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校长批准我爷爷谢玉铭在美国读博士

导读：

        100年前，谢玉铭到美国留学，几度得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背书与支持。“非为私利，实为燕京。”这是谢玉铭与司徒雷登之间的默契。

       最终，谢玉铭从芝加哥大学顺利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日后在加州理工的实验室里，碰触到量子电动力学的前沿。

190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派遣剑桥大学毕业生安礼逊赴泉州办学。这位拥有伦敦大学与剑桥大学威斯敏斯特学院双校背景的教育家，在裴巷西侧平水庙购地兴建校舍，创办了涵盖中小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小学取名“养正”，中学则以“培元”为名，其意源于孙中山先生“培养中华民族之元气”之精神，英文校名定为The College of Westminster，以纪念安礼逊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对首座校舍的捐建之义。

我爷爷谢玉铭自进入养正小学起，便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因成绩优异经常跳班，于1908年顺利升入培元中学。在校期间，他尤其对数学、物理两科表现出浓厚兴趣与优异禀赋，其他文理课程亦成绩斐然。爷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安礼逊校长在关键时刻给予帮助，为爷爷寻得一位英国商人的资助，使他在1913年得以北上，入读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

1917年，谢玉铭从合并后的燕京大学毕业，他信守与安礼逊校长的约定，回到培元中学任教，以四年服务回馈母校的培育之恩。在培元中学任教期间，谢玉铭与郭瑜瑾女士缔结婚姻，并于1921年诞下长女谢希德。

1921年，在圆满完成四年的服务约定后，谢玉铭应其在华北协和大学时的教授郭察理(Charles H. Corbett)之邀，北上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开启了学术生涯的新阶段。

司徒雷登校长与燕京大学师生在盔甲厂校区合影。左一为燕大首任物理系主任郭察理，左二为司徒雷登

凭借出色的教学表现与明确的学术志向，谢玉铭获得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校长、郭察理系主任以及协和医预科学校的柏尔·R.斯蒂芬森先生(Mr. Bird R. Stephenson)等多方人士的联合推荐。谢玉铭个人资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中华医学委员会(China Medical Board，以下简称CMB)奖学金的遴选标准高度契合——该奖学金旨在资助那些“善于教学、有志深造，且学成归国有现成教职”的优秀青年教师。

经由曾任职东吴大学科学教授、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医学委员会顾问的祁天锡‌‌(N. Gist Gee，1932—1935年，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正式推荐，基金会董事会于1923年2月6日通过决议，授予谢玉铭一项为期一年的奖学金，用于在美国或欧洲学习医预科科目一年，自1923年8月1日开始，每月提供90美元生活津贴，并全额负担其在美国的学费及往返中美两地的旅费。决议中还明确约定，燕京大学将负责谢先生家属在其留美期间的生活费用。

1923年5月，燕京大学物理系为谢玉铭留美举办了欢送会。

1923年5月，燕京大学物理系欢送谢子瑜君（谢玉铭字子瑜）留美（谢子瑜身边为郭察理）

1923年5月，燕京大学物理系欢送谢子瑜君（谢玉铭）留美

1923年8月17日，谢玉铭搭乘“杰克逊总统”号邮轮(SS President Jackson)从中国启程，经西雅图于8月25日抵达美国东岸。这艘船上汇聚了众多后来的各界名人，如同一幅未来中国栋梁的微缩画卷。其中，文坛有谢冰心、梁实秋、许地山；学界与工程界有顾毓琇、吴文藻；军事领域则有孙立人。与他们同船赴美，开启了谢玉铭波澜壮阔的求学之旅。

谢玉铭留学之旅的第一站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在1923年秋季至1924年春季两个学期中，他系统修读了八门物理学研究生课程及一门数学课程，由此奠定坚实的学理根基。其课业安排由基础渐次深入：首学期除修读分析力学、振动理论等核心课程外，更主动旁听热学与光学以广涉猎；至第二学期，已进阶至电学、气体电离、现代光学仪器及光电磁学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全面而系统的学术训练历程。

凭借优异的课业表现，谢玉铭于1924年顺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AM degree)。然而他的学术抱负远不止于此。留学初期，他就深感一年时间不足以系统掌握现代物理学的完整知识体系。1924年初他就规划了夏天前往芝加哥大学的暑期学习计划，并于1924年2月4日致信司徒雷登校长，诚恳申请延长奖学金一年。

谢玉铭1924年4月2日致信司徒雷登校长，表明自己的决定“非为私利，实为燕京”

在信中，他坦诚剖析了自己的困境与责任：“人在异邦首年，需耗费时间与精力适应全新环境，所能获取的知识终究有限；待到次年，诸事渐熟，研修效率方能倍增。”他更深切地忧虑燕京大学日益提升的学术标准，坦言：“若我未能在专业上获得充分训练，将来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们恐难得到合格的教导。”他还郑重声明，此举“非为私利，实为燕京”，全然是为了未来学生的福祉与大学物理系的声誉。

这一请求得到司徒雷登校长的背书支持，司徒雷登在3月1日致信基金会负责人罗杰·格林(Roger S.Greene)时强调，延长研修将“极大增强谢玉铭对燕京大学的贡献”，代表大学支持谢玉铭的延期申请。

司徒雷登校长给Roger S.Greene的信，左下角签名JLS为John Leighton Stuart的缩写

基金会对经费的使用极为审慎。同年4月，基金会代表史丹利·威尔森(Stanley Wilson)会见了谢玉铭在哥大的三位授业教授——佩格拉姆(Pegraui)、韦伯(Webb)和戴维斯(Davis)。教授们一致认为他“学习刻苦，各科成绩优良”，却也坦言其“并不具备非凡的智力(not be considered to be of unusual ability from an intellectual standpoint)”。

谢玉铭在基金会尚未作出决定之际，他毅然先行踏上新的学术征程——哥伦比亚大学的春季学期刚结束三天，他便于1924年6月14日抵达芝加哥大学，立即注册了将于17日开始的三门暑期物理课程。同年7月24日，基金会正式批准其延期申请。新一期资助自当年9月1日起生效，每月津贴增至120美元，学费及个人返程旅费继续由基金会承担，而谢玉铭在华家属的生活费用仍按原约定由燕京大学负责。这一完整的支持体系，使他得以在随后的秋季和冬季学期安心投入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殿堂。

在芝加哥大学，谢玉铭有幸师从众多学术巨擘：不仅能在美国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A.Michelson)的课堂上聆听教诲，还与未来诺奖得主阿瑟·康普顿(Arthur H.Compton)探讨X射线与电子理论，更在物理学家亨利·盖尔(Henry G.Gale)、数学家L.E.迪克森(L.E.Dickson)与G.A.布利斯(G.A.Bliss)等一流学者的指导下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

谢玉铭(二排左四)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师生合影

作为主修物理、辅修数学的研究生，谢玉铭在芝加哥大学的八个学季中修读了24门课程，广度远超其后来主攻的实验光学方向，覆盖了理论物理与高等数学的核心领域：从迈克尔逊亲授的《理论物理学》，到康普顿兄弟(A.H.Compton与K.T.Compton)分别开设的《X射线与电子理论》《电学与磁学》与《电子理论》；从隆恩(A.C.Lunn)教授主讲的《相对论与量子现象》《复变函数论》，到布利斯(G.A.Bliss)的《定积分理论》与斯劳特(H.E.Slaught)的《椭圆积分与傅里叶级数》。

基于理论知识的深化、研究信心的增长，以及在迈克尔逊、康普顿等物理学巨擘启发下被点燃的学术抱负，谢玉铭开始追求更具创造性地自主研究。1925冬季学季，谢玉铭修读了专为研究生开设的“物理学42–研究课程”——一门要求“除纯数学问题外，全部时间投入实验室工作”的专题研究课程，开始跟随导师进行实验室工作。同时，在1925年初，谢玉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再次向基金会申请第三年的研修机会，即使需要自费也在所不惜。他恳切地陈情，认为“现有在美研修时间不足以胜任基金会期望其在燕京承担的工作”，并承诺“再修习一年将完全胜任”。

这一请求令司徒雷登校长面临两难处境：作为学者，他深切理解谢玉铭继续深造的学术价值；但作为大学管理者，他必须考量物理系的正常运作。由于同年夏天，郭察理将休假赴美，如果谢玉铭仍留在芝加哥，系务重担将完全落在新聘的安德森(Paul A. Anderson)一人肩上。其间，燕京方面由郭察理出面向盖尔询问了谢玉铭的表现，盖尔在1925年2月谈及对谢玉铭的评价时表示：“虽初识谢先生，但他比一般中国学生更为敏锐，其能力令我印象深刻。毋庸置疑，他远超出过往中国留学生平均水平，与美国学生相比亦不逊色。”

在反复权衡后，司徒雷登最终以燕京长远学术发展为重，批准了这项申请。然而，时任CMB主任的罗杰·格林对此明确反对，并直言这一安排“对安德森教授不公”。罗杰·格林于1925年3月13日致信盖尔教授，表达了CMB的立场，即认为谢玉铭应如约为燕京大学服务，于夏季返回中国。

1925年6月，CMB在综合考量后采取了一项审慎的折衷方案：一方面，盖尔教授的权威评价确认了谢玉铭的学术潜力，为其延长研修的请求提供了背书；另一方面，为平衡燕京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安排并回应罗杰·格林所提出的公平性质疑，基金会决定批准谢玉铭在1925-1926学年继续学业，但不再提供经济资助。

自费留学的这一年，对谢玉铭而言，是孤注一掷，亦是厚积薄发。1925年6月，他进入芝加哥大学赖尔森物理实验室，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博士论文《白光干涉测量中的有效波长》的研究中。这项课题接承接自物理学泰斗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教授关于地球自转与光速测量的开创性工作，立意高远且挑战重重。但由于迈克尔逊当时已接近退休，常驻在加州理工学院，在实验室里，给予他最直接指导的，是赏识其才华、并在他申请延期的关键时刻给予了鼎力支持的物理系主任亨利·盖尔教授。这种“大师引领，具体教授指导”的模式，在顶尖实验室中并不鲜见，因此，谢玉铭本人及其后诸多传记将其视为迈克尔逊学术谱系中的一员。

1925年9月，在基金会停止资助后，谢玉铭动用了全部个人积蓄，并尽力从各种渠道争取校方的微薄补助，才得以在芝加哥维持生活与研究的起码用度。怀着将个人前途与母校发展相系的使命感，他在攻关实验与高强度课程中，度过了物质清苦却精神充盈的岁月。在攻关实验的同时，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课程学习，1925—1926学年先后修读录入《理论物理学》《电学与磁学》《电动力学》《单位与量纲》《复变函数论》与《数学化学导论》等课程。这些涵盖理论与方法论的训练，与他正在进行的精密光学实验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他博士阶段完整的研究能力。

1926年盛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终于凝结成丰硕的果实。同年6月19日，谢玉铭以围绕《白光干涉术中的有效波长》(The Effective Wave-Length in White-Light Interferometry) 所完成的出色研究成果，通过博士答辩。他的学术能力得到了充分认可，并于毕业前夕被选举加入美国荣誉学术组织“Sigma Xi”。这一荣誉通常授予成绩优异、具有科研潜力的学生，是其学术表现突出的明证，也成为他日后常常引以为傲的经历。

谢玉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成绩单

1926年8月3日，在完成所有学业要求后，谢玉铭从旧金山启航归国，迫切希望将所学奉献于科学教育事业。在他离开美国整整一个月后，芝加哥大学正式授予谢玉铭物理学与数学哲学博士学位，为他波澜壮阔的三年留美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26年10月谢玉铭在燕大的工作照

如果没有司徒雷登校长的鼎力支持，我爷爷谢玉铭不可能取得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也不可能今后在物理教学与科研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谢玉铭（1895.6.5—1986.3.20），福建晋江人。物理学家、教育家。191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中国物理学会首批会员。1932—1934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与W.V.休斯顿合作研究氢原子光谱精细结构，发现“兰姆移位”现象，该成果为量子电动力学发展提供实验依据。

谢玉铭，1917年任教于福建泉州培元中学。1921年任燕京大学物理实验教师，主持建立物理系金工木工室。1939年任厦门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在长汀开设微积分、普通物理学等五门课程，每周授课25课时，建立物理实验室并主编《科学》副刊。1950年起任教于菲律宾马尼拉东方大学，1968年退休后移居台湾。1986年3月在台北逝世，享年91岁。

其女谢希德为中国半导体领域开拓者、原复旦大学校长。

原文于2026年4月4日发布在公众号《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赛先生》获权转载。

欢迎关注我们，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email protected]

合作请添加微信SxsLive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