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與文字獄

一、前　言

自秦漢以來，歷代的統治者為了鞏固權位，一面藉修史和立碑等行動，來宣示天命觀和強調其統治的正當性，一面則以禁、燬的方式，來對付批判國家威權體制的書籍，利用國家權力作工具，打擊異議分子，甚至以暴力的手段興起文字獄，箝制士人的思想、言論。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知識分子因文字得禍者，史不絕書，連一向以尊重士人自任的宋代，也發生多次禁、燬典籍的事例，其中以秦檜(1091-1155)掌政時為最烈。

秦檜是近千年來，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他推動宋金和議，穩定南宋政局，藉殺害岳飛，來達成收大將兵權的目的，深得高宗寵信，執政長達十八年，是中國史上少數擁有實權的丞相之一。然而，冤殺岳飛和向金稱臣的做法，被強調夷夏之防的士人視為漢奸、奸相，不僅列名《宋史．奸臣傳》，更成為千百年來的歷史罪人。其實評論歷史人物，不能單從道德觀點論功過。以宋金和議一事而言，由於史料不足，今天已難客觀的了解或評估宋金國力，也就很難以簡單的二分法：對錯、是非，去評斷秦檜了。冤殺岳飛，秦檜自然難逃歷史的批判，但在強調君尊臣卑的時代，尤其是標舉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的宋代，功高震主的名將如狄青、孟珙、余玠，最後的命運均與岳飛相同，只不過秦檜的手段更陰狠而已。秦檜藉殺岳收兵權，旨在鞏固皇權，此事若非高宗支持或默許，必難實現，因此，秦檜的角色不過是名幫兇，頂多是共犯，而非唯一主犯，[註1]似不必獨受千古罵名。再則，歷史上也有不少人和秦檜一樣，人格有缺陷，例如被譽為英明聖主的唐太宗，就以不法的手段殺害兄弟，逼迫父親，取得皇位，即位後也曾向強敵突厥謀和。史家固然批評他的缺失，卻因他「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註2]並締造了大唐盛世，而為後人所欽仰。可見，史家論事，自有較寬廣的眼光，並不限於道德標準一端而已。從這點看來，評論秦檜的歷史地位，也宜在和議、殺岳之外，尋找證據。

其實，較和議、殺岳影響更深遠的，是秦檜以朋黨排除異己，藉文字獄扼殺士氣。和議為趙宋王朝創造偏安的局面，殺岳則有利於集權中央，既能鞏固帝位與皇權，秦檜自然得到高宗的信任，況且久戰之後，從地方到中央都冀求安定，正是秦檜施展抱負，創造中興的大好時機。然而，檢視高宗中、晚期的歷史，卻看不出秦檜為南宋長遠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反而是一心一意在利用資源鞏固其權位，以朋黨及謗訕朝政為名，羅織政敵的罪名，以訪求遺書為名，來查禁、銷燬犯忌的書籍，甚至興起文字獄來鏟除異議分子，其行事正如《宋史．秦檜傳》所說：「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註3]這種以恐怖手段來箝制思想，打擊知識分子的尊嚴，雖然維護了自己一時的權位，卻斷送南宋興復之機，應當是秦檜被視為歷史罪人的重要原因。然而學界對這點似未深論，筆者謹利用南宋史料及今人研究成果，試圖從秦檜崛起與捲入政爭的過程中，觀察他打擊士人的手段及藉右文以達成抑文的用心，並以李光的私史案等為例，來探討他整肅政敵的方法，期有助於評論秦檜的歷史地位。

二、政爭的教訓──朋黨與謗訕朝政

秦檜字會之，南京人，幼曾受學於汪伯彥，徽宗政和五年(1115)登進士第，繼中詞學兼茂科。金兵南侵，檜上書論兵機四事，銜命與程瑀奉肅王至金軍前議割三鎮，任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御史中丞。金人廢欽宗，立張邦昌，檜進狀請存趙氏，旋隨徽、欽二帝被俘北上，金廷將之賜予大將完顏昌。建炎四年(1130)十月，自漣水軍水砦南歸，時人以檜為金人所暗縱。檜南歸後，被任為禮部尚書，力主與金和議，次年二月，改任參知政事。當時士人多推崇秦檜存趙氏之忠心，李光以「檜臨難嘗有不奪之節，欣然肯來，惟上所用」，[註4]李綱也說檜「精忠許國」、「立大節於宗社傾危之秋」、「直諒公忠，久孚中外」，[註5]七月，丞相范宗尹罷，高宗任命檜與呂頤浩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任用知名之士如胡安國等人，布列清要，並汲引黨人任要職，[註6]謀奪頤浩權柄，事為頤浩所知，乃聯合朱勝非等人，並由言官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註7]紹興二年(1132)八月，檜罷相。

紹興五年(1135)，金熙宗繼位，完顏昌等主和派得勢，宋金和議再起。七年(1137)九月，丞相張浚因處理收兵權案不當，引起酈瓊兵變，被罷，趙鼎復相。[註8]八年(1138)三月，高宗任命秦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主持對金和議。十月，趙鼎反對向金屈膝求和，被罷，秦檜獨專朝政。當秦檜積極推動和議時，朝臣中曾掀起一股反和的浪潮，聲勢甚大，秦檜在高宗的支持下，一面利用言官勾龍如淵等人抨擊反和大臣，迫使他們去職，[註9]一面以分化及眾建雙管齊下的策略，配合製造「兵變」疑案，來解除反和大將──尤其是反和最力的韓世忠和岳飛──的兵權。等到岳飛被殺，韓世忠解除兵權後，南宋軍政形勢遂由初年大將專兵、地方權重的現象，轉回到「強幹弱枝」、「重文輕武，以文抑武」的傳統國策上，[註10]難怪高宗得意的說：「今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註11]

秦檜藉謀和來達成收兵權的目的，既穩定政局，更鞏固高宗的帝位，乃深獲高宗的信任，於是，轉而對付反和的文臣。當時的文臣標舉尊王攘夷來反對和議，又囿於君臣名分，對高宗的諫言用詞較謹慎。反之則嚴詞批判秦檜乞和的心態，不齒其作為，如范如圭指和議將陷君主於不義，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註12]胡銓則斥檜身為宰輔大臣，卻想「導陛下為石晉」、「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註13]這些人雖遭貶抑，卻贏得讚佩，他們又互為奧援，聲勢相當大，隨時都可能再起。秦檜要穩固得來不易的權位，除了不斷向高宗宣示忠誠、晉用私人以壟斷政治資源之外，對與他政見相異的朝臣，尤其是素著清望、擁有豐沛人脈而遭罷黜的執政大臣如趙鼎、李光等人，更有如芒刺在背之感，亟欲去之而後快。

趙鼎是秦檜的首要政敵。趙鼎雖反對向金乞和遭罷，但先前在酈瓊兵變發生時，由於他處置得當，使驚恐萬狀的趙宋政局得以穩固。[註14]金廢劉豫，與宋謀和期間，趙鼎在許多地方為高宗求和的動機，提出合理化的解釋，緩和了不少反對的聲浪，[註15]因此，在他被罷後，高宗仍顧念他的功績，說「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註16]另一方面，趙鼎雖遠離政治核心，仍常上書論時政，關心時局的變動，加上他二度為相，善待臣僚，在朝野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當和戰未定，內外形勢變化莫測時，像趙鼎這樣的大臣，在權位爭奪戰中，無疑是最大的威脅者，秦檜當然要嚴防他東山再起。

「朋黨」和「謗訕朝政」是秦檜攻擊趙鼎等人的利器。朋黨是南宋政爭中揮不掉的陰影。政治上的結盟，以致黨同伐異，是北宋以來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的。南宋初年，朝臣間的人事恩怨和和戰問題互相糾結，成為政爭的焦點。高宗雖無力扭轉這種黨同伐異的現象，但十分在意。秦檜初相時，汲引知名人士為助，欲傾呂頤浩的做法，即曾引起高宗的反感，並警告說：「今小大之臣，……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註17]席益也告訴呂頤浩，只要把秦檜及他所提拔的人說成黨人，就可以排擠檜了。[註18]在呂頤浩與朱勝非的合作下，秦檜果然以「憑恃其黨，排擯所憎」的理由被罷。[註19]有了這次慘痛的教訓，因此秦檜再相後，就不斷地以「朋黨」來攻訐他的政敵，尤其是趙鼎。趙鼎仍在相位時，秦檜就唆使勾濤詆誣他勾結臺諫及諸將，使高宗對他起疑心。及鼎罷知泉州，檜又諷謝祖信劾他「既專大政，威福在己，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根株；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註20]紹興十年(1140)，金人敗盟時，趙鼎在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懼其復用，命王次翁劾他「陰幸有警，觀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於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以搖人心」，[註21]致鼎被責授左中大夫興化軍居住。其後，秦檜又先後令臣僚劾論趙鼎在潮州貶所，對王文獻「啖之以利，使之游說」凡幾十百人，結成黨羽，如不嚴懲，就會「與其黨羽，轉相惑亂」，高宗為杜絕趙鼎復起之望，遂貶鼎於吉陽軍。[註22]趙鼎在秦檜百般的打擊下，終於紹興十七年(1147)八月，死於吉陽軍。

除了朋黨之外，秦檜更以謗訕朝廷來攻擊趙鼎等人。趙鼎罷政後，秦檜先後讓言官劾論受過他提拔或與他親近的朝臣，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記載，受到牽連的人多達三十五人，[註23]他們獲罪的理由多是依附趙鼎，結成黨羽。然而，像鄭厚的獲罪是「謗議朝政，簧鼓眾聽」，晁謙之則是「日懷怨望，志在動搖國事」，解潛的罪名是「好撰造言語，變亂是非」，「倡為異說」，葉三省則以「撰造語言，謗訕朝廷」獲罪，罪狀顯然更為嚴重。

三、右文與禁史

秦檜視李光為次要政敵，用來對付他的方法，除了如同對付趙鼎等人的「朋黨」和「謗訕朝廷」等理由外，更進一步興起文字獄，來迫害李光。秦檜深知文字傳播的重要，因此，用來鞏固權位的方法之一，就是任命他的兒子秦熺負責徵集圖書及修史；利用徵集典籍的機會，兼行禁、燬犯忌書籍之實，進而羅織罪名，攻訐政敵；壟斷修史資源，抨擊野史，進而掀起文字獄。這些方法，都是以右文為名，行禁錮思想、排除異己之實。然而秦檜推動這些舉措，實和兩宋交替之際的特殊環境及高宗與秦檜的處境有關。從當時的環境看來，金人的侵犯，演成徽宗禪位，內政混亂，及二帝被俘的窘境，形成政治權力的真空期。高宗雖在兵馬倥傯之際，被擁繼大統，卻有違正統繼位程序，因此常面臨野心分子對其權威的挑戰。[註24]而在短短三、四年間，皇位替換三次，問題複雜，流言亦多。高宗與秦檜既捲入這場政局巨變的浪潮中，不免受蜚言所傷。等政局穩定後，他們當然想藉修史和徵集典籍的機會，進行杜絕流言、樹立權威的工作。

（一）訪書與禁書

宋代的印刷發達，典籍豐富，經北宋歷朝努力徵集，到徽宗時，宮廷的藏書已逾四萬卷。[註25]金兵陷汴京時，曾向宋索國子監、三館、太清樓的文籍圖書及道經、藏經等書板，[註26]而在戰火的摧殘下「秘閣圖書，狼籍泥中」，[註27]加上寇盜橫行，致使公私藏書多遭焚劫，百不存一。

高宗在外抗強敵，內平盜賊時，也注意典籍的蒐集。紹興元年(1131)六月與二年(1132)正月，都有藏書家獻書的記載，[註28]三年(1133)四月，朝臣劉岑也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註29]不過，當時宋廷處境艱難，徵書的成效未彰。到宋金和議進行，政局穩定後，高宗又積極訪尋遺書，曾說：「艱難以來，秘書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註30]十三年(1143)閏四月，朝臣吳說指出獻書成果不佳，認為是源於未立賞格，高宗就要求照宋太宗訪遺書的辦法實行，[註31]說書籍是教化之本，「宜下諸路搜訪，其獻書者，或寵以官，或酬以帛」，[註32]七月，下詔訪求遺書。次年三月，詔「諸州軍應有開（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造一部發赴秘書省」。[註33]七月，任命秦熺提舉秘書省，掌管求遺書。[註34]十五年(1145)二月，兵部郎中葉廷珪向高宗建議到福建搜訪、抄錄善本，[註35]十一月要求秘書省向諸地藏書家借書錄本，及訪求先賢墨跡。[註36]十六年(1146)七月，秦熺奉詔立定獻書賞格：凡有官人獻秘閣闕書的善本達二千卷，轉官，士人免解，餘比類增減推賞。願給直（書款）者聽。諸路監司守臣，訪求晉唐真跡及善本書籍準此。[註37]這一連串的訪求遺書，都在和議以後推動，具有右文的意義，[註38]成績也相當顯著，到孝宗淳熙四年(1177)，秘書省的藏書已有四萬四千四百八十一卷，比《崇文總目》所載尚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註39]

其實，在徵集圖書文獻的同時，秦檜也進行查禁書刊的工作。紹興二年(1132)士人吳伸上書請滅偽齊劉豫，當時秘書少監劉岑以書稱譽伸。到九年(1139)十月，有人將吳伸上疏的內容，連同劉岑的稱譽書，合刊成《吐金集》，秦檜認為伸書中有指斥高宗的話，不宜傳播，以免流入外境，就令臨安府拘收，劉岑坐降職。[註40]十三年(1143)五月，駕部員外郎王言恭檢舉鄭厚所著《藝圃折衷》一書詆誣孟子，宋廷令建州毀其書板，已流傳的書都燒毀，本人則不得差充試官及堂除。[註41]此外，也藉機禁伊川等理學之書，如十四年(1144)十月，言官指出，由於趙鼎倡導伊川之學，及引用理學之人，因此像《正蒙書》、《聖傳十論》等務為好奇立異、流入乖僻之域的書，十分流行，形成「曲學遂行」的不正常現象，建議顯黜這些乖僻之論，[註42]十一月御史中丞楊愿也建議禁伊川之學，[註43]直到二十五年(1155)七月，監登聞鼓院曹紱也向高宗說：「建州邵武軍鄉鎮民間，或以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止絕」，高宗允其請，並責由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誏奉行，[註44]這裡所指「非僻之書」殆指伊川等理學家的著作。

（二）修史與禁史

秦檜和高宗最忌諱的，是當時流傳甚廣的野史著作。秦檜深知掌握史書修纂及壟斷史料的重要，而宋代修史例由宰相兼監修，因此，積極介入。首先，改變制度，紹興十年(1140)二月，罷史館，以日曆歸秘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舉，以監修國史繫銜，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註45]秘書省成為兼掌修史與訪求典籍文獻的重要機構。接著，任命自己的子弟出任秘書省職務，十一年(1141)十二月，其弟梓任秘書少監，次年六月，其子熺行秘書郎，九月改秘書少監，十四年(1144)七月，熺提舉秘書省，讓他得以直接控制修史和訪書──文化與思想──兩項最重要的工作。於是，他一方面藉編書改易對其不利的資料。紹興十三年(1143)二月編纂自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二年的《日曆》共五百九十卷完成，由秦熺和王揚英所撰的《皇太后回鑾本末》一書也告成，不過這二書的內容，確如李心傳所批評的：

自秦檜再相以來，一時詔旨與夫斥逐其門人章疏，或奏對之語，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棄，由是日曆、時政記亡失極多，不復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來，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詞，不足傳信天下後世矣。[註46]

另一方面則宣揚自己擁趙與議和的功績，如此不僅可以向高宗表功，也能壟斷史料。紹興十六年(1146)八月，秦檜將玉牒所取他在靖康圍城中擁戴趙氏事蹟，送請高宗過目，高宗看了以後，稱他「忠義之節，書之信史，萬世不朽」。[註47]十九年(1149)四月，張邵上奏，說秦檜陷金後，曾為徽宗寫信給金帥尼瑪哈，引大義以譙責之，使尼瑪哈面有慚色，可見秦檜「在金固有陰功隱德及於天下社稷者多矣」，然而他「特恥自衒，不欲言于人，是以世不得知之」，據說曹勛家有一份錄本，要求將此信宣付史館，「以彰陛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高宗也為證明講和出於徽宗的旨意，表彰秦檜的功勞，將這封信宣付史館。[註48]

相對的，秦檜對流行朝野間的私撰野史，則頗多忌嫉。紹興十四年(1144)四月，秦檜首次請禁野史，高宗附和地說「此（野史）尤為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秦檜對時人以史代論的風氣甚為不滿，說：「近時學者不知體人，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豈敢自立議論。」[註49]秦檜對野史的敵視態度，引起時人的不安，當時建安曾刊印《司馬溫公記聞》（殆即今傳世的《涑水記聞》）一書，由於書中對北宋政事多所評述，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伋怕得罪秦檜，於十五年(1145)七月，呈請查禁該書。[註50]八月，私史問題再度在朝廷中引起討論，秦檜指靖康圍城中失節人士，相繼作私史，反害正道，而紹興二年(1132)之後，公肆擠排，不遺餘力。高宗則說這是由於檜「不推戴異姓，圍城中人自然不容」，[註51]經秦檜一再批判後，私史逐漸形成政治問題，十一月，言官汪勃劾秘書省正字黃公度，說他為替趙鼎遊說，多次以書信要脅言官李文會和朝廷唱反調，若不從，則著野史譏訕。公度因而被罷。[註52]十七年(1147)，言官又屢指會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謗時政，這時已遭罷黜的李光怕獲罪，把他家藏的萬餘卷書都焚毀了，[註53]然而禁野史的風聲趨緊，秦檜正對準李光張起羅織的文網。

四、私史案──秦檜以文字獄整肅李光

紹興十七年八月，秦檜的頭號政敵趙鼎死於海南島的吉陽軍。李光變成秦檜的心腹之患，因此，在大肆打擊趙鼎黨人的同時，也藉私史案，將整肅的茅頭轉向李光及其黨人。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1106)中進士，徽宗時，以論事被貶，卻贏得清譽。建炎三年(1129)知宣州，時盜賊蜂起，光繕城池，保境安民，禦寇有功。其後歷知臨安、洪州、婺州，所至有聲，擢吏部侍郎、戶部侍郎等官。曾推崇秦檜忠節，被指為檜黨，及檜罷相，光也落職奉祠。尋復知湖州，除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秦檜再相後，主導對金和議，引起朝臣抨擊，另一丞相趙鼎以不願屈膝乞和被罷，檜為緩和反和派的壓力，引薦李光為參知政事，[註54]李光因而被人指為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奸計，墮乎大節。然光求和意在自治，與趙鼎看法相近，及見秦檜撤淮南守備，奪大將兵權，乃轉而反對。光又反對秦檜任用曾任偽齊高官的親戚鄭億年，與檜嫌隙日深，乃以政見不和求去，罷職。紹興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和議確定前，言官劾光「陰懷怨望，鼓倡萬端，致會稽之民，扶老攜幼，轉徙道路，連日不止，乘時誹訕，罪不可赦」，乃被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註55]李光的聲望次於趙鼎，二人在朝廷中的人脈豐沛，對主和的秦檜造成極大的威脅，當然視他們為眼中釘。紹興十四年(1144)十一月，即秦檜貶趙鼎到海南島之後的二個月，又將李光貶到海南島。先是，知藤州周謀為了邀功，搜集李光批評秦檜和議的文字，密獻秦檜，檜令言官劾論光「比年以來，猶令子弟親戚往來吳越，教人上書，必欲動搖國論而後已，若非明正其罪，恐海內之患，有不勝言」。[註56]秦檜打擊李光及其黨人的手法，除了以「朋黨」和「謗訕朝政」為名之外，在趙鼎死後，更以文字嫁禍的方式興起冤獄，羅織罪名，擬將以李光為首的所有反對者一網打盡。

紹興十九年(1149)十二月四日，職掌徵集圖書及修史的秘書省著作佐郎林機，向高宗報告了一件極為特殊的事件，指出傳聞有異議分子「匿跡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謀偽說」，請朝廷注意搜索，嚴加禁絕。高宗指示秦檜，不得讓此事發生，「宜行禁止，許人陳告，仍令州縣覺察，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註57]次年一月二十八日，就爆發私史案了。這是兩浙轉運判官曹泳舉發李光的次子孟堅省記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原來李孟堅曾向其親戚陸升之談起李光在貶所私撰野史的事，陸升之向曹泳密告，宋廷乃令曹泳究實申省。高宗知道私史案後，生氣地說：「光初進用時，以和議為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議為非，朕……固知光傾險小人，生平蹤跡於此掃地矣。」[註58]孟堅被拘入獄，由大理寺偵辦。三月，全案確定，李光坐主和議反覆，在貶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譏謗朝廷，意在傳揚，僥倖復用，及與趙士㒟於罷政後往來交結，由瓊州安置移昌化軍安置，永不檢舉。李孟堅亦坐為父兄被罪責降，怨望朝廷，記念所撰小史，對人揚說，孟堅遂被除名，峽州編管。[註59]

遠在瓊州，突然受私史案牽累的李光，到昌化軍後，寫信給同樣被貶到海南島吉陽軍的難友胡銓，述說他被貶的理由、心情和對文字獄的疑懼：

三月二十一日，忽有昌化之命。乃因次子孟堅為鄉人所中，云僕嘗作私史詆謗事，兒子亦就逮詔獄。至今得家書。十年嶺海，未快仇人之意，時時撰造。此身已在生死之外，但付之一笑耳。只今惟一僕自隨，隻影萬里，祗自憐悼。近方入公館，洒掃苟完，明窗淨几，復理琴書，聊以度日。承索序引，中間亦草得。前日因私史事，凡平生具草，盡付丙丁。尋亦自悔。更俟神思稍定，紬繹續寄也。公之訓釋自足名世，何假區區之言。顧君忽過此云，即行草草作此。[註60]

連為胡銓寫的序引，都要焚毀，可見私史案對李光的壓力相當大。在秦檜派人監視下，年逾古稀的李光，須面對地方官的粗暴與凌辱，度著如囚卒般無聊歲月，他在〈致海南時官書〉中，對晚年貶居心境有深刻的描述，說：

日來呂愿中帥桂林，未必便有相害之意。小人觀望，田憲復差一武大夫李望者來守昌化。望本張俊太傅軍中壕寨官，麄暴無禮，觀望上司，百端凌辱。郡中官僚士人不許往還，行戶不許供應飲食，囚之空廨，死在旦暮。八十老翁，豈堪摧辱如此耶。[註61]

除了李光因私史案受盡折磨外，他的家人也被株連，情況非常悲慘。他的弟弟李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早隨侍李光貶居海南，死於貶所。仲子孟堅在獄中被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季子孟津到二十五年(1155)四月，也以鼓唱台州士民舉其舅管鎬知台州的罪名，被紹興府羈管，因此家中田園宅第，都被籍沒。[註62]此外，他的庶婢之子陳祖安在二十五年十月，也被張扶劾以「每對人必盛談光之為人，歎惜嗟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弗遂」，宋廷遂令祖安勒歸建州本貫，由官司常切覺察，[註63]在秦檜無窮盡的打擊下，李光的家族，只可以「家破人亡，殘破不堪」來形容。

除了李光一家人以外，與他有書信往來或較親近的友人，多受到連累。紹興二十年(1150)秋，他給胡銓的信中，大略提到因他受累的友人，說「父子蹈此大禍，固無可言，而累及平生知友，如張燾、程瑀二尚書，潘良貴舍人，各降三官（坐嘗通書），胡寅侍郎鐫職（坐通書，扇搖經略），餘人賀、許二郎官凡五、六人，各降二官，使人不能不悵然也。諸友自知無益，各已相忘久矣，架空造此，不知其因，蓋此數人一向投閒，此其罪也」。[註64]按照《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列，這八個人獲罪的原因是：胡寅坐與光通書，朋附交結，譏訕朝政。程瑀坐除兵部侍郎日，以縑帛遺光，且貽書曰：比來無知愚，皆以視前為戒，可為歎息。潘良貴坐嘗以團茶寄光，光遺書良貴，其別紙云：仲暉不敢作書，患難至能出一隻手乎，良貴答書曰：參政患難至此極矣，更以道自處，仲暉別紙已付之，但恐時未可耳。宗潁坐嘗寄光書云：孤寒寡援，方賴鈞庇，忽聞遠適，豈勝惶駭，本欲追路一見，失於探伺，不果如願。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美均坐與光相知密熟，書箚往來，委曲存問，意光再用，更相薦引。從所列的罪狀看來，這些人不過是在李光遭貶時致書存問，就被視為黨人而獲罪：胡寅落職，瑀、良貴、潁各降三官，燾、忻、允中、元美各降二官。[註65]七月，章廈劾吳元美是懷姦自徇，時肆謗訕之徒，由於未盡屏斥，「是致營營，鼓惑群小」，建議嚴行竄殛，以為小人之戒。[註66]到九月，元美就被羅織罪名。元美嘗作〈夏二子傳〉一文，二子指蠅蚊。其鄉人鄭煒，向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知福州孫汝翼檢舉元美罪狀，汝翼惡煒，抵其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指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高宗以元美撰造謗訕，玉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亦甚矣，令有司究實取旨。最後，元美坐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高宗特赦為除名容州編管（後元美死於貶所），孫汝翼則降二官。[註67]吳元美是被私史案牽累致死的人，他被羅織的罪名，足可和明、清兩代的文字獄相媲美。而原任左奉議郎新淮西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陸升之，可能因揭發私史案而升任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另一向宋廷舉發的曹泳，則於二十年(1150)四月一日，升為直徽閣知明州。[註68]

秦檜經由告訐的方式，掀起文字獄，雖有助於壓制思想言論，卻在社會上造成恐怖統治的氣氛。李光私史案爆發後，趙汾奉其父鼎棺自海南島歸葬衢州常山縣，知衢州章傑昔與鼎不和，知道平時與鼎有書信往來的士人將來會葬，謀以搜私酒為名，羅織罪名，打擊趙家及其親友。幸常山縣尉翁蒙之事先密告，趙家將所有篋中書及弓刀等物，盡行焚毀，才免於遭禍。[註69]由於資料銷毀殆盡，趙鼎的功業就乏人清楚了。後來，薛季宣向鼎的好友喻樗請求補述趙鼎的事蹟時，道出這一段文字獄為禍之烈：「故丞相安邑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勳在王室，不幸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彷彿焚書，告訐之風，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傳焉。」[註70]在這個恐怖的時代裡，士大夫怕文字獲罪，都把昔日反和或反秦的文章燒毀或密藏起來，不敢刊布。薛季宣在〈書先右史遺編〉中，記述他的父親薛徽言若干反和及與岳飛有關的文章，由於政治上的顧忌，只得密藏起來，卻造成篇章殘缺的遺憾，他說：

先君下世（時為紹興九年），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箚子、誚岳相飛書之類，皆別匱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早世，罪大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遍閱家書於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訃無所及矣。[註71]

秦檜到晚年，對異己分子的排擠更為積極。朱熹對秦檜晚年迫害知識分子，有深刻的描述，說「（秦檜）未死前一二年間，作一二件無狀底事，起獄斷送士大夫之類。近死兩年，朝不保暮，日日起獄，凶焰張大可畏」。[註72]最足以證明朱子所述的文字獄，是紹興二十四年(1154)底，焚禁程瑀的著作案。程瑀受私史案牽連被降職，仍勤於著作，為時人所推重。瑀於二十二年(1152)三月死，著作卻廣為流行，引起秦檜的不安，乃由言官王珉掀起繼私史案之後，另一次文字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對這案的始末有詳細的記載：王珉指出程瑀「本實妄庸，見識凡下」，因私史案降職後，曾取「先聖問答之書，肆為臆說」（殆指《論語說》四卷等），然而這些書的內容「乖謬不可概舉」，其子弟又私結黨與，以竊世譽。洪興祖卻為文冠其首，魏安行則用京西轉運司的官錢刊印，傳示四方親故，並攜回家，總計達數千百本。瑀既敢唱為異端，安行又從而和之，若不早日杜絕，任其說寖行，害教惑眾，為禍將不止於少正卯、楊朱、墨翟。因此建議「將見今鏤版，速行毀棄，仍令所司檢計所費之直，盡數於安行名下追納。或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元未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仍將興祖、安行與瑀之子弟，重賜施行，以為朋附鼓唱異說之戒」。王珉又說，洪興祖傾心附程瑀，今知饒州，人皆怨嗟，日望其去，乃敢共懷異議，肆為不靖，如不痛懲，恐為亂階。「伏望聖斷，將興祖、安行編置遠方，以禦魑魅，仍并程瑀子弟見已任堂除差遣之人，並歸吏部，庶使君子小人有所別白，而天下後世知奸人之不可容也」。最後，宋廷照刑部尚書韓仲通之議，將魏安行送欽州，興祖送昭州，並編管，瑀之子宏濟罷新差通州金沙鹽場，子宏靖、孫有功、有孚不與堂除差遣，其他州軍有刊行異說書籍，又不曾申取朝廷指揮者，亦乞毀棄。[註73]秦檜查禁程瑀著作的動機，據為程瑀寫墓誌銘的胡銓所述，是秦檜懼怕瑀的言論發揮影響力，他說，瑀的書籍流傳後「或以示檜，檜顧門下士曰：伯寓乃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為是，而議我為何人」。[註74]從秦檜對政敵一向壓制的情形看來，胡銓的說法是可信的。

即使到臨死之前，秦檜還想發動更大規模的整肅活動，一舉剷除其政敵。先是秦檜為對付張浚，唆使臺諫劾知洪州張宗元與浚書信聯絡，及安置其僕人。二十五年(1155)八月更由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給張浚的壽詩，羅織宗元及張浚的罪狀，[註75]此案牽連甚廣，逮捕達百餘家，幸賴王師心暗中相助，才使多人獲免，一直到秦檜死，案子才告平息。[註76]此後又擴大整肅對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卯」條，對秦檜的慘狠有簡要而深刻的記載，說：

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嚞、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矣。[註77]

十月二十二日，秦檜病逝，這項整肅活動停止，對言論的限制，也宣告解除，[註78]而原先受到排擠，甚至構陷的異己分子，如李光及其子孟堅、孟津、趙汾等人，相繼獲得平反。相對的，因告訐而升官的人如陸升之、鄭煒等人則受到除名的處分。[註79]

五、結　語

從崛起政壇到長期執政，秦檜經歷兩宋政權交替的巨浪，也無可避免的捲入了複雜的人事糾紛與政爭中，為鞏固權位，他以「朋黨」、「謗訕朝政」等罪名，來整肅他的政敵，此外，他深知文字與輿論的重要性，為了進一步箝制思想言論，建立一元威權的統治模式，在趙宋政權重建之初，亟需蒐集佚散圖書的事實，利用搜訪遺書的機會，查察不利於他的書籍，甚或加以銷毀，這是他高舉「右文」的旗幟，以遂行「抑文」企圖的二面手法的策略運用。他藉掌控修史機構，由他及其家人、親信壟斷修史權利，如此一來既可以為個人的行事，做合理化的解釋，也可以銷燬不利於他的史料。甚至興起文字獄，以達成打擊異己，壓制輿論的作用；從李光的私史案起，秦檜連續地掀起幾次規模不一的文字獄，正暴露了他執政期間內心的虛寒和對輿論的畏懼，而要發動最激烈的手段來對付政敵。但這一連串的暴行，卻扼殺亟待茁壯的士氣。難怪秦檜死後，和州進士何宋英上書高宗時，要對秦檜以文字獄箝制思想，提出沉痛的指控，他說：

自秦檜誤國以來，奸臣相繼專黨擅權，無所不至，鉗天下之口，結天下之舌，於今幾年矣。國家利害人不得言，言之則禍不旋踵矣，大者殛於海隅，小者斃於囹圄，以至在朝則以訛言為禁捕，在學則以謗訕為屏罰，科舉則以時忌為棄黜，遂令天下之忠臣義士撫膺扼腕，相視切齒，高舉遠引，甘心自棄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註80]

可見秦檜以二面手法來禁絕言論思想的做法，其為禍之烈，邁越前代，直成為明、清兩朝文字獄之先例。

然而，秉持良知的知識分子，以各種方式留存史料，使他不能一手遮天、顛倒黑白，最後反而揭發其醜行，魏了翁在〈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梲等十事〉一文中，不僅控訴秦檜禁燬史書及文字獄的罪行，也表彰了「家乘野錄，不與秦火俱燼」的事實，他說：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略，小人終日為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竇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也。[註81]

秦檜掌政於南宋政局由危急趨於穩定之時，以他得高宗寵信之深、任事之專、執政之久，原是南宋撥亂返治、作育人才、從事建設的最佳時機，然而，他不圖遠略，反而為鞏固一己的權位，以極多的時間與精力，去打擊政敵，甚至銷毀史料，禁錮言論，我們從《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對紹興十二年(1142)至二十六年(1156)間記載之簡略，和李光、趙鼎、薛季宣等人的記述中，充分顯示這是個政治上的恐怖時代。在這樣的環境裡，不僅客觀的史料難以保存，士人的尊嚴更受到無情的踐踏與蹂躪，使亟待提振的士氣為之頓挫，造成阿諛成風、無所作為的風氣，當然難期建設有成。這種為一己之私，而影響一個世代的建設與發展，恐怕是秦檜在和議及殺岳之外，更值得批判的地方。

[註1]：陳垣，〈陳垣丁未舊作兩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編，《宋遼金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50-352。回本文

[註2]：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影印點校本，1978年），卷3，〈太宗本紀〉，頁63。回本文

[註3]：脫脫等，《宋史》，卷473，〈秦檜傳〉，頁13764-13765。回本文

[註4]：楊士奇、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286，頁23下引陳淵奏言。回本文

[註5]：李綱，《梁谿先生全集》，卷114，〈與秦參政書〉，頁14下-15下，時為紹興元年三月，卷130，〈賀秦相公啟〉，頁5上。回本文

[註6]：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別集卷2，〈呂頤浩〉，頁6上。回本文

[註7]：脫脫等，《宋史》，卷473，〈秦檜傳〉，頁13750。回本文

[註8]：黃寬重，〈酈瓊兵變與南宋初期政局〉，見本書第二章。回本文

[註9]：如辛次膺反和，見李心傳，《要錄》，卷118，紹興八年一月丙午條，頁4下-5上；秦檜用勾龍如淵，見《要錄》，卷123，紹興八年十一月甲辰條，頁19上-19下。因反和被劾論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胡銓。回本文

[註10]：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見本書第三章。回本文

[註11]：李心傳，《要錄》，卷147，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條，頁14下。回本文

[註12]：李心傳，《要錄》，卷123，紹興八年十一月辛亥條，頁27上。回本文

[註13]：脫脫等，《宋史》，卷374，〈胡銓傳〉，頁11582。此外，當時也有一批文人為謀取高官，對高宗、秦檜的謀和行動，多所歌頌，見王曾瑜，〈降金乞和與文丐奔競〉（岳飛暨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1993年3月）一文，刊於《岳飛研究》，第四輯，1996年，頁70。回本文

[註14]：李心傳，《要錄》，卷113，紹興七年八月壬寅條引〈趙鼎事實〉，頁7下。參見本書第二章。回本文

[註15]：脫脫等，《宋史》，卷360，〈趙鼎傳〉，頁11292。回本文

[註16]：脫脫等，《宋史》，卷360，〈趙鼎傳〉，頁11293。回本文

[註17]：李心傳，《要錄》，卷53，紹興二年四月癸未條，頁5下。回本文

[註18]：李心傳，《要錄》，卷57，紹興二年八月壬辰條，頁1下。回本文

[註19]：李心傳，《要錄》，卷57，紹興二年八月甲寅條，頁12上。回本文

[註20]：李心傳，《要錄》，卷127，紹興九年四月癸丑條，頁9下-10上。回本文

[註21]：李心傳，《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丁酉條，頁18下-19下。回本文

[註22]：曾瓊碧，《千古罪人秦檜》（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52-153。回本文

[註23]：從《要錄》所見的人包括：范沖、王居正（卷138，頁3上）、呂本中（卷138，頁7下）、趙慶孫（卷140，頁12下）、何許（卷144，頁10下）、張戒（卷147，頁11下）、方滋（卷147，頁12上）、熊彥詩（卷147，頁14上）、高閌（卷147，頁14下）、鄭厚（卷148，頁10下）、張九成（卷149，頁1下）、王晞亮（卷150，頁3下）、解潛（卷151，頁8下）、王文獻（卷152，頁3上）、方直（卷153，頁8下）、馬雲（卷154，頁19下）、李穎士（卷155，頁15下）、洪适、曾恬（卷156，頁22下）、林師說（卷156，頁25上）、晁謙之（卷157，頁6上）、尹機（卷159，頁13下）、李椿年（卷160，頁10上）、榮嶷（卷161，頁8上）、王趯（卷161，頁16上）、葉三省（卷163，頁3下）、王佐（卷165，頁15上-15下）、陸時雍（卷168，頁2下）、汪應辰（卷167，頁17上）、趙令袊（卷169，頁6上）。此外趙鼎再相時，所拔擢有士望的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潘良貴、魏矼也都被排擠，見李心傳，《要錄》，卷162，頁4下-5上。回本文

[註24]：參見鄧小南，〈關於「泥馬渡康王」〉（岳飛暨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1993年3月），收入鄧小南，《朗潤學史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6月），頁95-111。回本文

[註25]：陳登原，《中國歷代典籍考》（臺北：順風出版社，1968年，樂天書局影印改稱《中國典籍史》，1971年），頁196-197。回本文

[註26]：確庵、耐庵編，崔文印箋證，《靖康稗史箋證》，頁74、80-81、85；汪藻，《靖康要錄》，卷15，頁17上、19上、23上、24上。回本文

[註27]：汪藻，《靖康要錄》，卷16，頁28下。回本文

[註28]：李心傳，《要錄》，卷51，紹興二年一月甲子條，頁9上。回本文

[註29]：李心傳，《要錄》，卷64，紹興三年四月丙午條，頁9下。回本文

[註30]：李心傳，《要錄》，卷137，紹興十年七月丙寅條，頁6上。回本文

[註31]：李心傳，《要錄》，卷148，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庚寅條，頁15上。回本文

[註32]：李心傳，《要錄》，卷149，紹興十三年七月戊午條，頁5上。回本文

[註33]：李心傳，《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庚辰條，頁10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18之27。回本文

[註34]：李心傳，《要錄》，卷152，紹興十四年七月壬戌條，頁2上-2下。回本文

[註35]：李心傳，《要錄》，卷153，紹興十五年二月丁亥條，頁4下-5上。回本文

[註36]：李心傳，《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庚申條，頁17下。回本文

[註37]：李心傳，《要錄》，卷155，紹興十六年七月壬辰條，頁12下-13上。回本文

[註38]：李心傳，《要錄》，卷152，紹興十四年七月戊寅條，頁3下引李文會之語。回本文

[註39]：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74，〈經籍考一．總敘〉，頁1510。回本文

[註40]：李心傳，《要錄》，卷132，紹興九年十月辛未條，頁14下。回本文

[註41]：李心傳，《要錄》，卷149，紹興十三年五月辛未條，頁2下。回本文

[註42]：李心傳，《要錄》，卷152，紹興十四年十月甲午條，頁10下-11上。回本文

[註43]：李心傳，《要錄》，卷152，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壬申條，頁14下-14上。回本文

[註44]：李心傳，《要錄》，卷169，頁4上（本文徵引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要錄》部分，內容與文海本稍異）。回本文

[註45]：李心傳，《要錄》，卷134，紹興十年二月丁卯條，頁8上-8下。回本文

[註46]：李心傳，《要錄》，卷148，紹興十三年二月辛巳條，頁7下。回本文

[註47]：李心傳，《要錄》，卷155，紹興十六年八月庚戌條，頁14上-14下。回本文

[註48]：李心傳，《要錄》，卷159，紹興十九年四月丙寅條，頁7下-9上。回本文

[註49]：李心傳，《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四月丁亥條，頁10下-11上。回本文

[註50]：李心傳，《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七月丙午條，頁1上-1下。回本文

[註51]：李心傳，《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八月丙子條，頁4下-5上。回本文

[註52]：李心傳，《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己酉條，頁14下-15上。回本文

[註53]：李心傳，《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是歲條，頁25下。回本文

[註54]：李心傳，《要錄》，卷122，紹興八年十月丁巳條，頁9下-10上。回本文

[註55]：李心傳，《要錄》，卷142，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己亥條，頁9下。回本文

[註56]：李心傳，《要錄》，卷152，紹興十四年十一月癸酉條，頁14下-15上。回本文

[註57]：李心傳，《要錄》，卷160，紹興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條，頁11上。回本文

[註58]：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一月丙午條，頁2上-2下。回本文

[註59]：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三月丙申條，頁5下。回本文

[註60]：李光，《莊簡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頁5上-5下。回本文

[註61]：李光，《莊簡集》，卷15，頁6下-7上。回本文

[註62]：李心傳，《要錄》，卷168，紹興二十五年四月己丑條，頁7上。回本文

[註63]：李心傳，《要錄》，卷169，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癸未條，頁13上-13下。回本文

[註64]：李光，《莊簡集》，卷15，頁5下-6上。回本文

[註65]：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三月丙申條，頁5下-6上。回本文

[註66]：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七月戊寅條，頁14上。回本文

[註67]：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九月甲申條，頁19下-20上。回本文

[註68]：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四月丁未條，頁8下（曹泳）；卷161，紹興二十年一月丙午條，頁2下（陸升之）。回本文

[註69]：李心傳，《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是夏條，頁13下。回本文

[註70]：薛季宣，《浪語集》（《四庫全書》本），卷23，頁18上-18下。回本文

[註71]：薛季宣，《浪語集》，卷33，頁39上-39下。回本文

[註7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1，〈中興至今日人物上〉，頁3160。回本文

[註73]：李心傳，《要錄》，卷167，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丙戌條，頁15下-17上。回本文

[註74]：胡銓，《宋廬陵胡澹庵先生文集》（乾隆二十二年刊本，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23，〈龍圖閣學士廣平邵侯程公墓誌銘〉，頁42下。回本文

[註75]：李心傳，《要錄》，卷169，紹興二十五年八月己亥條，頁9下-10上。回本文

[註76]：汪應辰，《文定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3，「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頁3上。回本文

[註77]：李心傳，《要錄》，卷169，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卯條，頁14下-15上。回本文

[註78]：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頁10下。回本文

[註79]：李心傳，《要錄》，卷170，紹興二十五年十一、十二月相關內容。回本文

[註80]：徐夢莘，《會編》，卷227，頁1-2。回本文

[註81]：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61，總頁505。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