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相信“人性本恶”，你就是在呼唤被奴役

我们必须假设：人性是善良的，我们才配的上享受自由。

17世纪的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政治学这门学科的鼻祖，他生活于十七世纪的英国。

但这个政治学鼻祖是不仅为王权专制制度辩护，甚至打心眼里拥护它的。

因为霍布斯的思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人性是自私自利而可怕的，所以在“自然状态”下，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类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

社会没有财产权： “没有我的，没有你的”。

社会没有是非正义： 在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正义与不公。

所有人的生活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霍布斯说，为了摆脱这种噩梦一般的原始状态，人类不得不出于理性和对死亡的恐惧，来构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推举一个“主权者”——也就是君主，授予这个君主“绝对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挑战的”权力，让他来管制自己，从而摆脱荒蛮的原始状态。

也就是说，在霍布斯的观念中，王权专制虽然是可怕的，但由于“自然状态”更加可怕并且糟糕，人们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接受它。

这里要多说一句，霍布斯的上述论述虽然听上去非常“反动”，但那是十七世纪，在全球的其他地方还在推崇君权神授，或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时候，霍布斯尝试用理性的方式分析王权的来源，不把它的合法性归之于神明或者宗法道统，而是人为摆脱自然状态不得不忍受的“必要的恶”（一如其著作名用利维坦这种圣经中的怪兽去形容权力），这已经是一种相当的进步了。

而且霍布斯的上述讨论中已经埋下了进步的种子，因为首先与“君权神授”不同，霍布斯的主权权威来源于个人为了自身安全而进行的“理性授权”。他的起点是个人对暴死的恐惧，而不是集体的荣耀或神意。

其次，霍布斯论证说，主权者的合法性在于他能为民众提供和平、安全与繁荣，而不在于他的血统或神性。这就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思想革命——请注意，在霍布斯以后，即便那些最为专制辩护的理论，也再也不敢宣扬自己是“代表上帝统治你”这种浑话了，他们一般都会打一个“为大众共同福祉”之类的旗号。现代国家的政治讨论，开始彻底世俗化。

但是霍布斯的这个观点还是让理性的人很不爽，于是很快，反驳者就来了。

这个人就是伟大的英国思想家的洛克。

洛克反驳霍布斯对专制合法性辩护的方法非常巧妙：你霍布斯不是说，人类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必须调用“理性和对死亡的恐惧”来构建一个社会么？

那么好，我问你，这个理性和对死亡的恐惧，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不是每个人心中自己生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归根结底，政府其实是一个所有人自身理性和道德感（霍布斯所谓“对死亡的恐惧”）的集合。它并不是一个外加的东西，它生发于人性内部。

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得到，人在“自然状态”下也绝没有霍布斯所说的那么不堪，因为未受污染的理性和道德感在自然状态下依然会起作用。所以自然状态其实是一种“自由状态” 和“平等的状态”，人们用理性和良知（古罗马先哲西塞罗所说的“自然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只不过由于缺乏协调和规范、形成有效的公共契约，自然状态下的社会是有缺陷而不稳定的。

所以政府和公权力的目的，其实是“改良”这种“自然状态”，将人类在自然状态下基于理性和良知形成的规则固化成为法律、并在法律和个体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扮演公正的仲裁者。

而在洛克的模型中，公权力既然只是人类对自然状态秩序的改良，而不是推翻。那么公权力与生俱来的就必须只能是有限的，而不具有霍布斯所说的那种绝对性——和平、稳定和发展本来在状态下也有，国王被公众召唤出来，只是为了进一步改良它而已。

所以洛克总结说：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在自然状态中就已经存在的权利（生命、自由、财产）。

那么更进一步的，这三者既然都不是国王的恩赐，那么它们得不到保证，乃至做的哪怕不够好的时候，民众当然就有权反对国王。

所以，洛克通过将自然状态描绘成一个虽有不便但基本和平的状态，将政府的目的仅仅定义为更好的保护固有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并赋予人民最终的反抗权。他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有限政府和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对霍布斯的绝对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成为了现代政治学的真正基石。

人的权利、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并不来自于君主的恩赐。这就是从《利维坦》的泥沼中开出的自由之花，是洛克为全人类贡献的伟大理念。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去区分霍布斯与洛克的思想，你又会发现，两者最根本的差别，其实发生在对人性的假设和预估上。

霍布斯其实非常接近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性恶论”者，他认为人类在缺乏管束的自然状态下所构建的社会就是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战争的黑暗森林，人类在相杀相争之中永不得安宁。正是这种性恶论的假设，让霍布斯推导出了君主的绝对性，主张君主几乎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因为没有君主人类就得回归自然状态，回归自然状态所有人都得死。那大家还是忍一忍吧。

而反过来说，洛克的理论出发点则非常接近性善论，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道德感来约束自身、自然状态没有那么可怕的思想，有点类似于孟子所说的人有“先天”的“良知良能”。

话说到这里，也许你就可以联想到，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也爆发过一场与霍布斯和洛克非常相似的争论——荀子的性恶说和孟子的性善说的论争。

虽然没有霍布斯和洛克谈的那么理性而深刻，但荀子和霍布斯一样，是把人性看的非常幽暗而可恶的，所以他就主张对老百姓进行更强力管束与制约，君主可以近乎无限度的获得授权。而与之相对应的，孟子的思想则是性善论，他和洛克一样，主张人有“良知良能”，可以养浩然之气。所以孟子游说各国，谈的都是轻徭薄赋、“斧斤以时入山林”，政府尽量少的管束和滋扰民间，给民间的自然状态以发展繁荣的空间——则“五十者可食肉矣”“七十者可衣帛矣”。

于是荀子虽然出身儒家，但却教出了韩非、李斯等一批法家代表人物，

而孟子则成为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

再从两者推导的思维结果看，你会发现法家与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儒家（在未被皇权驯化扭曲前）与洛克的有限主义，的确在结论上有相似之处。前两者都主张君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根基在于它们认为和平和稳定都是君主缔造的，没有君主就会天下大乱。而后两者则都主张，君主与公权只是自然秩序的改良和增益，如果起不到增益效果，民众就有反抗权，这就是秦汉之交的儒家特别爱聊的“汤武革命”。

只是很可惜，与近代西方的论战最终由洛克得胜不同，先秦百家争鸣最终迎来的终局，是奉行法家的秦王朝一扫六合，即便暴虐苛酷的秦国二世而亡，后世王朝“外儒内法”的统治也意味着“中式霍布斯主义”在历史中的长期胜出。事实上，外儒内法中“内法”的本质，其实就是认定老百姓没有道德与理性上的自律与自为能力，一旦失去管束，必然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谓“天下大乱”，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所谓“血染浔阳江口”。那既然老百姓不管，就要天下大乱，人命不如狗。君王们无论施加多少管束，征收多么苛酷的保护费，就都是合理的。这个道理就又跟霍布斯的思想如出一辙。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是元末朱元璋起义北伐时喊出的口号。很多人至今为其中高扬的民族主义所感动。但追究朱元璋的本心，老朱这话的逻辑重音可能反而是放在“立纲陈纪”上。因为他还说过“胡元失天下以宽，朕当以刚猛济之！”这话翻译翻译，也就是成龙大哥的那句名言“中国人就是欠管。”——于是朱元璋所建立的那个大明朝，就是空前严厉的牢笼天下、拘束百姓而闻名的了。

有趣的是，人性到底是不是真的“性恶”，是不是真的缺了皇权这个“利维坦”的严酷管束，就会陷入天下大乱？——这件事至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桩可悲的“预言自我实现”。

正如张宏杰先生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史》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人的主流国民性格，从先秦时代的贵族文化，逐步堕落到明朝的流氓文化和清朝的奴才文化。这个过程中起主导驯化作用的，恰恰是皇权自身。法家皇权为了说明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总是恶意的去鼓励人性中恶的那一面，而压抑人性中善的那一面。

所以从秦朝商鞅变法鼓励老百姓子告父、妻告夫开始，皇权就一直在致力于把其治下的所有民众打成原子化，并鼓励他们彼此相争相斗，最终形成了一个连霍布斯都不敢设想的、哪怕是在有公权力这个利维坦管束的现实中，也发生“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格局。人们因此也就更加惧怕没有皇权的乱世了——“有皇上管”的时候尚且彼此坑害、举报、相杀到这种程度，没了皇权的制约，那岂不是真要互相杀个血流漂杵、算无遗类？

于是我们也就距离洛克所谓的“有缺陷、但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近代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时，人们发现如果不改造国民性，我们已经几乎不可能建设一个“洛克模式”的有限政府和现代国家了——因为这种社会构建的前提假设，就是人要有先天的理性、良知乃至信仰，有限政府只是对自然状态的改良，后天性的介入其中。

可是两千年的法家秦制驯化、筛选，已经让很多民众丧失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天性。鲁迅所谓吃人的社会、所谓冷漠的看客，性恶是被后天塑造的，但却如此根深蒂固。

文章结尾，我们再回到之前文章讨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与人为善？

其实理性的道理就在这里，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中，依然有很多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被曲解的《三体》中的黑暗森林理论，和觉得穷人就该饿死的“本土奥地利学派”奉为圭臬。我想说的是，这些思想在缘起处的共同之处，就是崇尚性恶论。而如果我们接受“人之初性本恶”这个前提假设，那么紧接着的一个推导，就是霍布斯的绝对主义，然后就是两千年的那个死循环——越管，人性越恶；人性越恶、戾气越重，越有更多人觉得“就是欠管！”

所以，当你崇尚“性本恶”，你就在呼唤被奴役。两者是互通而等价的。

想要跳脱出这种死循环，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善。

正如昨天文章所言，让我们真诚的交流，让我们首先假设，对方是个好人，彼此释放善意，再用理性与信任互相缔约，而不是相反。

通往自由之路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仅在我们头脑的理性中，更在我们灵魂的良知里。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昨天的文章心情不好，劳很多朋友挂心了，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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