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中华民族的选择与淘汰

中国每逢一次荒年，死亡的人口，少的几千，多的往往有几百万。他们未尝不可以饿死，但是真正饿死的却不多，他们另外有死的原因，有一位一向住在天津的美国教会中人，叨雷先生，曾经在一九二一那年的水灾里助过赈。他有一些经验告诉我们。

某一个受灾的村子有三百个口子。叨雷先生问他们说：“有人饿死没有？”

村民回答说：“没有。我们有粮食。”

事实上这村子里的人，几个月以来，天天吃的是一种半糠半麦的混合物，刚彀维持他们那一口气。所谓“有粮食”，当然只是根据了他们的定义说的。叨雷先生接续又换一种方法问他们。

“约莫十天以前不是天气特别冷过一个多礼拜么？这一个多礼拜里过去了几个人？”那几天的确是非常的冷，风刮得紧，寒暑表将近零度。

他们回答说：“六十个。”这六十个人好像是饿死的，其实不是。他们还是因病而死，因为感冒风寒而死；实在因为他们好久没有得到充分的营养，伤了元气，所以小有病痛，偶受感冒，就没有救了。每次荒年里死的人大都是这样死法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死亡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人？是不是死亡的人的品质和不死的人的品质有些不同？

还有两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也要答复。上文说过，每逢荒年，总有许许多多的灾民离乡背井的出去。出去的里面，有的死亡，有的在别处住下，有的在荒年过后陆续回来；回来的快慢要看灾荒的程度而定，少的隔一年，多的有隔好几年的，换言之，要看他们的运道如何，看土壤的性质有无变动。这几种人的品质是一样的呢，还是不一样的呢？死去的人不说，说不死的，天然淘汰对于灾后归来的人，和移住他乡的人，有没有不同的影响，可以使这两种人越显出不同来。

中国式的荒年的影响，最初总是把身体孱弱些的人先淘汰了，这是无须引证就可以承认的。因为灾荒的时候，营养既不够，加上风雨的感冒，又加上心神上的愁苦，疾病之来，要见得凶险，要容易致命。现在的华人既大都受过这种淘汰力的磨炼，他们的体质，推想起来，一定是相当坚强的。这大概是对的。许多人都这样说，尤其是在北方，山东和其它屡经灾荒地方的人比聪明活泼的南方人确似乎强健得多。可是仔细看去，北方害病的人、残废的人、或身体上小有缺陷的人，实在要比南方为多。至少我看去是如此，我曾经就商过的几位医生也以为如此。这种不健全的情形当然未必是种族的，也许是因为营养太缺乏或太不相宜的缘故，一个人在婴儿或孩提时期内得不到相当的营养，发生的影响自然是更加严重。

荒年所发生的淘汰的影响不止上文所说的。还有一种和省俭撙节等品性有关系的影响。平日很撙节、总要留一点余裕下来的人家，比了“一顿光”丝毫不留余地的人家，总可以多活好几天，多一些生存的机会。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里，既有这许多荒年，我们就敢说现在生存的中国人的祖宗，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过灾荒的磨难，就是没有一个不时常感觉到省俭、撙节、甚至于吝啬的习惯是生存竞争里很有用的条件，有了它，生存的机会就大些，没有了它，就少些。凡是穷奢极欲的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一定是很不客气的被淘汰一个干净；所以在今日中国经济生活里，我们几乎看不见浪费的现象。这种情形，在南方也可以观察到，因为现在南方人的祖宗当初原是北方人，他们在没有移殖以前，大概也经历过许多次的灾荒，所以撙节的行为也提炼成他们的一种根性，到了子孙手里，虽然不再受灾荒的痛苦，依旧可以表露出来。但是在南方人中间，奢侈和浪费的情形，毕竟要多一些，没有十分淘汰掉；就是节俭的风气，也决不会和北方人一样，因为生活比较富足之后，比较奢华糜费的人也未尝不可以生存下去。话虽如此，要是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去，中国南方人的节俭已经是很可以的了，并且已经有些过火。中国商人受过西方的训练的，对于这一点，也时常批评自己；他们往往太想积死钱，不肯把商业的赢余去做更大的生利的事业，结果反而阻碍了自己的成功。以利生利是西方商业的大原则，积死钱是中国商业的旧脾气；他们还嫌摆脱不了这种旧脾气。

中国人生活里有一件最惹厌的事，就是有一种特殊的贪小利行为，文言叫做“染指”，俗语叫做“揩油”。上而至于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下而至于家里老妈子的“落钱”，都是同性质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从前预防荒年来到预防得太周密了的一些遗迹。中国人因为太切心于预防荒年了，所以等不得把工作做完之后，再坐收工作的报酬。所以凡是经过他们手的银钱货物，他们多少总要染一染指，［挖苦些的南方人甚至于有一句话说“连粪担过都要蘸蘸！”］ 他们不理会要是他们肯忍耐须臾，博得一个诚实可靠的美名，他们的出息一定要比染指得来的大得多。做官的人也是如此，他们第一天上任，就动手搜括，和别的中国人一样，他们预防灾荒或预防穷困的一种热诚，像生来就有似的，非真正有志气有毅力的人往往战胜不过这种天赋的根性。并且长时期荒年的经验已经明白告诉大家，凡是能够搜括、能够罗掘的人，不爱惜前途名誉的人，的确要多占一些便宜。因为要晓得，荒年的来到，往往是冷不提防的，除了少数极有钱的人缓急总有办法以外，其余谁都保不住“无端穷困逼人来”。

省俭或撙节原是美德，但是他们很容易变为吝啬和自私自利。自利和自私便是中国人中间最显著、也最可惜的品性。好比他们坚强的体格和省俭的美德一样，这种自私自利的品性似乎也成了种族血统的一部分，深深的镌在精质里面，可以说它是种族遗传的一部分，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让我详细的解释一下。有一家十五口子的家庭在此。家主是一位老祖父，下面有三个儿子和每房的媳妇，还有好几个孙子孙女。全家所剩的粮食只彀一百天的消耗，可是离开下一季的收成还有一百五十天；换言之，就是要有五十天青黄不接的时期。再假定东西邻舍有好几家也有这种情形。要是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出来，帮别一家的忙，这慷慨些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机会。要是太慷慨了，生存的机会便更少，不上几天，自然不免饿死，在这种形势之下，谈不到“以羡补不足”，因为灾区很大，往往包括好几省，大家都是“不足”，不比平日少数个人或少数家庭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可以赒济他们。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行为还不止此。荒年的时候常有卖儿女的，尤其是女子，要是妻子年轻，也可以卖。荒年来了，家里的老辈便向全家打量一过，最后便决定说，要是媳妇中间最年轻貌美的一个和聪明伶俐的十一岁的小姑娘肯出卖的话，得来的代价就可以养活其余的大小口子，可以敷衍过灾荒的时期。要是某家的老辈心肠软一些，听了媳妇和女儿的哀求，就没有把她们卖出去，结果便怎样？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全家就再也无法支持了。住屋的梁已经拆下卖了，因为阖家只有这类的家当还可以卖几个钱。小孩子天天睡的被褥也已经卖了，可是隆冬的气候已经咄咄逼人。还有一些衣服可以出卖，也许可以向比较富余的邻舍讨一些粮食；此后便真正是山穷水尽了。到这时候如果再不把女儿媳妇出卖，这家人家就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全家出发，作化子，或做抢匪。第二是死。第三是吃人肉。要是这家人家有些傲气，神经比普通的灾民略为锐敏一些，他们也许会自杀。有一个教会中人告诉我说：有一家，把最后的一顿吃不饱的饭吃了之后，做父亲的把全家人拴了一根绳子，自己也拴在里面，连一条看家的狗也拴上了，然后全家投河而死。还有一家，家主把最后的一床破烂的被褥卖了，买了一些粮食，暗中也买了一些砒霜。他对全家说：“吃了这一顿最后的平安饭，我们就要上路了”，这话一些不错。因为他把砒霜放在饭里，大家吃了就同时“上路”——上西天的路。这些例子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它们是新近有一次荒年里的实在情形。这一次荒年，比起以前的几百次来，实在算不得厉害，并且又有铁路可以转运粮食。又有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组织来作大规模的赈济事业；然而还不免有这一类惨剧发生。一位教会中人所耳闻目击的已有这两家和其他零星自杀的案件，其余他没有听见的还不知有多少咧！其余在以前千百次荒年中所发生的更不知有多少咧！

但是那一家并不理会女儿和媳妇们的哀求的，却生存了。牺牲了一家的如花美眷，居然把其余的人保全了。历来的情形便是如此。二千年来，卖儿鬻女，尤其是鬻女，早就成为过度荒年的一个公认的方法；法律和政府且往往加以许可。于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多经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充其极，一个全副精神只替自己打算的独夫，在这种形势之下，便最有生存的机会。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必得顾到另外一种情形。自私自利的心肠未尝不可以发达过火。把一切责任义务都掉头不顾的人未尝不可以保障一己的生存，但若是他把妻孥都抛撇了，他的血统却就从此断绝，再也传不下去。他自然可以续娶，但是他那种逃荒的经济状态未必能使他如愿以偿，除非他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即使他续娶，他的子女也不会比义气重些的——至多只肯牺牲一两个人来维持全家的——人家那般多；他的后裔也不会比这种人家多。所谓牺牲当然不必专指出卖，也许全家把一个小辈杀了，把他的肉当粮食。这的确是中国荒年史里所数见不鲜的事。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心肠可以使一家人家度过荒年，生存下去，只要当家的人不把自己做单位，却把全家做单位。

我一面写这一段文字，一面也自己觉得奇特，难道灾荒的淘汰能力真是这样厉害、真可以从遗传方面养成这许多复杂的品性么？不过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中国人的许多特性，尤其是中国北方人的特性，恰好是一些可以在灾荒的时候帮忙的；换言之，仔细看去，真像是天造地设，专为对付荒年之用似的。二千年的长时期里，既惟有这种自私的人才受选择，中华民族虽大，我恐全部的遗传性上总不免发生一些显著的变迁吧。换言之，自私自利一类的性格，本来任何民族多少都有的，不过对于中华民族，因为选择和淘汰的关系，不免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牢不可破罢了。这种性格究竟如何表现，如何用以对付生活上的难关，当然要看当时当地的社会习惯而定，不过这种品性的养成与维持，却是自然淘汰的能力。

我们对于灾民卖儿鬻女的话还没有说完。读者也许以为我把这件事说得太重大了。却不然。中国旧的记载里不都记下了么？试再看最近的一次灾荒。华洋义赈会里的洋员，于赈务结束之后调查灾区的人口，发现年轻女子特别的缺乏，比起其余的人口来，要少四万到五万的光景。换言之，这四五万女子早就打发开了，早就移出灾区以外。灾情厉害的时候，随处都可以买这种女子。有一位教会中人不忍看她们堕落，特地买了几个，少的只值华币两圆，多的不过五圆。只值两圆的大概不很好看，值五圆的就很过得去；真正好看的可以值到二百圆。这种情形还是在有大规模的赈务的灾荒里发生的，试问没有的又怎样？若把以前几百次荒年里出卖的女子总算起来，一定不下几百万人。

这种女子的人品怎样？她们后来的遭际又怎样？她们是一村之中比较最好看的、最聪明的、也是最惹人喜欢的女子；换言之，她们是身心两方面发育得比较最健全的女子。我这里用的最字，当然不是绝对的，本地方比她们更好的女子自然还有，不过这种女子大都生长在比较富裕的人家，不会有被卖的资格的。不过在一般的农民中间，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全部的农民中间，这种被卖的女子都不能不算是上选了。我们怎样晓得呢？一则我们可以当场看见，再则卖买女子的市面很大，真正丑的蠢的女子便无人顾问，三则特别好看的女子比一般女子的价钱要高出几倍，弄得自私心重一些的家长们舍不得不把如花如玉的亲女儿卖给人家。

这种女子的卖买，对于农村的人品上所发生的影响，是不问可知的。这些女子本都是下一代的母亲，但是如今做母亲的最好的原料，身心两方面比较最健全的原料，已经价卖一个干净，再也收不回来。上文不说过么？中国北方人一天比一天蠢；中国北方很少好看的女人，至少要比南方少得多；中国北方人也极端的看不起女子。但是当初没有说出原因来。如今该明白了吧，该不觉得奇怪了吧。读者到此，不妨把斯密士做的《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的农村生活》读一遍。他讲中国婚礼的时候，说做新娘的怎样受人轻侮，受人愚弄，读去真觉得可怜。中国女人的生活真是愁苦极了，尤其是在北方，所以一年之中，总有不少寻短见的。女子生活的愁苦，我们一半也可以猜想得到，在灾区里面，凡是有一些人格、有相当自尊心、和可以教人尊重的女子，既不免卖的卖，死的死，剩下来的当然是些比较不中用的女子，不中用的女子容易受人奚落，自然更见得愁苦了。就在不荒年的时候，卖妻背女的事情也不算希奇。有几个十年九荒的村落里的居民，看上去比朦胧(7a) 好不了多少，这也许就是大原因之一了。你把不论那一个社群里的最优秀的女子挑剔了出来，挑剔上五六十代，那个社群一定不免一代比一代要堕落，要愚蠢，要把女人看得不值钱。因为这种品性，到那时候，不但成为社会的习惯的一部分，并且成为血统遗传的一部分。

但这种被牺牲的女子，难道对于中华民族就被淘汰净尽了么？那也未必，不过淘汰的成分居大半罢了。有一部分，有的时候很大的一部分，自然是卖给没有荒年地方的人做妻室，但是买主大都是穷无聊赖的人。凡是只有能力娶这种老婆的人家，一旦本地遇上荒年，也就要站不住了。那些比较有姿色的女子，却另外有两条路可走。上品些的嫁给附近城市里的富商大户做小老婆，她们从此以后就变做都市人口的一部分，永远不回到乡下去。所以从乡村人口方面看去，她们再也不会有什么贡献，就算完全牺牲了；然而要晓得，在今日的中国，乡村人口却占上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实在是在全人口中比较举足轻重的部分。至于她们变做都市人口后的前途如何，我不久就要讨论到。其余的女子就卖给娼家做妓女，有许多比较最好看、最伶俐的女子也不免被迫上这条路。这些女子对于种族前途，不会有丝毫贡献，是无须说得的了。总之，平日卖妻鬻子的结果，即足以使乡村人口里的优秀分子日归淘汰；到了荒年的时候，这种淘汰的倾向要加上许多倍数。

但是我们还没有把那些离乡背井的难民讲一个结束。在受灾的人里，难民往往居一大部分。一九二一那年的灾情不算很严重，可是出外当难民的就不在少数。最初不过是比较最穷苦些的才肯上路，除非是灾情打头就厉害，把全村扫了一个干净，那也是常有的事。要不然，难民就陆续的一批一批的上路，灾情一拉长了，到了后来，也就差不多全村子都出来了，假使有留下的，也不过是绝少数的几个最有钱的人家；关于阖村丝毫不留人烟的记载，在史书里是数见不鲜的。一九二一那年，据教会中人说，他们随时看见成群的难民，二十、三十、多至五十的，不等，从老家里出来，往往走上四五百里路，七八百里的路，有的到东三省去的，差不多就有一千里了。这种完全出于无可奈何的移民，所经历的流离痛苦，真是无从写起。这些移民又往往不等到罗掘俱尽，不肯出门，所以出得门来，便是痛苦。于是他们从这个市镇流落到那个市镇，从灾情厉害的地段流落到比较和缓的地段。要是遭着的是水灾，这种地段还不难寻觅，若是旱灾，他们也许飘泊上几百里路，还寻不到一个比较富裕的所在。

最初，每天或每几天从这一村到那一村，讨些零食，也许还不很困难。最初，这些没有十分受灾的村子，施舍起来，也还算有求必应，不过每次所舍的总是十分有限罢了。有一位教士见过许多成群结队的难民，说起据他所见，难民所求乞到的，往往只是一些馒头皮屑之类，一口也就吃完了，所谓施舍，不过当施主正在吃饭的时候，略微扔一些下来就是了。越到后来，求乞的成绩就越少，一则难民的体气越来越坏，再则施主越来越觉得厌烦，不肯再舍；于是害病的害病，脚痛的脚痛，有的犯上别的毛病，也弄得不能再走，最后再加上隆冬肃杀的天气，于是死亡相继，这其间自然淘汰就大大的活动，不但是体气柔弱的，就是精神不健旺些的，都被收拾了去。自杀的人也很多，女人家有跳井的，据说有许多井里竟塞满了妇女的尸体。但是剩余的难民还是继续向前移徙，团体一天小似一天，气力一天弱似一天，但是为下一代设想，他们的力量却一天大似一天，因为他们是经历过淘汰了的。

再到后来，这些难民又分做两派。一派还想回到老家。对于他们，老家好像引起了嗓子竭力在那里叫唤，这一半固然因为在家乡方面，他们有田有地，舍不得抛弃，一半却因为他们的性格脾气，和别人不同，他们不忍得抛撇了祖宗的遗留，不忍得把旧习惯旧行径都洗革了，明知故乡的生活愁苦，但是他们却不以为意。一言以蔽之，凡是有保守性的人都想回老家去，当初最舍不得出来当难民的，也就是这种人。上文不提到过那些永久守着老家的人么？不说他们如何省俭，如何克苦，如何只顾自己，如何硬心肠、见不到别人的痛苦，如何保守性成，又如何能忍饥耐劳么？如今出去之后又回来的难民，恰好也有这种种品性。有这种品性的人，根据了类聚配偶律的道理，自然互相婚姻，于是凡是常闹荒年的地方，便成了这种品性的中心养成所。

还有一派，却是比较有毅力有独立性和开创性的人。为着避免荒年的惨苦，他们总有一些很积极的作为，不肯消极的求乞，或坐以待毙，或待办赈的人来到。他们有一部分便去当强盗，但是为数不多。大多数却立志暂时抛撇老家，别寻乐土，换言之，就是情愿做移民。有的搬到都市里，有的遇到有相当的土地，就住下了，恢复他们的农村生活。他们当时未尝不想早晚总得回到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但是日子一久，人事变迁，这种志愿便无形消灭了。凡是在新地方生活越成功，这种志愿的消灭也就越容易。到都市里的移民，手轻脚健可以做苦力的人自然不少；但当苦力是很苦的事，比不上从前的种田，所以凡是老家里本来有一些田地、到这时候又可以耕种了的，便依旧回去。比较聪明些的，可以当木匠、泥水匠、铜匠，做馒头悖悖，塑佛像，或加入它种手艺；他们在都市里的成功便要比做苦力的大，老家对于他们的吸引力，也就要比做苦力的小。至于特别有脑经的人，可以加入各种的智识业务，当然也在一去不归之列。所以凡逢荒年，总有许多人要移到城市里去，而这些人中间，惟独是有脑力的、有手艺的、能够自食其力的，才最先移徙，移徙后又最不会回来。这样一来，荒年的结果，不特把乡村里优秀一些的女子都拐跑了，优秀一些的男子也不免去而之他，这不是很伤元气的事么？这种自乡而市的移民运动，在别国不是没有，乡村人口中优秀分子逐渐减少的情形，也不算得罕奇，但在中国，荒年确有鼓励这种情形的大力量，那是特别的。

这种优秀分子，移到了城市里之后，要是能殼生男育女，像在乡下一样，那就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失之于乡，得之于市，从人口的全部看来，不能算是损失。但事实上却不会一样。不论查那一国的人口统计，都市人口的生产率总要比乡村人口的低，在卫生行政未发达的时候，或卫生行政至今未发达的国家，城市里的死亡率却比乡村里的要高。常有人说，东方的都市，死多生少，大相悬殊，要是没有乡村人口随时填补，不久就渐渐的可以消灭。中国至今没有确实的人口统计，但在北京，据协和医学校附属医院里的莱诺克士医生和英国人办的慈善医院里的格雷医生研究北京人每家子女多寡的结果，发现北京人的生产率实在很低，要比普通所料想到的低得多。一切家庭之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没有子女的；其中大原因之一似乎是花柳病。把一切家庭总平均起来，每家只有二·六个子女，就是只有两个半光景。北京人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如今生产率又这样的低，生死相抵，恐怕死亡数要超出生产数不少。要是这个结论是对的，而且可以适用到别的中国都市，那末，移到都市里的乡村人口，就不啻上了死路，早晚是要绝种的。这是就乡村人口的本身上说话。若从人口的全部看去，自乡而市继续不断的移民，把比较聪明活动的分子逐渐的吸收干净，全部人口的优秀程度，自然也不免江河日下了。

这种情形自然是很可以悲观的。不过从那些保留着农村生活的移民方面看去，却很有几分曙光。中国南方很有能力的客家人，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便是这种移民。中国北方的人口，怎样因为荒年才移到别处去，从客家人的历史里，很可以看一个清楚。当他们移徙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的有才干的。关于客家人的来源和特性，外间误会很多，许多文字的记载也靠不大住。有位英国教士，叫做艮贝尔的（George Campbell），他在客籍人中间传教，有多年的经验；一九一二那年，英国的长老会和美国的浸礼会等在汕头开会议的时候，艮贝尔关于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作过一度报告，他后来又把这个报告印成十页长短的小册子，分送给朋友。这个报告，我觉得最可靠；教会中人往往可以做很有价值的科学的研究，这篇报告就很可以做个例。这种研究的结果不容易传布出来，使大家可以利用，实在因为教士们有他们的日常工作，无暇及此。

关于客家人的情形，第一件可以注意的事，便是他们的方言。他们说的实在是一种官话，和四围非客家人的话很不相同，但是很像现在中州河南的话。客家人原出北方，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据艮贝尔直接从中国材料考据的结果，现在南方的客家人是先后三次移民所造成的。第一次，发生在公历纪元后第四世纪（译者按：就是中国史家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 。当时中国北方很乱，一半因为荒年，一半因为北方通古斯族人的南侵，尤其是匈奴人缠绕不休。李女士在她的英文《中国经济史》里引某史书说：“今日的人口（地段未详，时则约为公元后三百年） 比起汉代来，不过十分之一。……并且大多数也不在田间做工。”又说：“好田多荒着，生满了野草，人民都聚居在草泽里，（亨氏按：此层也许因为他处干旱，此处易于取水，也许因为可以避胡人的侵略。译者复按：亨氏此注恐出误会，聚居草泽一语，作良民多变为寇盗解，似较近是；但不知李女士所引史书原文究作何语，目前查看不易，姑不具论。 ）田地不论干湿，都已不合耕种之用，却都变做牧场了（著者注冗不译） ，林木也都干枯了。”

正在那时候，匈奴人把中国的皇帝，先后掳去了两个，第二个并且被迫做了匈奴头领的奴仆（译者按：即西晋怀帝与愍帝；尤西堂诗，“青衣行酒怀愍辱”，即是） ，后来匈奴的头领觉得他惹厌，又把他杀了。“这种民族的羞耻（著者按，又加上了荒年的惨痛） 弄得民不聊生，精神涣散。后来东晋元帝迁都南京，就有许多人家跟着迁移到大江以南。对于向来安土重迁的中国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举动”（艮贝尔语） 。

过了天堑的扬子江——后来蒙古人南侵的时候，中国人更把它当做一个天堑——客家人继续向南移动，有的偏向东南海岸，向浙江福建两省进行，有的一直向南向着江西省。他们后来的历史还没有完全考据出来，大约往东南海岸的后来称为福老，往南的变做江西省的客家，把当地的佬民驱逐到了别处去。

第二次的客家移民发生在公元第九世纪。那时候的中国也混乱极了。据艮贝尔引蒲耳格（D. C. Boulger）的话，当时的“乡村绝了人烟，市镇都剩了瓦砾，就是国都也几乎变成灰烬。没有一省没有经历过内乱的创伤，没有一个城堡不受过包围，也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过洗劫的。中央政府既混乱不堪，民众的公共精神又一些也没有，无怪地方的长官各自为政，互相攻击了”。

在那时期里中国又有很厉害的荒年。那厉害的程度是否超出普通荒年以上，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记载说，在这个时期里浙江一省也遭着好几次荒年；浙江是难得有荒年的，如今居然有了，而且有好几次，那末，当时北部灾情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混乱的结果之一，便有许多河南人结了队向南移徙；一起有五千人模样。沿路经过了许多的抵抗和长时期的漂泊，他们居然来到福建的山地里，在福州的后面，那时候大约是公元后八八五年（唐僖宗光启元年） 。这一批移民大约是带了家眷走的，因为零星的记载里讲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他的两个儿子，也算是这番移徙里的头目。有一次出发攻城掠地的时候，最高的领袖有命令说，凡是老弱残废的人不许同走，因为前面路途既远，所带的粮食又不多。但是这两个当头目的儿子，不听指挥，把上年纪的母亲领了要走。据说中国人常讲许多孝子的故事，这个儿子的事后来便做了某一件故事的根据。（译者按：即二十四孝之一，王潮负母从军。） 两个儿子既不奉命，于是领袖就责备他们说：

“凡是兵丁都要服从纪律，世界上没有无纪律的兵丁。你们不听我的号令，若是不重重的责罚你们，以后谁都可以不守纪律了。”

大一些的儿子就说：“凡是儿子都有母亲，世界上没有不是母亲生的儿子。”

领袖下令杀他们的老母，有一个儿子说：“我们兄弟二人侍候母亲，如同侍候领袖一样，你杀了他们的母亲，又怎样能够使唤儿子们呢？请你先把我们做儿子的杀了。”

这两个忠孝的儿子，自然有别的兵丁劝解，没有杀掉。那个大儿子后来并且代替了那个领袖，自己做了领袖。

这个新领袖叫做王潮。在他的统治期内，“他的将士们和他们在河南的族人亲戚还时通音问。军队里要有添补，大都是用这个方法招致的。在河南的族人亲戚方面，本来叫苦连天，也就很愿意应募而来，尤其是因为新地方的领袖不是外人，是他们血族里的人”（艮贝尔语） 。这样，客族的人就以生以长，在新地方日益蕃衍起来；好比十七世纪里从欧洲到美国的殖民一样。

这第二批的客家人，在福建居留了差不多有四百年，从没有和四围的本地人结过婚，所以保全了他们血统的原状。不比第一批的福老，很早就和土人混合。艮贝尔以为福老好比后来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而这一批的客家人好比在新英伦的清净宗的耶稣教徒。他们在新英伦也和少数土人发生接触，但结果把土人歼灭了，没有和他们混合。福老和西班牙人所接触的土人比较多些，又比较开化些，就彼此通婚，结果也许把他们原有的品质降低了些。

但是过了四百年的太平日子之后，全部的客家人便遭遇一次很大的劫难。大约公元后一二七六年（译者按：是年伯颜入临安，宋亡） 前后，一面有荒年，一面又有蒙古人的侵略。客族人口，有一大部分遭劫而死。记载上说，有一个姓祝（译音，恐非是） 的客家人在本族中招募了一千人来应王师，但是后来生还的只有一个。当初客籍人最发达的地域，到这时候便变成一片荒凉的旷土。当时有一个作家说起怎样房屋都空了，田地都荒了，并且故意的问着，为什么人们都变做地上的狐狸、天上的飞鸟。少数因为特殊的才力、勇气、和耐性，而未遭劫的客家人，后来就形成了第三批的移民。这一次移徙很简单，所经历的路程只有二三百里，就是从福建的宁化迁移到广东的梅州，那时候宁化所经的劫难不算十分厉害，人烟还多，但是梅州却已弄得靡有孑遗了。此外到梅州的，似乎还有在第四世纪里先到江西的客家人。这第三批移民的数目恐怕很少。到公元，后一三九〇那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 ，梅州客人只有一千六百八十六户，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但到了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 ，除了许多向外移殖的，梅州客籍的子孙，统计起来，还剩二十六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总之，现在的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带的客家人，似乎是少数河南人的子孙，这些河南人，有的在第四世纪里，有的在第九世纪里，先后移到南方。第九世纪的那批移民起初住在福建的山地里，居然四百年中，没有和他族混杂。四百年之后，因为荒年、战争、和移徙的经验，又给他一番剧烈的淘汰的影响，最后的孑遗才算到了广东梅州一带。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没有和四围的土著在血缘上发生过关系。艮贝尔说得好，今日的“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确替他们养成了一种爱种爱家的心理与同仇敌忾的精神。对于前途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客籍人的贡献，将见一天大似一天，这是可以断言的”。

现在梅州一带，人口的动荡依旧没有停止，因为有一部分的山地还未经拓殖。但据教会中人说，凡是好动善移的，往往是比较开明和比较急进之辈，人口一面增加，田地一面减少，一部分的客籍人就到广州、汕头、或其它都市里去。有的别起田庄，自成村落。据斯拜干 ^* 先生说，那些别起村落的人就是喜欢采用新方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容易引起别人家的猜忌。

客家人的历史很值得仔细的研究。许多有眼力的人不说过么，他们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他们的毅力、爱清洁的习惯、对于妇女的尊重、和教育程度的卓越，都是一些难得的特点。他们和比他们早到南方的移民，就是现在围着他们的土著，很不相同；好比这些比较进步的南方土著和现在还在北方的中国人的不同一样。客籍人的品性，有许多地方很像侵略中国北方和一再做中国盟主的鞑靼人、蒙古人、和满洲人。客家人要是不因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大概也不会离开北方的老家的，在这层上我们确有相当书面的证据。我们从此可以看出，怎样生活的困苦和战争的杀戮，在这些地方不无汰弱留强的影响。我们也看见，在客家人方面，这种淘汰作用竟发生了三次之多。最后，这些客家人，尤其是在梅州一带的客家人，一旦脱离了环境的压迫，一旦无须再事迁徙，无须再受淘汰，他们也能彀不和别族相混，因而保全他们血统上的纯洁。今日的中华民族里，一端有有才干、有聪明、有进取心的客家人，一端有无能的、愚蠢的、顽固的、荒年来到只晓得泥封了门窗、出来乞食的北方乡下人。这两派人，一是天涯，一是海角，然而所以造成他们的，无非是移徙和自然淘汰两种势力。不过一则所受的影响是消极的，一则是积极的罢了。

客家人而外，我们再可以举一个比较新近的例，来证明淘汰与文物进步的关系。我在上文说过，沈阳是今日中国一切都市里最熙熙攘攘、最有生气的都市。据人说，哈尔滨比沈阳还要进步，但是最进步要算是极北的几个市镇，例如黑龙江上、对着俄境海兰泡的瑷珲，里面居住的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活跃的精神，和别处的中国人很不相同。有人说，这是因为接近俄境，和俄国人来往，受了俄国人的同化，所以如此。这句话当然不能说错。但是为什么香港一带的中国人，经过了许多年的和英国人接触，不多多的染上一些英国人的气息呢？香港的中国人和多量的英国人接触，至少要比东三省人和多量的俄国人接触早上四五十年。可见只是外来文化的鼓动，是不足以解释的，足以解释的还是淘汰的说数；东三省人所经的淘汰，比较新近，比较严厉，香港的人却比较和缓。

近代东三省的人口，差不多完全是从山东、直隶两个保守性成的省分里移来的。大约商人和城市的居民以直隶人为多。农民以山东人为多。因为经济生活的艰苦，就在平日之间，两省的人多少不免要搬些出去，遇到了荒年，搬出去的人当然特别加多。他们搬到东三省，一则因为东三省是在中国人统治之下，并且已经划为行省，再则在十九世纪以前，东三省的人口是很稀少的。移殖的方法不外如此：一家的壮丁先出去，不带家眷。直隶人则先寻一个可以帮忙的东家。后来小有成功，然后自己独立的做生意。大约每三年回家一次，在家耽搁五六个月，然后再出去。每次出去，总要带几个本村的人同去。起初几年，这些不带家眷的男子们合伙住在一起，好像一个很大的家族。要是生意发达，有的商人就决意把家眷接出来。从此就不必按时跋涉千里、回家省亲了。这种人是有能力的人，是二十个、五十个、甚至于一百个人中才寻得出一个的人。所以想得到，做得出；不久他的家眷果然来了，他的儿女子孙便成了东三省人口永久的一部分。他仍旧把直隶当做老家，他的籍贯并不变动，好比至今澳洲的英国移民仍旧把英国看作家乡一样。后来这个商人的儿子们长大了，中间比较更进取、更肯冒险的便再向北移殖，比当初他们的父亲要走得远些。他们生活要是成功，他们也就如法炮制，把家眷接出去；这样，选择的效用，不就又进了一步么？

当商人的直隶人如此，当农民的山东人也是如此。每年冬尽春回，他们便合伙的到东三省去，总算起来，不下数十万人。有的坐火车，有的徒步走去，虽有千里的路程，他们也不以为意。春天来到，他们也都到了，散在东三省各处，准备着田主们雇用。到了秋天，他们就照样回去，等到腊里再蜂拥似的出来。中间也有不甘心做散工的；比较有野心的和有毅力的，便自己买一块小田地。起初他们也许一面种自己的地，一面兼做散工。但是一二年之后，他们也许可以多买一些地，足以赡养一家了。于是便造一所小房子。等到明年再从山东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路上也许可以看见一辆单轮的小车子，上面坐着一位老太太，看去像是那位小田主的母亲；又有许多东西乱七八糟的把老太太包围着，什么铺盖卷呀、箱笼呀、米袋呀、煮饭的家伙呀、和其他穷人家家用的东西。那位田主人却神气十足的站在车子把手的中间，正东摇西晃的赶着车子，他的大儿子弯着腰在车前赶路，他背上还有一根绳子，一头拴在车头上，原来他正拖着车子，好省些他父亲的力。田主的妻子却跟在车子后面，肩上挑了一根竹竿，竹竿两头每头挂一只篮，每只篮里装一个小孩子。跟着这副担子，也许还有一两个大些的孩子。行行重行行，这一家老小，披霜踏雪的，最后就到了他们的新家乡；他们是有能力的，唯其有能力，才有资格被选来“宅兹新土”，来蕃衍他们的子孙。然而这种精意，他们自己又何尝了解呢？要是那位做父亲的小田主，有充分的志愿和能力，他的工作就不久可以抬高他的田地的价值。他就可以把田出卖，自己再向北搬去，这一次却不用一轮的小推车，可以用两匹马一匹驴子拖的大车了。他在新地方又有很好的成功，也许再继续向北推进。总之，今日东三省北部的居民，不是普通的中国人，而是直隶、山东两省中选剔出来的最精干的中国人。同一淘汰的势力，在历史时期里培养成了客家人的特性，现在正在东三省人身上，培养出些特点来；这是我们可以亲眼看见的。这确乎是中国种种现象中最有希望最可乐观的一种，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就在直隶、山东等处，经了不知多少次的荒年，遭了不知多少反选择的作用，居然还剩下不少的人才，可以供后代的拣选。所以只要有适宜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好教大众不太受过庶的压迫，就在今日比较不出人才的地方，也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来。

* 本篇译自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The Character of Races ，详见《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自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