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愤怒：一部现代社会对于愤怒情绪的压制史，新史学文化研究的新奇视角

愤怒管理的意识，从一个词开始……

18世纪，西方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情感学，人们抨击之前的愤怒规范过于模糊。无论在西欧还是在北美，愤怒都逐渐被视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针对的不仅是“魔鬼附身”般的他人，还有每个人自己。人们特别关注如何控制家庭内部的愤怒，但也期待这些新阐明的文明的愤怒控制规范能成为个人良好品格的一部分，进而延伸到和他人的关系中。

日记证据显示，越来越多的18世纪美国人将控制愤怒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年轻时就下定决心：“我越是意识到恶毒和愤怒被挑动，就越会尽最大努力表现出善意和善行。”汉娜·希顿（Hannah Heaton）则写道：“啊，写下愤怒时说过的话就让我羞愧，想到这些话会在最后的审判日被拿来评判就让我羞愧。”这些情感当然不是前所未有，但它们如此明确和频繁地被表述出来却是新现象，这源自一种新的情感学，它以强烈而全面的措辞谴责了愤怒。19世纪的日记将大量延续这种必须与愤怒斗争并征服愤怒的观念。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18世纪有关家庭的写作表明了一种新信念，认为愤怒在家庭环境中是不合适的。新的价值观强调爱伴侣、爱孩子，人们因而相信愤怒必须被控制。同样的核心主题也出现在后来旨在减少家庭生活中的愤怒的现代运动中。爱和愤怒不相容的观点或许并非必然，但它在西方思维中如此根深蒂固，其逻辑仿佛不容置疑。这一思维模式正是在18世纪明确成形的，建立在一些17世纪的先例之上。夫妻被鼓励彼此关爱，愤怒则被视为家庭和谐的破坏者。随着儿童越来越被视为需要爱与温柔的对象，父母开始担忧自己对待孩子时表现出的愤怒。基于求偶过程中浪漫爱的新理想，以及父母和儿童之间爱的联结，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家庭内部的敌意前所未有地减少了，并最终扩展至成人和年长父母之间更温情脉脉的关系。在此不必急着下这样的结论，因为18世纪家庭生活中真实的情感内容还未得到彻底探究。可以明确的是，理想标准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后来构成现代愤怒情感学的第一种表述。随着新的理想标准的出现，核心家庭成员的形象也相应地改变：婴儿从贪婪的小兽变作可爱的小生物，朝他们发怒不再具有正当性；对老年人坏脾气和贪婪的强调，逐渐让位于现代刻板印象中那种脸颊红润、慈祥温暖的祖父母形象。

18世纪新形成的愤怒情感学的最后一个标志在很多方面都是最有趣的，既反映了人们试图改进对这一情绪的认知方式，也通过更明确地谴责愤怒，为未来进一步限制愤怒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相关词汇开始变化。18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新词，用于指称和谴责愤怒的爆发。最早在英格兰，随后最迟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闹脾气”（tantrum）一词进入了日常俗语。这个词最初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用于批评成年人的暴怒，后在19世纪演变成今日的用法，指一种令人忧心的童年期现象（此前这种现象并不需要专门的命名），也延伸指代长大成人后不可接受的幼稚的情感表现。这个词的词源不明，直到1900年之后才被词典收录。它可能源于塔兰泰拉（tarantella），一种狂热的舞蹈，也可能源于颂歌（anthem）一词在威尔士的流变，17世纪它曾短暂地以这一形式出现过。在当代语义下使用“闹脾气”可以追溯到1748年之后的十年之间。当时它在几部英国戏剧被用来表达对愤怒的轻蔑：“不许你说风凉话！不许你闹脾气（your tantrums）！我看你已经变得太固执、太蛮横了！”“他闹脾气（in his tantrums）的时候，别当回事儿就行。”到19世纪初，这个词出现在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美国的用语中。达尔文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使用了这个词。但关键在于这个新词出现的时机：人们需要一个词，以便在一个新关注的领域提高措辞精准度，并表达不赞同的态度。18世纪后期，脾气（temper）一词也开始具有负面的含义，我们现在需要用气质（temperament）来描述曾经由前一个更短的词指代的情绪模式。

无论用的是新词还是旧词，家庭指南手册开始包含明确反对愤怒的指导建议，这反映了更广泛的对家庭成员间情感纽带和相互责任的强调。当然，孩子还是应当服从父母，但父母也要有所克制。同样，主人对待仆人、丈夫对待妻子时也应当约束自己的脾气。

你的领导可能正“在夹缝中求生存”——职场中层的情绪管理困局

20世纪的工作情感学影响广泛，但是其中一项关键的矛盾确实持续存在。尽管愤怒控制的要求应当落到工人层面，并让各类白领员工内化，但即使在理论上，它也没有被一以贯之地应用到企业等级的顶端。高管们要求秘书克制情绪，但并不承诺互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派遣下属去参加情绪管理培训课，但自己并不去。等级制的最顶端持续制约着愤怒控制的适用范围。

因此，虽然高层管理者被新的情绪准则触动，越来越意识到友善的举止和避免小气易怒的重要性，但他们一方面在其他层级推动这种情绪改革，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这种变革发生在自己所处的职级。一项20世纪50年代对于管理者特质的调查揭露了管理层内部的差异：高层管理者标榜自己亲善的性格，但他们的说法相当笼统，而中层管理者尤其强调自身的耐心、避免攻击性，以及在被激怒的场合下控制自身脾气的能力。

在这场人事改革运动如日中天之时，一些专家无疑希望将高管人员完全纳入其脾气控制准则之内。诸多研究和测试试图依据忍耐力和控制愤怒的能力选拔对象；在一份面试大纲中，愤怒控制相关目标在七项理想人格特质中占据了三项。即使在专家之外，新情绪准则在基层管理层的传播，或许也减少了人们对上司随意发怒的容忍度；例如，一项针对乡村农场代理人精神面貌变化的研究暗示了这一点。当然，人们很容易相信，高层管理者同其他主管一样，应该学会用耐心对待下属，并重新培养对自身及他人情绪波动根源的敏感性。在处理投诉或处分事件时，要求工头克制的准则同样可以被用来要求高管。尽管这种差异或许只是掩盖了权力带来的情绪特权——身居高位者有权愤怒——但它与传统观念存在内在关联，本身也具有实际影响力。因为美国商业界高层向来都与攻击性和内驱力等特质联系在一起，至少在流行信念看来，这些特质很难兼容对脾气或其他强烈情感的完全压抑。因此，尽管少数人事专家试图淡化攻击性在所有职业类别中的价值，但更加常见的立场是声称，对于首席管理者而言，圆通和得体虽然可取，但并不必要，不应该让它们削弱不可或缺的攻击性。类似地，主张在组织内必须严格限制主动权（“否则它就不是一项社会资产”）的权威人士同时指出，在科层体系中，管理者在必要时愿意“据理力争”以推动进展，这一点很重要。这些观点的协调通过管理层内部的层级划分得以含蓄地实现，中层的情绪克制不该蔓延至高层官员。另一位人际关系专家的态度显得更无奈，他哀叹高管发脾气时的幼稚，却也不得不承认，高超的组织能力，或许超越了与下属富有人情味的交往的必要性；冷酷无情仍然能够带来成功。

管理层内部情感控制的两面性，为中层管理者带来了一些不容否认的困局。现实主义的建议不得不敦促中层官员保持克制，不仅针对工人的非理性，也针对上司的喜怒无常。高管的脾气应当被容忍，聪明的下属还要学会选择汇报坏消息的时机，并为难题涂上一层积极的色彩，从而最小化冲突。对于首席管理者而言，并不存在持续一致的压力去要求自己克制，这使他们得以免除从个人层面上分担情绪改革的责任；他们更容易相信他们在这一事业中要做的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当然，管理层中混乱的区别对待带来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工作的历史中并非全新的。管理风格的层级差异毫不令人意外；大量高层管理者错误地夸大他们在人际关系技能上的实际投入，他们声称的对“关怀”的重视，远少于他们实际的实践，这也不足为奇。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学区主管号称要控制情绪，实际上却选择性地实施这一准则，比起对管理层下属，他们对学校董事会展现出更和颜悦色的一面。但是，很多经过中层升任首席管理者的人因此体验过情绪控制的必要，他们后续的行为可能会受此影响。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或许在晋升之后便得意忘形地摆脱了这种束缚，并在实际工作中以愤怒为手段来激励下属，因为不少下属已经内化了情绪控制的规范，可能会对上司的发怒格外敏感；而其他晋升的管理者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不偏倚的友善姿态，这后一种做法在专家看来更可取，即便是对顶层管理者而言。

但事实仍然是，对高层管理者的特殊对待给其他层级的愤怒控制运动带来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张力，也导致了办公室和会议室中的一些尴尬遭遇，因为人们被置于不同的情绪责任标准下。很显然，愤怒控制运动部分涉及将早前工作场所中不平等的情绪自由搬进企业环境中。

然而，即便不考虑它对高管行为本身的影响程度，愤怒控制的潮流并非仅仅重新固化了传统的层级制度。各种各样的工人，尤其是白领员工，被置于新的情绪准则之下。在行为上，他们应当顺从，而且不能仅仅是出于勉为其难或听天由命；更发人深省的是，这一运动意在改变他们自身面对顾客和下属时的行为模式。

父母对孩子的温柔是“变”出来的

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注意到父母首次尝试改变。一些父母确实试图对孩子的脾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接纳孩子的任何情绪爆发，而不去冒压制愤怒的风险。更为普遍的是，斯波克博士的手册和其他反映新情绪规范的著作越来越受欢迎，表明人们意识到需要新的建议，并对其持开放态度。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年轻的父母开始偏离自己父母所采取的育儿方法。例如，他们更愿意忽视而不是管教闹脾气的孩子；祖父母和父母分开居住的增多也有助于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是一种可观测的策略转变，反映了人们对情感而非对行为规训的关注。一项调查显示，在父母对儿童闹脾气的反应中，打屁股几乎消失，连劝说孩子不要闹脾气的努力也减少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部分群体对指南建议的遵守进一步拉开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育儿方式之间的差距。中产阶级父母，特别是母亲，更努力地避免在生气时惩罚孩子，并尝试去理解儿童发脾气的原因，而非仅仅回应其行为表现。中产阶级变得更难容忍儿童对家长表达哪怕温和的、口头上的愤怒，更不支持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打斗。这一变化最为鲜明地远离了疏导愤怒的方法所鼓励的二元区分。

即使撇开父母的育儿风格仍有很大差异这一明显的事实不谈，也无法确定在1950年后的几十年里，父母的育儿目标发生了像育儿策略那样大的变化。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有的母亲试图减少对女儿愤怒的压抑，以鼓励她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有效地表达愤怒。然而，即使是那些与专家们一样希望减少愤怒的父母也会发现，由于电视节目中的暴力，或是学校体育活动中“有用的愤怒”的范例，他们的努力往往徒劳。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的育儿方法中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矛盾性。即使是那些确实打算通过更放任的策略来减少愤怒的父母，可能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一些专家确实声称情况有所改善，他们指出，更大程度的放任减少了需要执行的琐碎标准数量，从而减少了让父母感到暴躁的场合；在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一些人认为，儿童本身的脾气也在减弱。有一种理论认为，对婴儿身体的更多呵护能带来终身的情绪控制能力改善。

在一个更易观测的层面上，有迹象显示父母对“问题”儿童的关注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儿童指导机构的转诊数据便反映了这一点。例如，在匹兹堡，家长所界定的问题症状比例明显改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校问题和习惯培养问题显著减少。但是，家庭冲突、不服从和其他不可接受的儿童攻击性症状在家长要求转诊的原因中显著上升。这一转变最初可能是由于战争时期母亲不得不独自应对育儿问题。但这种转变的持久性表明，要么是孩子变得更难管教了——这始终是一种可能——要么更有可能的是，父母应用的育儿准则发生了改变，使表达愤怒的行为更容易引发担忧。

相当可靠的证据确实表明，许多中产阶级父母接受了减少愤怒的目标，同时不再使用压抑和疏导愤怒的策略。最广泛的研究是在女权主义盛行之前开展的，因此并不排除后来人们更加鼓励女儿运用愤怒的可能性。但研究表明，养育男孩的目标变化可能更为突出，这与疏导愤怒的方法被逐渐抛弃是一致的，因为疏导法此前主要被视为男孩的成长路径。

在1958年对底特律地区父母行为的开创性调查中，米勒（Miller）和斯旺森（Swanson）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身处管理岗位（而不是创业岗位）的父母带头避免严格的训导，以期减少孩子的愤怒，这背后更大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顺利适应企业环境的个性。创业家庭仍然更倾向于直接管教儿童的愤怒表达，并充分认识到被隐藏的愤怒可能会持续存在；接受后一种可能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继续相信，适当引导之后的愤怒可能具有效用。而管理人员家庭与白领家庭，则更明确地关注情绪的平稳性，并愿意为此容忍少量的行为问题。

“如果一个人同时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就可以发怒了！”——“公平争执”真的可以解决夫妻冲突吗？

乔治·R. 巴赫（George R. Bach）和彼得·威登（Peter Wyden）的《亲密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于1968年出版，宣称它将教会人们如何在爱情和婚姻中公平争执。这本书很受欢迎，被《女士家庭杂志》摘录，并成为每月俱乐部的选书。作者向读者保证，尖叫甚至殴打自己的配偶都在可接受范围内，他们声称愤怒在亲密关系中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要教会读者建设性地利用它。

大众舆论并没有立即全盘接受这种观念。直到70年代中期，人们才开始在《女士家庭杂志》上频繁看到这样的证据。西奥多·鲁宾（Theodore Rubin）博士，一位每月撰写建议专栏的精神病学家，全心接纳了这种观点。他向读者保证，在美好的婚姻中，配偶并不总是要在睡前和好，事实上，如果他们能表达愤怒，他们会过得更好。“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正常、健康的愤怒反应扭转为我们视作‘文明’的行为。……如果我们冻结了一种情绪，就不能期望在其他方面保持健康的反应。……郁结的未表达的愤怒实际上阻塞了爱意的自由流动。”甚至“这段婚姻还有救吗”专栏也接受了一些新观点。有一期的小标题是：“史蒂夫说：‘争吵是幼稚的。’伊芙说：‘道歉是虚伪的。’但是，若你不表达那些愤怒和歉疚的情绪，它们应该藏在哪里呢？”

波普诺不带一丝讽刺地投奔了前沿新观点。“许多聪明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个错误的印象，认为表达愤怒对婚姻关系是危险和破坏性的。……如果我们能让孩子们摆脱我们中许多人对表达情绪的恐惧，婚姻就会变得更好。”考虑到这位专家在短短几年前还带头警告愤怒的危险性，这多少有点奇怪。

然而我们认为，过分强调专家对愤怒新的鼓励是不对的，因为共识从未彻底改变，而且就其意图的修改而言，这种修改也是非常短暂的。即使是那些谈论愤怒优点的人，也自始至终保持着旧有观点。

卡罗尔·塔夫里斯关于愤怒的流行作品坚决“赞美文明”，换言之，反对她认为普遍存在的愤怒的“自由”表达。虽然她声称是在反对一种普遍的观点，即愤怒需要表达，但事实上她的观点才是普遍的，而且自19世纪初以来一直如此。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人短暂关注过婚姻中应该表达愤怒的观点，那么即使在那个时期，即使在该观念的主要支持者中，也总是明确设定了限制。例如，巴赫和威登关注的是教导人们公平地而不是残酷地争执。说白了，无论多么吹捧自我表达，在他们眼中，表达愤怒的目的还是在于增进亲密关系。愤怒的感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引导配偶面对问题，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永久性的愤怒是没有必要的。总而言之，新方法在承认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家庭愤怒的新问题的同时，引入了一套新策略，以达到旧的既定目标。

198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与你所爱的男人吵架”的杂志文章承认，所有良好的关系都会被“激烈的争吵”打断。但在承认这一点后，文章继续警告说，只有当争吵为夫妻间的问题带来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并且人们不“耍阴招”时，争吵才是可以接受的。作者还提醒不要大喊大叫，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大喊大叫，就无法辨别争论中的意图。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同时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么他就可以发怒了！一位妇女的自传文章中提到，她的问题是“邋遢的丈夫”。因为她丈夫的生活习惯乱七八糟，所以她总是会对他大喊大叫。但她最后看到了曙光，自问“我是否曾经试图以冷静、理性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鲁宾曾提出夫妻之间相互吼叫是正常的，但他也坚持认为这样的夫妻需能自嘲。波普诺虽然鼓励人们表达情绪，但他并没有明显改变“这段婚姻还有救吗”专栏的基调。咨询师在1980年讲述了他是如何处理贝茜这个发脾气的妻子的，这段话完全可以在30年前出版：“下一次贝茜发脾气时，盖伊遵照了我的指示。……他抓住他那尖叫、踢腿、跺地的妻子，把她推到门外……然后锁上门……直到她安静下来，他才让她回来。他对无理行为的回应急剧变化，最终取得了成效。贝茜学会了管理她的脾气。”这就是所谓的愤怒的表达自由！

对愤怒的新承认是短暂的，而且总是很温和。夫妻们被告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愤怒管理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然后减少愤怒。如果处理得当，配偶之间的愤怒将是“短暂的”。

即使有人在表面上鼓励夫妻表达愤怒的感受，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婚姻中愤怒的建议重点始终放在婚姻的首要地位上。承认你可能愤怒到想要离开婚姻的程度是不对的。认为一旦所有感情都被表达出来，那最深刻的感受可能就是彼此厌恶，这种想法也是不妥的。如果一个人气到失控，失去了幽默感，那么这是不对的。如果一个人失去控制，以至于“不公平地”争执，肆意宣泄积压的不满，或者甚至在开始争吵之前忽略了提前约定（战术理性占了上风），那也是不被允许的。

很难相信真正感到愤怒的人能够设法遵守所有这些约束，但约束的努力表明，对愤怒新的“允许”在本质上并不新颖。相反，这种修辞是对70年代初的决断力风潮、新女权主义和不断上升的离婚率的回应。但只是很浅表的回应。战后确立的新共识只是稍有调整而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巴赫和威登或西奥多·鲁宾等作者声称他们在阐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观点，人们对婚姻中的愤怒控制其实已有不同看法。早在1945年，伊夫林·杜瓦尔（Evelyn Duvall）和鲁本·希尔（Reuben Hill）在广泛被引用的《当你结婚时》（When You Marry）中就认为一定量的公开冲突是可以允许的，事实上比扼杀冲突更可取。像巴赫和威登一样，他们对前来咨询的一些夫妻感到惋惜，那些夫妻似乎认为只要争吵就意味着失败。像巴赫和威登一样，在允许争吵的同时，他们也花费大量篇幅提出关于如何控制争吵的建议。49在1956年的一本婚姻教科书中，詹姆斯·彼得森（James Peterson）对婚姻中的冲突甚至愤怒的可取性采取了像巴赫和威登一样的放任态度，并且不同寻常地没有设立控制争吵的规则。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新共识承认了愤怒并试图控制它，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作家更强调直面愤怒，而另一些更强调管理愤怒。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短暂时期，钟摆可能略微偏向那些承认愤怒的人，但这只是一个微小的调整。在这一时期，尽管表面信息是一个允许愤怒的新时代出现了，但对愤怒的限制从未真正解除多少。

【内容简介】

生活在一个情绪解放的时代，为何却对愤怒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

婚姻指南说，激烈争吵可能毁掉一段关系；职场培训强调，面对冲突也要保持专业感；育儿手册告诫父母，温和的教养至关重要。

愤怒无处安放。两百多年前，它还是一种常见的激情。后来，它被贴上“不文明”“不专业”“不成熟”的标签。而今，人们高呼“情绪解放”，却唯独为自己的愤怒感到羞耻。

这部情感史开创之作，还原了美国这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反愤怒运动”。两位作者以独创的“情感学”概念，捕捉真实感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断裂，揭示出“好伴侣”“好员工”“好父母”的中产阶级理想，如何造就了对愤怒这一基本情感的全方位压抑。看清这段被遮蔽的情绪驯化史，才是情绪自由的开始。

【作者简介】

[美]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Carol Zisowitz Stearns）

精神病学家、教育家，匹兹堡西部精神病学研究所精神病学临床助理教授。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匹兹堡精神医学学会、国际情绪研究学会、匹兹堡社会史研究中心成员。1987—1988年曾任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历史学客座教授。

[美]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

世界史顶尖学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系教授、教务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罗格斯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创办并主编《社会历史杂志》，曾担任AP世界史委员会的创始主席和美国历史协会教学副主席。撰写、编辑了130余种图书，包括《欧洲社会历史百科全书》《世界历史百科全书》《情感与社会变革》《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世界历史上的西方文明》等。

【名人推荐】

历史学家可以为（情感的）社会建构论做出很多贡献。彼得·斯特恩斯和卡罗尔·斯特恩斯对愤怒的历史做了第一个重要的研究。

——知名情感史学者芭芭拉·H. 罗森宛恩

这部论证缜密、旁征博引的著作汲取了历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试图记录和解释美国人长期对抗愤怒的运动，还对其成效进行了评估……这部著作可作为未来研究的范式与蓝图。

——《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本书探讨了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层面。它为未来研究提出了诸多值得探索的问题……为何愤怒会与其他冲动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此书不仅将吸引社会学者的关注，更会引发心理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及人类学家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层思考。

——《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目录】

总序/王晴佳

致谢

1. 导言：历史如何理解情感？

2. 前情：诸神发怒的时代

3. 家庭理想主义：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观念综合

4. 经典的美国式矛盾：1860—1940年的愤怒控制新方法

5. 职场情绪管理：一种当代方法

6. 养育酷小孩：管理主义式育儿

7. 公平争执的夫妻：管理主义式婚姻

8. 结论：控制在延续

附录A

附录B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