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令的颁行

清朝入关后，除了施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和减轻人民负担、革除明朝弊政等适应形势的政策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颁行剃发令、大搞圈地、推行逃人法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几种。

满洲习俗，男子均将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余，而中间保留长发，分成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于脑后，名为辫子，或称发辫，这是满族人的特别习俗，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与蒙古人分作左右两辫也不同。四周剃去的头发，除了因为父母之丧或因国丧以外，全不准养长，应及时剃除，名为剃发，或谓剃头。这种习俗，是与清朝相始终的，一直没有改变。

早在努尔哈赤时，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凡是投降满洲的，都要以剃发作为归顺标志。天命三年时，满洲使者曾向朝鲜官员谈到，当时清人“所擒唐人（指汉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

天聪元年（1627）清兵与朝鲜作战时，亦以剃发作为归顺与否的标志。天启七年（1627）二月，毛文龙曾致书朝鲜，谈到朝人“虽括发归顺”而清兵“犹咨蹂躏屠戮”不已。同年四月，朝官张士俊“自削其发，投入鞑将（指清兵）王子，以妻为质，请作龙川府使”。当地“民之或未削发者，迫而使削，如不顺，劫杀之”。同年七月，皇太极答朝鲜国王李倧书，谈到“前剃发降我”的人如何遣还的事，说明当时朝鲜人降清亦须剃发。到了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第二次出兵朝鲜时，皇太极又告谕朝鲜军民：“尔等既降，勿逃避山谷，宜速剃发在家。”可见两次出兵虽隔八年，清朝的政策并无改变。

皇太极时清兵几次入塞扰明，经过的地方官民多有剃发投降的。如天聪三年（1629）十月清军攻下汉儿庄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众剃发出降；天聪四年（1630）正月，皇太极率军攻下永平，“谕军民剃发”归降。在当时明清作战交迭中，明朝文武官员被擒获的，也以不剃发为不投降的表示。天聪五年（1631）大凌河之役，清兵曾谕“大凌河官兵人等剃发”，明监军道张春被擒不肯剃发，皇太极令其与白喇嘛同居三官庙，后来终于不降而死。至于清军所过已剃发的汉民，一旦清兵退出，则时被明军斩杀。天聪八年八月，皇太极曾在致明帝书中提及：“每当我兵入境，自戮剃发汉人，虚报斩级千百”，“我国若果伤折动及百千，兵势岂能常振耶！”就是一。

天聪七年，孔有德、耿仲明降清时，一投降即剃了发。据当时辽阳失陷时被俘的汉民陈大向明将所述：孔、耿始逃潜东江地方，差贼（孔、耿部下）送金银缎紬与四王子（指济尔哈朗），随后下舡。四王子差鞑子（指清兵）来迎接。下舡毕，四王子说：“叫孔、耿剃头。”

顺治元年，多尔衮率兵入关，吴三桂迎降于山海关。多尔衮对吴三桂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何以为辨？恐致误杀。”说明吴三桂官兵这时尚未剃发。及至李自成兵败后，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始令山海城内军民各剃发”。《谀闻续笔》卷一亦有吴三桂军入北京城时官兵剃发的记载。

清兵入关后，明朝官吏多迎降，凡迎降的全要剃发，非迎降的亦传檄限期剃发作为归顺的表示。然而最初禁令不甚严格，剃发与否往往听其自便，明朝廷臣投降者多在观望。顺治五年（1648）五月辛丑，多尔衮曾对诸王群臣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兵到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当时冯铨、孙之獬、李若琳之流，因系原明阉党之故被科道纠弹，于是他们就以自己于众人未剃发之先，首先剃发改换满装为人所忌来自解，说明原明朝廷臣尽管已迎降，而实际剃发者尚不普遍。《研堂见闻杂记》曾记载了孙之獬剃发后反而处于进退维谷处境的情况：“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当清兵刚下江南之际，多尔衮态度忽变，下令说：“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皆尽剃头。”六月以后，多尔衮再谕清兵统帅多铎说：“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时还谕令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杀无赦”。从此法令更严，刑戮亦重。

顺治二年十月，孔文謤以孔子子孙为理由不愿剃发及改服制。他说：“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多尔衮则批答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如前所述，崇德四年（1639）及七年（1642），清兵两次骚扰山东，大肆掠夺。尤其是第二次（史称“壬午之役”），清兵将驻守兖州的鲁王朱衣珮掠去杀死，屠杀宗室士民最惨，宫殿民舍尽皆焚烧，这不能不对曲阜孔氏家族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孔文謤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冒着生命危险提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剃发令体现着严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当时纷纷起而反抗（详后），孔文謤正是在这种不满和反抗的浪潮推动之下，才敢于提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