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不是终点！《旧邦新造》揭秘民国肇始的“隐秘法理之战”

第三版后记

在2016年《旧邦新造：1911—1917》推出第二版之后，8年时间如白驹过隙。在这8年时间内，我连续出版了《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

《巨灵擘地：“门罗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五本专著，在问题意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回望《旧邦新造：1911—1917》的前两个版本，其缺陷就变得明显起来。

第一个缺陷就是内外关系的理论视角贯彻得并不彻底。《旧邦新造：1911—1917》是我以内外关系的视角研究宪法史的尝试之作，但其前两个版本对于国际体系的探讨，仍然是不充分的。比如说，本书首章对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的比较，虽然提到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但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国际体系与地缘政治的论述。而我在2017年出版的第二本专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集中关注国际体系的演变，在此基础之上，本次修订插入新的一章，作为第二章，集中关注列强的“大国协调”如何塑造辛亥革命的路径和结果。

这一修订不仅是论题本身内在逻辑的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的时势。2016年，英国公投决议退出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久之后，普通中国人就感受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于自身生活的深刻影响。在一个世纪之前，普通民众很难有这样清晰的内外联动的感受，但是，当我们以“后见之明”去看历史的时候，完全可以看到当事人未必意识到的内外联动关系。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丧失自主权，这一事实本身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内政走向的时候，特别注意考察国际体系所施加的影响。但如果将内外联动的视角贯彻到底，我们同样不能将沦为半殖民地之前的中国视为一个封闭的、自外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实体。明清两朝的中国是古代世界贸易中若干高附加值产品——瓷器、丝绸、茶叶——的最具规模的产地，海外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这一贸易关系本身就塑造了许多历史事件。比如说，1773年12月16日北美“波士顿倾茶事件”，倾倒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主要是福建的武夷红茶。不仅20世纪的“旧邦新造”过程中有着复杂和频繁的内外互动，甚至17世纪的明清易代，何尝不可以被视为内外联动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历史进程呢？比如说，如果没有明朝长期的贸易禁运政策对于蒙古各部落的削弱，如果没有沙俄帝国的东扩对游牧民族的机动空间造成的挤压，我们很难设想清王朝能够如此顺利地将蒙古各部纳入“大一统”秩序之下。 

第二个缺陷则是拘泥于“旧邦新造”之中的“邦”这个分析单位，而没有上升到一个文明体的自我更新的分析层次。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邦”，而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政治体。在近代西方列强的“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诸多遗产，曾经长期被视为国家建设的障碍。比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曾经以欧洲经验为参照，认为竞争乃文明之母，从而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与秦汉以下的时代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存在列国并立的竞争，因此文明进步迅速，而后者实现了一统，因而文明停滞不前。但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后，我们恰恰能够意识到，中国保持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正是能够发展全产业链，建立内循环，从而抵御世界经济风险的关键所在。一个14亿人的统一市场与产业体系，蕴藏着无数的创新的潜力。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曾将中国的多民族结构视为建立代议制政治的负面因素。然而，从今天来看，整合广阔地域上的众多族群的需要，恰恰迫使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探索更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原则，而非依赖于某种狭隘排他的族群特征。在国内秩序中处理好“一”与“多”关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好了重要的准备。

《旧邦新造：1911—1917》第三版主要针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缺陷，作了一些增补和修订，在第一个方面增补幅度较大，在第二个方面则增补幅度相对有限。与此同时，这次修订也参考和吸纳了8年以来清史与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增补了一些史料，并订正了一些文字和引用上的错误。修订工作固然已经告一段落，但这只是一本“貌似”已经完成的著作，世界历史的进程与学术研究的推进，都会不断修改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因而,第三版不会是它的最终形态。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邓丽华女士主持了从第二版到第三版的审校工作，张玉琢先生以学术研究式的严谨态度和饱满热情进行了第三版的初审。在多次往复的切磋磨砺中，两位编辑敏锐的学术眼光不仅为本书补偏救弊，更在细微处注入了专业思考。在从本书第一版发展到第三版的学术思想进程中，既有来自宪法史、清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民族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诸多前辈学者与同行提供无私帮助，也有来自边疆民族工作一线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就本书的实践意义给予积极反馈，他们或慷慨分享史料、研究线索和研究成果，或悉心提出批评建议，给我诸多启发。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不可能达到目前的学术思想高度。

章永乐2024年2月15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内容简介】

《旧邦新造》是一本以中国1911-1917年间的大转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史著作，探讨了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峙、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的建设历程，并试图重构20世纪中国政治法律史的叙事。本书第一版、第二版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深度的讨论。作者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对每一章进行了修订调整，并增加了一个章节和一篇附录文章，深度剖析了1911-1917年大转型的法理基础。

【作者简介】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长期从事问题导向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研究，思考全球秩序变迁之下中国道路的开拓与探索，尤其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区域空间与主体认同等议题，著有学术专著《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巨灵擘地：“门罗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Shifting Boundaries: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目录】

革命中的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汪晖001
导言
第一章皇纲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0
第二章大国协调：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结局的塑造0
第三章揖让弭兵？南北议和与民国建国叙事的分裂
第四章“主权在国”：国竞时代的理论移植
第五章设计共和：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第六章破壳而出：从“大决裂”到“超级总统制”
第七章制度多元：国体鼎革、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
第八章东方未晞：君宪式微与共和危机
附录通向法律权威的法律叙事：以民初法统政治为例
参考文献
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第三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