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才不是什么锦鲤附体，“黄袍加身”也是一场妥妥的生死博弈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正是朝贺新春的日子，开封的后周朝廷却乱成了一锅粥。从北方边境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传来的军报说，北汉和契丹的军队正在集结，很快就要打过来。听到这个消息，8岁的小皇帝柴宗训吓坏了。

正月初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匆匆带领军队北上应战。当天夜里，大军在距离开封40里的陈桥驿扎营休整。

次日黎明时分，赵匡胤还没起床，就听见门外有人高声喧哗，他急忙出门查看究竟。只见院子里黑压压地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将士，刀剑的白刃在清冷的空气中闪着寒光。赵匡胤一出现，众将士就七手八脚地将一件黄袍裹到他的身上，本不宽敞的小院内顿时拜倒了一大片，山呼万岁之声此起彼伏。

从这一刻开始，五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朝代——北宋诞生了。赵匡胤就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

赵匡胤-图片来自于网络

看了这段叙述，你是否觉得奇怪？那兵连祸结、戾气冲天的五代，竟然没有流血就结束了，而且来得这么突然；如果披上一件黄袍就可以当皇帝，和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分别；在崇尚暴力、狼性，野心家满街跑的五代，怎么有人一觉醒来就当上了皇帝？

这些基于常识和直觉的怀疑，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换言之，“黄袍加身”这件事的确发生过，但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1000多年来一直笼罩着重重疑云。

谎言与疑点

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对“黄袍加身”事件最早、最简洁的记录。我们不妨用这段叙述，搭建一个身临其境的历史现场：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军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甲辰将旦，将士皆擐甲执兵杖，集于驿门，欢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

太祖度不能免，乃揽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帝业成焉。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这一段叙述节奏明快，像一场紧锣密鼓的戏剧：

第一幕，边境警报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军即将来犯；

第二幕，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出征，夜宿陈桥驿；

第三幕，清晨，军中发生哗变，赵匡胤被众将士披上一袭黄袍，拥立为皇帝；

第四幕，赵匡胤带领部队返回开封夺权，大军自仁和门进城，当天就完成了皇权交接。

然而仔细推敲这4个画面，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些不合理的细节。就好像扎在肉中的刺，轻易看不到，却总让人感觉不对劲儿。

第一个疑点，是那一场没有下文的战争。

根据司马光的说法，赵匡胤之所以带兵出征，是因为契丹和北汉即将联手攻打后周。可是在大军行进的路上，突然发生哗变，将士们不由分说地拥立赵匡胤当了皇帝。一切都是因缘际会，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个说法成立的前提，就是辽国和北汉真的发动了战争。如果这场战争不存在，那么赵匡胤带兵出征一事就大有可疑。

北汉是“十国”中的一个，它是“五代”第四个政权“后汉”灭亡后，剩余的一部分人撤退到今山西境内建立的一个小政权。“后汉”的建立者，就是上一章里派人杀死了王氏的刘知远，北汉的建立者则是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北汉被辽国和后周夹在中间，的确曾经联合辽国攻打后周。而“后周”则是取代“后汉”的政权，也是“五代”最后一个政权。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辽史》中，都没有960年辽国、北汉联合出兵的记载。但是没有记载不代表这事没发生过，也可能是史官记漏了。所以还得看看辽国和北汉当时是什么状况。

辽国当时的皇帝是辽穆宗耶律璟，就是上一章中出场的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璟是一个有严重人格障碍的人，嗜酒、嗜睡，杀人成瘾，号称“睡王”。在他统治期间，辽国转变为偏保守的对外政策，从未对后周主动发起战争。在“黄袍加身”事件之前一个月，辽国还发生了皇子耶律敌烈的叛乱。这次叛乱震惊朝野，连一向冷漠厌世的“睡王”都只得打起精神祭天祭地，忙着善后。在这个时候，辽国根本腾不出手来发动战争。

北汉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国土狭小，军力不足，至少从954年开始，北汉再无实力与后周大规模交兵，顶多搞些“虚晃一枪”式的边境骚扰。

再说，如果北汉和辽国联手攻打后周，那不管后周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仗还是会打的。而且后周出的事儿越大，辽汉联军越会“趁你病，要你命”，绝不会因为后周换了皇帝就礼貌地撤回去。但是所有的史书都说，“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就带着这支部队返回了开封城，那场说好的仗居然凭空消失了。

这些事实说明，在“黄袍加身”事件中，辽国和北汉根本就是被冤枉的。虚构这场战争，应该就是为了让赵匡胤名正言顺地把禁军精锐带出来。因为这支军队既为政变提供群众演员，更是一场政变不可或缺的武力后盾。

第二个疑点，在于那件黄袍。

据司马光说，将士们提出拥立赵匡胤为帝后，还不等赵匡胤回答，就七手八脚地给他披上了一件黄袍。可问题是，这件黄袍的出现“很不自然”。

许多人都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就是在中国古代，皇帝都穿明黄色的龙袍。但实际上，皇帝偏爱穿黄袍，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袍，是隋唐以后才有的事。隋唐的皇帝穿黄袍，基本是在议政、日常生活的时候，是一种偏休闲的、舒适方便的着装。在重大典礼时，皇帝穿的是红黑二色的冕服。

这样说来，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这件黄袍实在拿捏得太精准了。不仅出现的时间不早不晚，而且款式、风格正好适合那样一个既需要皇权象征，又情势紧迫，必须敏捷行动的场合。试想，如果当时出现的是一套厚重的、红黑二色的冠冕礼服，半天都穿不上，穿上了以后又不显眼，还不方便骑马带兵，那可能事情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在一般情况下，有谁打仗会随身带一件黄袍呢？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件黄袍是事先安排好的？查一查五代历史，之前还真发生过类似的事。此前不到10年，951年底，后汉枢密使郭威身上也发生过“黄袍加身”事件。《旧五代史》中这样记载此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会镇、定州驰奏，契丹入寇，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帝（郭威）北征。

（十二月）二十日，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

上文的大意是，有军事情报称，契丹即将攻打后汉北部边境的镇州、定州，郭威带兵北上应战。大军行进的途中，士兵突然哗变，给郭威披上了一面黄旗。于是郭威就成了皇帝，建立了后周。

这两次“黄袍加身”事件几乎一模一样。传来战争警报的同样是镇州、定州；据说要打过来的，同样是契丹军队；同样是朝廷重臣带兵北上；同样路上发生了兵变；同样拥立了一个新的皇帝，同样用了“黄袍”。很明显，赵匡胤“抄”了郭威的“作业”。而且赵匡胤的确有“抄作业”的条件，因为951年时，他正是郭威的部下，至少是目睹了那场兵变的全过程。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不过这两件事之间，还是有一个细节不同。那就是拥立郭威那一次，没有提前准备黄袍，将士们只能急中生智撕裂一面黄旗来代替。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意外，让整个场面险些失控。士兵们“登阶匝陛，扶抱拥迫”，差点发生踩踏事件。而拥立赵匡胤的过程就顺畅多了，将士们一开始也躁动喧哗，但是在黄袍出现的那一刻，就像踩了急刹车一样，混乱戛然而止。大家纷纷行礼如仪，拥立仪式顺利完成。

由此可见，在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事件中，那件黄袍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却是一个精心安排的道具。它的出现，让整个过程既扣人心弦又高度可控。这更让这次“黄袍加身”事件看起来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此事的第三个疑点，在于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领军折返的路线。

在司马光的叙述中有一句看似不起眼的话“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后世读者很少留意到它。但如果知道仁和门在哪里，就会觉得不对劲儿。

960年时的开封城，是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结构。“黄袍加身”的现场陈桥驿在整个开封城的东北面，离陈桥门最近。仁和门在内城的东南角。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赵匡胤已经决定抢班夺权，那他必须火速赶到皇宫，最优路线一定是从北面的城门进城，何苦要绕大半个开封城到仁和门去呢？

根据相关文献，复原出赵匡胤的入城路线大概是这样的（图1）：

图1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部队入城路线图

底图来自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第9页

他带着部队首先来到陈桥门，但是没能进去，所以转向西边的封丘门。从封丘门进入外城后，有3个比较近的门可以通往内城，分别是北面的宜阳门、玄化门和东面的迎春门。但是这3个门他也没有进，而是一路绕道来到位于东南角的仁和门才进了内城，然后通过左掖门进入宫城。但是到了通往皇室寝宫的宣祐门，他又放弃了，继续向北绕行，通过北面的某个门才进入了内廷。

也就是说，在进驻皇宫的路上，赵匡胤至少放弃了5个距离目的地更近的城门。整个入城路线看起来就是不断迂回绕道，舍近求远。因为“黄袍加身”事件在宋代极其敏感，所以赵匡胤在这5个门外究竟遇到了什么状况，没人敢细说。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只言片语的传言透露，他在陈桥门和宣祐门的确遭到了武力抵抗。尤其是在通往内廷的宣祐门，“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整个场面相当紧张。

谁能想到，“入自仁和门”这5个字背后，竟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

以上是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3个疑点。其实司马光关于“黄袍加身”事件的叙述，已经是宋代的同类作品中最克制、最少添油加醋的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不合逻辑的情节。

通过对这些疑点的反复追问，大体上可以推理出两点：一、“黄袍加身”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其过程根本不是那么体面自然、毫不费力；二、“黄袍加身”事件风险极大，如果失败，就会成为一桩臭名昭著的叛乱事件。

司马光对世人隐瞒了这么多。那在北宋开国之时，真实的权力游戏是如何上演的呢？

那些平地崛起的皇帝

细细揣摩司马光对陈桥兵变的叙述，会隐隐地感觉到，在黄袍加身的那一刻，赵匡胤是相当紧张，甚至恐惧的。

比如众将士冲进驿站，提出拥立诉求的时候，是“露刃罗立于庭”，就是手持利刃，列队站在院子中。这闪着寒光的利刃显然是给赵匡胤看的，如果他不答应当皇帝，会发生什么？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些暴兵当场砍死？

当赵匡胤被披上黄袍后，他稍微推托了一下（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结果众将士不由分说地“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一个“拥”字，一个“逼”字，让那一刻的赵匡胤不像一个新皇帝，倒像一个被劫持的人质。

最后赵匡胤同意当皇帝，但司马光特别强调，那是因为“太祖度不能免”。在文言文中，“度不能免”是一个很重的表达，通常指某人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所以至少司马光暗示，这场政变不是赵匡胤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整个军队的集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赵匡胤多多少少是被裹挟的。其实这正是晚唐、五代叛乱夺权的常见操作，这种一言不合就要挟长官、废立皇帝的职业军人，被称为“骄兵悍将”。

在晚唐五代的军队指挥官与士兵之间，很难说究竟是谁号令谁。比如唐末的徐州，有一支名叫“银刀军”的部队，全是沾亲带故的“父子兵”。每日派300人拿着明晃晃的大刀“护卫”节度使官署。一言不合就威胁起哄、喊打喊杀，吓得节度使随时准备跑路。五代实际掌过权的14位皇帝中，有10位都是被骄兵悍将拥立上位或废黜、杀害的。

上一章中王氏的丈夫李嗣源，本来是后唐的高级将领。926年，李嗣源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到魏州平叛，结果路上就被所率领的军队挟持，也是用刀逼着他造反。而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对着叛乱士卒哭。后来叛军将他挟持进魏州城，他找了个借口逃出来，自己招募军队。结果军队集结起来后，他又对着将士们痛哭了一场。后来他借着这支部队造反成功，登上皇位。李嗣源死后，他的养子李从珂遭到闵帝李从厚的猜忌，也走上了造反之路。在遭遇朝廷的平叛部队时，李从珂也是一通声泪俱下，倾诉朝廷的不公、自己的委屈。结果许多将士当场倒戈支持他，让他成功地当上后唐第四任皇帝。

这两次兵变最有意思的情节就是“哭”。李嗣源、李从珂当然有可能是在演戏，但是“哭”能“哭”来皇位就说明：李嗣源、李从珂即便身为高级指挥官，仍然要看底层将士的脸色行事。他们的“哭”可以理解为一种示弱、争取同情的信号。换句话说，在那样的情况下，能不能用一场即兴表演来打动骄兵悍将的心，决定了兵变的成败，甚至决定了被拥立者能否保住自己的性命。

总之，这种兵变才不像宋代主流舆论宣扬得那么简单，睡一觉就“黄袍加身”了（字面意义上的“躺赢”），而是主谋者“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冒险。

（本文系《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内文摘录，周琳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