学校长得奖引起我国科技界争议，却出现：《澎湃新闻》《财新》有关报道被删除；计算机学会的建议被拿下、其媒体沟通会被取消……凡此种种令人疑惑之事何以在“赛先生”进入中国百年后发生？《赛先生》认为：奖项本身乃小事，我国建设科学精神为大事。
由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主持的科技奖评审有时引发争议，不仅在科学界不是洪水猛兽，即使在中国社会也不是很大的事，关心的是科技小众。
2015年1月9日颁发的2014年中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引起争议，本来也以信息技术界为主，后逐渐扩大到关心科学和技术的人们。纸质媒体似乎一边倒，宣传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团队的“透明计算”研究工作，网上媒体似乎批评更多。
即使评奖出现错误也不是大事，至多奖励办道歉、或撤销奖项。但粗暴对待批评意见以及刊登批评意见的媒体却会带来恶劣影响。率先报道争议的《澎湃新闻》《财新网》有关一等奖的文章发表后迅速被删除，这种“被和谐”恐怕更容易带来不和谐。还有人放话说《财新》被获奖方的假想商业对手所收买。人们普遍认为报道了很多反腐大事的《财新》不可能为科学奖争议而被贿赂。《财新》杂志方自信地称：如果对方说我们受贿，那么我们的文章就可以获得解禁。言下之意绝对可以证明清白。
在争议热潮的2015年1月21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官方网站刊登《中国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其时间不像是巧合。而计算机学会宣布23日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举行“媒体沟通会”。但是，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与张尧学同事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郑纬民做了副理事长的工作，还做了中科院李国杰院士的工作，责怪秘书长杜子德把《建议》放在网上并通过开发布会扩大影响。在郑纬民等出力后，果不其然，23日不仅取消了“沟通会”，计算机学会网站也下撤了《建议》，并瞬间变脸，“对本领域获得国家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完成人和完成单位表示热烈祝贺！”，让无数业界人士惊呆了！
《赛先生》于22日发表有关一等奖的讨论，并明确提出欢迎正反面不同意见。当文章寄给参与决定本次自然科学奖的一位委员会副主任时，对方颇为不高兴。这位副主任曾任我国著名大学校长、在国外获得生物学方面的博士学位、迄今向学术刊物投稿也不免受到审稿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赛先生》文章含有多位国内外计算机教授的意见，包括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著名大学教授的意见，也许不应被人认为不屑？
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人在中国做了“官”就忘乎所以，还是有人在中国能动用行政关系从而可以用删帖手段对付科学讨论，都显示我国建设科学精神之任重道远。
《赛先生》重申秉公办事的原则，无预设立场，欢迎理智讨论不同意见。
无论颁奖方、还是得奖方都无需在背后做工作。对于民间讨论和批评，可以不置可否，也可以公开反驳批评。《赛先生》不仅可以、而且很愿意刊登意见完全相反的文章。
《赛先生》的“私心”是参与和促进我国科学精神的建立。《赛先生》也希望争论的双方和观众为了建设而批评，通过争论改进我国科学评奖、科学工作评价，建立更好的鼓励和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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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曰: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科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国界，独立于时间，甚至独立于当时有名望的具体科学家。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一定是普世的，永恒的，不会因为它是否得到官员或政府部门的认可而改变本身的价值。自古以来，科学的成功发展，从来就是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只能走这一条路。
今年1月9日宣布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后，我国科技界出现一系列意见，对清华大学教授、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团队获得这一奖项有较大的争议。
最初，网络上出现众多争议、以及大量匿名意见，其中既有讲事实、摆道理的，也有嬉笑怒骂的，一时间众说纷纭。《中国科学报》刊发张尧学访谈文章，正面解读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中不乏溢美之词。纸媒和网媒分歧凸显。
上海的新媒体《澎湃》和北京的《财新网》采访一些专家匿名发表了争鸣意见，很快被删除。《中国新闻周刊》杂志发表记者报道争议的文章，但似乎受到限制，无法通过网络传播。《澎湃》不气馁，发表社论“科学分歧应由同行评议”，提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科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之一是，有关科学的分歧，无论是学术内容方面的争议，还是学术评价方面的争议，都应该由科学界内部解决，而不是由其他行业或力量涉入代庖。即令是政府，一旦贸然介入科学或技术的分歧，也往往适得其反，令正常的学术争议无法得到有效的讨论和解决”。可喜的是，这篇文章迄今幸存于网络，没有被删除。
《赛先生》为此发表3篇文章，1月22日的文章“听专家评说：国家科学一等奖为何遭全国性学会抗议”，在不到10小时的时间里阅读量超过10万，迄今已逾29万；1月23日发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文章“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并非具体针对张尧学获奖，而经过多方面分析，提出应逐步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或逐步由民间的学会奖励替代；1月24日发表评论“有争论才是正常的科学”，倡议为了建设而批评，改进科学评价机制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在官方媒体《澎湃》和《财新网》文章被删后，人们很忧虑政府不明智地介入了不该介入的领域，可能导致更多矛盾、甚至冲突。在《澎湃》一篇社论和《赛先生》三篇文章没有受到干涉时，科技界的人们感到舒了一口气。
《澎湃》社论提出“希望看到，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引发争议的时候，…如果通过明智而令人心服口服的做法，说服同行，析疑止争，是言传身教的最佳机遇…建议张尧学校长通过公开方式，向科学界同行介绍自己的工作，也给公众解释‘透明计算’的价值”。
我国科技界很多人欣慰地看到，1月25日科技部官微出面回应“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是由专家和政府相结合。政府负责评审的程序，而成果水平完全由专家独立评审”；1月26日，科技部代管的《科技日报》刊发张尧学教授专访，介绍“透明计算”及其重要性。无论是否就此打消了公众与业界的种种疑虑，但不回避争议有所回应的姿态还是值得肯定的。
有关政治与科学的关系，爱因斯坦有句名言: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Politics is for the moment; an equation is for eternity.”）。科学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国界，独立于时间，甚至独立于当时有名望的具体科学家。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一定是普世的，永恒的，不会因为它是否得到官员或政府部门的认可而改变本身的价值。自古以来，科学的成功发展，从来就是独立的过程。罗马教皇因为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理论对伽利略本人的迫害，苏联对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的批评，只不过在局部区域延缓了科学的进步，害了当地，而不能阻挡科学本身的发展。政治必须尊重科学。中国科学的健康发展也只能走这一条路。
任何科学奖都应该是属于科学界的，而不是政府部门的。政府部门只能是代表科学界来做具体的执行。科学家是主，行政干部是仆。关系不能搞错。给什么科学成果发奖、发的科学奖是否适当，是科学家自己的事，应该让科学家来处理。科学上出现分歧，无法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得到解决。
政府部门表态退出科学分歧，避免因为国家科技部附属的司局级机构（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参与了组织评审，以至于出现可能错误时似乎变成责任在于国家，让科技界完全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我国多年努力的进步。
校长作为学者时，与其他学者具有同等发言权。如果认为不同意见完全无理，讲的全部不是事实、也不合逻辑、甚至谩骂，校长和任何学者都有权不予理睬。如果不同意见来自专家，包括同行中高水平的专家，而且是讲事实、摆道理，那么校长有所回应更为明智。张尧学教授公开答复批评是我国科技界的进步。
有关此次一等奖的争论不一定能很快得出结论，但政府退出科学分歧对政府和科技界都是减压，而校长答复即使还有余波，也是科技界本身的正常过程。
被大众瞩目的科技界争论，可以考验我国科技界能否理智、公平、合理地讨论和解决争议。公众通过了解观察科技界争论，也可以因此对不用大动干戈、理性解决争论的方式有所启发。
引人瞩目科学争议事件的解决过程和方式，有年资和成就的科学家的言行风度，对我国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将有较大的影响，对于他们继续科研道路的信心和价值观形成，恐怕不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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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论】理性反思“透明计算”获奖争议
按蓝字加我好友赛先生2015年4月12日 06:4717人星标
“透明计算”的病根之一不在“他引数”而在“引他数”，其“国际率先”以及“对冯诺伊曼结构的扩展”之说皆隐含逻辑错误，而且他人工作在前，相关技术被广泛应用。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值得商榷，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和利益纠缠下，科技奖励的评审机制比外界想象得更加敏感而复杂。在当下中国的科研环境中，彻底排除病态、不健康的部分不但需要耐心，也需要参与。
由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透明计算”所引发的争议，已经慢慢移出公众热点。现在重拾这个话题，也许便于更理性地反思。
“透明计算”的愿景是什么？想象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只在一个房间里完成，这个房间可以同时无穷大也无穷小；你想要什么，眨眼间就有“光速快递”搬到你面前；不要什么，一挥手就消失了。更好的是，发货地是一个无穷大的保洁仓库，所以你拿到的永远干净。“透明计算”给你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无穷弹性的房间——你的电脑。
如此美好的技术，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舆论争议？
我个人的看法是，“透明计算”最大的隐患在于安全和鲁棒性。没有一个安全专家能担保“保洁仓库”不受攻击，即使放在云里；也没有一个网络专家能保证网络不掉包。第一个问题会使得你的“房间”向黑客透明，第二个问题让你有房进不了。这是包括“透明计算”在内的类似技术想要离开实验室、校园或公司等封闭环境向社会推广的软肋。不过，这些都不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重点。
奖项异议者的一个核心依据，是其团队的核心技术论文“他引数”实在太少，所以影响力不够。影响力不够，创新就可疑。这个判据本身是有问题的，在科学史上，有影响力的工作在当时当下并不见得就能被接受。事实上，越具创新力的工作或许被排斥的可能性越大。拿我自己的经历举例，我觉得做得最好的几样工作并不是被引用最多的。
就事论事，关于“透明计算”的几篇文章，我倒觉得病根不在“他引数”，而在“引他数”。换句话说，就是其论文参考了多少同时期国际同行相关的工作。
从愿景和技术路线上考量，与“透明计算”最相近的是EPFL （瑞士联邦洛桑理工学院）教授Willy Zwaenepoel和斯坦福大学教授David Cheriton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做的分布式V操作系统内核，支持挂在局域网上的不带硬盘的工作站(diskless workstation)：从网络存储上下载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数据。该系统在校园内部署，研究论文1983年在系统研究界顶级会议SOSP（两年召开一次）上发表，他引数428次。
另一个和“透明计算”紧密相关，并且已经在业界被普遍使用的，是虚拟化技术。其最重要的目标是把软硬件在最大程度上剥离干净，从而实现“腾挪大法”。电脑被软件虚拟化之后，被打包另存的旧版操作系统和软件可以在新硬件上跑起来；正在运行的“电脑”能从一个机器扔到另一台，边扔边跑还不能出错。这后一个场景，叫“虚拟机动态迁移”。相信大家可以看到动态迁移和“透明计算”之间的相似之处，事实上，“透明计算”的愿景是动态迁移的一个子问题，后者还要稍微难一些，增加（或者减少）一些细节，动态迁移就实现了“透明计算”。
对于虚拟机的讨论起码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以“虚拟机”为关键词在谷歌学术中搜索，有近5.4万篇相关文献。近代比较有名的一篇文章，2001年发表在两年召开一次的操作系统顶级研讨会HotOS上，至今为止他引数达到446，其中就谈到了迁移。上世纪90年代末，斯坦福的计算机系一位教授以此创业，就是现在业界知名的IT公司VMware。
“虚拟机动态迁移”的相关文章有近9800篇，最高他引数为2079，位居第二的论文他引数达到504，由VMware的研究团队发布在操作系统领域的亚顶级会议USENIX ATC 2005年年会上。这篇文章描述了其在2003年就发布的虚拟机动态迁移的产品。
“透明计算”团队提交的第一篇文章是在2004年，共引用了6篇文章（顶级国际会议的文章引用20多篇是很常见的），其中只有2篇来自于国际同行，而且还不属于操作系统领域（属于一个旁支，即普适计算领域），且均和虚拟机无关，也没有提到分布式V内核的工作。换句话说，被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几个相关性很高的文章，当时并没有在“透明计算”论文的索引中出现。
我觉得这可以原谅。计算机科学发展到现在，子领域庞杂而盘根错节，互相之间的壁垒也较深。如果从相邻的领域进入（比如网络），熟悉的语言也不搭（比如非英语），在这样一个相对受限的环境之中，“原创性”是可能的。整个科学史充斥了这样的案例，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所属权之争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例；机器学习中风头最劲的深度学习网络，其核心的反向传递算法，起码被独立发明了4次。
“无知无畏”的“潜行”并不见得总是个问题。以我自己的经历看，跨界之初的“无知无觉”甚至是常态：自信满满，想法也一堆，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经常会发觉，不是别人已经试过甚至方法更好，就是我所针对的其实是个伪问题。只有通过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研究者才能产生真正鲜活的想法。
从“透明计算”的最初研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如果项目初期的“闭门造车”还可以原谅，那么10年之后就应该有所改变。事实上，在“透明计算”团队后期的文章中，分布式V内核和VMWare都在“相关工作”的章节中出现，这是一个进步。问题在于，既然如此，“国际率先”一词就不合适再用。
更让人费解的是奖项申报中提出的“对冯诺伊曼结构的扩展”。冯诺伊曼是和图灵比肩的计算机学科的开山鼻祖，以他命名的硬件体系结构，也就是从内存经总线到CPU的设计，是今天市场上所有机型的基石。“透明计算”也好，“虚拟机迁移”也罢，都是把程序从网络下载到本地，而程序的执行是从内存流到CPU。除非把（机器间的）网线和（机器内部的）总线混为一谈，是不会出现这样概念性的错误的。无论是分布式V内核或是虚拟机迁移（或者更广义一点的分布式计算）的相关文章，都没有把工作的意义“创造性地”上升到“扩展冯诺伊曼结构”的高度。鉴别其中的错误，只需要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网络和操作系统这三门本科生阶段的基础课知识。
我的看法是，“‘透明计算’对冯诺伊曼结构的扩展”一说，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就好比说叫外卖相对于自己埋锅做饭，是扩展了人的消化系统一样。
技术路线上有他人工作在先，实际推广上有虚拟机和轻量级远程桌面等早已被广泛使用的压力——从这两个角度考虑，“透明计算”是否担得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值得商榷。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历史，这两个批评点并不绝对。比如说分布式V内核的研究工作发表的时候，中国连互联网都没有，对国际同行的工作所知甚少。考量“透明计算”团队对同行论文的引用随时间的变化，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透明计算”在起步阶段实际滞后、相对“原创”，而后期又超标拔高。
需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标杆应不应该放低？
对“透明计算”原创性的质疑，必然牵扯到更敏感的评审机制。我对国内的体制并不熟悉，在咨询了一些朋友之后，发觉其复杂性远比外界想象得要多。有朋友很尖锐地指出，在个人学术操守有可能无限度地突破底线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或者参与）是必要的，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操作程序不受污染。这和中国计算机学会呼吁政府退出评审机制，曾经在网上广为流传但最后撤下的公告大相径庭，虽然出发点可能非常不同。
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公示期间的异议是否可以匿名。有朋友告诉我，评奖或考核期间匿名信在校园内漫天飞的情况非常让人寒心，有不少和学术毫无关系，根源是各种非学术的不爽。而如果不匿名，那么异议者所承担的风险之大足以让人思量再三而止步不前。专家对于“是否参加评审”的考量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盘根错节的人情世故和利益纠缠可以总结成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你是懂技术懂科学，还是懂事懂做人？
即便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现存的评审体制并不是不能改进。比如说，在前期的函评和盲审阶段尽量做到匿名规避，切除“走小道、打招呼”的可能。再比如，最后的终审专家名单应该公开透明，把学术生涯的荣誉和公正直接挂钩等等。
“透明计算”的争议应该放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来观照。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编程是高三期间在校外的市少年宫，基本上是纸上谈兵，而且这还是在当年全国科普条件最好的上海。在上大三的时候，500多人的电子工程系，只有两台PC机，那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现在的年轻学者不见得了解，在短短的30年间，我们的学习条件和学术环境是如何从基本封闭走向与世界的透明对接。而所谓“原创性”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是可以存在一种既自洽又畸形的定义和发展轨迹的。明白这些，也就明了要把其中病态、不健康的部分彻底排除掉，不但需要耐心，也需要参与。
历数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已经占了四席。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的进步，至少在计算机界，真正原创的工作还较少，甚至鼓励原创的条件还在艰难摸索中。像华裔数学家张益唐那样无欲则刚、十年磨一剑的例子，在中国当下很难出现，但并不等于说将来不会出现。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2014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更是随着改革的推进，5年后、10年后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可能是什么。
路漫漫其修远矣，大家努力！
（作者注：成文过程中曾向普林斯顿大学的李凯教授和其他专家咨询技术细节及有关历史性工作，一并鸣谢。文责自负，与上海纽约大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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