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为什么是人类一次又一次踏进的深坑

从《监狱里来的妈妈》到《我杀了安迪·沃霍尔》

各位好，前几天写了《《监狱来的妈妈》，在美国会被罚成什么样》一文，这两天因为一些私事耽搁了写作进程，今天我们继续。

上一篇文章我谈了我对这部电影的不舒服的观感，有读者留言不赞同我的观点，他说，小西，虽然《监狱》这部电影本身扭曲了案件的真相、却采用原型原名出演，确实不妥。但它反映的问题的确是真的，家暴现象在中国长期得不到重视，很严重，所以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把奖颁给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这个奖是颁给对这个问题的揭露的。

抱歉，听他这么一说，我脑中马上闪现了特殊年代的被誉为“美术界样板戏”的泥塑群雕《收租院》——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本是当地有名的大善人，结果特殊年代要编样板戏的时候，通过“艺术加工”把他愣是给搞成了土豪劣绅，其中最轰动的叙事是说刘文彩庄园里设有“水牢”，把交不起租的贫下中农全关在里面，水中泡满了白骨。这激起了数亿人的群体愤怒。但事后调查证明这些事儿都是子虚乌有的。

你看，如果套用上面的观点，我们其实也可以为《收租院》做如上的辩护——虽然《收租院》故事本身经过了“艺术的加工”，似乎冤枉了刘文彩这个人，但是它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啊。你能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就没有土豪劣绅压榨农民吗？所以《收租院》依然不失为良好的作品。

艺术不关心个体的真相。一个刘文彩么，冤枉了就冤枉了，谁让他有钱呢？就像《监狱里来的妈妈》里那个被污名化为家暴男的被害者，冤枉了也冤枉了，谁让他是男的呢？

你看到没有，很有意思，这两种思维的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我做这个对比什么意思？我觉得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这次未经审慎考虑的把最高奖项颁给《监狱》一片是个标志——一种曾经让我们中国人上一代人似曾相识的思维模式，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沉渣泛起，而极端女权主义，其实只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浪花。这个思维模式，我们不妨就将其称之为极左叙事。

极左叙事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把人看做一个又一个群体，阶级、性别、肤色、族裔，而不是作为真实的个体去看待。顺着这个思维，我们似乎可以说，古龙小说里的“移花宫”也许是比较古老极左思维模式，因为该宫奉行“男人见一个杀一个”的严苛宫规。

但古龙写“移花宫”好歹还是当个奇葩写的，这几年有些电影是把这种思维模式明摆着放在台面上讲，比如2023年好莱坞的电影《芭比》——你说一个给女孩玩具做周边的电影，好好讲个童话故事不是挺好的么？却不，《芭比》非要讲一个芭比乐园原本是女性芭比作为绝对主导的幸福乌托邦，但（男性）肯却引入了现实世界的“父权制”并夺取政权；随后，芭比们利用男性的“自大、好为人师、互相嫉妒”等性别弱点，通过挑拨离间、美人计等手段，成功挑起男性之间的战争（肯之战），从而实现兵不血刃的女性乌托邦的复辟。整一个美国版的移花宫。

或者，至少也是美国版的灵鹫宫，因为金老爷子笔下的灵鹫宫里，男人才无一例外都是奴隶。

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真的是满脑袋问号，你说一部合家欢、尤其是给孩子看到电影，导演这是想表达什么？“仇男从娃娃抓起”么？

当然，我并不是说电影不能有导演个人意志的表达，著名公路犯罪大片《末路狂花》讲的就也是一个挺绝望的故事，主角闺蜜俩一路行来，碰见的男人就没一个是好人，最终带着对男权社会的彻底绝望开车跳崖了。但《末路狂花》在美国是R级电影，小孩子是不能看的，只有被认为拥有常识鉴别能力的成人才可以看。

那么这个“常识鉴别能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常识鉴别力，就应该是认识到每个个体真的就只是个体，以群体去认知、定性、惩罚某一类人，是不对的。

但为什么人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掉进其实非常类似的极左的坑里呢？因为把事物“标签化”，这是我们人脑中一种改不掉的思维习惯。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我们大脑，对于亲身接触的每一个个体，是拥有对个体的认知能力的，但对群体则不然，我们只能用一些语词将之标签化，归类为一个集群，在记忆中进行归档，但久而久之，这些用于归档的标签本身，就替代了那些群体本身，成为了我们认知的对象。这就叫作语言对思想的篡改，也就是思维的偷懒。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人类在历史中总是为这种“标签化审判”付出了无数次血流成河的代价，却依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跳进同一个坑里。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要重来一次。

因为对抗极左叙事，本质上就是在对抗人类大脑这种最根深蒂固的底层生理惯性。

认知一个具体的个人，是极其耗费心智成本的。你需要去了解他的成长背景、他的性格缺陷、他复杂的作案动机、甚至是他在那场家庭厮打中微妙的心理变化——这是一项沉重、繁琐、无法规模化复制的微观工作。而极端叙事所掌握的技巧也就在这里，默认其他人都是标签、符号、可以被误解、可以被冤枉的对象，而你把镜头对准谁，谁成为了这个叙事中的中心主角，谁就神奇的变得无比伟光正起来——因为在故事中别的人物都是符号、工具和标签时，她独享了你对真实的人的同情和理解。

这种叙事手法，恐怕就是《监狱》一片引发公众愤怒的原因所在，当电影把镜头只聚焦于杀夫女主，以她的视角看问题，以她的是非为是非的时候，其他的人就都被标签化、物化了。

相似的例子，比如我们提起苏联大肃反时期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觉得那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存在，但小时候我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当过契卡，因为在那个故事里，只有保尔和朱赫来他们（有资格）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主角，那些被枪毙的犯人各自有各自的标签——肥胖的黑市投机商、阴险的波兰特务、顽固的白匪军——这些标签一贴，你会觉得这些人抓了也就抓了，枪毙了也就枪毙了，反正他们在纸面上只是一顶又一顶帽子，统计上去则是一个又一个数字。

“她身上散发着资产阶级的酸臭气。”——再遇初恋女友冬妮娅，作者让保尔这样心想，在“阶级成分”和“社群标签”腐蚀了主人公对初恋视为人的纯真爱意，只剩下了一个标签。

所以我一直隐约觉得，我们国人中出现极端女权或者极端男权的思维的人都挺正常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浸润在这种社群大于个体、标签代替实质的思维模式中。底层操作系统其实没变，只是在更换不同名字的应用程序而已。

由此推而广之的想，如今全球洋溢的各种排外思潮，名为极右，其实都是极左，因为排外的本质也是把一切外国人都当做一个简单粗暴的标签化客体去对待，把人按国籍、族裔、宗教归类。凡是外国人、某个宗教信徒、移民，就一定代表着犯罪、落后、抢夺本国资源；凡是本土人，就是纯洁和受害者。

你看，这两种看起来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在折磨人类大脑、和制造苦难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都只见群体，不见个体。

文章的结尾我想讲另一个凶杀案被拍成电影的故事。

1968年6月3日，著名的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在他在纽约的工作室“工厂”里，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

凶手朝安迪·沃霍尔连开了三枪。子弹击穿了沃霍尔的胃、肝、脾和双肺，他当场临床死亡。虽然经过医生五个多小时的极限抢救，沃霍尔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他此生的健康彻底被毁了，余生都必须穿着特制的医疗束腹带才能勉强站立。最终死于后遗症的折磨。

凶手很快被抓获了，是一个名叫索拉纳斯的女性，警察审问索拉纳斯为什么要杀沃霍尔，她说：“因为他控制了我的生活！”

这句话荒诞到了极点。事实上，安迪·沃霍尔从未控制过她。两人的私交极浅，沃霍尔唯一的“罪过”，不过是因为弄丢了索拉纳斯写的一部极为粗劣的、充满左翼意识形态的剧本。

但是索拉纳斯是一位极端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是《SCUM Manifesto》（《消灭男性学会宣言》）的撰写者。在那本狂热的宣言里，她主张推翻一切男性控制的政府并消灭地表上的所有男性。

所以在索拉纳斯的脑中，安迪·沃霍尔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只是她臆想出来的“男性压迫者的总代理”。

但我要说，在所有现代艺术家中，从三观到人品，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安迪沃霍尔。

当同时代左翼艺术家们都视“资本主义、私有制、商业化”为异化人性的毒药不用，沃霍尔认为现代工业带来了一种真正的、机会的平等：“总统喝可口可乐，伊丽莎白·泰勒喝可口可乐，你也可以喝可口可乐。没有多少钱可以让你买到一瓶比街角流浪汉喝的更好的可口可乐。”

这种对市场和消极自由的推崇，本质上更接近古典自由主义的常识，与左翼把人视为群体，然后通过制造对立、鼓励一派通过消灭另一派实现地上乌托邦（无论是不是《芭比》里的女性乌托邦）是格格不入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沃霍尔的“工厂”是一个巨大的避难所。他收留、接纳、并雇佣了当时大量被主流社会排斥的非主流群体——异装癖者、LGBT、瘾君子和落魄演员。在微观个体的层面上，他给予了这些边缘人极大的包容和人道主义支持。他关怀的是每一个个体，而不是宏大的名词。

刺杀他的瓦莱丽·索拉纳斯，其实就是寄生在这个生态里的一员。

所以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但这个故事没有完，1996年，加拿大女导演玛丽·哈伦（Mary Harron）拍摄了传记电影《我杀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这是一部能把人气疯了的电影。

电影完全颠倒了故事的黑白——虽然电影叫“我杀了安迪·沃霍尔”，但电影绝对的主角是刺杀者瓦莱丽·索拉纳斯。导演用了大量篇幅去展现她不幸的童年（曾遭父亲性侵）、她在边缘地带的流浪、以及她如何天才般地自学心理学、写出了《消灭男性学会宣言》。

而故事中的安迪·沃霍尔，则完全被符号化了，在电影的视听语言里，沃霍尔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收留了那么多落魄边缘人、看得见个体的艺术大师，而成了“工厂”里特权的资产阶级的男权的代表（整一个刘文彩加死者丈夫）。

而这个电影和《监狱》如出一辙的就是，观众在漫长的观影中，其共情本能会被导演的镜头牢牢地绑架在凶手身上，没有分半点给沃霍尔，甚至在子弹射出的那一刻，产生了一种“积怨已久的爆发爽感”。

这部同样颠倒黑白、连手法都非常相似的电影，在当年同样因为它“向男权社会开枪”的“勇敢”，在国际上拿奖拿到手软，导演凭借这部作品一炮而红。后来著名的《美国精神病人》就是她拍的。

就是这个梗图的出处。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你看，圣塞巴斯蒂安能把大奖给《监狱》，恐怕真不是什么“评委不知内情”的误会，你看安迪·沃霍尔遇刺这么有名的案子，都由着导演这么胡编。

只能说欧美艺术圈里确实一直是新左翼的重灾区，在这个圈子里，只要标签贴对，立场站稳，口号喊响，冤枉不冤枉一个个体，无所谓。

有些人管这个叫艺术：

“别管安迪·沃霍尔们冤不冤，你就说射向资本主义男权的复仇子弹爽不爽吧？”

我要说，这种指望消灭被标签化的它者建立乌托邦的自我感动，从来都是通往地狱之路。

本文5000字，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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