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了解格陵兰岛冰川融化的人，最后却彻底消失在了冰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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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学2026年05月23日约 11 分钟

康拉德·斯特芬图片来源：瑞士联邦森林、雪和景观研究所

撰文｜摩根·麦克福尔-约翰森（Morgan McFall-Johnsen）

编辑｜clefable

2020年8月，时年68岁的康拉德·“科尼”·斯特芬（Konrad “Koni” Steffen）在他最爱的地球角落失踪了。这位的开创性科学家最早就格陵兰如何推高全球海平面发出警告。站在冰盖中央时，他看起来仍像个满身少年气的冒险者。

在厚重的灰色天空下，白雪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微风卷起阵阵雪沫。方圆数英里内，只有他的团队：3个年轻人挤在不远处。唯一的建筑是他那座破旧的营地，由两顶红色的拱形帐篷组成。尽管它们不久前刚因极其快速的冰融化而倒塌，但他仍在使用。

科尼手里拿着一张刚从气象站取下的数据卡。那座气象站是一根插在冰中的长杆，上面装着由太阳能供电、会旋转的设备和记录盒，能精确记录格陵兰的降雪量、太阳辐射和温度。

一旦上传到电脑，这张数据卡将提供迄今了最清晰的图景，显示我们的世界正在以多快、多么不可预测的方式变暖，能帮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更清楚地看见未来。科尼从团队成员身边走过时喊道：“我要去看看我的数据！”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科尼。

在他被推定死亡5年后，研究人员和各界领袖仍在悼念这位现代气候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凭借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和无畏的冒险精神，科尼成了气候变化的近距离见证者，以及有力的发声者。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格陵兰冰盖，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同事至今仍不明白2020年8月8日这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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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另一个星球”

科尼工作在气候危机的前线，地点靠近雅各布港冰川（Jakobshavn）。这是世界上融化最快的冰川之一。格陵兰5.6万居民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边缘地带，也就是冰盖逐渐减少、露出裸露陆地的地方。科尼的工作地点在内陆50多英里处，那里鲜有人涉足。

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在格陵兰长大的安妮·梅里尔德（Anne Merrild）告诉《商业内幕》：“对格陵兰人来说，他们和内陆冰有很深的联系，也有很深的敬畏。那是一种关乎生死的力量。”

格陵兰冰盖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3倍，宽680千米，平均厚度约1.6千米。除南极洲外，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冰体。“那里就像另一个星球。”科尼的儿子、团队成员西蒙·斯特芬（Simon Steffen）说，“像一片白色沙漠，一直延伸到你能看到的地方。”

康拉德·斯特芬的团队图片来源：瑞士联邦森林、雪和景观研究所

西蒙说，冰盖中央一片寂静，除了风声，以及深处冰层移动时偶尔传来的爆裂声。气温最低可降至-50华氏度。在科尼的前哨营地，如果天气特别晴朗，地平线上隐约可见沿海山脉。

格陵兰既是全球变化的受害者，也是推动者。由于两极升温最快，冰盖融化是一个衡量气候危机加速程度的指标。它也是海平面上升的最大"贡献者"。预计仅是格陵兰冰盖的变化，就将在本世纪影响数亿人，使各国政府付出数万亿美元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当科尼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冰川学家时，科学家还不能确定格陵兰冰盖究竟是在增长还是在缩小。科尼想得出一个明确答案。一开始，他把卫星对准格陵兰，但无法获得完整图景。

于是，1990年3月，他告别妻子雷古拉（Regula）、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西蒙和蹒跚学步的女儿阿妮科（Anico），飞往格陵兰，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大本营：瑞士营（Swiss Camp）。此后，他每年春天都要陪伴这个“第三个孩子”，在格陵兰各地建设气象站，他的家人也逐渐习惯了这一点。他第一次将详细的地面数据与卫星观测获得的冰盖整体状况结合起来。

他的赌注得到了回报。几年之内，科尼改变了冰川学和气候科学。他证明，随着气温上升，冰川正在后退，融融水汇入了海洋。科尼会不知疲倦地工作，在一杯杯浓缩咖啡和香烟中忙碌。人们开玩笑说，他的血液里流着防冻液，而他在北极的一次次的不幸经历又强化了这种名声。他赶走过北极熊，曾从海冰上掉进冰冷的北极海水，也曾在一场雪崩中幸存下来——那次雪崩折断了他的骨头，把他困了24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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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的学生杰森·博克斯（Jason Box）说，他是一个“顽强如铁钉般的北极牛仔”。他不按常规出牌的做法吸引了一批忠诚的学徒，他们追随他冒险和寻求发现。不指导学生和收集数据时，科尼就会奔走于世界各地，全身心投入到一项工作之中：让人们看见地球冰层融化所带来的灾难。他会见全球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言，领导研究中心，并共同撰写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他还会把摄制组、朋友和政客带到冰盖深处，让他们亲眼看到冰盖的消亡。

2017年，阿尔·戈尔（Al Gore）到访瑞士营，为他的气候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2》（An Inconvenient Sequel）拍摄素材。科尼把这位前副总统带到附近一片区域，那里一条条融水河在冰面上冲刷出沟槽。科尼让戈尔跨过冰上的一道裂口，这样他就能向下看到所谓的“冰川锅穴”（moulin）：奔涌的蓝色融水会在那里钻出一个深洞，洞口宽得就像一把扶手椅。

他们走向一个更大、轰鸣作响的冰川锅穴时，戈尔半开玩笑地问：“这种洞可不能踩进去，对吧？”科尼没有笑，只是简单回答：“对。”

格陵兰正在快速改变

到戈尔到访时，冰盖已经变得危险且难以预测。戈尔告诉《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访问瑞士营后的这么多年里，我脑海中一直思考的一件事是，科尼的工作正在变得多么危险。”

2019年，危险又一次升级，也是在戈尔到访2年后、科尼失踪前一年。那年春天，一名来访的研究人员气喘吁吁地跑向德里克·豪茨（Derek Houtz）。德里克是西蒙的童年好友，从事气候科学研究，后来成了科尼的学生之一。那名研究人员说，他踩进了一条冰裂隙，也就是冰层被拉开形成的裂缝。冰裂隙可能有1米多宽、数十米深。在极端情况下，它们会一直延伸到冰盖底部，落差达1.6千米。

德里克对此表示怀疑。瑞士营附近从来没有出现过冰裂隙，只有前一年春天他们往冰里钻入新的支撑梁时，发现过一条很小的裂隙。多年来，他和西蒙为了好玩，会骑着雪地摩托在气象站周围转圈，或在平滑的冰面骑行数小时，检查其他气象站，并在壮阔的景观中相互追逐。在较长的行程中，他们有时会穿过冰裂隙区域。

事实上，去年春天的一次类似旅程中，西蒙的雪地摩托曾向后翻进了一条冰裂隙。他加速脱身，但仍心有余悸。德里克和科尼则一笑置之。冰裂隙是冰上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瑞士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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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德里克还是拿起一把铲子，朝那人指的地方艰难走去，直到他突然陷进雪里。他紧紧抓住铲子，铲子平放着卡在冰裂隙上，成了一根能救命的引体向上横杆。他的双腿在下方结冰的壁面上乱蹬，试图找到着力点。

“我们当时在研究气候变化。只是没有想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在那个地点，会看到如此明显的变化。”科尼的另一名学生瓦利德·阿卜达拉蒂（Waleed Abdalati）告诉《商业内幕》。阿卜达拉蒂已接替科尼，成为了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合作研究所主任。

当时，负责协调这群人飞行安排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不满意科尼团队的临时解决方案：他们把覆盖冰裂隙的所有积雪铲开，发现裂隙正从西蒙的帐篷下方穿过后，于是铺上了一大块胶合板架住裂缝。NSF派出一架直升机，提前把营地里所有人接走。

最后的旅程

2020年8月5日，科尼和西蒙、德里克又一次飞抵瑞士营。3天后，科尼失踪了，这次行程原本是他退休前与瑞士营的最后告别。随后，他将退隐到阿尔卑斯山，并把自己的气象站网络交给杰森。但这并不是直升机飞越冰盖时，科尼和团队心神不宁的唯一原因。从多个几个层面来讲，最后这次到访都充满了技术挑战。

首先，他们通常会在春季前往，也就是严酷冬季之后、大规模融化开始之前。但这一次，新冠疫情封锁迫使他们在一个完整夏季融化期之后才去，此时的冰面更难应对。抵达前一天，他们收到了一张照片，是一支路过的摄制组拍下的。尽管瑞士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冰雪高度的波动，它仍已完全坍塌。

不过，更重要的是冰裂隙。出发前几天，他们查看了卫星图像，图像显示情况进一步恶化。现在，有3条冰裂隙从瑞士营旁切过。考虑到危险，科尼没有邀请任何客人，只带上最亲近的学徒：杰森、西蒙和德里克。这么多年来，这4个男人一直带着访客自由行走。如今，他们只有自己，并且穿上了安全吊带。

着陆后，他们在整个营地区域巡查。为防止有人走得离冰裂隙太近，他们用吊带锁扣把自己固定在直升机上。他们把冰探杆插入地面，探查是否还有隐藏的裂缝。没有发现异常后，科尼在营地周围标出来安全边界。任何人如果没有系在固定绳索上，都不得离开。他们在安全区内搭起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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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同意，8月8日有个缓慢的早晨，他们待在一座圆顶帐篷里。这座帐篷是为了替代已经歪斜的红色帐篷而搭建的。西蒙说，那天早上科尼情绪很好。他记得外面风雪翻卷，能见度降低，但还没到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的程度。在杰森向警方分享的记忆中，当时雪下得很大。

他们大约中午开始工作：西蒙和杰森搭建一座新的气象站，而科尼和德里克则艰难走到100米外的旧气象站，取回它的数据卡。德里克回来帮西蒙和杰森，科尼则继续往营地走。几个小时过去了。下午5点左右，西蒙他回到帐篷，准备叫醒父亲，拉开帐篷门，却看见里面的行军床空着。一阵恐慌袭来，西蒙跑回德里克和杰森身边，喊道：“科尼不在帐篷里！”

他们互相盯着看了一会儿，每个人心里都冒出了同一个念头。没有人说话，他们开始手忙脚乱地穿上安全吊带，跑向营地附近那条巨大、敞开的冰裂隙。他们朝里面大喊。其中一人用卫星电话呼叫急救服务。他们又在覆盖其他冰裂隙的雪层上凿洞，也朝那些洞里喊。随后，他们用探杆检查营地周围的积雪，以防他倒在某个地方。

这样持续了5个小时后，一架西科斯基S-61直升机抵达，机上有两名警察、3名消防部门搜救人员和一名攀冰专家。搜救队用保护绳把攀冰者放入冰裂隙的开口，他在那里查看是否有断裂冰柱、刮痕或其他有人坠入的迹象。到凌晨2点，在夏季永不落下的北极太阳下，搜救队仍没有发现科尼的任何踪迹。

第二天早晨，救援队返回时，杰森、德里克和西蒙游重新探查前一天已经彻底翻查过的积雪。应他们的要求，攀冰者下到最大冰裂隙中那个大洞的更深处。他在约20米深的地方看见一层薄冰形成的底面上，有一个大约人那么大的洞。再往下，冰裂隙里充满了水。

父亲失踪后的5年里，西蒙把能想到的每一种解释都想了一遍。也许科尼当时视力不太好，也许他情绪低落。也许他正要去厕所，数据卡掉了，他一时大意扑过去捡。在那天剩下的时间，救援队把一个金属钩放入冰裂隙，试图钩出什么东西。他们一无所获。攀冰者说，派潜水员下去太危险，而且水太浑浊，GoPro也拍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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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两晚前发生的那件事。当时西蒙和德里克被雪地上嘎吱作响的脚步声和拖擦声惊醒，他们确信那是一头北极熊，但第二天早晨没有发现任何脚印或动物痕迹。西蒙有时会想，也许格陵兰民间传说的确有几分真实：传说称，冰盖上游荡着幽灵般的精怪“奇维托克”（qivittoq），会捕捉迷失的灵魂。

“我希望我们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西蒙说，“但到最后，这其实并不重要。他最终消失在格陵兰冰盖上，因为格陵兰冰盖已经彻底改变、变形，变成了他所熟悉的冰盖之外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尼之死是一个异常事件。从另一些意义上说，它是一则警告。戈尔告诉《商业内幕》：“他每天都直面这场危机的现实。正是这些现实促使他成为行动的倡导者。”他补充说，随着我们中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把面对气候危机时的绝望转化为行动。”

科尼生活并死在了一个危险未来的前线，而这个未来正在向我们所有人疾驰而来：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正在融化消失。

除了这一片澄澈的净土上的危机，在《环球科学》5月刊的文章《当高山湖泊变质》中还介绍了，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高山湖泊正悄然变得翠绿浑浊，而罪魁祸首正是数百千米外的人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