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 农民与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一种解释

《美国社会学期刊》1946年第52卷第1期。（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2, No.1,1946.）

贫富两极分化催生了社会二元对立的现象，这在许多发达社会中屡见不鲜。本雅明·迪斯拉里（Benjamin Disraeli）曾用“两个民族”（The Two Nations）作为其描绘19世纪英国社会的《西比尔》（Sybil）一书的副标题。借此描绘中国传统社会同样适用。可能超过八成的中国人是农民。他们虽然贫穷，却是经济生产的主体。在一个工商业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农民是唯一的生产者。而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则是以田租为生的有闲阶级——绅士。贫富不仅导致了经济差距，更形成了阶级间的社会鸿沟。被分隔开来的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上层阶级生活在繁复的社会关系网中，处事更为圆滑世故，话语体系也更完备。他们通常被视为有文化的一群人。而绝大多数躬耕劳作的民众，不仅未给旁观者留下任何印象，而且在历史文献中也难觅踪迹。当历史学家对古希腊罗马予以褒贬时，他们的头脑中仅有战士和哲学家。而西方博物馆陈列的文物、艺术藏馆展示的瑰宝、畅销读物描绘的图景，难道不也在同样构建着片面的中国镜像吗？如此呈现的中国仅涵盖了少数的有闲绅士。然而，公允地看中国，理应包括贫富两极及其互动关系。

一

农民——作为理解中国的关键——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由正式组织、个体行为和社会观念交织而成的复合体，其目的是利用简单的工具和人力来耕作土地。农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并安土重迁。有限资源上的人口增长使得报酬递减规律持续生效。农耕日趋集约化，对土地的悉心照料和对人工的精细投入阻碍了改良工具的使用。随着人口增加，生活水平在下降，蓄力劳作变得不划算了。高度发达的人力耕作技能所获得的回报，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当生产主要依赖手足劳作时，分工优势也就随之弱化。此类经营中的规模化组织非但难增收益，反而使人际关系复杂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农民社会中基础社群通常较小的事实。

小规模协作群体是农耕经济的典型特征。与游牧民族不同，农民过着定居的生活，且不具备扩张性。一方面，超出耕作能力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另一方面，生活在乡村环境中，他们没有创新需求与入侵威胁。由于安全供给具有天然稳定性，于是大规模军事化组织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这或许可以解释家庭何以在小农社会结构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作为日常经济活动中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协作的自足单元，家庭所维系的协作关系本质上是人类生育任务的延伸。生活中相关职能的交互加强，由此实现了强有力的团结。

基本社会单元的规模之小，似乎与人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普遍认知大相径庭。通常认为，在中国，家庭单元是庞大的。确实存在一些多代同居的大宅院，但这仅限于绅士阶层。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小农社会的基本单元在人数上相对较少，成员多限于父母与未婚子女，平均规模维持在4—6人。然而，从结构视角看，该基础群体已超出了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家庭范畴。它有时还包括成年并已婚的子女。我将其称为“主干家庭”。如果扩展原则持续运作，则可能形成类似绅士阶层中的大家庭；但在农民中，这种扩展是有限的。通常情况下，旁系扩展——即已婚兄弟共居——是罕见的，且不稳定。通常是，年迈的父母与其中一个已婚儿子共同生活。由于缺乏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这种代际赡养模式便成为自然选择。

在游牧或工业等流动型社群中，个体拥有自主的生存坐标。他独立行动，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但对于一个定居农民来说，他的所有活动似乎都嵌入了群体纽带。家庭作为自存自续的功能完备单元，既是生命绵延的载体，也是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的辐射中枢。这种社会关系的单系扩展原则，与现代社会的多元联结机制存在本质差异。在这种结构下，个体仅作为特定家庭的成员而存在。

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始终抑制个体主义而崇尚家庭本位。个体存在的价值，被视为社会延续性链条中的一环，具体体现在继嗣传承上。延续家族血脉于是成为人生首要任务，在“不孝有三”的训诫中，“无后”排在首位。即便在现代社会纯属私人领域的事务中，群体利益也至高无上。家庭成员的社会贡献或罪责连带制度虽然已在法理上废止，但在实践层面仍存续至今。父亲可能因子女的罪行而受到牵连。革命者的妻儿也常常遭到迫害。即便如今，县狱中仍关押着许多因亲属逃役而入狱的人。虽然此等现象是否合法仍然存疑，但这就是现行做法，且未引发正当性质疑，足可佐证家庭集体的责任连带机制及个体社会主体性的制度性消解。

同样的原则也体现于家庭在更为广泛的组织中的角色。乡土社会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组织单元的。实际上，基层治理的实际构成单位就是家庭。地方议会的代表由家庭户主担任，地方税收也是从家庭中征缴。因此，家庭成了一个民事单元。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本质上是对个体平等权利的认可，但很少有人质疑民间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合理性。在西方民主国家，个人直接进入公民社会，而家庭在政治结构中并无地位。而有趣的是，当现代治理体系被引入中国后，传统制度仍具韧性，家庭依然凌驾于个人之上。

因此，家庭实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更大组织总体而言并不强大。农民虽然具有亲属认知，在仪式场合聚集并互助，但罕有持久性的宗族组织，亲缘义务也不明显。在地方组织中，邻里关系普遍存在。正如我在太湖边上的村庄所见，每户人家都将其两侧的五户人家视为邻居。而在云南，则存在拥有公共庙宇的固定邻里群。邻里的功能仅限于节庆互助和消遣。而在村落组织层面，我们发现它是由绅士和农民共同建构的。但实际上，绅士占支配地位。对农民而言，社会组织仅限于松散的邻里之间。在传统结构中，农民生活在小型的家庭单元内，单元之间缺乏强韧纽带。他们在这种小型协作群体中从事生产，既维持自己的生计，也支撑着社会结构中上位者的生存。

二

农业是中华民族的基业，人们依赖土地为生。随着人口的增长，可利用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最终催生出一个不事耕作而坐享地利的土地所有者阶层。他们凭借地产特权，或雇农代耕，或招佃收租。这个不事耕作的食利阶层的崛起，是农耕社会演进的重要一步。

原始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农业劳作堪称苦役。不难想象，那些能够不劳而获的人，即便降低生活水平也不愿从事劳作。似乎有两种减轻生产活动中痛苦的途径：一是改进工具并借助牲畜与自然之力，二是将劳役转嫁给他人。前者是自然开发，后者为人力盘剥。在中国这样人口稠密的农耕社会，人力成本甚至低于畜力。如此一来，第一条路径便被阻断。因此，现今所用的工具与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具极为相似，便不足为奇了。木轮这一古老发明，在乡村小道上仍以最原始的形态出现，即便如此，使用也不普遍；负重更多的还是依赖扁担人力。为规避躬耕之劳，人力盘剥于是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认为，农民耽溺安逸而逃避劳役——尤以吸食鸦片为甚——实为对生存苦难的反动。这种极端反差现象在所有文明中都很常见。饥馑之众必崇食德，贫瘠之国常兴珍馐。饿殍遍野的印度反而可以看到王公竞奢的场景。在严苛的性律之下，周期性的弛禁总是惯例。当长期被抑制的欲望终获释放时，那些得偿所愿者往往肆无忌惮。非常之价值多源于对常俗的悖反，从凡序中超脱反而成了众生的追求。勤苦的中国农民对闲适的渴求尤其强烈，他们对自身重要性的否定，体现在被普遍接受的孟子格言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阶级放弃主宰命运的权利，是社会两极分化——勤苦农民托举着有闲阶级——的基础。

绅士阶层有必要为自己组建一个更加精微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经济基础在于地租，这是一种须受政权保护的特权。孟子的格言应这样理解：在农耕文明中，劳心者若不能治劳力之民，则其位必危。这是因为一个依赖特权而经济上不事生产的阶级在政治上是极为脆弱的。为求自保，绅士要更好地组织起来，高效的组织意味着权力的支配。作为一个阶级的绅士，在宗族关系和地方组织中与农民阶层有着显著的差异。

我说过，在农民中，基本的社会合作群体规模有限，而绅士则不同，常常可以看到庞大的家族群体。农民躬耕自食，劳作即生存，独立意识很强。通常，年迈且无法劳作的父母与儿辈同住，靠儿辈赡养，但他们的权威并不牢固。一个成年儿子躬耕养家，并不意味着他屈居父权之下。然而，食利者依赖地租为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在乡地主需要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维护自身特权的过程中，绅士必须具有斗争性。为了在政治上拥有权力，绅士的组织必须庞大且坚固。农民中常见的分灶立户，无疑是瓦解性的力量，会削弱群体的凝聚力。在我成长的城镇中，可以见到许多大户人家，每个大户人家都是由多个依附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受制于一个强大且集中的权威。家主执掌财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行家规，肃门风，甚者私设刑堂。父权制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儿子在他人面前称父亲为“阎王老子”，这确实也名副其实。父子之间没有亲密感，父亲很少在孩子面前露出笑容。《红楼梦》中所描述的父权关系，堪称典范。

一栋大宅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帝国。家族成员如同臣民，生活在族长的威权意志下。除非他们自己晋升为统治者，否则无从知晓独立的滋味。他们依赖家族维持生计，前程由家族决定；家族对他们的身价荣辱负有全责。借由这种强大的血缘组织，家族在更广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权力得以稳固。家族成员，甚至仆人，都能轻易进入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去。所获官位反过来又支撑家族的特权，从而确保了他们的经济根基。

随着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理想状况是五代同堂），组织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曾有皇帝询问某族长齐家之方，族长连写三个“忍”字以对。然而，忍耐终有极限。家族终会分崩离析。但对于绅士而言，保持家族成员间的紧密联系至关重要。于是，宗族应运而生。宗族是解体后的家族，宗族中的单个家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同时为了共同利益，家族间的团结得以维系。

我认为，大家庭（家族）体系与宗族都是绅士阶层的组织形式。有时在农民中也能发现宗族，但其性质有所不同。例如，我曾看到云南的村庄以宗族的名义组织，甚至涵盖了不同姓氏的成员。从功能上看，这些宗族已非严格意义上的血缘群体。关于所谓“宗族村落”的性质，姑且存疑。我更倾向于认为，农民中的这种组织属于地缘组织，而非血缘组织。但我确信，宗族在中国并非普遍现象，最为有效且精备的宗族组织主要集中在绅士阶层。对于无地者或小土地所有者而言，宗族组织显得多余。以我自己的宗族为例，当共守地权的需求不复存在时，宗族也随之衰败。如今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名。

一个宗族要有效运作，必须置办公产——通常是土地。土地一般由族中官员捐输，明面托词是供祭祀修茔之用。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共同保障，维系宗族在更广泛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它资助年轻成员以便他们跻身士林，获得高级官职，并进而庇护宗族利益。宗族成员有义务在需要时相互帮助。此外，宗族组织有权对任何土地转让行为实施制裁。田产交易契约非经卖主宗族联署概属无效。这显示了宗族组织与土地权益之间的紧密联系。

宗族组织界定了单系亲属的亲缘关系，规范了土地继承制度，其目的在于防止因世系混乱而引发的任何纷争，并强化群体的凝聚力。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宗法制，即继嗣制度。当不涉及大片地产的继承时，其重要性微不足道。在我所考察的云南小地主村庄中，宗法观念较为薄弱，当地居民并不严格遵循父系继承规则。总体而言，农民最重视的是基本劳作团体的效能维持。按照习俗，当一个已婚儿子去世时，会寻找一个替代者填补他的位置；而当替代者成为鳏夫时，他可续娶填房。因此，家庭单元实际上并不受生物血缘关系的限制。然而，基本劳作团体却因此得以延续，生活维持常态。这种现象在世故练达的绅士阶层中是难以见到的。依赖土地权益生活的绅士们必会严守伦常秩序，以固产护业。

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只是有产阶层策略的一个方面。为了增强实力和确保安全，家族之间必须结盟。这通过扩展姻亲关系来实现。婚姻本为家事，实际上又常常成为家族间的联盟手段。配偶的选择基于家族位望，通过婚姻，多个大家族联合成一个强大的集团。但是转观农民阶层，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择偶时主要考虑的是女方的劳动能力。

亲属原则确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关键，但若说人们本身特别重视亲属原则则是错误的。亲属原则仅是社会组织为实现不同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我认为，血缘纽带并没有自在延展的内驱力，其价值也不是自足存有的。生育繁衍本无须广认亲缘，如今之所以重视它，是因为可以借此建构相应功能团体以实现特定目的。在中国，正是绅士阶层发现，为了能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广泛运用亲属原则是必要的。

三

对比农民和绅士的生态地位，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农村经济。必须记住，狭小的耕地很难让人产生雄心抱负。中国的平均农田面积只有几英亩（在云南，较大规模的农田也只有大约一英亩）。小农经济使得资本积累变得不可能。诚如乡谚所说：“地不生财。”在一个工商业不发达、土地潜力已尽、人口压力日增的环境下，有抱负的人要想竞逐权柄，必须另辟蹊径，但无论采取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他们都必须永远离开村庄。当他们获得财富后，可能会还乡置办田产，但如果他们要归隐乡村，人口重压将很快让他们难以承受——几代人后，巨室将再次分裂为众多小户。因此，对于富人来说，远离村庄至关重要。能够维持他们权力和财富的地方是城镇。

传统中国的城镇并非建立在制造业或商业的基础上。像纺织等主业，主要是农民在经营。由于田亩狭小，农民无法完全依赖土地生活，因此，他们必须寻求额外的收入来源。况且，农事会有闲暇的时候，他们便有充足的时间在家中从事手工业。小农经济大体上自给自足，农民需要买卖的东西很少。如果将商业活动集中在某一固定地点，比如城镇，那么就需要大片区域来供养支撑。这种情况仅在交通便捷且费用低廉的地区（如长江下游地区）才可行。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定期市集代替了城镇的功能。市集数日一聚，其规模频次均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显然，永久性城镇在传统乡村经济中并没有位置可言。

传统城镇是绅士的聚集地。绅士则象征着政治和金融权力。我所出生的那个城镇，主要由绅士的宅邸、米铺、当铺、茶馆和私人园林构成。此外，还有众多裁缝、木匠、铁匠和金匠等手艺人。米铺和当铺属于金融机构。农人迫于租赋等压力，不得不将大米以低价售予城中的米铺。当他们断炊时，又不得不以高价从米铺购回。因此，米铺在性质上类似于当铺。茶馆、宽敞的园林和气派的宅邸同样是绅士们的排场。终日但见悠闲的绅士们聚集在茶馆，品茗、听书、谈玄、赌博，乃至吸食鸦片。在新英格兰人眼中，这样的城镇直如醉生梦死之渊薮。然而，对于中国的绅士们而言，闲暇不仅意味着声望，更是一种特权。通过展示任由他们支配的闲暇时光，他们在下层民众眼中显得尊贵非凡。城镇的手艺人鲜有自营店铺的，多是被召至绅士家中，依赖他们提供的工作为生。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欧的封建遗制。

这样的城镇自有其迷人之处。对于一个耽于艺境的人来说，这里会有百般雅趣赢得他的赞赏。我自己就常常怀念故乡的美食，以及少时游历各城所遇到的特产。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来苏州的游客至少在茶馆里消磨一天，座中顾客的谈吐所展现出的文化修养和温婉幽默的人生观定会让他惊叹不已。然而，如果认为这代表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常态，那就大错特错了。

农民虽不住在城镇，但他们对绅士们的居所始终怀着既排斥又羡慕的复杂情感。他们通过纳税、交租和付息来供养这一少数群体的生活。岁贡是他们沉重的负担。在我所熟悉的长江流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半的农产都流向了城镇。如果这种经济盘剥还不足以激起农民对城镇的怨恨，那么当他发现他那得不到满足的妻子离家出走，在一位他不敢窥伺的绅士大宅里当女仆，他就再也无法泰然处之了。然而，城镇仍是激励农民的理想国、黄粱梦。他们似乎并不反对城镇或绅士，他们怨恨的是自己无法成为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只要他们相信天堂之门并未对他们关闭，他们就必不会否认，那里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夙愿所归。

四

若分析仅止步于此，对绅士而言显然有失公允。既已说明了绅士的阶级寄生本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剥削体系何以能长久维系？与农民生活鲜有交集的绅士的文化成就，显然不能支撑其存在的正当性。城中富绅必须做出更为切实和具体的贡献，才能赢得农民的敬服。在农民眼中，绅士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庇护。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自相矛盾：一方面，我指出绅士掌握政治权力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确保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另一方面，我又声称绅士是农民的保护者？确实，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农民是被剥削阶层，而绅士则是直接的剥削者，但这仅是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对于农民自身而言，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只要私产制度存续，纳租就是佃户的法定义务；高利贷虽然可憎，但利率早经缔约确认。绅士纵然剥削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地租与利息均有定规，只有在农民未能履约时，才会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然而，另有一种完全超出农民掌控范围的剥削形式，那就是不受民意约束的、肆无忌惮的绝对皇权。面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农民不得不寻求绅士的庇护。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需要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

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是独断专行的皇帝。皇权逐级下放给各级官员，但在疆域辽阔、交通闭塞的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往往名存实亡。各级官员的实际权限，全看上级能容忍到何种程度。所谓“天高皇帝远”，真正统治百姓的是层层官僚。由于官员只需对上级负责，而皇帝高居九重天外，民众根本没有任何法定途径制约权力。百姓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民生福祉全系于掌权者的良心——可附体于权力之人鲜有良心，以致官府有时“比老虎更可怕”。要想抵御权力侵害，关键不在于组织民众抗争（类似西方民主形式），而要靠个人攀附权贵。下级官员的权柄既来自上级任命，就不得不顺从上级意志。若能通过私人关系影响高层，小官小吏生怕惹祸上身，自会对你客客气气。最直接的攀附方式是自己当官。一旦跻身官场，不仅能运用职权守护私利，更可借助同僚关系网庇护亲族。这套传统上被称为“保全面子”的官场生存术，正是源于法治的缺失——当统治全凭个人意志时，宫廷政治便大行其道。

现在应该明白了，绅士作为靠特权生存的阶级，为何拼命要当官。若不能与权力体系结盟，他们地主阶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被权贵强占田产的事屡见不鲜，遭了冤屈也无处申诉。富人必须在官僚体系里占个位置，这已是生存铁律。宗族组织和姻亲联盟之所以能成为护身符，正因为它们能通过血缘关系勾连权力体系。

绅士本质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调解人。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常被两类人掌控：要么是异族征服者，要么是底层爬上来的枭雄，他们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夺取政权。一旦君主登基，绅士立马涌进官场投靠。穿上官袍，他们是统治者的代理人；脱下官袍，他们又与被统治者密切联系、利益捆绑。正是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特性，才让那些专制的（还常是外族的）皇帝不能完全胡来。

在传统政府体系中，中央权力的触角到县为止。每个县管着若干个村庄，这些村庄通常由村民自行组织。村庄拥有共同财产，并管理宗教仪式和水利等共同事务。管事的并非由全村选举产生，而是由有头有脸的长者拍板。这些长者拥有土地和“面子”，即能攀得上官场或城镇中的绅士。说白了，他们就是还不足以富到可以搬进城镇的低级绅士。

中央权力向下运行的方式如下：当中央政府指示县令收税征丁时，县令会派遣衙役前往村庄执行命令。这些衙役本身就是从村庄中征召而来的，在乡亲眼中并无威望。实际上，他们只是县令的传声筒。政府命令就这样非正式地从衙役手中传递到非官非吏的地方领袖手中。命令随后会在村里的茶馆公布并进行讨论，所有在场者均可参与。没有投票可言，地方领袖会根据公众意见以及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执行该命令。如果决定不执行，衙役将无功而返，回到县令处。执行命令失败的责任由他承担，他可能会因此受到鞭打或其他惩罚。然而，另一方面，乡老们会去拜访县官，或者托城里绅士当说客。由于绅士与权力阶层联系密切，县令不得不给个面子，并适当修改自己的命令。实际运作更复杂，可能动员到更加广泛的权力结构，有时连皇帝都会被惊动。皇帝为了给予个人恩惠，常常会以违背自己法令的方式干预地方事务。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绅士是他的对立面，尽管这种对立通常是间接的，最终会体现在上级的命令中。但同时，官员在私人身份上，也是绅士中的一员。他们也会致信同僚，为自己家族、亲属或当地民众寻求关照。绅士官员是传统中国权力架构中的核心轴。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种传统模式，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农民还活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他们就不得不依赖绅士抵御专制皇帝及其官员的侵害。

绅士不同于西方的贵族，因为他们并不组党执政。在中国历史上，绅士从未自行组织过自己的政府。只要新皇帝承认地主特权，他们就会磕头称臣。这些人当官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族和当地民众免受皇权的侵害，而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本身。他们骨子里厌恶政治责任——当官嫌任期长，办公嫌公务烦。理想的绅士应当与民同乐而非沉湎于朝廷，这可不是表面上的装模作样，翻开那些广受欢迎的古代诗歌，在在揭示了官员辞官归田的心理。一位成功官员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荣归故里。当官所追求的荣誉和声望有着实际价值，它们为其家族和当地民众提供了安全保障。实际上，绅士在朝堂当官时，同时也代表着家族和亲属的利益。当官只是手段，护短才是目的。对于公共职务，他们持消极态度。一旦业绩和影响力攒够了，他们便可以辞去职务，继续履行保护民众的职责。绅士作为一个阶级，是外在于政府的。他们个别地在政府任职。驱动他们的是宗族责任，绝非政治理想。这正是我们不应将他们视为贵族的原因。

在此，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绅士在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练就了一套职业操守。他们宣扬秩序的教义：每个人都应按照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行事，并对此感到满足。孔子的使命是为每个社会阶层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绅士不在乎谁坐龙椅，他们的兴趣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皇帝施行仁政，他们就忠诚于他；皇帝若压制农民过甚，他们便会对他施加压力。可要是农民敢造反，绅士则会站在皇帝一边进行反击，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从来不具有革命性。秩序与稳定才是他们的命根子。

五

在探讨农民与绅士的生态分化时，我已指出，那些想保持其特权的有闲阶层必须居住在村庄之外。这是因为农业对于财富的积累毫无希望。似乎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注定要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绅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农民能够负担得起闲暇的生活，社会并不会阻止他们进入绅士的行列。因此，总有一些勤劳的农民努力从底层崛起。但要想实现翻身，他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都只能朝着目标前进一点点。尽管他们节俭且能忍耐，但这不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更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因为在农村，各种不幸事件并不罕见，干旱和洪水可能导致饥荒，流行病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在政治动荡时期，土匪的破坏力堪比蝗灾。一个家庭能够连续几代士气旺盛，且在此期间不受厄运的打击，实属罕见。

另一个阻碍勤勉富裕的农民家庭向上攀升的因素是人口高压。在有闲阶级中，由于体质弱化，出生率较低；而在贫困农民中，由于缺乏良好的照护，婴儿死亡率较高。然而，在勤勉富裕的农民中，出生率与贫农相当，而婴儿死亡率则相对较低，因此家庭人口增长迅速。如果他们无法以同样的速度扩大其地产，那么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维持现有地位已需付出巨大努力，而跃升至有闲阶级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

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是，他们并未在社会阶梯上攀升，而是沉沦为社会的底层。当一个小地主因遭遇不幸而被迫出售土地时，他可能沦为佃农。他甚至可能进一步跌落，从佃农变成无地的苦力。最后，他要么横死路边，要么从村里消失。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绝望至极，他们除了艰辛的生活外，别无他物。他们离开村庄，或落草为寇，或从事走私，或投身行伍，或在豪门大户中谋求仆役之职。这些行当不创造财富，但只有通过从事这些工作，再加上些许好运，这些农村社会的弃儿才有可能迅速积累财富。当然，成千上万的这类寻梦者最终在绝望中死去，被世人遗忘。然而，一旦脱离了土地的束缚，他们便获得了自由。他们是心怀不满的阶层，本质上具有革命性。当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受到压制，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各种或多或少非法的手段实现目标。但若统治阶级腐化衰弱，他们便会成为旨在夺权的起义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由这些绝望的亡命之徒建立新王朝的实例。

太平年月里，少数撞大运的暴发户捞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买田置地，试图跻身有闲阶级。可上层绅士瞧不上他们，目光中充满了偏见。经过慢慢熬，尤其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他们才能被上层绅士接纳。一直等到族中子弟科举入仕，这时他们的绅士地位才得以巩固。

绅士阶层通过一手抓地契，一手握官印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有闲暇去学习古典文献，而这些文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是专业上的必备内容。近千年来，君主定期开科取士，从文人中选拔官员。考生中，只有少数低等阶级被排除在外。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参与考试，也确实有放牛郎中状元的传奇。但毕竟这些都是例外，否则这些故事也就不会像神话一样流传。确实，在中国没有像种姓制度那样的社会阶级体系，但中国阶级体系是否具有高流动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我无法提供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现有的农村社区的研究显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几乎没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流行的观点认为，在美好的旧时光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的考试成为官员，对此我持谨慎态度。农民与绅士之间的流动性相当有限。无须赘言，农民中普遍存在的跃升为绅士的信念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激励，而且最终有助于稳固整个社会结构。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问：绅士成员有几个会重新回去当农民？反正以我见过的情况来说，一个都没有！就算那些已经落魄到一无是处的绅士，也绝不会再捡起锄头下地干活。让绅士阶层的人回去种地，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中，体力劳动依然是被人瞧不起的。绅士对此尤为敏感。他们身上那件象征闲人身份的长衫，就是他们荣誉和地位的标志，是死也不能脱掉的——在他们眼里，这长衫比命还珍贵！我有一位叔叔，年至四十就陷入贫困。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身无分文。可就这样，他还是天天雷打不动地去茶馆消磨时光，那件长衫更是穿到死都没脱下来。他辞世的场景极为凄凉。据我一位去探望的族亲说，叔叔临终之际一直不肯闭眼。他担心自己无法像个绅士一样体面地死去——没穿上绸缎的寿衣，没用上上乘的棺材！当我的族亲把准备好的寿衣、棺材都指给他看，以此安慰他，他这才满意地笑了笑，安心走了。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绅士阶层的内心世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如何维持其绅士生活标准的？答案在于，他得到了族人的资助。宗族是一个相互扶持的体系。在我年幼时，常常见到族中叔伯们来访。他们虽然贫困，但言谈笑语中从未提及经济需求。离别之际，我的祖母总会赠予他们一笔可观的礼金。那时，祖母并不富裕。我深知，她曾暗中派遣女仆前往当铺，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来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的族人。同样的精神也驱使官员不计族人能力，为其提供职位。族员之间对互助和集体安全的责任感，比作为政府官员的职责感更为强烈。

绅士阶层流行的这套宗族互助保障体系，特别容易养出依赖性强的人，尤其是因为这个阶层本身就不参与生产劳动。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脱节的。他住在深宅大院里，连阳光都少见；他在对过去的敬畏中长大，活在祖宗的荫庇下——他的特权就是从祖宗那儿继承来的。从家族成员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钩心斗角里，他学会了表面上的顺从，内心却充满了努力也没用的虚无感。整个人变得斤斤计较、逆来顺受、胆小保守。身体上呢？也弱得很，有时甚至不育。就拿我族里的六位叔伯来说，就有三人没有子嗣。我的许多亲戚家也有这种情况。似乎缺乏主动性和进取心最终导致了生理上的不育。中国的绅士阶层，如同西方的城市居民一般，正逐渐成为一个衰亡的群体，我的意思是，他们无法实现自我更新。他们不得不依赖来自乡村的新鲜血液。

绅士阶层站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手里握着声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吸引了来自下层社会勇敢、有野心的人。这些新加入者为绅士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可问题是，一旦他们被绅士阶层同化，他们就会变得温顺和中立。原本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能量，被引导至社会结构的细流中，最终在悠闲的生活模式中消磨殆尽。实际上，绅士阶层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安全阀。保守主义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法则。其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方面，堪称独一无二。

六

传统中国并未消逝。它依然存在，尽管在许多方面已被各种变革和新事物掩盖。这正是我在上述描述中始终使用现在时态的原因。切勿以为我所描述的仅仅是历史的陈迹。社会结构的本质模式仍在持续运作。我确信它正在发生变化，但新秩序不会骤然降临，也不会瞬间建成。它将源于旧有模式，通过数百万民众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而诞生。无论当前形势被冠以何种新名，无论是共和国还是乌托邦，分析得越深入，就越会惊叹于传统的坚韧。只有承认这种坚韧，我们才能更清楚、更明智地看清眼前的形势，即便这或许违背许多爱国者的期望。忽视这些持久的传统，困扰便会接踵而至。上述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似乎传统中国曾达到一种平衡，所以才能那么稳定。然而，当中国与西方列强接触，面对他们的工业优势时，这种平衡被打破。现代化被机器时代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融入世界共同体。随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

确实，中国从未完全孤立。千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一直保持来往：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宫廷中广为人知，印度僧侣涌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耶稣会传教士还深得中国皇帝器重呢。然而，西方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这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已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而中国几乎保持了原有的状态。东西方的接触并非地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现代工业让西方拥有了对农业社会前所未有的掌控力。不像农业时代大家各过各的也能相安无事，工业时代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它天然要把全世界都拉进来。寻求原材料和市场的工业国家不会让东半球独善其身。诚然，贸易是互惠互利的，工业是治疗东方贫困的最佳良药，但是对于西方人而言，为什么上一代中国人死活不肯接受西方的工业影响，仍然是个谜。中国被迫开放确实令人遗憾。许多西方人还是不解，为何中国人如此抗拒基督教拯救他们的灵魂和用机器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因为文化惯性，那么当救赎的效果显现时，这种抗拒就该消失了。说中国人天生就排斥新宗教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根本站不住脚。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也是新事物，但很快就融入中国信仰，在农民中扎下了根。像土豆、烟草这些新作物，传播时也没遇到什么阻力。在我看来，东西方最初接触的那段不幸历史，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因素，这可以从我上面分析的视角看清楚。

当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时，带头的是中产阶级。那时候，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逐渐逝去。然而，当中国与西方接触时，中产阶级却是保守的绅士阶层。绅士的理想生活是在官府庇护下享受闲暇。生产活动被视为农民的职责，且被看作是低贱的。绅士在经济领域的积极性早已被压制。工业主义与佛教截然不同。佛教初现时，迎合了闲暇绅士的精神追求。它与隐逸的传统完美契合，因此能够从这一阶层吸引众多人才，将信仰传播至中国。然而，现代工业主义却与绅士的传统精神相悖。他们轻视实用知识，学习文学，是因为它象征着闲暇与高雅，且是通往官场的途径。即使是现代大学生，对体力劳动的厌恶也依然根深蒂固。中国的工程师更愿意从事设计工作，而非亲自操作机器。在中国现代工厂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鸿沟依然存在，这给劳工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工业主义又怎能轻易在中国扎根呢？

西方工业势力的入侵，引发了危机。可当时的中国政府挡不住这股强大的外来力量，也没能唤醒绅士阶层做出即时的有效调整。绅士没能及时反应，是因为这场危机并未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他们的核心利益在于地租。只要农民能够按时支付租金，他们便无所忧虑。唯有具备远见者才能洞察到，如果不适应中国农村的情况，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最终将导致农民破产，进而动摇绅士阶层的经济基础。然而，绅士阶层缺的就是这种远见。由于缺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主权逐渐丧失的事实更是漠不关心。他们既无动力正面应对西方工业主义的挑战，更无意愿重新审视自己在国家命运中的角色。因此，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绅士们根本没尽到本该承担的社会和文化责任。当时的政府掌控在一个外族君主手中，清朝皇室正在走下坡路。他们确实感受到了外国入侵的威胁，但掌权者软弱无能。他们采取了原始的反击手段，例如义和团运动。政府的排外政策让那些天性本就顺从的绅士变得更加消极疏离。

西方列强的迅速入侵，主要受商业利益驱动，再加上中国政府及统治阶层的应对失当，使得东西方接触初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调适机制。该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创设了专属的外人居留地，并最终发展为所谓的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设立旨在服务西方商人的贸易活动。为保障其权益，凡涉及西方利益的案件均可适用西方法律。通商口岸的秩序由专门组织的政府机构维持，其管辖权或操于领事之手，或由外国侨民代表掌控。中国政府在此类特殊区域内并无治理权。正是在这类区域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社区。对此类国际化社区性质的简要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脉络。

文化互动经由特定载体实现。在通商口岸，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不同阶层聚集在一起。西方人中以商人为主导，其核心诉求在于谋取商业利益。他们并不关心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国际亲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不会产生即时的商业利益，也不会危及社区安全。西方商人未曾改善与他们所处之地居民的不协调关系，相反，受到优越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人采取了令人遗憾的歧视行为。这使得有尊严的中国人感到不适，屈辱感阻碍了和谐交往。因此，通商口岸吸引了一类特殊的中国人——买办阶层。关于早期直接接触西方商人群体的华人家庭背景，我虽未掌握充分数据，但基于史料推测，这些被称为“二手洋人”的个体，至少在初期阶段，多源自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因丧失原有社会地位，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谋生。通商口岸为此类人群提供了生存空间：若能在洋行获得固定职位（如仆役、翻译），则逐渐成为买办或西崽；若求职失败，则多沦为帮派分子。他们生存于文化接触的夹缝地带并在此牟利。他们在文化上是混生的，语言上是双语的，道德上是不稳定的。他们肆无忌惮，奉行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并在宗教及文化价值层面持不可知论立场。通商口岸实为超都市化空间，它们是一片以财富积累为唯一驱动力、摒弃了传统文化根基的土地。东西方文明在此相遇，实在是历史之憾事。

内陆城镇则迎来了西方传教士。他们在个体品行上虽属端正，却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怀有向尚未产生罪孽意识的非基督徒传播福音的热忱，另一方面享有西方列强赋予的政治庇护特权。宗教救赎对普通民众而言并无太大吸引力，因为普通民众鲜有接受新信仰的内在需求，然而政治庇护权对于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来说，却显得格外诱人。在上帝之光尚未触及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灵魂之际，此类群体已借上帝之名行了许多上帝绝不会赞同之事。早期引发中外武力冲突的对外国传教士的敌意，并非源自中国人民对外国传教士的恶感，而是源于对那些将上帝扭曲为魔鬼的“二手洋人”的憎恨。然而，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华扩张，那些在通商口岸和内陆教堂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特殊群体渐次崛起。不论其品性特质如何，该群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已占据结构性枢纽位置。他们是首批掌握外语能力及涉外交往技能的中国人。随着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他们为其提供现代教育，并送其前往西方大学深造。由此，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他们投身于专业领域，起初主要依赖外国资本，随后逐渐自立。然而，因其成长于世界主义场域中，本质上具有双重文化认同特征。他们身上明显带有买办阶层社会责任感薄弱的特质。正是这一阶层主导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最初阶段。

七

西方工业化影响并未止步于通商口岸，而是深入内地。如前所述，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广泛分布于农民家庭中。农民在闲暇时操作简易的织布机进行生产。由于农田面积狭小，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此类工作。然而，手工制作的效率远低于机器生产。本土产品在质量与成本层面均难与西方工业品竞争，致使手工业者渐次失业。例如，工厂生产的廉价优质布料深入到最偏远的村庄，这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农户织机被迫停工。西方工业主义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本已贫困的农民的境况。农村经济的萧条迫使农民出售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佃农。这还不是终点。佃农需缴纳地租，这意味着其负担的加重。在受西方工业影响最剧烈的沿海省份城市的周边区域，佃农比例已超过八成。每年因支付地租而流失的农村产品数量惊人，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沦为雇农。他们涌入通商口岸，成为工厂工人或加入黑帮。滞留乡村者则在苛税、重租、高利贷的多重压力下艰难度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乡村的萧条最终危及绅士阶层的特权，引发该群体的结构性分化。那些固守传统特权的绅士不得不寻求更强大的政治庇护，转而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然而，作为知识精英阶层，部分出身旧式绅士家庭的第二代成员，在接受现代教育后脱离土地，转而投身专业领域，实现经济自立。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东西方文明接触的另一个前沿阵地，其性质迥异于通商口岸模式，主要是文化上的。晚清时期，新型绅士群体便有机会出国，主要是借官派使团或公费留学渠道，但与买办阶层不同，他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主要求学于英国学术重镇，将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的著作翻译成文言（在我看来，这些译作至今仍是西学经典汉译典范）。他们致力于溯源西方文明，并将其精华引入中国。然而，这一过程进展缓慢，远不及对通商口岸中外国商人那种不负责任且肤浅的商业精神的模仿速度。尽管如此，它仍在逐步推进。新一代绅士开启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倡导白话文学、科学研究、民主理念及现代道德观念。这场运动由归国留学生与本土新式学堂学生共同推进，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绅士家庭。

然而，新绅士阶层在缺乏积极的政治责任感方面，与旧绅士阶层一脉相承。他们虽然屡有政见批判，却很少主动争取政权以践行政治责任。自清廷倾覆后，中央权力始终操控在军阀集团与口岸势力集团的手中。士兵攫取最高权柄已是传统政治循环的旧例。当腐化堕落的统治者滥用其无限权力侵削民生时，首当其冲的农民将会沦为土匪揭竿而起。衰败政权无力弹压，终致新主代兴。以同样的方式，在共和国初期，军阀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草莽，不乏以非法途径发迹的人。通商口岸集团同样崛起于这一背景，不同的是，他们在国际社区的庇护下立足，其权力的获得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金融实力。他们渴望权力，在与外国商人相处的过程中，很快意识到如果能够掌握权力，他们也能享有外国商人所享有的特权。与这些成熟买办共生的是构成通商口岸集团有机组成部分的黑帮分子。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强烈的帮派精神。他们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为这类渴求权力的群体创造了契机。我并不试图贬低其他社会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历次革命运动多由新式专业绅士策动，工农群体付诸实践；然因绅士政治责任感的缺失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政权屡次落入军阀与通商口岸集团手中。

一方面，土地利益的衰退；另一方面，新兴的政治意识较强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崛起，共同削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八

极有可能的是，旧绅士和买办们的第二代将基于专业分工，形成一个新型责任阶级，进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该群体兼具政治自觉与文化远见，有望借助现代知识稳定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尤其是缓解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这种可能性不断降低，战争本身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疏离。

在国统区，当局推行通胀政策有其现实考量。这一政策将战争的负担转嫁至固定薪资群体，即专业阶层人士身上。尽管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战争成本尚未构成重负，然因偿付主体局限于有限的专业群体，其实际承受压力极为沉重。一名廉洁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仅达战前水平的千分之一。这对新兴阶层构成致命打击，致使其群体呈现多向分化：一条出路为投身投机商人行列，屈从于通商口岸特有的无责妄为习气；另一出路则是回归父辈入仕传统，参与系统性贪腐。少数坚守立场的人，则需为抵御迫在眉睫的饥饿威胁而艰苦斗争。

通胀政策助长了投机之风。伴随政府管控失控，国统区的市场陷入失序状态。财富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空前。代表既得利益的冷酷阶级，趁机大肆敛财，并对长期饱受腐败和低效（这也是通胀政策的恶果）困扰的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继续推行通胀政策。这个投机阶级由内地的大地主和从通商口岸涌入的金融家组成。其性质迥异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后者通过革新生产技术积累财富，并利用新兴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终结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在中国，战时暴利群体则如传统绅士般通过非生产手段敛财，凭借封建性特权垄断资源，将托拉斯组织直接嫁接在中世纪制度的根基上，既跳过了自由竞争阶段，又阻碍了福利导向型计划经济的发展。他们从生产领域抽走资本，用于私人囤积，使得饱受战祸的国家加剧贫困。这种阶级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崛起，对社会存续的根基构成了严重威胁。

农民又怎样呢？具备一定自给能力的农民家庭可以基本规避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在1944年芝加哥哈里斯基金会会议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论文基于1941年前后云南乡村的田野调查，指出中国农村当时正经历战时繁荣。当时，民生唯一的苦难来源是征兵管理的不完善。从一个家庭中征召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可能会导致这个家庭经济崩溃。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会遭此不幸。那些没有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家庭，反而暂时缓解了人口压力。雇农工资涨幅一度超越米价增速。由于战争初期食品价格的涨幅超过了其他商品，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也随之增加。然而，自从引入谷物税以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在此之前，农民以货币缴税，通胀反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到了194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要求农民以实物纳粮。随后，更立法授权政府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大米。糟糕的征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

由于土地税是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收的，因此谷物税同样也波及绅士阶层。为求自保，绅士们采取了他们传统的手段，借人情网络消解法度约束。战争期间宫廷政治的复兴，导致贪渎弊案频发。最近的战争无疑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按照现代模式重构的进程。在某些方面，它回归到了旧的轨道，而在其他方面，则陷入了危险的泥潭。下一步该如何走，是中国人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补充的是，像这样一份概述难免会对现实进行简化。试图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全面解释的尝试目前还为时尚早，因为这需要以详尽的考察为基础。然而，为了制定研究计划，宜先行拟定框架，以便为后续考察提供假说，这正是本文的宗旨。当然，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结构概貌的人来说，本文也可作为参考。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仅为后续研究的引玉之砖，不应被当作定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