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何以被民族主义裹挟？爱因斯坦的一次公开回应

爱因斯坦2026年05月28日约 9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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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作”，却无法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身处科学快速发展、传统价值体系动摇的时代，个人应当如何理解世界，并做出价值判断和生活选择？

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呈现了爱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我的人生观》则进一步展现了爱因斯坦是如何在具体的人生处境中将这种理解逐步确立，反复检验，并转化为判断、责任与行动，最终落实到具体的生命实践之中的。这种修正与判断需要建立在一套稳定的人生观之上，它决定人如何理解世界和如何安置自身。

爱因斯坦以纯粹的思考掌控自己的命运，也让他人看到，人的心智可以成为对抗恐惧和混乱的力量。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仍需要爱因斯坦的原因。他证明了：自由的心智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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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观》（中信出版社，2026年5月版）

下文为《我的人生观》一书收录的爱因斯坦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以及方在庆撰写的导读。该书系统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人生、科学、教育、文化，以及战争、和平与道德等问题的思考，书中约有一半内容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版。编译者方在庆坚持追溯原始语言版本，力求精准还原爱因斯坦细腻而深刻的文笔，并为每篇文章撰写了按语，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背景与核心思想。

编者按

——方在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华东师大紫江讲座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正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秩序剧烈动荡的时期。战败、赔款、经济危机以及政治极化，使许多人倾向于将德国的困境归咎于“外来”思想与“非民族”力量。在这一背景下，相对论逐渐不再仅仅是一种物理理论，而被部分民族主义者塑造成一种“危险的现代主义象征”。

爱因斯坦的处境因此尤为特殊。他不仅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同时还是公开主张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犹太知识分子。在不少民族主义宣传者眼中，相对论于是被描述为一种“非德意志科学”，甚至被视为德国传统精神的对立面。1920年前后围绕相对论展开的大规模公开攻击，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科学论辩的范围，而带有舆论动员、身份政治与民族情绪宣泄的性质。

民族主义者保罗·维兰德（Paul Weyland，1888-1972）和实验物理学家恩斯特·格尔克（Ernst Gehrcke，1878—1960）等人之所以能够在柏林组织公开反相对论集会，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足以推翻相对论的科学证据，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利用了当时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反犹氛围。后来在德国进一步发展的“德意志物理学”（Deutsche Physik）或“雅利安物理学”（Arische Physik）运动，实际上正延续了这种将科学问题意识形态化、民族化的倾向。

也正因如此，爱因斯坦在本文中的回应，不仅是一篇科学辩护文字，同时也是一位科学家面对政治化舆论攻击时，对科学共同体原则的一次公开捍卫。他反复强调“逻辑”“证据”与“国际同行判断”，实际上是在拒绝让科学服从民族情绪与意识形态压力。

在具体论证中，爱因斯坦逐点澄清格尔克等人的错误说法，包括时钟佯谬、水星近日点进动、太阳引力导致的星光偏折以及谱线红移等关键议题，并指出对方存在刻意筛选材料、误导公众印象的倾向。文章一方面保持了科学论辩的严谨与克制，另一方面也清楚揭示了反相对论运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以及其对德国学术声誉造成的损害。

文中提到的格贝尔（Carl Ludwig Paul Gerber，1854—1909）是一位德国物理教师，曾尝试解释引力传播与水星近日点进动问题。格尔克等人试图借此说明，相对论并非首个解释该现象的理论。然而，包括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在内的许多物理学家都指出，格贝尔理论在逻辑推导上存在根本缺陷，虽然其数学形式曾得出与广义相对论相同的结果，但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

文中提到的莱昂哈德·格雷贝（Leonhard Grebe，1883—1967）、阿尔贝特·巴赫姆（Albert Bachem，1888—1957）与法国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佩罗（Jean-Baptiste Alfred Pérot，1863—1925）等人，都参与了广义相对论谱线红移效应的早期实验研究。其中佩罗与夏尔·法布里（Charles Fabry，1867—1945）共同发明了法布里—佩罗干涉仪，对后来的精密光谱测量影响深远。

下文原载于1920年8月27日《柏林日报》第1-2版，后收入《爱因斯坦全集》第7卷文件45。原题“Meine Antwort. Über die anti-relativitätstheoretische G.m.b.H.”中，“G.m.b.H.”为德语“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有限责任公司）的缩写。爱因斯坦借此讽刺对方拉帮结派、以舆论方式“经营”反相对论运动。

《返朴》注：本文为方在庆为《返朴》撰写的按语，书中带有一篇略简短的版本。

我的答复：论反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方在庆编译）

一伙人打着“德国自然科学家工作协会”这样堂皇的旗号纠集起来，其暂且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非物理专业人士眼中贬低相对论及其创立者我本人。不久前，维兰德先生和格尔克先生在爱乐音乐厅就此做了首场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十分清楚，这两位发言者根本不值得我亲自撰文回应——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此举并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别有用心。（倘若我不是一名持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立场的犹太人，而是一名无论是否佩戴“卐”字标志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那么……）我之所以做出回应，仅仅是因为多位善意人士一再敦促，希望我的立场得以公之于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据我所知，当今凡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学者，几乎无人不承认相对论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且与迄今可靠的实验事实相符。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包括洛伦兹、普朗克、索末菲、劳厄、玻恩、拉莫尔、爱丁顿、德拜、朗之万、列维-齐维塔，均支持该理论，其中多数人还为之做出了宝贵贡献。在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中，我能指出的公开反对者唯有勒纳。

我敬佩勒纳作为实验物理学大师的成就，然而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迄今毫无建树，其对广义相对论提出的异议又如此肤浅，以至于我一直认为不值得费神详加回应。不过，我打算日后补上这一课。

有人指责我为相对论大搞品位低劣的宣传。对此我只能说：我一生都崇尚审慎、冷静的措辞与简洁明了的表达。无论谈论的是相对论还是其他话题，那些高调浮夸的辞藻总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我过去常常嘲笑那些空洞煽情的文字，如今它们竟被一股脑儿算到了我的账上。不过，我很乐意把这种“乐趣”留给那家“有限公司”的先生们去享受。

现在谈谈那场演讲：维兰德先生（此人似乎并非专业人士——医师？工程师？政客？我无从考证）完全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内容，只是肆意宣泄粗鄙之词与卑劣指控。第二位讲者格尔克先生则一面散布谬误陈述，一面进行片面的材料筛选，企图在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中制造错误印象。以下例证足以说明。格尔克声称相对论会导致唯我论，此论调足以令所有行家发笑。他依据的是著名的双钟（或双生子）案例——一个时钟相对于惯性系完成往返航行，而另一个保持静止。他坚称理论会推导出两个并列静止的时钟相互延缓的荒谬结论，尽管顶尖相对论专家已多次通过口头及书面形式驳斥这一说法。我只能认为这是蓄意误导公众。

此外，格尔克先生援引了勒纳先生提出的诸多疑问，其中多涉及日常力学案例。这些疑问早已因我的普遍证明而失效——该证明指出广义相对论的论述在一阶近似下与经典力学相符。然而，最令我确信其意图并非揭示真相的，是格尔克先生关于实验验证的论述。格尔克先生试图使人相信，水星近日点进动无需相对论亦可解释。现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假设存在特殊行星际物质，其质量分布恰好能引发观测尺度的近日点进动——相较于无需任何特殊假设即可解释水星近日点进动的相对论，这显然是极不完善的解决方案。其二是援引格贝尔的论文，该文献早于我提出了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正确公式。然而学界共识是：格贝尔的推导过程存在根本缺陷，且其公式无法从其初始假设中经由逻辑推演得出。因此格贝尔的论文毫无学术价值，堪称失败且无法修正的理论尝试。我必须指出，广义相对论首次为水星近日点进动提供了实质性解释。我最初未提及格贝尔的论文，是因为在撰写水星近日点论文时并不知晓该文献；即便知晓，我亦无引用之必要。格尔克与勒纳先生据此对我进行的人身攻击，已被真正学界同人公认为有失公允——此前我始终认为对此做出回应有损尊严。

格尔克先生在论述英国学者对太阳引力致星光偏折的精湛观测时，刻意只提及三个独立观测组中定日镜畸变导致数据失准的那一组，而隐瞒另两组的有效数据。他更未说明，英国天文学家在官方报告中明确将这些观测结果视为对广义相对论的辉煌验证。

关于谱线红移现象，格尔克先生既未指出当前观测数据仍存在矛盾，也未说明最终结论尚待确立。他片面援引否定相对论预言之证言，却刻意隐瞒格雷贝与巴赫姆的最新研究，以及佩罗的后续实验，这些均已证实既往反例不再成立。我还想指出，应我之提议，即将在巴特瑙海姆举行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上，将专门安排一场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会。届时，凡是有资格在科学论坛上发言的人，都可提出自己的异议。然而，当我的荷兰同行洛伦兹和英国同行爱丁顿——两位都曾深入研究相对论并多次发表见解——看到这一理论及其创立者竟在德国本土遭到如此诋毁时，他们恐怕会感到十分诧异甚至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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