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西塞罗

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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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个世界很悲苦,但你仍应乐观的活着。

因为那是一种责任。

各位好,昨天心情跌入了低谷,今天好歹好一些了,但还是为未来的事情做了一整天的筹划,还是发一篇旧文吧,讲我最喜欢的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

前两天哈贝马斯去世了,我看很多讲哲学、知识的公众号都在点蜡烛纪念他,之前我在《虽然我不喜欢他的很多观点,但我悼念这位“公知捍卫者”》也说了,我虽然对哈贝马斯表达悼念,但我并不是特别服膺哈贝马斯的许多学说,他的很多问题的出发点——比如社会结构的转型造成的传统公共舆论场的消失进而造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危机——这个思考的出发点本身是对的,但他的解决思路,我觉得沦入了战后西方左派的窠臼之中。

相比之下,同样是德国哲学家,我更怀念卡尔·波普尔,作为同样经历过二战的德国哲学家,当时的哈贝马斯在二战战壕里待过差点沦为炮灰,年长的卡尔·波普尔则润去了英国,思考写作,他最终捧出的那本《开放世界及其敌人》,你看过之后会感觉到,他为德国经历的那场苦难,提供了真正的价值,在这个价值面前,德国误入的歧途、和世界在法西斯主义面前付出的代价,终于有了一点对价,这个对价就是对“开放世界”的珍视和对其敌人的警惕,如果我们能把这份经验永远铭记,我们就对得起那曾经的困难。

只可惜,卡尔·波普尔的如此伟大的著述,即便在战后的英国艰难出版(哈耶克还帮了忙),却依然在第一时间预冷,搞得客居他乡的他一度生活都难以为继。

原因是多方面,一则是卡尔·波普尔的哲学思考本来就曲高和寡,愿意沉下心来听懂的人不多,浅薄是这个世界大多数。第二,越是浅薄的人,反而越容易被各种极端主义的狂潮所煽动,并在这种狂潮中伪装深刻。

二战后的英国,尤其是牛津、剑桥等顶尖高校里,即二战前推崇纳粹的思潮之后,又一度兴起了向苏联学习的左派狂热,卡尔·波普尔“警惕开放世界的敌人”的警告在当时是极为不吃香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他归因的正确——纳粹德国最致命的问题,其实不是它的种族主义主张,而是集权、领袖崇拜和文化封闭,这些要素,苏联是也同时具备的。

所以就想我这篇文章所说的,卡尔·波普尔在英国的后半生,虽然命是保住了,比他当年若选择留在德国等死强,但也真难说有多么欢快——依然是曲高和寡,(除了哈耶克)不被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化的学术精英所理解。他眼见着人们在历史发生后迅速的陷入相似的乌托邦狂热里,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卡尔波普尔,其实在人类愚蠢的逆流中,航行了一辈子。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是悲叹波普尔一生的曲高和寡的,而是想用卡尔·波普尔的这句名言自我激励,并温暖您——抗不下去的时候,请一定想一想,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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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卡尔·波普尔的一句话: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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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三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科学发现的逻辑》,我大学时都曾反复拜读过,并深以为然。

实际上,如果你是我的老读者,会发现我在很多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论,无外乎也就是这三本书中写的东西。我觉得波普尔和哈耶克是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已经被证明为睿智、且说话通俗易懂的思想者。

但波普尔的人生其实是非常艰辛的,他的生平总让我想起另一位我特别喜欢的文学家——茨威格。两个人出生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盛世”中的维也纳,他们的成长经历就是眼见着欧洲从高速发展、一步步遁入停滞,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内卷而彼此仇恨,然后战争爆发,理性的人怎么呼喊也终归无效,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茨威格跑去了南美,而波普尔则润去了英国。

但有所不同的是,在这共同历经的衰败与打击之中,较为年长的茨威格的心态是越来越“绷不住”的,从写《人类群星闪耀时》,到《昨日的世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茨威格的心绪有一个下滑的曲线,最后在1942年,看不到一点希望的茨威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昨日的世界他已经看够了,以后的世界他懒得看了,就这样吧。

而这些事情,波普尔都经历过,他甚至更惨——因为他是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并吞并奥地利后被重点关照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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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境甚至在波普尔逃到英国之后也没有缓解。1945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终于完稿,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堪称现代反乌托邦的双璧。

但在当时,这本书在英国居然是找不到出版商来发行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朗曼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都一口回绝了波普尔的申请,因为战后的英国左翼思想正在高峰时代,没有出版商敢于触公众情绪的霉头,将波普尔的这本反思之作付梓,最后还是哈耶克出面帮忙,该书才勉强出版了。

所以波普尔的人生,本来是很可以悲观的。

但与茨威格相反,你读波普尔的著作,会发现他的文字中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昂扬感——这个世界明明那么糟糕,波普尔身为哲学家所最反对、最厌恶的法西斯主义明明在横行无忌,身为犹太人的他的人生明明已经颠沛流离,可是他依然执着的去写作、去思考,坚信自己的论述一定是对的:他就是坚信历史决定论已经陷入了贫困,而开放世界将战胜它的敌人。

我曾经一度很怀疑,波普尔的这种信心和昂扬,究竟是怎么来的,直到我听到了他的这句话: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

是的,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道德这种东西有一种神奇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自我实现”性,当越来越多的人将一件事认为是道德的时候,这件事即便本来并不成立,它也可以自我实现——比如道德认为杀人是一种罪行、必须接受惩罚,这个规则本来不是自然界存在的,丛林法则讲究弱肉强食,哪有什么罪不罪之分?但当它成为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的时候,它就真的固化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内在属性。这就是道德的自我实现。

而波普尔说,乐观是种道德责任,这就是说,乐观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

“这个世界会好吗?”回答其实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都像茨威格一样,历尽辛苦,只是理智的认清了生活的无望与乏味,并决然的与它告别,那么这个世界可能真的就是无望的。但如果我们像波普尔那样,还能认识到“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为了世界能好起来,我们必须乐观,那么这个世界,也许就还有希望。

实际上,当我们回头去看波普尔的那些论述:决定论一定是不对的么?开放世界一定能战胜它的敌人么?我相信波普尔自己可能也拿不准,因为在他所生活那个世界的至暗时刻,有太多反例在反驳他的说法。但波普尔执着于相信,执着于乐观,执着于反思与批判。

于是他的思想,就真的有了锋芒,劈开了现实的迷雾,将人类的未来照亮。

今天的我们受益于波普尔的这份乐观,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开放而非封闭、以自由而非被决定为美、为善、为主流的世界里。

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尤为如此。

即便心中悲苦,我们依然需要乐观,坚强的写下去、活下去。因为语言与思想,有它的力量,它们将自我实现。

莫名的想到了王小波先生写给李银河的那句情诗: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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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那么多的王小波,我相信他也是一个看透了世界的人,他知道一切都在沉沦,但他选择了用他幽默的笔高扬起旗帜,向着永恒宣战。

从他的文字里,你也能感到一种生机勃勃的乐观,你问这乐观究竟从而来,回答也许同样是: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无论风霜雨雪,你都要坚持。

这份乐观,并非天真地等待美好从天而降,而是在承认世界的悲苦、理解人类的局限之后,依然选择站直了身子,用我们的思考、写作和行动,去为那个‘可能的开放世界’添一块砖。正如波普尔所示,真正的乐观,是在黑暗中依然坚信光的力量,并因此成为光本身,在各自的沉沦中,成为自己高扬着的军旗。

所以我愿意如世人,高扬起我的乐观,愿意我的文字告诉我的读者,虽然众生皆苦,但请站直了,别趴下。

这是我为什么很多文章写到最后,总喜欢安一个“光明的尾巴”的原因所在吧。

很多朋友问我,小西,你这么写是不是为了求安全、为了过审、甚至为了粉饰太平?

不是的,只是因为,乐观是一种道德责任。

让我们尽这份责任,开心的活下去,并期待一切美好,都有最终实现的那一天。

全文完

本文3000字,感谢读完,很荣幸将我最喜欢的当代哲学家介绍给您,愿你与我一样爱他。

人生总在不停地流变,但,乐观永远是一种道德责任。

坚持为文不易,喜欢请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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