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

最近《顾颉刚日记》出版了，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通读所有日记，写出《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其中有个意外的发现是，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余先生指出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委实动人。也因此本文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书信，及顾潮女士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等数据，重新来审视顾颉刚先生的婚姻生活与感情世界。

谈到顾颉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古史辨》。是的，顾颉刚是因《古史辨》而暴享盛名的。但当我们读他那篇长长的自序（或可说是学术自传），我们感受到的是他诚恳为学、不假快捷方式的如一态度。学者吴方就认为，即如大胆立说，发人所未发，也是其来有自，一是以案头的勤搜数据为基础（他的读书笔记有二百余册），一是有学术探讨的渊源，上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姚际恒、崔东壁的遗绪，而有所发展。可以说，这与盲目地反传统不一样，他的学术活动一直是处在传统中，并对传统有所叩问和检讨。如今八十年过了，从顾先生那篇海阔天空的长序，还能读出新鲜感，并不是熬来熬去只待倾去的药渣。这使人想到，在“激进”与“保守”对立的思想史、文化史格局中，可能还有人走着另外的路，正如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同样体现于求真求实的朴素情怀中。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因顾家数代单传，长辈们要他早婚，因此在顾颉刚十三岁时，有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的客人寒暄了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顾颉刚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哪知是女方家长前来相亲，就这样他与城内吴氏订婚。他虽不满这包办婚姻，但又不敢抗拒。1911年1月27日，他与吴征兰女士结婚了，那时他尚不满十八周岁。而新娘则大他四岁，是个纯粹旧式女子，两人本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但顾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婚后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甚至还教她认字，写自己的名字。

1912年夏，顾颉刚自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毕业。次年4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顾颉刚因专心于课业，每年仅在寒暑假回家探望。而吴征兰体质素弱，1917年2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这时顾颉刚已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在暑假返家，看到吴征兰夜夜咳嗽并且发热，知道是结核病，建议送她到西医处就诊。奈何家中长辈认为是平常小疾，不予理会。翌年寒假顾颉刚返家，又再催请入院治疗，仍遭家中长者拒绝。最后吴征兰只得去求仙方、服香灰。而顾颉刚在北京得知吴征兰病重后，终日心神不定，忧虑交加，终于在1918年6月中旬，因失眠日剧，无法应付学校功课，不得不提前请假回家。回家后，他看见吴征兰消瘦不堪，终日昏卧，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乃极力主张将其送入医院，但亦被长辈斥为多此一举，于是顾颉刚日夜陪伴吴征兰五十天后，吴征兰终于在1918年8月初撒手人间。

吴征兰入殓次日，顾颉刚的父亲便和他商议续婚之事，但他因心情不好，推说等大学毕业再议。但因料理丧事，失眠症又发，加上祖母年近八十、幼女尚在襁褓之中，继母又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顾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现实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少妇主持家事，否则自己亦无法回京复学；加上失眠症久治不愈，医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可陶冶性灵以愈病。而那时顾颉刚的好友王伯祥、叶圣陶都在苏州东南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为了帮顾颉刚从丧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们邀顾颉刚前往游览。9月间，顾颉刚去住了一星期。王伯祥向他谈及本校毕业生殷履安，并推崇其才德；后来叶圣陶也有同样的褒奖，说她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推荐，使得顾颉刚产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不能忘怀。10月底，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1919年5月21日，顾颉刚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所谓的“新婚蜜月”，但顾颉刚以给自己医病为由，带着殷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又一同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但顾颉刚却不以为意。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殷家行“双归礼”，顾颉刚乘便要殷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其许多成绩均佳，更增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殷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为妻，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顾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碑帖，便寄去给顾颉刚看；她想看小说，也写信给顾颉刚要。而顾颉刚总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而且对这些书籍做概要的介绍，便于殷履安阅读。

除此之外，在信中顾颉刚一直劝殷履安不要迷信教师，他说：“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学问，”“一个人自修得来的学问，是真学问，是永久不忘的学问，是能够应用的学问。若是秉承师教来的，便是‘口耳之学’，不真切的……同鹦鹉、留声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对于老师，“只当他是引导、是顾问”，“老师所说的，还要自己考虑一番”，“考虑不出的，我们还得存疑”。顾颉刚并提醒殷履安，在自修时“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因为有了疑惑才会有推测、实验、判断，得知事物的真相，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进步，根本在人类有疑惑的天性。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而后来顾颉刚的《古史辨》，正是发挥这种“敢疑”的精神。

1919年9月，顾颉刚回北大复学，殷履安在家中代他尽孝道，操持家务。他们两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互诉双方的生活和情感。顾颉刚庆幸自己能娶到如此贤惠的妻子，尽管结婚时间不长，然而彼此了解，对别人不说的话，唯独他们俩能相互说个畅快；尤其是在如何对待旧家庭、处理各种矛盾方面，他们相互体谅，相互安慰，相互帮助，同舟共济。顾颉刚感到他们之间已由男女之爱、夫妇之爱而达到朋友之爱。他说，每想到履安时，自己“心里的肃杀之气，都变成融融春意了”。而顾颉刚在学业忙碌中，为抑制失眠，常偷闲出门游览，虽有好友相伴，但他总遗憾殷履安不能相随。于是他便把殷履安的照片带在身上，仿佛也让殷履安分享美丽的景色。然而有一次在溪山上走得匆忙，竟将照片遗失了，顾颉刚相当懊恼，因为这是妻子刚刚寄来的近照，只亲密了四天多。后来他在信中说：“履安，我把你留在远远的青黑的西山了！你再多洗几张照片寄来吧！我要在‘书里夹着，箱里藏着，袋里帽里依旧插着，让我处处看见你，仿佛你真在这儿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1924年4月13日，《顾颉刚日记》提到他和潘家洵（介泉）等人和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刘尊一、谭慕愚等人游颐和园等地，这是顾颉刚初识谭慕愚。谭慕愚，1902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父谭雍，“系日本留学生，清末从事革命，到四川、广东等运动起义。光复后，感党人之不义，杜门不出”。谭慕愚从小聪明好学，初小毕业后，家境困窘，失学在家。后自学高小课程，考取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长沙积极响应，谭慕愚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她勇敢地投入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中。她以学联提出的“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为信念，四处奔走，多方联络，组织罢课，发动游行，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谭慕愚也赢得同学们的敬佩，成为湖南学生界的风云人物。1923年，谭慕愚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大学，先后被三校录取，后来她选择进入北大。她晚年回忆说：“我在预科时，顾先生（按：顾颉刚）叫我学历史。我在历史科，读了半年，后来还是转到法科去了。”

谭慕愚给顾颉刚的印象是：“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1924年4月29日《日记》）顾颉刚对其可说是一见钟情，在同年5月6日他给好友俞平伯的信说得更明白：“我告你一件奇事，我近年来专是过理智和意志的生活，一意奋斗，把感情竟忘却了。一二月来，介泉、缉熙常和他们的女学生同游，我也从兴。我对于女子向来不感什么趣味，但这次竟给我看到一个非常合意的女子。她性情极冷，极傲，极勇，极用功，极富于情感。她到了山中，一个人跑到很远的涧壑里，大家都嫌她落落寡合。但她不是真淡漠，她见了花的喜悦，会得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见了她，就起了很强的爱敬之心，不觉精神恍惚了。这很奇怪，我并不想和她成姻眷，我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是觉得她可爱，只是觉得我爱她的情事无法处置。我也不希望她知道我爱她，更不愿意得到她的爱。我曾同介泉、缉熙夫妇讨论这事，他们都说我的性情像她。但单是性情相近当不致如此颠倒，我也深信一定夹了性的色彩在内。然我又敢说我并没有性欲的要求，我看性欲是最可厌的一件事。因此想，在性情相感之上，性欲之下，中间有一个很美丽的境地，我正是在这境地中陶醉了。我想着这事就自己失笑，觉得我是一向用自己的意志去支配事物的，现在竟给外界的力量把我的精神支配了。我的理智对我说：‘你不要去理它，一理它，你的生活又要脱出轨道了，你的事业是无望了。’而我的感情对我说：‘你若不去理他，你的生活就干燥得像沙漠了，太不美了，你就不可算作人了；至于事业学问，本来是桎梏性灵的东西，管它怎的。’平伯，我的理智同感情分了家，叫我如何是好？……以上的话，请你不要告人。我愿意尽言的，有介泉、圣陶和你。圣陶在沪，人多口杂，我不愿意给他们称引在口头，做闲谈的数据，所以不告他了。”

而5月15日顾颉刚在回复俞平伯的信中又说：“……一个月来，我的心境不辨酸甜，不别悲欢，如睡在杨花做成的衾裯中，温柔到极度，又如被撇在一个无底的幽洞里，凄怆到极度。惜我无创作的天才，不能写将出来。但只此低回无奈之情，已够我一世的回想，已够我生活于美丽世界的骄傲。本星期日，又要和她们游三家店去了。游毕以后，当不知给我以怎样的惆怅，我所至的境界当益发凄丽了。惜兄不在，不能共享此乐，共分此愁。”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写平伯书，详述我的爱美不求对方明了之故。虽胸膈一畅，但愈凄丽了。我苦情多，奈何奈何！”

6月5日又有信给俞平伯，此处就不再多引了。6月21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我的怯弱的心灵时时想道：‘从今以后不要去见她罢，只当没有这个人罢。’但情感哪里肯答应！你告我既澄‘三十不娶，不应更娶’的话，我也想道：‘我的交女友不在于十几岁时，又不在于二十几岁时，乃在出了三十之后，实在不应该了。’但既经交了，要划绝情缘可是做不到了。说也可笑，我以前三十年竟不曾懂得什么叫做闲愁，而不期这人生的秘密竟于今年闯进去了。这真使我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才好。我自知，我是决不会做出鲁莽的事情，为有归宿的情爱的，但长此怅惘凄迷，流连哀婉下去，不知要把我的性格变到怎样？这一段无奈之情，现在似乎已到了最高度，将来日子延长下去，要不要再伸张开来，把我的情感如吹小气球一般地爆裂了？大约从前人所说的‘肠断’，即是感情的爆裂。如果我终不免到此境界的，那么，我还是死心塌地地‘安排肠断’罢……匆匆把胸中一吐，乞兄秘之。”当天日记上他写道：“写平伯信。予与介泉言，如予者无资格入情场，而此心终不能自已，缠绵悱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游颐和园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觉有半年之久，时间之主观如此。”

7月2日，顾颉刚又给俞平伯一信，这里也不再多引了。总之，这五封信大都是和感情有关，而且比较私密的。据顾颉刚的弟子王熙华教授说，1924年顾颉刚曾抄存这五封信，钉成一册，题为《与平伯书》。其中5月15日的那封信，后来（1925年）俞平伯曾把它发表在《我们的六月》一书上，但有删节。（顾颉刚在1925年7月22日的日记中说：“平伯以去年5月中所寄书在《我们》上发表，此甚非我意。万一给慕愚知道了，岂不难堪。”）其余的俞平伯就遵照顾颉刚的意思而“秘之”了，直到六十六年后，王熙华教授才将这五封信发表于1990年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上。但因当时《顾颉刚日记》尚未出版，一般研究者无从得知谭慕愚的名字事迹，及此恋情日后五十年的发展，因此这段情事也就被轻轻地放过了。

顾颉刚与谭慕愚的交往情形，他是写信告知远在苏州的殷履安的。我们看1924年8月9日的日记云：“今日写履安信，将数月来对于谭女士爱好之情尽量写出。予自问此心甚坦白，且亦无所谓得失，履安为我最亲之人，不应不直言，故索性畅快一吐，使胸中一爽。如履安览信后不感痛苦，则更大慰矣。”9月18日，顾颉刚把殷履安接到北京，结束了五年两地相思之苦。这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又兼孔德学校教员，薪水刚刚够养家。然而学校常常欠薪，加上顾颉刚又喜买书，致使用度吃紧，生活相当清苦。幸有殷履安勤俭持家，顾颉刚不再为家务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帮手。殷履安替他抄写、整理书稿；又为防他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顾颉刚入睡。殷履安因患盆腔结核，无法生育，顾颉刚一点都不怨她，反认为免受养育幼童之累，岂不是好事？殷履安则将顾颉刚前妻之二女，视如己出，母女间慈孝之情超越了寻常家庭。钱穆在《师友杂忆》这样描述道：“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词……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也因为殷履安以贤德著称，所以虽缺乏才情，但顾颉刚不能有负于她。这也是他给俞平伯信中所说的，对于新欢他“并不想和她成姻眷”，“也不愿和她发生较深的关系”的原因。

1924年10月26日，《顾颉刚日记》说：“今日犹得集颐和园游侣于一堂，此乐几疑非真矣。自4月中与诸女士相识，至于6月，往还频繁，若一家人。自6月至今，四个月许，踪迹渐疏，谭、黄、谢诸女士均有不来之兆。每追思良会，辄怃然不乐。予尝谓介泉及履安曰：‘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事实。天下的好筵席不要散，这是我的愿望。事实与愿望必相违，我生其终陷于悲恨中矣。’”

1925年4月19日，日记云：“5点半起身，7点出门，到缉熙处，则同游诸人已尽在矣。谭女士亦在，尤出望外。7点3刻上电车，到西直门。雇车，12点到黑龙潭。在池边进食，看西洋人洗浴。1点1刻出，2点1刻到温泉。洗浴。4点上车归，至8点抵西直门，乘电车归。进夜餐后即眠。今日午前骄阳如焚，午后轻阴细雨，大有秋意，颇足盖景色之平庸。归途屡逢大雨，黑暗中在海淀道中走，尤别饶趣味。不见谭女士已近三月，今日相见，喜出望外。予负水壶，承其好意，为予代负，乃归途于青龙桥畔因皮带松脱而扑碎。彼必欲赔偿，使予心甚为不安。”而这次同游诸人中，还有殷履安。

同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此时的谭慕愚同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到东交民巷向英国使馆示威，并鼓动英使馆工人罢工。顾颉刚在6月7日的日记上说：“《晨报》载3日游行队至东交民巷时，前队（北大）迟至不进，有女士二人径前夺旗，曰：‘时已至此，还怕死吗！’大队遂随之而进。至栅门，门紧闭，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谭女士当游行至东交民巷时极激昂，《晨报》所言，或即是她。11日，谭女士来，询之，谓即彼一人。”

而1926年“三一八”惨案，在北京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中，我们也赫然见到谭慕愚的身影。当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人中弹倒于血泊时，谭慕愚救出负伤流血的张静淑，并送到医院。她在鲁迅称之为“不但在禽兽中未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惨案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猛精神。而这也是顾颉刚对她极为倾倒之处。

同年6月12日，日记上说：“慕愚来，谓不久将到四川重庆任女子师范课，即在那边整理党务，须作一年别。”6月18日又云：“慕愚来书，谓此别不知何时相见，此语甚使我怅惘。因作函勉慰之。然自心之伤悲亦已甚矣。”自此谭慕愚离开北京大学，踏入社会工作，顾、谭两人长南北相隔，两地相思。

1927年6月13日，日记上说：“重庆人民因英舰炮击南京开会，漆树芬为主席，为军阀所枪毙，女学生惨死者甚众。未知摹愚已离川否？如未离川，不知加入此次开会否？如加入此次开会，不知性命无危险否？道阻且长，我劳如何！耿耿此心，如何可已？悲哉愁哉！不知此后尚有见面之一日否？倘彼万一不幸，我生尚有何乐趣！言念及此，心酸涕下矣。”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1928年6月20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今日下午11时，慕愚为南京公安局所捕，以她在女子第一中学中立迫社，提倡国家主义，诋毁国民党，为市党部政治训育部检举，交公安局逮捕，并谓无论何人不得保出，将以反革命治罪。”日记后来又补记：“7月2日，见此新闻于《中央日报》，意甚怜之。嗟乎，慕愚一腔热血，不幸为曾琦所用，作此无病呻吟，致陷刑狱，有野心之人以他人为牺牲，真可恨也！”之后，顾颉刚则展开一连串的营救行动，我们看他在日记上说：“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按：谭慕愚）在大学院做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唯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而1929年8月16日，顾、谭两人在苏州偶然见面，那是三年前北京一别的再度重逢，顾颉刚在日记上这么写着：“谭女士之狱，去年以江苏特别法庭取消，未了结。今移归江苏高等法院办理，传其到庭，遂由日本归国。患胃病，在上海医院割治，尚未瘥，今日扶病到苏。欲访我地址，不得。适与适之先生同寓苏州饭站，遂相晤见。三年渴思，忽于今日无意中遇之，真使我喜而不寐矣。渠今颇有意研究满蒙问题，欲在日本搜集材料，到北平研究之。以彼之才性学力，由政治生涯转向学术之途，必可有大成就，唯祝其身体强健耳。”

一年半后，也就是1931年，谭慕愚已回到南京的内政部工作，并已改名为谭惕吾。1月9日顾颉刚到南京访谭惕吾，久别重逢，他写下如下的诗句：“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而在第二天两人见面了，顾颉刚有如下的描述：“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厥。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唯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1月24日，日记又写道：“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搅乱其心，不敢书也。”

爱慕之情，不敢明说，于是顾颉刚换了个方式。我们看他在2月4日的日记上写道：“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于是他给谭惕吾写了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很快他收到对方善意的回音，顾颉刚在2月17日的日记上说：“得慕愚书，承受我的要求，自接信日起，每日抽出三四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而1933年秋，谭惕吾跟随内政部长黄绍竑亲赴绥远考察，回来后写成《内蒙之今昔》一书。黄绍竑在该书的序言上说：“（谭惕吾）近年服务内政部，尤喜研究边政。去岁随同入蒙，任文书及搜集调查之责，以其平日蕴蓄之富，故于所得各种资料，类能运用历史及科学方法，分析整理，大有助于问题之认识与解决。归而著此《内蒙之今昔》一书，都十余万言，于蒙古之历史地理及此次内蒙自治运动之经过，莫不加以委曲详尽之叙述，不仅可供政府处理蒙事之采择，抑且可备国人边事之参考。”而谭惕吾将之归功于“同学夏涛声之襄助，及吾师顾颉刚、杨秩彝两先生之校订。”诚然，就《顾颉刚日记》观之，谭、夏、顾三人当时为此书同在杭州西湖工作一个月，也留下了不少西湖唱和的诗句。顾颉刚有诗曰：“制就长篇十万言，要从笔底固边藩。几回写到伤心处，仿佛遥闻啼峡猿。”即是咏此事的。谭惕吾对边疆问题的兴趣，甚至影响到顾颉刚的研究方向，他自己就说过受到谭惕吾的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

当然谭惕吾对顾颉刚的影响还不仅此，余英时先生就说：“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是什么动机？请看他1931年5月9日的日记：“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已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游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以非其本愿地到北大兼课，来换取开立谭惕吾的学历证明，顾颉刚真是为“爱”牺牲了。

1936年，顾、谭两人同在南京工作，顾颉刚要找谭惕吾当其副手协助他做研究，当他征求殷履安的意见，殷却不赞成。7月8日日记写着：“中央工作，予欲健常助予为之，以其人有才干，有宗旨，且热心，在予友中无第二人也。告之履安，渠不赞成。在其立场上想自当如此，但我敢作誓言于此，予决不负履安，否则十三年之苦痛，忍住了有什么结果。但若因此而加重健常之苦痛，则将怎么办？噫，异性交情，其难如此！”8月8日，顾颉刚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给谭惕吾，诗曰：“白门重聚首，悲喜俱难量。试看一腔血，顿成两鬓霜。此心但有托，便老亦何伤。敢以身为炬，与君共耀光。”

1938年春，谭惕吾跟随内政部迁到重庆，9月，顾颉刚也到重庆，两人时常见面。顾颉刚说：“中秋日宴予于其家。其妹婚后，拟同游北碚而未果。10月，予至滇，渠至航空站送别。”1940年秋，“健常到成都视察，予访之于四川旅行社，彼亦访予于边疆服务部。宴之于大三元，适逢敌机轰炸，进食已下午3时矣。晚，看齐大学生作羌民歌舞。”1941年夏天，顾颉刚到重庆，在青木关开会完毕，就去陈家桥见谭惕吾。是年秋天，顾颉刚再到重庆，谭惕吾则到“三民主义丛书编纂会”见他。

1943年5月30日，顾颉刚在日记写道：“2时半，履安气渐促，至2时50分去世……履安与予结褵整整二十四年，今日永隔幽冥，忍之痛绝。”其实早在四年前，殷履安将顾颉刚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后，由苏州抵成都时，身体已大大受损。顾颉刚说：“渠夙有胃疾，兹于短期中两涉长途，舟风浪摧伤其脏腑，憔悴至无人形，下站时几不相识。”（《西北考察日记》）以后虽有所恢复，但元气已伤。又患恶性疟疾，高烧与吐泻并作，终告不治。殷履安之逝，顾颉刚自是痛不欲生，他在7月27日的日记这么写着：“征兰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教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抑。噫，我心真碎矣。”8月1日日记又说：“心绪既坏，身体又劣，生不如死！自珍（按：顾颉刚之次女）谓从未见予如此颓废。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相辅，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而对于殷履安，顾颉刚更有着一份感佩之情，那是在1932年3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说：“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前数年，国民革命初成时，我的师友们何等得意，那时我要得一官容易得很。假使你存此势利之见，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朝晚在闺房中强聒，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滑到了那边去。可是你始终无一言及此，使得我还能独善其身，专心学问。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正不容易。我们两人，至少在这‘淡泊’上面是有共鸣的心弦了！因此，使我感到，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亦一半。”

由于殷履安的逝世，使得顾颉刚求婚于谭惕吾。而因为谭惕吾将有远行，使得顾颉刚在新丧不久，就有“再婚”之举。6月15日，他开始写长信给谭惕吾，这封信共十页，约九千四百字，写了六天。顾颉刚说：“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26日他收到谭惕吾的回信，十分意外，他在日记上说：“今日上午10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二十年的感情，得此结果，终教他难以相信。于是27日日记又说：“晨3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到了30日他们两人终于见面了，日记上这么说：“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午间健常之来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但谭惕吾还是拒绝了顾颉刚的求婚。后来王熙华教授在文章中亦说“抗战中，顾颉刚的妻子殷履安病逝后，他曾向她求过婚，她以自己已不能生育而拒绝了。顾颉刚只得另行续娶，但他毕生爱着这位女子，至死不渝。”作家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书中谈到谭惕吾说：“1933年黄绍竑赴内蒙古巡视时，调她作为随员，从此她与黄绍竑有了密切的关系，以至成为黄绍竑的‘感情的俘虏’。”谭惕吾前后追随黄绍竑二十年，叶永烈还认为谭惕吾之于黄绍竑，就如同浦熙修之于罗隆基，因此谭的拒绝顾的求婚，或许与此有关。

同年10月13日，顾颉刚接受友人萧一山、罗根泽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张静秋，江苏铜山人，1933年自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即与三位志同道合的同乡女友，回徐州创办立达女中。“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她随家人逃难至广西桂林，任桂林女中教员，1940年转至重庆等地教书，是时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张静秋笃信教育救国，一心在工作上，因此年届三十五岁尚未结婚。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北碚结婚。因考虑当时公务人员生活太苦，不举行婚礼，不发请帖，亦不印谢柬，只招待一些极熟的朋友，在蓉香饭店请了客。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 据叶永烈书中说，1945年，谭惕吾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站到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1949年1月，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团员。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之后，黄绍竑出走香港，公开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黄绍竑在香港时，谭惕吾帮助中共华南局和黄绍竑暗中接头，后来促使黄绍竑从香港前往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使黄绍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友。

1954年以后，顾、谭虽仍有见面，但一属于“中国民主促进会”，一属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两人开会时分别在政协与人大。1955年1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上说：“到惕吾处，长谈，留饭。今午同席：曾萍、王伟、黄镜吾、谭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谭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静（以上主）。惕吾之母已于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则所抚孤儿也。”谭惕吾终身未结婚，其子女乃是抚养的。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后，顾颉刚在6月29日的日记上说：“报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发反社会主义谬论，渠曾住谭惕吾家，与黄绍竑亦有往还。予前览报，觉民盟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有组织，有阴谋，而民革若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不过说话随便，似不当同等看待。今观人大揭发，殆不其然。论世知人，戛戛乎难哉！”

在“反右”运动中，谭惕吾和黄绍竑均为民革成员，但在民革同受批判。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曾以《谭惕吾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为题，于1957年12月14日在民革中央举行的“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上发言，进行批判，其中说道：“谭惕吾与右派分子黄绍竑，一向在政治上紧密勾结，在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中，更是狼狈为奸，此唱彼合。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谭惕吾迄今还未彻底交代。谭惕吾与大右派学生林希翎，早在今年3月间就勾结在一起，攻击人民司法。‘鸣放’期间，谭惕吾还勾结‘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范朴斋、社会主义学院右派分子唐现之等人，企图互相策应向党进攻。由于人民群众及时展开‘反右’斗争，其阴谋诡计始未得逞。”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接着批判了谭惕吾的“顽固态度”，他说：“可是直到今天，右派分子谭惕吾还是不肯交代自己严重的政治罪行，更没有真诚悔过自新的表示。”另外楚溪春、钱昌照、陆天的联合发言，更历数谭惕吾“争名争利的丑行”。批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在1958年1月，甚至还编印有《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的册子。

1958年4月底的《顾颉刚日记》云：“本月18日到社会主义学院参观大字报，诸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李健生、黄绍竑、储安平、费孝通、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叶恭绰咸有，独不见龙云、章乃器、谭惕吾三人，盖彼辈不肯学习也。与伯昕谈，我辈要否去劝一劝。渠云不必，统战部曾召极右派分子开会劝导，谭惕吾发言仍强硬不服罪。毛主席说，让他们待着看罢。闻之殊为忧虑，今日何日，乃犹作死硬派耶！龙云年老不必说，章乃器、谭惕吾年均五十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可作为，乃将以死硬派终耶？”对于这段描述，余英时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顾先生想去劝她，可见关怀之情不减往昔。但是他们两人此时的思想距离，相去已甚远。谭负隅顽抗之际正值顾‘向党交心’之时。”确实顾颉刚在1958年4月16日的日记上说：“今日予向同人挑战，不但比数量，而且比深比透，成一积极分子矣。归后为静秋言之，渠喜而不寐。”

1971年8月3日，当时还在“文革”其间，《顾颉刚日记》这么记载：“予打电话与健常，未通，岂真有憾于我耶，抑他迁耶？今生尚得相见耶？思之怅然。”1978年9月6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顾颉刚，重翻五十四年前的日记，当他看到1924年他和谭慕愚初相识并大伙同游颐和园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他“不觉悲怀之突发也。因题诗于上，以志一生之痛”。诗曰：“无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长廊疑梦迷。五十年来千斛泪，可怜隔巷即天涯。”因为当时谭的“右派”帽子未摘，两人虽同住北京，但却咫尺天涯，终不得相见。尽管如此，顾颉刚对谭惕吾依然关心着，我们看1979年2月24日日记说：“今日报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法制委员会，费孝通、谭惕吾皆在，知1957年之冤狱一洗而空矣。为之喜慰。”而在一年多后，1980年12月21日，顾颉刚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享年八十七岁。

王熙华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上说，顾先生毕生爱着这位女子，“此事，他续娶的夫人知道，他的子女也知道，并和她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因为，她尚健在，这里就暂隐其姓名了”。而在顾颉刚百岁诞辰时，当时已九十一高龄的谭惕吾也赶来参加纪念会，还做了《顾先生的惊人记忆力》的简短发言，她说：“顾先生是我的老师。顾先生搞历史研究，他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有一次我同顾先生一起去看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问他一个历史事件，是在《二十四史》哪一册里面？他就走到胡先生的书柜前，从‘二十四史’中拿出一本，不仅翻出页数并且指出行数给胡先生看。我一看，觉得顾先生了不起，一部‘二十四史’中，一个历史事件在其中何卷、何页、何行都可以找出来，这是很罕见的。顾先生研究历史，不是迷信历史，还要考证，辨别真伪，就是‘古史辨’嘛，是很了不起的，也是研究历史者所难能可贵的。我对顾先生十分钦佩，今天是顾先生百年诞辰，特赶来纪念。”

再四年，1997年，谭惕吾故去，享年九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