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帝国的空间
汪荣祖约 77 分钟引言
“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al determinism）以为历史完全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固然言过其实，也不为多数史学家所能苟同。然而，史家却不能不考虑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事实上，任何一群人，生存在特定的空间里，势必要受制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 【1】 ，例如气候对人文的影响，就至深且巨 【2】 。中华帝国自秦汉到明清，在特定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中，绵延两千一百余年，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承续与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是空间的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心态、布局与策略上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制约。中华帝国发展到明清，领土不断地扩大，形同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但“形”虽同而“情”实异。
西方帝国的扩张虽未必是精心筹划，哥伦布因为触礁搁浅，始建立西班牙帝国第一个海外城市纳维达（Navidad），此事纯属意外。不过，最常见的是由于经济利益与商业扩张之需。例如罗马人之所以征服埃及出于对谷物的需求，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扩张，则由于想要获致急需的糖，大英帝国的英国文明随贸易而兴隆；跟随商业的扩张，往往不需要借助武力就能扩张到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则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独沾阶段”。总之，西方帝国主义，尤其在近代，扩张领土的目的主要是经由政治控制获取经济利益。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动机要不在移民，而在掌控殖民地的人民与资源、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力。其结果是少数帝国主义白人宰制殖民地上多数的有色民族。
中华帝国在历史上不断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骚扰与威胁，领土的扩张是为了保障安全，几无经济利益可言，甚至为达到安全的目的不惜劳民伤财，耗损国力，汉武帝屡征匈奴，以通西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的边疆，尤其是北疆，没有天然的屏障，善于骑射的异族虽然地处边陲，在政治与文化上居于劣势，但在绵亘万里的边界上可以乘机随处突入，使中华帝国防不胜防，疲于奔命，若不能主动出击，捣其巢穴，只好退而羁縻，建墙防守。秦建长城，千余年后明代又重修边墙，足见帝国为了安全而不惜人力与物力之一斑。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后建立中华帝国者，前有元朝，后有清朝。满蒙虽在汉族眼中是异族，但是所谓蒙古与满洲征服中国、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绝不似近代英、法、德、日诸国，以本土为帝国的核心，向外扩张，以征服之地为殖民地或属土，而是自边陲入主中原，以中原为帝国的核心，以汉文化为主轴，以中国为其帝国之重，并自称中国。
元帝国之初，虽极力想保住蒙古认同，但仍不免成为另一个中华帝国，取汉名曰大元，并取中华庙号。元朝在实际需要下，终于建立了以传统中国为依据的政治体系，恢复科举考试，进入礼乐典章的汉文化世界 【3】 。元末动乱也成为中国境内改朝换代的战争，如平乱者非尽蒙古人，如汝宁李思齐、福建陈友定、东莞何真，都是忠于元朝的汉将。陈友定被俘后宁死不降，最后受炮烙重刑而死，为元朝殉节 【4】 。满人比蒙古人更加中国化，入关后在礼俗上有重大的改变 【5】 ，清朝基本上承继了明朝的制度，清帝一如汉帝之崇尚中国文化，自小研经读史，书法流畅端庄，定时前往曲阜朝圣，推广儒家教育，大量刻印经典。清帝国足以代表中华帝国，比诸汉人政权，毫无逊色 【6】 。事实上，清朝开创了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盛世”（Sinica Pax）。固然历代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号，但自汉至清莫不泛称中国，并以中国自居。中国一词原指中原，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对称。然而由于中原不断向边陲扩散，边陲也不断向中原汇聚，中国的范围也就与日俱增，其意义几同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多数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汉皇朝的刘邦所继承的帝王之业，就是“统天下，理中国” 【7】 。清道光朝黄爵滋上《禁烟议》一疏中也说“盖自鸦片流入中国” 【8】 云云，可以概见。所以，所谓中国不仅具有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含意，也是对此一特定江山的认知，康有为有句曰：“神州万里风泱泱，昆仑东南海为疆。岳岭回环江河长，中开天府万宝藏。地兼三带寒暑藏，以花为国丝为裳。百品杂陈饮馔良，地大物博冠万方。” 【9】 即以简短的诗句道出其来有自的“中国空间”，以及康有为本人的空间观。
此一中国空间在一位外国学者眼里与康氏有异曲同调的看法，他说中国北有尼罗（黄河），南有恒河（长江），且有人造的密西西比（大运河）贯穿其间。黄河像阿斯旺（Aswan）水坝兴建前的尼罗河，将灌溉之水与肥沃的淤泥带到荒芜的土地。黄河、长江、运河形成一片广大的沃野，既有廉价便捷的交通工具连成一体，又形成统一的市场与社会。江南更是河流交错，沃壤千里，下接富饶的珠江，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内陆河流系统，将一辽阔而具有生产力的空间，连成一体” 【10】 。至明清帝国更拥有满洲、新疆、西藏，跨越三十个纬度，生态之异从亚热带到靠近北极。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既不见之于南亚，亦不见之于欧洲 【11】 。此一于近代之前绝无仅有的帝国，固然是庞大空间的庞大产物，多生态的丰富物质支撑帝国，庞大的明清帝国似乎也是控御此一庞大空间的有效机制。自上而下比较严密而又周延的帝制，担负起卫疆保土、兴修水利、拓殖农田、建城筑墙、治河救灾、开仓济民等重责大任，使能一方有难，万方支持的效果。于此可见，明清帝国依赖其空间内的生态而兴隆，空间内的生态也依赖帝国的统筹而尽其用。
空间的开拓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才有明确的国界，或列国之间的疆域。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必须划得一清二楚。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性，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历史民族” 【12】 ，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
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清帝国由满族所建，入主中国，为了巩固基业，大步向西迈进，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图，势力直达中亚，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事实上，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云、甘、陇，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过，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主力犹存，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虽成功地击败蒙军，但由于粮草不济，难以深入，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间，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只好采取防御措施，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到16世纪后期，北边威胁日增，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明代长城约12,000余里，北经京师一段，依山兴建，气势宏伟，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经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号称“九边”。
明初国力犹盛，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并非国界，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永乐皇帝驾崩之后，不再耗资远征，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草原分裂，难有作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并开马市以为羁縻，故北疆尚称安宁。然至15世纪初叶，明宣德皇帝以后，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骚扰边城，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当也先攻打大同时，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冒进遇伏，王振被乱军所杀，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迎驾，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死守挫敌；也先屡战不利，又闻勤王之师将至，遂大掠而归。 【13】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开始筑城，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堡、墩、台，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经过大同、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外边”，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雁门、平型、龙泉、倒马、紫荆等关口，到达居庸关的一条“内边”。直到万历初年，仍在修墙，然由于满族的崛起，所筑多在东边。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先“编木为桓”，再“易以版筑”，至嘉靖时完工，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再经辽阳、沈阳、铁岭的外围，北抵开原，再自抚顺往东南，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西边的长城较小，平均高度只有457.2厘米（15英尺），但靠近东边约804.67千米（500英里）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066.8厘米（35英尺）之高，609.6厘米（20英尺）之宽，每半英里就建有瞭望台。 【14】
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明朝实力式微后，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不过，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
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永乐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内附，设立建州等卫，永乐七年（1409）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 【15】 。但国势渐衰后，不仅未能开拓，反而退缩，然晚明仍保有辽东。朝鲜则为藩属，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于明始终忠顺，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明朝的西疆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建卫册封，尤其想经营哈密，欲其“统领诸蕃，为西陲屏障” 【16】 。不过，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退守嘉峪关。西疆自青海、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和印度结邻。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史称羌人。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与蒙古也亲近，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
四川西南土司也相继归附，云南在元代已经是行省，洪武十五年置承宣布政司使，设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艮府、车里宣慰司、临安府、广南府。明代之云南包括湄公河北岸之地，今缅甸中部，寮、泰北部均在境内。 【17】 明初于贵州设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后渐渐开发建置，于15世纪初建省。云贵之外，明朝的南边诸省广东、广西，以及两湖与四川，当时还较落后，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很多，由其本族人管理，史称土司。明代计有800个军政土司，650个民政土司，直到民国时代才完全消失。 【18】 此外，安南曾于1406至1427年设交趾布政司，琉球进贡称藩。不过，明代的边疆政策原在羁縻，实际上并不能掌控部落的内部事务，故亦叛服无常。
明代的海疆蜿蜒约6,437.38千米（4000英里），虽泰半不利于航行，然辽东与山东两半岛沿岸以及杭州湾以南到越南边境，颇多良港与深水湾。长江以及黄淮三大河流的出海口，经久泥沙淤积浅海，不断产生新生地，滨海城镇成为内陆，交通改道等现象。中国拥有绵长可资航行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港，不可能不是一个海权国，故自唐宋以来，中国于船舶建造，海运与港口设施，以及航海技巧都占世界领先地位。隋代已能建造长20.22米，宽2.82米，载重23吨的双体海船 【19】 。唐代造船技术有所突破，泉州所造福船，长18丈（约59.94米）、宽4丈2（约13.99米），高4丈5（约14.99米），可载1250吨到2500吨货物，为世界最早的尖底深水龙骨船，使唐代轮舟驰骋海上，远扬波斯湾 【20】 。由于海上贸易繁盛，唐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由广州通往各地。宋元时期航海知识与技术更有进一步的发展，诸如船舵的改良、水密舱的使用、防摇设施、航行工具的创新，远洋船只体积也更加庞大。明初航海事业继续辉煌，仍然举世无匹，远航至朝鲜、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来自阿拉伯以及波斯等国的外国船只也云集闽粤港口，泉州尤著称于世。私家海商也拥有海船。郑和七下西洋，尤称盛举，所乘一号宝船载重估计超过7000吨，与哥伦布的坐船相比，真大巫与小巫之比。但明于开国之初，即有丞相胡惟庸勾结日本之大狱，故不时以海禁换取安定。然而海商利益之所在，情愿冒险，因而禁不胜禁，反而引发走私与海盗猖獗。16世纪的倭寇大乱，东南沿海烽火处处，明廷虽尽全力平乱，但终明之世，终采守势以卫海疆，多少约制了海洋事业的开拓，郑和的壮举并无后续的发展，成为昙花一现的偶然。 【21】
明帝国实际掌控的领土，固不能与后来的清帝国相比，然就其势力范围而言，东至日本海，北入沙漠，西接中亚、印度，南临南海，疆域已甚辽阔。汉族所居的中原，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包括南直隶（明廷北迁后改称直隶，含江苏、安徽）、北直隶（北迁前称北平，含民国时代的河北与察哈尔、热河一部分）、浙江、江西、湖广（湖北与湖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今陕西与甘肃）、福建、广东、四川，以及云南，府以百计，州县以千计，幅员堪称广大，人口于明初已达6500余万。 【22】 当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16世纪来到中国，由澳门到广州，北上南京，再入居北京，直到去世。他在中国感受最深刻之一就是版图之大，据其估算，涵盖的范围从北纬42度延伸到19度，从东经112度延伸到132度，认为此一疆域已经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余所有王国的总和 【23】 。
清朝龙兴于辽东边墙之外，原是女真族居住之地。明朝开国之初招抚而后建置卫所，成祖朱棣所建卫所受辽东都指挥使节制，从西面的俄鄂嫩河到东面的日本海，设卫百余所。永乐九年（1411），卫所更设立到黑龙江的支流，势力范围包括了广大的东北地区。一直要到17世纪女真崛起之后，改称满洲，才取代蒙古成为明朝北方的威胁，最后并吞汉蒙，建立了横跨中亚与东亚的大清帝国。
满族原是明朝附庸，号称建州，至努尔哈赤始有异图，建立八旗，意欲建邦兴国，并取代明朝而为中国的共主。皇太极更积极集中权力，经营辽东，屡败明军，虽未于其生前入关，其皇弟多尔衮以摄政王辅助幼帝顺治，推翻了明朝，建立统治全中国的新政权。顺治早崩，康熙八岁登基，又由鳌拜摄政。至康熙亲政之后，才结束长期的摄政期，而康熙雄才大略，为了巩固基业，积极进取，平定三藩，收台湾入版图，与沙俄订约，更征讨蒙古，将实力伸张到中亚，形成世界级的欧亚大帝国。
满族入关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之后，汉族所居的中原成为其统治的中心，满族素居的满洲仍然是边疆。满族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已使其“四境敌国”多纳入统治，不仅漠南蒙古已经归附，朝鲜也“称弟纳贡” 【24】 。满族入关之后，漠南蒙古并入版图，“为旗五十有一，并同内八旗” 【25】 ，形同满蒙一家。其余边疆国族于入关之前既已结盟并遣使通贡，入关之后则效前朝册封之法，以达到羁縻的目的。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攻占北京，即诏告诸藩，继明朝为中国之共主；顺治十年，更册封达赖喇嘛 【26】 ，西藏也归入版图。
清帝国的版图远大于明帝国，长城防线已无必要，形同虚设，终成遗迹。然而蒙古仍有不服的部族，经过康熙到乾隆的长期征讨，才得以彻底平定准噶尔。准噶尔原是漠西厄鲁特蒙古之一部，居西北金山，当明朝衰亡之际，即试图重振雄风，统合各自为政的部落，然至崇祯十三年（1640）仍然是一松散的组合，一直要到17世纪后半叶出了强横的雄主噶尔丹（Galdan）才统合成功，以至于将准噶尔扩张成为中亚最大的政治实体 【27】 。而此时正值沙俄东侵，满洲崛起，中国北疆又呈现新一轮的争夺局面。
清与漠西蒙古早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就有朝贡关系，相互亲善 【28】 ，然噶尔丹起为领袖，曾到拉萨拜五世达赖为师，借宗教为其政治资本，以遂兼并西蒙古诸部，侵占漠北喀尔喀蒙古之野心，而达赖亦称噶尔丹为活佛，后又加封号，以笼络为己用。噶尔丹遂向东扩张，入侵喀尔喀 【29】 ，迫使喀尔喀人南迁，造成大批难民，清廷将之安置于内蒙之北。噶尔丹擅称汗号，兼并蒙部，自不能被清帝允许；不过，由于应付西南三藩之乱，以及阻止沙俄深入满洲，故直至康熙平定三藩，攻克台湾，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才能全力面对西北。康熙与沙俄签订条约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欲防止沙俄之支持噶尔丹 【30】 。
康熙的蒙古政策最初仅欲各族和平相处，以便分而治之，更以朝贡贸易来满足蒙族的物资需求，以资羁縻，与喀尔喀渊源尤深。喀尔喀原有七旗三汗，于满人入关之前即已臣属，建立了颇为稳固的宗藩关系 【31】 。康熙元年（1662）清廷派遣理藩院尚书至库伦会盟，宣达清廷谕旨，调解内部矛盾，诸汗一致遵从，此举无疑加强了大清帝国在漠北蒙古的宗主地位。然而噶尔丹在中亚崛起之后，不听清廷节制，又不断向东掠夺侵吞，更欲凭借西藏神权以及与俄国结盟，来鲸吞漠北的喀尔喀蒙古 【32】 ，甚至煽动内蒙，并遣使传豪语“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 【33】 ，显然要挑战中华帝国的宗主权，要与大清平分天下。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乘虚入侵内蒙，劫掠杀戮。清廷闻报，即遣军与喀尔喀兵战，然战事不利，更增其气焰，乃乘胜南下，兵锋距北京城仅仅350千米，京师戒严 【34】 。
连中华帝国的京师重地都受到威胁，清廷不得不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二十七日宣布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动用大军、火炮、鸟枪，意图一举而铲除噶尔丹的根本，以清扫沙漠。噶尔丹虽然受创，但得以逃脱。不过，康熙乘亲征之便，亲自与喀尔喀诸部会盟于多伦诺尔（今多伦），使中国皇帝感到，有喀尔喀防备朔方，不再需要长城作为防御设施 【35】 。事实上，终清之世，已无如明朝一再修缮长城之必要。噶尔丹败遁之后“乞和”，但不到两年，故态复萌，甚而杀害清廷使臣，要求喀尔喀七旗脱离大清。康熙不得不严加防备，并再度用兵；噶尔丹则采游击式的骚扰战，行踪飘忽，难以追剿。康熙充分认识到噶尔丹对帝国安全的威胁，甚至认为“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 【36】 。御驾亲征及其规模与耗资之巨，也足见边境威胁帝国安全之严重性。
康熙以十倍之众，绝对优势的兵器，然由于距离绵长以及补给之困难，一旦噶尔丹逃奔，难以持续追逐，而噶尔丹自边境逃脱之后，又可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故康熙班师回朝三个月后，再度亲征；不过，此次展示军威，以招抚为主，所谓“宣化地方行围” 【37】 。康熙的确招抚了包括噶尔丹部众在内的厄鲁特蒙族，但要招降噶尔丹本人尚须动用武力，不仅调兵遣将，而且联合西北归附各族，设哨围困。噶尔丹终于遣使纳款，康熙也就传令班师；然而噶尔丹却未如期来降，于是康熙于三十一年（1692）二月三度亲征宁夏，率师出塞。此战迫使大批噶尔丹部众归服，青海诸部俱降，然噶尔丹虽然陷于困境，俄援不至 【38】 ，仍然拒降。康熙以为噶尔丹“或戮或擒”指日可待，遂于五月“凯旋”，于途中始得悉噶尔丹已死。征剿噶尔丹历时凡七年，三度御驾亲征，最后才迫使噶尔丹走向穷途末路而亡。 【39】 此一胜利虽然代价极高，但终于使喀尔喀蒙古得还故土，并获得沙漠南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长期安宁 【40】 。康熙剿灭噶尔丹，平定漠西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更顺服感恩，遂按内蒙四十九旗之例，扩大推行旗盟制度，以固全蒙古各族的政治统合。制度之外，清帝更以“木兰秋狝”增进与蒙古各藩之间的感情，也就是每年秋天与蒙古王公们会猎于承德的木兰围场，建立亲善关系，以藩部作为帝国的屏障。
康熙晚年，又进军拉萨，进一步收服西藏。西藏的政权原在各寺庙的僧侣手中，而僧人有赖蒙古的支持。西蒙强人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Tsewang Rabdan）又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蒙部复兴，并攻打哈密，侵占拉萨，帝国的大西北与大西南又受到威胁。康熙尤忌西藏的达赖与准噶尔结成联盟，遂又发动驱逐准噶尔保全西藏的战争。清军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将阿喇布坦赶出哈密之后，驻守西宁。当准噶尔部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之秋，又入藏骚扰掠夺，并攻击驻拉萨的七千清兵，击毙清将鄂伦泰。康熙即命皇子胤禵率师入藏。胤禵与年羹尧在西宁聚集三十万众，先头部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二月出发，九月占领拉萨，立达赖七世，准噶尔蒙兵败遁，康熙为了稳固对西藏的控制，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设立驿站，并留兵驻守。
康熙驾崩之前，清帝国的疆域已经基本确定，其在位期间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国际条约，首次在人烟稀少、土地辽阔的中俄边境上清清楚楚地划出国界，边境各类族群非中即俄，国家认同不再模糊 【41】 。蒙、藏、台湾亦均入中国版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已开始绘制巨型地图，经过全国性的大规模测量，由耶稣会士协助，利用近代制图学，终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康熙六十年（1721）之间绘成《皇舆全览图》。载明帝国的皇舆东起库页岛，西至伊犁河；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台湾岛，实际控制的领土范围，较明帝国远为辽阔 【42】 。
当康熙驾崩之际，新一轮的准噶尔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继任的雍正皇帝虽于用兵边疆较为保守，然并未放弃彻底歼灭准噶尔的决心，据近人研究，终雍正之世征伐准噶尔所花银子不下50,000,000—60,000,000两，仍未尽全功 【43】 。不过，准噶尔连年战争，经济凋零，民生疾苦，于乾隆登基后，情愿接受朝贡贸易交换所需物质，以换取和平。但是在乾隆十年（1745）阿喇布坦死后引发准噶尔内乱，导致清廷派将军兆惠远征，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彻底覆亡。清军歼灭准噶尔之后，更深入天山南麓的绿洲，置天山南北大部分绿洲的居民于大清控制之下，建立屯垦区。打胜仗的清军将士兵员实由多种民族组成，包括满族、汉族、蒙族，甚至投降的准噶尔人。他们合力保住了中国的西域，最后建省新疆。新疆与内外蒙古的广大领土尽在大清帝国的掌控之下 【44】 。
乾隆皇帝遂命臣工亲自勘测天山南北路，编成《西域图志》，确定新疆的范围及其与俄罗斯等邻国的分界。乾隆十五年（1750）进军西藏时，亦曾实地勘查绘图，分为前、中、后三藏，统治更加稳固。最后绘成规模更大的《内府舆图》，补充了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如地质学家翁文灏所说，中国在18世纪早于欧洲各国，先完成了全国性的总图 【45】 。不过，制图虽然先进，代表主权的国界观念仍未成熟；除了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确定国界外，其余仍然沿袭传统的朝贡关系，视为疆域内的藩属。
清朝以雄骑征服神州大陆后，像前朝一样面临东南海疆的控驭问题。东南海疆自从16世纪50年代的倭寇之乱后，就没有完全平息过。所谓倭寇并非全是日本人，大多数还是中国人，由于海上贸易受到多方限制，海商往往铤而走险，成为海寇。所谓倭寇之乱后，海上走私与抢掠自浙江海岸移向福建海岸。据徐仲楫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报告，动乱已遍及福建全省 【46】 。帝国政府认为由海盗造成的闽海安全问题十分严重，然而海盗行踪飘忽不定，犹如秋风落叶之难扫。
闽海邻近的澎湖早已归入帝国版图，台湾岛虽久为华人所知，仍孤悬域外 【47】 。华人由于好奇观览，或征用岛上土著的劳力，不时来访，然鲜见移民。直到16世纪，明将俞大猷追击海寇林道乾，残众遂据台岛为生，并以台湾为基地继续骚扰福建沿海 【48】 。17世纪之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来到中国的南疆海域。荷兰人于16世纪独立之后，尤致力于工商与航海贸易，并建立了盈利丰厚的国际贸易 【49】 。成立于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武装贸易集团，以巴达维亚（Batavia）为基地，东经中南半岛、南海、台澎，直达日本。荷人于1601年以及1603年两度叩关粤海，要求互市遭拒，并受到澳门葡萄牙人的排斥 【50】 。但荷人无意退出南海商机，并力图将贸易延伸入中国大陆。荷兰人先欲占领澎湖为基地 【51】 ，在明将沈有容的威胁下退出，转进南台湾的大员。明廷对于澎湖的安全非常关注，坚拒荷兰占用，也拒绝贸易的要求 【52】 。几经商议之后，福建官员愿意荷人占用大员，然而贸易许可迟迟不发 【53】 。荷人遂以骚扰中国沿海为报复，拦截自锦州至马尼拉与菲律宾之间的船队，此后中荷之间冲突不断。
荷人无法以澎湖为基地展开与中国的贸易，遂经营台湾，除妇孺之外，拥有“二万五千壮健人口” 【54】 ，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南亚与日本之间的转运港。不过，荷兰与明清帝国政府间的通商谈判，久无成效，转而与民间华人进行贸易 【55】 。荷兰人也欢迎福建人到台湾提供劳力并作为对华贸易的媒介，亦因而使中国官方担心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有所勾结而滋祸 【56】 。与外国势力勾结而雄视海疆者，莫如郑芝龙，郑曾随荷兰人入台，并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 【57】 。郑芝龙乘机在北港壮大，引进更多的福建同乡，成为亦商亦盗的集团 【58】 。郑氏集团的崛起及其坚船利炮使两广总督感到束手无策 【59】 ，亦令荷人敬畏 【60】 。明朝屡战不胜，沿海安全可虑，而北方又有满洲的威胁，不得已而招抚芝龙 【61】 。郑芝龙凭其实力，于崇祯元年（1628）受招之后，不仅保存实力，而且成为稳定南疆军政的要员。此后，郑氏以闽南安海为基地，更加扩大商业网络，特别是对日贸易，利润极丰；唯因重心移转福建，遂令荷人独占南台湾，然仍与郑氏保持贸易关系 【62】 。
郑氏势力转移到福建之后，多少影响到郑氏海上王国的建立，郑芝龙不仅在闽购置田产，而且卷入大陆政治，最后投降清朝，但其子郑成功坚持效忠明室，据海抗衡，复攻克荷据台湾，其子郑经继续以台湾为根据地对抗大陆，并参与三藩之乱。清帝康熙痛定思痛之余，决心收复台湾，卒赖施琅之力，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翌年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台湾县、诸罗县、凤山县，由知县治理，并驻军八千，分为水陆八营，由总兵官统带，澎湖另设副将一员，统兵两千 【63】 。台澎归入大清帝国版图之后，海禁遂开；虽然防备仍严，海外贸易毕竟不可阻挡，尤其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富商巨贾远航重洋，“挟奇赢兴贩四方” 【64】 。
就大清帝国的空间而言，其疆域面积之辽阔，从中亚西亚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南海，雄踞亚洲大陆，形成一个庞大而统一的政治实体。大一统的明清帝国承袭了传统中国的天朝体制，以中原与江南为经济与文化的精华区，而以广大的边境为藩属，作为屏障，总面积超过10,359,600平方千米。
空间的布置
清帝国的疆域大为开拓，唯所开拓的领土大都地处边荒，虽然各地皆具地方色彩，但在大一统的行政、经济、文化维系下，自成一体；地方成为威胁，往往已是帝国体制衰退之时。有清一代的精华地区仍然是十八行省，沿前明旧规而继续发展。此十八行省就是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在“汉文化圈”（Han Cultural Space）内，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江河东流，贯通东西，大运河则南北向，连接南北，中有秦岭，略分南北。对方向的概念已甚明确，并以山脉、湖泊、河流为标的，遂有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江南等地名的出现。
汉唐帝国的两京长安与洛阳，位于关中，地处本部之西北。明清帝国之两京，南京与北京，则位于本部之东。京师之东移，并非如明人于慎行所谓关中之兴衰“亦由气数变迁使然，岂尽人事哉” 【65】 。缘汉唐之后，关中由盛而衰并不是神秘的气数使然，自有其人事因素，更由于关中的地理条件已不敷帝国京师之需，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趋势逐渐向东移动。
英国史家汤恩比则以“压力挑激”（the stimulus of pressure）之说来解释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位置及其移动。他认为边陲地区较有能力适应外在的压力，故立足于边陲的政权才足以驾驭内地。周都渭水之滨、秦都汾河之滨，均承受高原蛮族的压力，若外在压力导致边陲政权覆亡，始移向内地。汤氏据此解释他所谓的“华夏文明”时代之都城，不时在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迁移。及至他所谓中国进入“远东文明时代”，因高原蛮族在华夏文明晚期的“危机时代”已被征服，新兴的压力来自北方的“亚欧游牧民族”（Eurosian Nomades），故都城也就向北边倾斜，并在压力下自唐至宋逐步东移，宋朝在辽金压力下复向南方移动。他再以此理论解释明太祖虽建都南京，而永乐仍必须北迁，以北边东陲的北京为都城，以便面对北方的压力；不过，他又说朱明定都北京仅仅暂缓“危机”，仍无可避免满人入关，并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 【66】 。其实，无论长安或北京均非边陲政权，而是中原政权的中枢，尤其在明清时代的北京，不是消极地承受压力，而是积极地解除压力。满族虽是边陲民族，然入主中国之后并非建立边陲政权，而是取代朱明政权。明清代兴的“危机”属于明室，而非中国 【67】 。
在明清时期，经济与文化的重镇已移至江南。江南于明代正统六年（1441）以金陵为陪都，设立十四府、四州、十三属州、九十六县。清初以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海地区与赣江流域为江南省。就自然环境而言，江南东临大海，南据太湖，西接楚梁，北向淮甸。江南由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经过自东晋南朝到南宋以来的经营，已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以东南之形胜，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 【68】 。
明朝发迹于江南，定都金陵，使此一六朝古都首次成为全国首都。清代江南之繁荣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政治中心虽在北京，经济与文化重镇仍在江南，大运河成为漕运的通途，以济京师以及华北物质之需。明清帝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而经济重镇多在江南。元代已依赖江南漕运，所以大事整修大运河，自北京直通杭州。所谓京杭大运河，全线超过1700千米。元末改由海运，大运河渐废弃不用。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漕运又为国家急务，遂于九年（1411）开通会通河，又开通惠河，以扩充水源，至永乐十三年（1415）运河再通。至嘉靖六年（1527），漕船可直达京师大通桥。万历、天启年间继续疏浚与开通，“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 【69】 。到了清康熙年间，京杭大运河，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沟通南北五大水系，全长1900千米，成为连接南北难以取代的大动脉与生命线 【7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明初建都南京不仅仅是因为传说中的王气，最主要的还是战略地位与财富所在。南京城墙原来只有1,066.8厘米（35英尺）宽，762厘米（25英尺）高 【71】 ，内城或称子城，原是南唐皇宫以及南宋行宫之所在。根据美军于1945年高空照测，城墙约有37.34千米（23.2英里）长，比北京城还长约3.54千米（2.2英里），城墙平均高度约12米，城墙顶部由石板铺道，宽7米，13,661个垛口，200座藏兵窝铺，显然是一庞大的建筑工程 【72】 。
南京古称金陵，群山环绕，玄武、莫愁两湖辉映其间，秦淮河环城而流，与太湖水系纵横相连，形成披山带河的雄伟景观。在汉朝时已经是一个政治中心，三国东吴的建康城即建于此，后来成为南朝八国的都城，乃是雄视长江下游的军政要地。长江自南京城西南向东北流去，东见高耸的钟山，南望雨花台，西瞰五台山。明太祖于登基前已开始在南唐江宁府城的基础上兴修城墙、庙宇等设施，并增建大内宫城，初具都城规模。定都南京后，更扩建城内建筑，诸如钟楼、鼓楼、城门、廊房、酒楼、庐舍等，又于城外建刑部等官署 【73】 。经过大约三十年的经营，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南京已成为规模宏大的京师，城墙依山带水，分为京城、外城、宫城、皇城四大部分。
京城揽入南唐旧都的大部分，向东扩大到紫金山的西麓，北至玄武湖之滨，将鸡鸣与覆舟两山纳入城内。又于城外修建外廓，周长64余千米，包揽郊外山川，以天然土坡为郭，有十六座城门，略呈圆形 【74】 。明南京城由于大事扩建，因而成为很不规则的形状，建成中国历史上最曲折、最长、最宽、最坚固的城墙，故有“龙蟠虎踞”的形胜 【75】 。新建之明大内宫城居皇城之中心，又称紫禁城，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三门。宫城两侧分别为东安门与西安门，大殿之前有奉天门，大殿之后接着是华盖殿、谨身殿与乾清宫。城门之外，护城河、跨桥一应齐全。包含宫城的明皇城，位于京城之东，原是燕雀湖的旧址，因填湖而成 【76】 ，故南高北低，位于钟山之阳，略呈方形，二重六门，左右对称，甚是整齐。皇城的长安右门外通长安街，可直达市区大中桥。皇城有四门，并有开阔的御道连接城南的正阳门向北到洪武门，再进入午门，也就是皇城的正南门，太庙在左，社稷坛在右。北门称玄武门，西有西华门，东有东华门；皇城的洪武门之东有长安左门，其南依次建有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的衙门；长安右门之南依次为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最后是太常寺，所以所有的重要官署都设在御道之旁，路的两侧有遮阴避雨的走道以便官员之用，唯有刑部与刑场设在皇城的北门之外，以示肃杀之气。新建的宽广的国子监则在城北，明朝开国的第二年就已经建成，收藏了宋元以来大量木刻书版，并于此编成《永乐大典》，印刷各类书籍，曾有数千名中外学子在此就读 【77】 。众多的其他官署则散落在城内各个角落，官署的建筑面积都很大，有的还有庭园。不论哪一类建筑都讲究布局，配合四周山川景色。繁多的官署，数以百计的新街，好几十个市场、公园、游乐场、官府与私人宅第，以及军营、工厂与仓库。当时城内的居民享有开阔的空间，每一户几乎都有高顶的正厅，大都是平房，都有些院子 【78】 。
市街位于南京城中部和西南部，秦淮河从城东南的上方门流入市区，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区，交通方便，店铺沿街而设，织造业尤其兴隆。扩大后的明南京城需要从浙江与南直隶移入大量人口，来到以后分派到坊、厢与乡。城区内有坊，按职业划分，如织锦坊、工匠坊、铁作坊，等等。城外郊区曰乡，郊外的原居民区曰厢。明初南京人口增加快速，从洪武四年（1371）的186,259人，增加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的233,906人，到晚明约增至330,000人，若加上驻军，总人数可达550,000人，尚不包括无法估计的工商业流动户口 【79】 。如此规划，使明代开国时新建的南京城，成为名副其实的壮丽京师。
明初定都南京也带动整个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新增城市甚多，在河道纵横的平原上，市镇形成网状结构 【80】 ，周边山区也得到开发，人口也增加得很快 【81】 。赵冈认为，明清时代在江南兴起了“新类型市镇”，其新在于“不是为农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 【82】 。生产服务主要是收购农村副产品，大都是手工业产品，以棉纺织手工业与平织丝绸为主。新型市镇自然具有生产与市场的商业化功能，将江南所生产的丝绸与棉花转往全国市场。
明初以南京为京师，六十六年之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但南京仍然保持特殊地位，号称南都。北京建都，始于辽朝，金承辽都，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改称大都 【83】 ，成为元帝国的政治中心。明将徐达攻占大都后，略加修建 【84】 ，改大都为北平府，具有平定北方的意思。明成祖朱棣将京师从南京搬到北京，将政治中心北移，不仅是因为其根基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帝国的安全威胁来自北方。北京城大规模的营建始于永乐四年（1406），至永乐十八年（1420）才初步完成，正式改称北京。
明代的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扩建而成。城市被城墙围绕，多少会限制城市的发展，迟早将无法阻止向城外郊区扩张。北京城南由于大运河导致商业兴隆，人口密集，至明中叶由于蒙古的威胁而有扩建外城之议，直到16世纪60年代才筑成包容南郊一面的外城，又称南城，所加筑的外城，在平面图上呈现“凸”字形状，一条十八里的子午线，自永定门，经内城、皇城、宫城，贯穿南北。原有的土城墙逐步用砖包砌，城内设三十六坊，内城二十九坊，外城七坊，并开挖护城河，环绕外城，从东便门流入通惠河。
北京左海右山，南河北漠，长城依燕山蜿蜒西去，气势宏伟，原是古代燕国的首都，秦始皇毁之。永乐营建北京城的规划与南京略同，分紫禁城即宫城、皇城、内城、外城，以及元大都旧城。整个北京城占地约64.7平方千米，呈平行四边形，有城墙与护城河围绕。正方形的内城，东西长6.65千米、南北宽5.35千米，坐落在东西长7.95千米，南北宽3.1千米的长方形外城之上。外城在南，城墙约40尺（约13.33米）高，基层62尺（约20.67米）厚，高层34尺（约11.33米）厚。内城在北，呈方形，城墙有30尺（约10米）高，基层厚25尺（约8.33米），城墙周长23.72千米。整个城墙有十六个城门，外城门九个，内城门七个，每一座城门有三层楼高的绿色琉璃瓦城楼。内城最重要的前门，位于正中向南，明永乐帝所建，名之曰“正阳门”，当时有正阳外门等四个门，外门唯当皇帝欲往天坛祭拜时才开，内外门之间另有城闾。 【85】
内城的中心是皇城，皇城之中有宫城，亦称紫禁城，周长3000米，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3米，呈矩形，面积0.72平方千米，共有八门，建于元大内遗址而稍向南移，有城墙与护城河环绕，城墙高9.9米 【86】 。紫禁城北门与南京一样亦称玄武门，至清帝乾隆始改称神武门，出门面对煤山，清初改称景山。南门叫承天门，清初改称天安门，门前有T字形广场，沿广场东西南三面修建宫墙，纳广场于内，东西两翼各开一门，即长安左右门，正南是大明门，清朝改称大清门，向北直达承天门。乾隆皇帝曾延伸天安门前宫廷广场的东西两翼，增筑宫墙，纳入长安左右门外大街的一部分，增设新门，加强广场的隐秘性。 【87】 此外，在西郊广筑园林，最有名的就是圆明园。
紫禁城内宫阙的设计，也以南京为蓝图而增其规模，严整其布局。宫城墙外两侧布置官署，东文西武，一如南京的规划。宫城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北有玄武门（康熙讳改神武门），南有承天门、端门、午门。承天门由黄色琉璃瓦覆盖，城台四周有汉白玉栏杆，城下有河，架有七桥，桥前有石狮与华表。午门有正楼与两座侧阁，皇帝由正门出入，官员则由侧门出入。由午门入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代改称太和门，为三大殿之前导，广场开朗，金水河上架有虹桥，桥侧有雕栏，红墙金瓦、蓝天绿水、白蓝灰地，呈现五彩缤纷的景观。 【88】
宫城外朝三大殿，奉天、华盖、谨身，以文华殿与武英殿为两翼，面积85,000平方米，甚是壮丽，于元大内遗址上建成，曾屡次重修。清初改称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太和殿宽63.96米，进深37.17米，高26.92米，为全国面积最大、气象最宏伟的宫殿建筑。三大殿之后为内廷后三殿的乾清宫（皇帝寝宫）、交泰殿、坤宁宫，以东西六宫（嫔妃宫室）为两翼，奠基于元大明宫遗址之上。六大殿以外的次要宫殿，分布于东西两侧的廊庑之外而相互对称，殿宇的开间以九间为最尊贵，清朝增至十一开间，以示主次与级别。宫城周长3428米，四隅各设角楼，周围有御河，宽52米，清朝改称筒子河， 【89】 河岸秀丽。兴建御河时挖出的黄土堆成49公尺高的煤山，清朝改称景山，乾隆时于景山五峰各建一亭。宫后的御苑长90米，宽140米，苑内建有钦安殿，围墙环绕，自成院落，殿后亭阁对峙，远览西山景色。以宫城为中心，四周布置太庙、社稷、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祖社、四坛等祭坛庙宇，极为对称，呈现帝国威权与神权的搭配 【90】 。
明代北京皇城周长约11千米，呈不规则方形，北垣长约2460米，西垣约2644米，东垣约2150米，南垣约1770米，墙呈红色。皇城开六门：正南有大明门，清代改大清门，其东有长安左右门，其西有西安门，其北有北安门，清代改地安门。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面对御道，两边有千步廊，展现开阔的广场。永乐十五年（1417）拓宽南垣，形成西南角的缺角。皇城墙高6米，墙内建筑多系苑囿、官署、库藏之属，清代设三院七司，仍是政府机构的集中地，三海景山均在皇城之内。 【91】 皇城南端的横街，贯通东、西城，又称棋盘街，乃商贾百货云集之地。越棋盘街而至内城的正阳门，南向大道直达外城的永定门。从清初重建的鼓楼与钟楼经景山中锋，越紫禁城的中心点到永定门，形成一条全长八公里的中轴线，前朝后廷六大宫殿整整齐齐位于此中轴线的正中，城垣与城门均衡对称，气魄宏伟，象征帝国的政治中心，足见设计者突显皇权威仪的用心。 【92】
内城于明迁都北京二十五年后已经相当完备，墙高12米，周长23.3千米，四周城垣内侧各建有登城马道，东垣长5330米，设两门，东直门居北，朝阳门居南，运河漕运至此，内设粮仓；西垣长4910米，北为西直门；南为阜成门，外通煤矿，煤车多由此出入；北垣长6790米，安定门在东，军队回师经此；德胜门在西，军队出征经此；南垣长6690米，正阳门（今之前门）居中，官员多由此出入；崇文门在东，设有税关，商人多由此出入；宣武门在西，设有会馆，士人多由此出入。 【93】 明正统四年（1440）内城完成九门城楼，九门之外建有牌楼与角楼，墙外有河有桥，桥下建闸，各设三重水关。
北京外城在内城之南，嘉靖二十九年（1550）因蒙古威胁而增建周长14.41千米，其南城稍凹，东城稍凸，西城略高，有护城河，共开七门。南垣长7,854.20米，永定门居中，左安门在东，右安门在西；东垣长2800米，开广渠门；西垣2750米，开广宁门；北垣开东西两便门；四周都有箭楼 【94】 。地标有建于永乐年间的天坛，占地60余英亩（约合242,811.39平方米）；得名于元代的琉璃厂，成为明清以来的著名文化街；还有源自唐朝的法源寺，以及景色宜人的陶然亭。明初在城西建“廊房”作为商业区 【95】 ，随经济发展而日趋繁华，内外城街道布局以通往城门的道路最宽，不是东西向，就是南北向。城门与城门之间的主要街道与次要街道之间形成网状般狭巷，其中散布着大部分居民居住的胡同，计有450余条之多，宽者约4米，窄者仅70厘米，仅可通人，绝大多数集中于正阳门内与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胡同里的住宅都是平房，即四合院，每宅有单独的院落与庭园。平民所居之处俗称“猪圈”，取自明末俗语“圈在猪不在，圈在猪还来”，隐藏复兴朱明的意思。大街之上，则耸立了不少表扬功臣烈妇的牌楼，呈弧状，居民因而以牌楼命名附近的地区，如东单牌楼、西四牌楼，等等。民居仍以坊为单位，坊之下有铺。全城及郊区有33坊，705铺。 【96】 清朝入关后仍以北京为都城，坊铺街巷胡同虽有变迁，但基本上承袭明代规模，无大改变。
西华门西边的西苑，为明清皇帝游乐之地，建有亭殿楼阁与太液池，又称三海，即北海与中南海，海中有瀛台，建有昭和殿，环顾四周景色。清帝更在西郊建三山五园，即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清漪园。圆明园甚是壮丽，是清帝国所创造的最宏伟的帝王御园，择地于玉泉山，山脚下的平原有丰沛活水，位于今日北京之海淀区。来自玉泉的水既清凉又干净，有云“明月夜映清光圆”，故喻为“月光下的珍珠” 【97】 。丰沛的泉水由于海淀和邻近地区有充足的地下水，“淀”的原意就是汇聚水的地方。整个园址的地形，足以使一座壮观的宫苑发挥其极致的美学效果。现代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曾说：圆明园是聚山丘湖泊，结合殿堂、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结构的设计精华。在设计上，全园虽注重对称与平衡，然亦依照地形来强调变化，以及以活泼的造型来发挥别树一帜的风格。梁氏慧眼虽认为圆明园过度人工雕琢以致破坏了美丽的形胜，但他毕竟肯定具有生命力的圆明园，富有创意。 【98】
圆明园在广大湖区和高耸的西山之麓所呈现出来的巧夺天工的布局，被称之为“万园之园” 【99】 。由于周遭环境非常之好，早在13世纪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建有优美的庄园。到了16世纪，天然美景吸引了明代的武清侯李伟的灵感，在此建造了十分著名的清华园，被喻为“京国第一名园”。此后又有名书法家米万钟，也在此建造同负盛名的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的说法，这两座享有盛誉的园林于明清易代之际遭遇到破坏与荒废 【100】 。清代的统治者在海淀区新建了更多的宫苑。根据三张可用的地图显示，圆明园里的巨大湖泊是由运河网络和蜿蜒的水道所连接起来的。从鸟瞰的角度来看，所有在圆明园内的建筑都坐落在小岛之上，由假山、台榭、花石、树丛和灌木圈成一个个单独区域。那些被特别命名的“景”点，则由一组组既独立又聚在一起的小庭园所构成。当时亲眼见到这座巨大园林的英国人，观察到每一个个别景点都是“包含了一大群各式各样优雅精致的小建筑” 【101】 。乾隆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1737年，他传旨宫廷御用画家将圆明园的景观恭绘在绢本上。完成后，就挂在清辉阁的北壁之上。清辉阁位于“九州清晏”里皇帝寝宫的西侧，建筑样式呈单纯的长方形，配上工匠在梁柱上雕刻精致的图形和装潢，使阁的景致和其他周围的建筑配合在一起，在感官上十分宜人。清辉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悬挑设计，悬挑有涂漆保护，不易腐朽，让阁里的人不受天候的影响。清辉阁的直角和轴心对称又显示庄严，皇帝和他的侍臣们常来此作诗、绘画和欣赏风景，以畅雅兴 【102】 。圆明园内四十景于乾隆九年（1744）完成，其中十二景是乾隆于登基之后才兴建完成。温文儒雅的乾隆皇帝为四十景中的每一个景，都题上讲究的名称，并附题咏诗一首，后来辑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乾隆皇帝像一饱学之士为他的宫苑景点取了优雅的名字和具有诗意的主题，以呈现独创的景物形象，并由一位精挑细选出来的学者书写，以求整齐划一。这位皇帝还授命宫廷御用画家沈源和唐岱，以及书法家汪由敦绘制两册长约79.25厘米（2.6英尺）和约71.63厘米（2.35英尺）宽的绢本彩绘，以呈现出所有四十景的图像 【103】 。法国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神父于四十景完成后就来到圆明园，亲眼看到在一片大地上，609.6厘米至1,828.8厘米（20英尺至60英尺）高的山丘上，有非常多的既雅致又可爱的房舍，自然而然形成许多“村落”。这些村落在王致诚的笔下应该就是那些被命名的景点。他还看到许多“清溪”流向或大或小的湖泊里，并且在运河当中有一艘“2,377.44厘米（78英尺）长、731.52厘米（24英尺）宽、载有华丽楼座”的壮观大船，以及“不同的殿堂、开放和密集的门廊、花圃、园林和瀑布，当统观这一切时，颇有赏心悦目的效果”。他估计组成四十景的建筑群超过两百幢，如此雅致的地方他不曾在欧洲见过，认为圆明园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104】 。
包括京城在内的传统中国大地上，城墙是特殊景观，起源甚早，目的为了安全，以利防御以及维持秩序。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城隍庙，这是祈盼神明保佑。城墙围绕之处多半是政治中心，如京师、府城、县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文明，它们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至清代约有县城1500座 【105】 。一般只有一道城墙，但大城或要镇如北京、南京、济南、兰州、广州除了外城还有内城。墙外有护城河，大致而言，北方的护城河较窄而南方较宽，如北京的只有30米宽，而南京的却宽达80米。之所以如此，因为南方之水多于北方之故。护城河至城门处较宽，并有跨河之石桥或木桥。城墙大多筑于平地，即使在多山的福建，亦复如此，似与便于农作有关。城墙的材料大都就地取材，长江流域与珠江三角洲多用泥砖，长江上游则用石砖。高筑城墙的目的，不外是保护宫殿、衙门、粮仓、庙宇、民居，以及抵抗外敌。位于墙角的城阙木制有瓦，高约三层塔，为护城兵卒起息之所。城墙作为防御设施，在火炮发明之前，相当有效，其高度可达15米，不容易攀登。
江南地区的核心名城苏州，在宋代时已有“苏常熟，天下足”之称 【106】 ，在明清时代更成为繁荣的丝绸织城市，号称是“江南财赋之渊薮” 【107】 。美军于1945年所摄高空鸟瞰图里的苏州城墙、城门、城壕，与1229年所绘的宋平江图 【108】 相比，虽屡经重修，但城市的空间与基本形态未变，最明显的改变只是子城的消失。牟复礼教授认为，苏州此一大型城市在716年之间，持续不断地兴隆而维持基本形貌，在其他文明中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109】 。明清时代苏州的空间确实仍然是平江图里的格局，同时也可见此城在这一地区，经过好几千年的转变，从未间断地在时空里持续发展，而其重要性也未曾稍减。人称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然而马可波罗认为苏州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14世纪之初的苏州，在规模上显然要比当时的威尼斯大出3倍 【110】 。苏州占尽天时地利，亦因而颇享人和。温和的气候有利于农产，便捷的水道四通八达，大运河经此可通长江。苏州不仅本身繁荣，同时带动附近的城镇，诸如吴江、昆山、常熟、无锡在16世纪的晚明都已经有100,000人口之众。苏州的财富不是投资在土地上，就是投资在园林上，因而明清时代的苏州园林，已是举国无双，明代计有271处，清代计有130处，最有名的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所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其中颇多私家花园，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尚需到苏州来借景 【111】 。
今日依旧耸立在苏州市区的北寺塔，高约76.2米，历尽沧桑，阅尽变故，无疑是苏州最令人瞩目的地标。此塔初建于公元6世纪，只有七层；倒塌后，至11世纪的宋代才扩大改建，到12世纪的30年代，金人入侵，塔与庙俱毁；二三十年后又大事重建，塔高增加到九层，平江图所见已是今日北寺塔的母型。不过，明初又经重修，16世纪70年代遭遇火灾后，于万历十年（1582）到十八年（1590）之间彻底重建，臻于宏伟。万历三十一年（1603）整修，康熙九年（1670）大修，至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大乱，又遭摧毁，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才重新修复。北寺塔虽非明清时代的原塔，其意义是象征历史时空的延续，不因人事的沧桑而中断 【112】 。
苏州的城墙约长20,921.47到22,530.82米之间，大概筑于7世纪到9世纪之间。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时扩建，加固并完成约7.62米高与同样尺码的基层厚度。平江图之后，城墙时毁时建，但并未影响街道、运河、桥梁以及主要庙宇与官署的格局。整个城区约32平方千米，足以容纳250,000到500,000的居民，而所有的住屋都是平房。根据此一人口与居住面积，则每三平方里约有40,000人，或约每77.78平方米一人。若除去29％的街道、公共设施，以及富户豪宅，每人仍有约55.56平方米，或五口之家仍有约277.78平方米的空间，可允许占地约166.67平方米的平房加上约111.11平方米的院落与活动空间。 【113】
明太祖开国之前，在平吴战争中，严重破坏了苏州古城。战后重修的苏州府城周长约17,100米，呈长方形，一如平江成，南北6000米，东西4500米；城高7.8米，女墙高2米，基阔11.3米。城门有六，一沿宋元旧制，其中五门皆有水门，各门皆有城楼，城内外都凿有数丈宽的长濠，建有吊桥，以便进出。元末吴王张士诚曾焚毁子城，明初建府于苏州，即以子城遗址兴建府署，由于“兴既灭之王基”的流言，犯了明太祖的大忌，子城亦就弃置不用。明代苏州府全城大小街巷三百余条，前街后河，主河道有三横四直，小河道则不下百余条，伸展四方。大小河道加起来约有5000多米长，一派水城风貌。由于明代工商业的发达，街巷两旁出现了工作坊、店铺、会馆，阊门外的南濠街更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全城亦因而变得热闹，即明人唐伯虎诗句所谓：“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不绝人。”明清两代的苏州都称府，为巡抚与布政司的官署所在地。清初经过战乱后，修整城垣，江苏巡抚韩世琦于康熙元年（1662）改建苏州，恢复到宋元时期周长25,900米的规模，城墙高约9.3米，宽6米，女墙约2米的规模，水陆门依旧，增建了瓮城，即内外城之间的20平方米空间，以便诱敌深入，收到“瓮中捉鳖”的效果。水门成为沟通大运河的孔道。清代苏州不仅是江南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重镇，并逐渐向城外发展。 【114】
江北名城扬州南临长江，北接淮河，西有运河，东至于海，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然其区划到隋代开通大运河后始趋稳定，仍沿用古称广陵或江都。扬州的城郭，“其形似鹤” 【115】 ，府城垣周长2280丈（约合7,599.99米），呈长方形，水道陆路交通方便，衙门公署位于西北，学校与文化设施置于西南，武备与市场店铺散布于东北或东南 【116】 。扬州于明初因元末大乱，一片残破景象，虽略有整修，其范围仅是宋城西南一角；至万历年间，由于商业之发达，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成为新城，以别于旧城 【117】 。新旧城于明清时代各司其职，官府、县学、宅第都在旧城，而新城一直是商人与商业的集中地。新城东北的便益门有渡头，游船聚集于此，右岸有都天庙，由庙前砖路可抵达位于广渠门的渔市，下通天宁门，亦有游船，左岸有梅花书院与史可法墓。万历二十年（1592）太守吴秀开浚积土，种植梅花，称梅花岭，岭上有平山别墅，两侧有州县会馆，岭下有宽敞的广储仓，清雍正时兴建。自明朝以来，扬州郡城颇多书院，多由官员兴建，然位于北桥、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敬亭书院，则为两淮盐商所首创 【118】 。
天宁门位于新城西北，街口原是天宁寺山门旧址，原有高20丈（约合67米）的牌楼，故俗称牌楼口。位于牌楼口的天福居有花市，扬州花市颇多，因扬州人不论贵贱，都喜欢戴花。天宁寺位居扬州八大刹之首，清康熙帝曾赐四匾，供奉于大殿。康熙与乾隆两帝曾多次下扬州，天宁寺为四大行宫之一，寺右建有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戏台、御花园、护卫房等设施。御花园正殿大观堂之旁有御书楼，赐名文汇阁，藏有《四库全书》与《图书集成》。城北之上下买卖街，除肆市外建有土地庙、城隍行宫等建筑。 【119】
旧城正南是安江门，即南门，城外有子城，子城内有关帝庙。歙县汪氏于城南古渡桥旁建南园别墅，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等胜景。从南门到北门一共三里半（1.75千米）路，自南门大街经院大街到北门大街。西门又称通泗门，头钓桥与二钓桥分跨子城内外的市河，二钓桥下有画舫码头，过桥陆路两支，分别可通廿四桥 【120】 与双桥。从西门大街到大东门大街，共一里半（合0.75千米）路。从大东门城脚到小东门城脚，共有九条巷。小东门街有许多食堂。从小东门大街行三里（合1.5千米）路抵达缺口门，可通往专卖缎子的多子街。 【121】
扬州于明清时期，由于经济发达，林园鼎盛，城内城外点缀许许多多的别墅、草堂，以及大小不等的园子，都讲究治山、理水、置花等整体规划。建造与经营园林公私都有，而以私园居多。北郊的虹桥是有名的风景点，主景原称红桥，因桥之红栏而得名，后来改建为石桥，朱栏如彩虹卧波，故改称虹桥。四周荷香柳色处处，两岸房舍雕龙画栋，绵延十余里。当春夏之交，气候宜人，游人泛舟湖上，画舫弦管繁急，掩映出没其间。四时花卉丛开，春天为梅花与桃花，夏天为牡丹、芍药与荷花，秋天为桂花与芙蓉。当鲜花盛开之际，游人如织，船价也增加数倍。虹桥码头称虹桥爪，为一条长堤的起端，逶迤到司徒庙的上山路而止。堤上有“长堤春柳”等五景以及清初兴建的韩醉白别墅。虹桥的东岸有名重一时的江园，乾隆赐名“净香园”，园内有竹径，临水筑有曲尺洞房，有额曰“银塘春晓”。水上有许多白鹅，水边有茶肆曰“江园水亭”。园中勺泉，味极甘洌。虹桥名列扬州名园之一，成为士大夫文酒聚会之地，增添湖山之胜的人文风味。 【122】
扬州地处南北要冲，固然导致商业发达、富裕兴隆，然亦因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而毁于炮火。 【123】 明末清军入关，导致名闻史册的“扬州十日”屠城，惨不忍闻。 【124】 清初重建芜城，在维持原有格局的原则下恢复与扩建。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局势稳定，淮扬一带始因盐致富，扬州成为盐商之家。到乾隆时代，腰缠万贯的盐商，凭其财力，大事营建，使新城的声色光彩显著超越旧城，也造成扬州于18世纪的空前繁荣。
在华北与华东的平坦地区，城墙大致呈方形或长方形；方形城墙多见于华北与西北，如华北的山西大同府，长方形如西北的西安与太原 【125】 。不规则城墙则以华中与华东为多，杭州城就有最著名的不规则城墙。杭州与苏州并称苏杭，位于钱塘江畔，古称钱塘，隋代始称杭州。钱镠所建之吴越国即都于此，南宋也建都于此，改称临安，曾大事营建，除了在凤凰山方圆九华里内兴修宫殿之外，将罗城扩大，其范围东临钱塘，南越吴山，西接西湖，北至武林，气势宏伟。
华南的主要城市如南昌、贵阳、桂林、广州、福州的城墙都非方形或长方形。基本上呈圆形的城墙多见于中部与南部的边远地区，如明太祖的故乡凤阳也是圆墙 【126】 。此外，还有橄榄形、蛋形、圆宝石形，如宁波、无锡等地。有少数城市为了风水的原因，如泉州府，刻意作鲤鱼跳跃龙门状。在丘陵地带为了将有限的平地划入城内，形状不得不随地形而变，像甘肃灵台县城即呈葫芦状。 【127】 由于供水的需要，城市多半位于河边；运河沿岸以及从汉水到扬子江合流处，都是城镇聚集之地。在缺水的大西北，年雨量不到10寸，居落只能出现在少数的绿洲之上，如甘肃走廊上的城市几乎都位于扇形冲积地上，依靠每年春天来自附近高山的雪水。长江中游的武昌城西北临江，城门甚少，显然基于防洪的考虑。明朝开国后所修建的武昌城，西北城垣高出东南8尺（约合2.67米）之多。汉口只有西北城垣以防汉水泛滥，东南无墙因已有防洪堤防。汉阳东南临江，故东南城垣高出数尺 【128】 。武汉三镇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为了预防洪水不断的侵蚀，不断加高临江的城垣，呈现特殊景观。
作为皇城多半是全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如唐之长安、北宋之开封、南宋之杭州、元之大都、明之南京、清之北京。在中原十八省中的十四省中，省城往往是全省最大之城。在帝国时代，城市中有两个以上隔离城墙者，并不少见，如在城里或城外建专为满族居住的城，犹如双子城。清朝在华北与西北至少建有三十四个此类满族城。另外一种双子城或三子城则由于河流的关系，如府城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与嘉陵江北岸的厅城江北，遥遥相望；武汉三镇隔江相望，是最好的例子。还有一种新旧双子城，旧城因天灾人祸被毁，遂在旁另建新城，然有时旧城仍有人居住，形成新旧并存的现象，如直隶顺德府的密云与广东的南雄，就是很好的例子。
明清时期徽州一带，由于商业发达，少见茅舍，二层楼砖木住宅的四周围有高墙，另有防火墙。白色高墙除大门外，尚有水磨砖或黑青石砌成的不同形状的窗口。高墙呈阶梯状，墙头或有卷草、如意等图案。大门讲究气派，正门两旁有边门，并建有门楼与门罩，拾石级登门。讲究朴实，不尚奢华，故必要的空间设置齐备而不常见精致的客厅、书房，以及附设花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明清建筑群，位于徽州黟县的宏村，整体按牛形布局，数百栋老宅鳞次栉比而建，像一头大水牛。一条石砌水渠引山溪进村，蜿蜒穿庭入院，犹如牛肠，注水入月塘，塘形似牛胃。溪水再流入村前南湖，有若牛肚。观此可以想见，宏村宛如一头巨无霸水牛，悠闲地斜躺于明清时代的青山与绿水之间 【129】 。徽州与苏州同属江南，明代同属南直隶，清初同属江南省，至康熙六年（1667）始划入新建的安徽省 【130】 。徽州位于江南秀丽富饶的丘陵地上，市镇沿江河而设，新安江及其支流沿岸尤呈线状分布。今之皖南赣东地区，仍然保存了大片明清古建筑群，展现明代疏朗淡雅的韵味以及清代细致精美的风格。安徽屯溪仍可见一条1200米长的明清时期商业老街，具有明清风格的大批民居，则起伏于山腰与山麓之间。村落随地形而建，或依山傍水，或背山面田，河流山溪潺潺。村镇里有百年老宅、石路、古树、绿水、古桥、方亭、古塔，布置于水光山色与碧绿的田野之间。错落的青瓦白墙明清建筑群，尤令人注目，可以想见明清时代这一带具有活力与美感的风貌。 【131】
中国传统建筑喜欢坐北朝南，但在黟县的明清民居却并非如此，或坐西朝东，或坐南朝北，绝无面向正南的房屋，原因不是地形而是风水，黟人以为发祥的龙脉起于西北，若大门朝南，则犯相克脉，再则黟人多经商，明清的徽帮早已闻名于世，相信“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的说法。风水迷信也是一种人文，这种人文也对明清时代的物质景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明清徽州民居颇多大宅，以三合院或四合院为多，最大的有一百多个门庭，主房旁边有偏房跨院，呈方形；屋多两层，砖木结构，前庭有天井。楼下有门厅、客厅、卧室、厢房等，楼上则有民间所设祭祖座位，卧室在两侧，装潢采“跑马楼”式，柱子外侧周围装有镂雕木栏杆。凡徽派民居都讲究装饰，诸如门楼的砖上有石雕，窗扇、栏杆、月梁上有木雕，天井石栏上有镂雕，另有彩画，甚是夺目。
明清时代经济较为发达，一般士商阶级多能享受生活空间的舒适，不喜城居嚣烦，崇尚居所的山水之胜，所谓登山可以远眺，临水可以羡鱼，如明人杨应诏所说“谚有云：‘登高使人心遐，临渊使人意深’”，又说“所居、所到、所游处，率多山水与余相与环列” 【132】 ，甚至不惜凿池叠石，自造山水以自娱。居所各空间的布置，讲究名实相符，诸如前堂接待宾客，后庭取静自修，楼宜远望，阁藏书籍古玩。居所的大小贵贱，要看财力之厚薄，然财力未必能见品味，而半亩塘，或一间茅屋，亦可见风情，要在古雅而不在艳俗。古雅之士即使在家具的位置与书画的悬挂，都要配合空间，如四周布桌，中间虚空处置放烛台、香几等，又如斋中悬画宜高，而不宜两壁对列。书画的大小，也要适应空间，如“堂中宜挂大幅横披，斋中宜小景花鸟” 【133】 ，等等。
在明清空间里呈现特殊人文景观者，尚有福建的土围楼。博平岭高地与玳瑁山脉位于闽中之西南，众多的溪河流向平原，形成许多浓郁的溪谷，偶尔也形成林木苍翠的小平地，本地人称之为“平洋”。土围楼就散布于溪谷、平洋、沿海之间，永定一带尤为密集。土围楼由泥土版筑，四面围闭，或圆形，或方形，或呈不规则形，青瓦黄墙，望之如高矮不等的城堡。围楼固然有自卫的效用，明代中晚期治安败坏后为了防盗、防乱而始兴建，似非偶然；即使太平盛世，亦能与围楼居民以安全感。然而兴建围楼所费不赀，若无财力难以有成。大型土围楼大多兴建于晚明至清代乾嘉年间，正与此一期间这一地区的经济发达有关，如永定的竹木贸易与烟业都带来大量财富，得以在家乡密集兴建占地较小而居住空间较宽的土围楼 【134】 。今存明清围楼大都散布于闽西南方圆600平方千米的山林之中，其较大呈筒形的土围楼，在美军的高空侦测照片里与洲际导弹发射筒，极为相似 【135】 。
牟复礼教授研究中国城市史，得出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中国城乡之间在文化上的差距并不很大，有许多文化人住在乡下而非城里，他称之为“城乡的一致性”（urban-rural uniformity） 【136】 。西方的乡村往往犹如文化沙漠，而城市则如文化绿洲，截然异趣；然而在明清时代，城乡已具不同的空间观念，乡下人与城里人，俨然是不同的两类人，往乡下去与进城去，也是两种不同的空间概念。
明清帝国的空间如是广阔，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在现代交通网出现之前，各地方之间必然有空间之间遥不可及的感觉，以致方言之多，隔阂之深，难以沟通；不过，明清帝国广设驿传，使得辽阔的疆域能够联系起来。
空间的联系
明清承袭元帝国，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不得不广设驿站，以为联系 【137】 。终元之世，交通网络北达黑龙江与叶尼塞河，西至西藏，驿站以大都（北京）为中心，辐射1500余处。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就已认识到驿传的重要性，认为“驿传所以待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 【138】 。他以南京为驿传中心，除恢复元朝驿路外，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而建设新驿站，如在征讨云南之前，在岳州到贵州之间，设驿25站，以便传递军情与输送粮草，形成云贵驿传体系，由湖广经贵州，入滇东，而达昆明。明朝统一后在北疆所设的九边之间，亦设置驿所，互通消息。洪武帝在辽东设置21驿，永乐帝又增设45驿。宣德帝整顿西域21驿，由于广设驿站，使明廷中枢能将联系伸展到西藏等边远地区 【139】 。除北方沿边之外，明廷通往浙东沿海的卫所以及偏远地区，不断增设新驿，以通驿路。如洪武十九年（1386）在奉化县设立西店驿，翌年又于宁海县设立桑洲驿。成化六年（1470）于福建漳州府南靖县设平南驿，汀州府上杭县设平西驿。万历元年（1573）于四川巴中设新驿等 【140】 。卫所由于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有权“直接起关驿马、驿船，以便飞报军情”。
大致而言，明清驿传在元代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驿传系统以京师为中心而遍布全国各地，驿传机构则可分为“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 【141】 的“驿站” 【142】 、运送物资与使客的“递运所”，以及专司递送公文的“急递铺”三类 【143】 ，沿途设置驿、驿馆、台、站等中间站作为传递的主干，其功能费用均由中央报销。驿站任务最多，几成为驿递机构的统称。递运所有水陆之分，水递备有马船与红船，陆递则备有大车，以运货为主，明中叶以后渐由驿站取代。明代急递铺十里一铺，铺兵一昼夜行30铺，约300里，1里约1/3英里，是中国人在传统时代估算距离的基本概念。万历初由于冗滥而功用不彰，邮传任务遂由驿站承受 【144】 。从唐宋到元朝，为接待官员而建的驿馆往往宽敞豪华，而明清驿舍已渐趋朴实 【145】 ，可见其主要功能由接待官员而转向文书之传递与物质之运输，讲求实用。
明代驿传由兵部总其职：设置驿站、发放符牌、制定规章，等等。各地方则由布政使与按察使管理驿传道，总理一省驿政。驿站可分水陆两种，水驿用船递，陆驿用马或车递。各驿站有驿丞，总领一驿事务，“典邮传迎送之事” 【146】 。无论乘驿或递报须有牌符，以资证明；牌符制度在宋代已经严格执行，明代有符验、堪合、火牌三种牌符，牌符上注明数量，以防作弊或勒索。
日常文书则由急递铺传送，担任传送任务的铺兵，大都由贫户或“漏籍户” 【147】 充当。每铺设铺司一名，登录收到文件的状况与时间后，由铺兵转拨到下一个铺，有如接力赛跑，一昼夜可行400里。明代物质转运由设于交通枢纽的递运所承担，解运劳力则由官方囚徒提供。由于水运价格较廉，递运所拥有为数不少的船只与水夫；然而因为开销很大而经费短缺，至万历年间已经裁撤大半 【148】 。
明代驿路的分布，明显配合主要的交通路线。永乐以后，南北两京并重，从北京到南京的驿路，至为重要。这条路线从京师城内的会同馆出发 【149】 ，南下130里至涿州（今河北涿县），再南下250里至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县），再南下260里至德州（今山东德州市），于此渡卫河，行150里至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行70里后转往西行70里，至东昌府（今山东聊城县），再南行160里至兖州府（今山东兖州县），再南行395里达徐州（今江苏徐州市），再南行165里至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再西行至汴城（今河南开封市）而后南下205里至凤阳府（今安徽凤阳县），再东南行165里至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续行95里至江浦（今江苏江浦县），到达长江北岸，渡江南行15里，抵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全程一共2130里 【150】 。这条路线继续南行可达浙江与福建。另自京师经江西到广东，经河南到湖广与广西，经陕西至四川，经贵州至云南 【151】 。另外，从两京到各布政司都有驿路可通，各布政司至所属府州也有驿路可通，形成绵密的网络。以讯息传递与联系管道而言，明清规模已远远超过汉唐。
驿站的物质供给，在元明时代，即由官府指派百姓提供，列入专户，世代相传，不准改业，以求稳定。所提供的服务不外是提供饮食、交通工具，以及各类差役。至于在交通网络上由军士负责的军堡，则以运输物质为主。就全国而言，驿递实在是一项庞大的运作工程，尤赖官府的妥善经营；到了晚明，政情衰蔽，奸吏、驿棍丛生，上讹官府，下索民间。民间益贫，依靠驿传系统维生者日多；一旦明廷不堪荷负，不得不裁减驿站时，大批失业的驿夫遂成乱源 【152】 。
清朝建国之后，其控御的疆域既大于明朝，驿传的范围也就更加辽阔，对驿传也极为重视。康熙帝即靠驿传“飞驰告变”，才得知吴三桂在云南叛变，明白传递军情的重要性。施琅之平定台湾以及林爽文乱事之平定，所谓“红旗报捷”，也是靠“飞折八百里驿递”。所以清廷除了承袭前明的驿传系统外，且在关外广设驿站，使东北与漠北驿道相连 【153】 。康熙与乾隆两帝为了平定准噶尔，更设直通往新疆的驿站不下百余所，事后也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雍正帝于1734年建设“塘讯”，除了传送文书外，以联络声气为重，增添了邮驿的实质意义 【154】 。这种邮驿即使在蒙古的草原大漠自成体系，却亦与整个清帝国的庞大邮驿网络连成一体 【155】 。当帝国尚未完全稳定之前，仅致力于中原十八省驿传系统的改善，到康熙平定三藩与讨伐噶尔丹战争的胜利，更将驿传系统扩展到大西北与大西南边疆。此后，驿与递合而为一，驿站已兼具多种功能，连军堡也附属于驿站，归驿丞管理。
大清帝国所形成的讯息网络以北京为中心，一线经通州，越山海关，沿辽西走廊，直抵奉天（今之沈阳），再北可达吉林、齐齐哈尔，以及黑龙江畔的瑷珲；二线经内蒙南通朝鲜、北达俄边；三线自涿州由东南向经河间入山东德州，一路纵贯山东全省，另一路经宿迁入江苏省，沿高邮南下渡江而至苏州，再自苏州南达杭州，再自杭州经兰溪南下建阳，直抵福州，再自福州西向经上杭入广东潮州；四线自江苏铜山至凤阳，一路由凤阳达江宁，另一路由凤阳经合肥至桐城，一路由桐城到安庆，另一路由桐城西入江西，以达南昌，向南入广东，东南入福建；五线自北京经保定、大名入河南安阳，一自安阳西通开封，另自安阳南下新郑，由新郑经信阳抵武昌南入长沙，再自长沙一路通广东，另一路经衡阳入广西桂林，南通越南，西通云南；六线自新郑经襄阳入湖南，经桃源、芷江入贵州而达云南；七线自北京西南向由正定西通太原，南抵潼关、西安，自西安南经咸阳入川，再经绵州抵达成都，再由成都西通西藏，另自西安通兰州，再自兰州经张掖进入新疆；八线由北京西北，一路至张家口，北经内蒙可通新疆，另一路经长城以南抵嘉峪关，与兰州驿站相接，亦可通新疆。 【156】
大清帝国经由驿传系统所要传递的主要文书有廷寄、题本、奏折。廷寄始于康熙，成于雍正，乃皇帝经由军机大臣发布的旨意，多半是军政要务，所以既不抄发也不交部议，而是加封后直接交兵部，发给驿传驰递。乾隆十七年（1752）之后，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封发，不再经过兵部 【157】 。驰递的速度由军机处在廷寄的封套上注明，大致按政情或军情的重要性，分为300里、400里、500里、600里四种 【158】 。最紧要的廷寄必须“随到随发” 【159】 。最快的600里加急，从北京到新疆的伊犁，若日驰600里，12,000余里的路程，须时20日。在这20日夜急速的接力赛跑中，真不知要消耗多少人力、马力、物力，可见传递一份紧急廷寄的代价之高。
题本在明朝就有，乃官员向朝廷奏报军政事务的文书。来自京内外的题本，须经通政使司先检查是否合乎规定，然后呈交内阁；内阁票拟意见后，再上呈皇帝御批。在军机处成立之前，军政要务莫不经由题本处理，故传递题本在时效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大致视官员所在地与京城的距离而定，如近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必须于3日内递到，远在广州的两广总督则可于24日内递到。严格规定传递的时日，显然在要求军政事务不容壅滞，如有延误与散失，必将受到惩处 【160】 。
奏折最初仅是康熙亲信大臣为了向皇帝请安之用；之后，地方大员除了请安之外，兼报地方政务，皇帝亦乐于从奏折中探悉地方政情，于是奏折日益推广，至雍正成为定制。不过，奏折大都不由驿递，而由题呈奏折者自递。奏折显然只是个人意见，故不能用成本昂贵的驿传，假公济私 【161】 。至于有关地方紧要事务之奏折，汇齐后由专差一并递送。事实上，从雍正到乾隆奏折的数量不断上升，重要性不断增加，逐渐成为正式公文，然而皇帝仍然坚持不准由驿站递送，以免烦扰 【162】 。
清代省以下之府、厅、州、县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也设有上万处的急递铺，除偏远地区外，大约每十至二十里设一铺，铺司一名，登记文书，由四名铺兵负责将文书传递到下一个铺。自成网络，专为接递日常公文之需，没有接待官员与运输物质的任务。铺之外，尚有“塘”。“军塘”原是清廷在西北用兵时，为传递军营文报之需所设，“营塘”则系省级提督或总兵为接递军营文报所需而设。所谓“提塘”，乃督抚驻京的单位，负责抄录邸报或部文而后传回本省，以通消息。清代的两江总督就在总督府所在地江宁与北京之间设立塘拨达69处之多，以便将消息火速飞传。驿站以及铺与塘形成全国性的信息传递系统，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控制不可或缺的一个机制。
清朝康熙、乾隆两帝曾多次出巡，北出塞外，南巡曲阜、江南，东巡盛京。康熙与乾隆的南巡，规模尤大，内廷、皇族、亲信、官员、军队随行，象征皇权的远播，体会亲眼目睹帝国实况的感受，以及察看帝政落实的情况。其他诸帝出巡的规模虽不能与康、乾相比，至少每年都要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皇帝出巡，政治中心随之移动，随时需要与全国各地互通讯息。于出巡期间，在京师与行在之间设有塘站，递送文报的马匹由在地督抚的驿站调度，并由兵部派笔帖式在东华门等候，随时应差，而且每十日向皇上行在汇报塘站运作情况，题本于出巡期间每三日一递，乾隆改为隔日邮递，随时批发；奏折则随题本进呈，批示后送返京城，再交专差送回给督抚，所以即使皇帝出巡在外，仍然批阅公文奏折，全国军政情况都在掌握之中。 【163】
从上述可知，明清的驿传系统，以政府之力建立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其军事与政治的目的彰明昭著，目的无非在掌控庞大的帝国，实行有效的管理。驿传的便捷，原也可以成为帝国的经济动脉；事实上，明中叶以后，确有商人买通驿丞使客，利用驿站与转输的方便，贩运商品 【164】 。然而毕竟是贿赂公所的非法行径，无法成为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带动整体的经济发展。
结语
中原是明清帝国的根本，根本一失，帝国崩溃。然欲保住根本，必须稳固广大的边缘地区。换言之，边缘地带是帝国的保护带，称之为藩，视为屏障。清帝国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边陲地区少数民族事宜，当其盛世，朝鲜、安南、缅甸都是藩邦，捍卫帝国的安全。明清统治者的帝国安全观显然受到地理环境与历史经验的影响。地理与历史也造就了特有的明清朝贡体制，绝异于近代西方的列国体制与殖民主义。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帝国的扩张，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动力是资本主义，而中华帝国的扩张以安全为主要目的，动力是民族与文化的融合。明清帝国是中华帝国的后期，经过长期的时空蜕变而来。根据考古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疆域内可能已有9000年之久的民族与文化交融史，在时间长河里，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不断互动与吸纳。至20世纪，帝国虽然崩溃，中国境内仍有五十六个民族，合称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出现了经过融合境内异族的华夏民族，或称诸夏。被视为蛮夷的西秦最后还统一了中国，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诸夏集团。所以公元前221年已经呈现中国本部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文化上的大融合，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合为一体。代表南方的楚文化也终于与北方文化融合，“成为水平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 【165】 。这也就是费孝通所谓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66】 。不过，在交融的过程中，中原与边疆之间仍然时有对峙，以及不断发生冲突与战争。
当秦汉帝国在中国本部成立之初，北方边疆已经出现另一以匈奴为主的民族集团。虽然据司马迁说，匈奴也是夏后氏的苗裔 【167】 ，原非外族，但双方武装冲突，极其剧烈，秦始皇不惜人力财力，兴建万里长城，并派蒙恬大军驻守防御。秦末大乱，匈奴乘机又进入河套以南。长城虽然主要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68】 ，但无疑也是一道防御措施。汉帝国成立时，匈奴又已占据冀北、陕西、山西等长城以南土地，足以分庭抗礼。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幸而脱困之后，改采和亲政策，开放关市。于是汉、匈两族在中国境内，“彼此在原来生活的地区分疆自守” 【169】 ，但问题并未解决，至汉武帝国力充实时，才有能力稳固帝国的安全，北服匈奴、东定朝鲜、南平百越、西通西域。
长城南北两个族群的对峙，于汉帝国崩解前后，掀起另一波的冲突与战争，即所谓五胡乱华，造成中国在政治上的大分裂。至杨隋建国，境内的民族虽然逐渐融合，下开隋唐盛世，但来自北方边疆的威胁，并未消除，唐太宗还曾称臣于突厥。此后，宋有辽、金、蒙古之患，而元朝与清朝先后以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统治整个中国。
从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国史来看，统治者的安全布局大都放在绵长的北方边疆，即使在秦汉和隋唐盛世，国力强盛，亦不例外，实因整个自然环境所使然，入侵者在辽阔的北疆，处处可以突破，防不胜防，所以秦以武力统一六国之后，仍须修筑长城以自卫，就是最好的指标。千余年后的明帝国又重修长城，设立九边，防守的态势，依然未变，形成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所谓的“长城心态”（Great Wall Mentality）。然而这种心态的始因，并不是费氏所意指的中国民族的保守性格，而是受制于自然条件，无可改变的宿命，不得不设置内线防御，有如欧战时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以策安全。当有余力时再出兵塞外，以冀消灭潜在的敌人，如汉武帝之北伐匈奴，而类此主动攻击，是十足的“防御性攻击”（preemptive strikes）。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也曾远征沙漠，以稳固长城一线的宁静为目的。有明一代亡于辽边不守，事更显然。
满族自关外入主中原，不仅以中国自称，而且承袭中华帝国传统，建立本部的十八省，以儒教立国。满人以少数民族继中华正统，虽提倡满蒙一家，以为奥援，但建政以后，仍一如前朝之以北疆蒙古为假想敌，非诚心顺服，不足以言稳定。故康熙倾力征讨准噶尔，务使其顺服而后已，进兵新疆以及西藏亦与蒙古势力有关。清帝国之武力西进，领土虽持续扩张，但其目的也是“防御性攻击”，并不似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之夺取资源或殖民，而是建立屏藩，以策帝国之安全。至清之盛世，朝鲜、缅甸、安南、琉球皆为藩邦，形成一个以朝贡为纽带的天朝体制，而此体制的维持，乃整个帝国安全的保证。西方势力在近代汹涌而至，列国体制冲击天朝体制，两者不能相容，在武力对抗下，天朝不敌，清帝国解纽，安全顿失，虽入列国之林，然危亡无日。经过半个世纪之纷扰，中国始于明清帝国的残余空间内，重建安全秩序，重新利用与分配空间内的资源，更重新建立空间内的交通网络。在这所有“重建”的过程中，所造成空间内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却是明清时代所难以想象的。
注释
【1】 参阅Edward Whiting Fox, 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Other France, New York: Norton, 1971, p.23.
【2】 参阅Brian Fagan, The Little Ice Age,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 1300-185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此书述及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对近代欧洲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
【3】 萧启庆：《“蒙元”统治与中国文化发展》，载石守谦、葛婉章主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年版，页188。
【4】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95。
【5】 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收入民著《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73、79。
【6】 Ho Ping-t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1967), pp.192-193.
【7】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册7，页2112。
【8】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册38，页11587—11588。
【9】 康有为：《爱国短歌行》，《康南海先生诗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卷1，页14—15。
【10】 J. R. McNeill,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in Mark Elvin &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11】 参阅 McNeill,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 p.32-35.
【12】 有关章太炎“历史民族”的分析参阅Young-tsu Wong,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7-28.
【13】 有关土木堡之变的专文可参阅Frederick W. Mote, "The Tu-mu Incident of 1449", in Frank A. Kierm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e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43-272.
【14】 此段叙事主要参考夏德仪：《明代的长城》，《“国立”台湾大学十周年校庆专刊》（1956年3月），页63—64。
【15】 见徐溥等编：《明会典》，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卷109。
【16】 参阅《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329。
【17】 参阅王恢：《中国历史地理》，下册，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页1153—1154。
【18】 土司数目根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页57—63。
【19】 山东平度新河乡于1975年出土此船残骸，见王冠倬：《中国古船图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93—94。
【20】 参阅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1】 参阅王冠倬：《中国古船图录》，页98、142—152、263—264；徐玉虎：《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图袋，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版。
【22】 参阅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0.
【23】 《利玛窦中国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7。
【24】 参阅《大清太宗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版，卷20。
【25】 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34年版，卷534。
【26】 册文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版，卷74。
【27】 参阅Frederick Bergholz, The Partition of Stepp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3, p.58-59.
【28】 参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卷9，页2。
【29】 《准噶尔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90。
【30】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to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7-109.
【31】 张穆：《蒙古游牧记》，台北：蒙藏委员会，1981年版，页127—131。
【32】 喀尔喀蒙古领地极为辽阔，东起黑龙江之呼伦贝尔，西到阿尔泰山，北接俄罗斯，南临瀚海。
【33】 语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台湾商务版四库全书，卷7，页29。
【34】 参阅《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70年版，卷146，页18、23、24。
【35】 同上，卷151，页20。
【36】 语见《平定朔漠方略纪要》，页1。
【37】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76，页4。
【38】 《尼布楚条约》很可能防阻了俄援蒙古；如果噶尔丹如愿得到俄援，或又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噶尔丹在两大之间，都不是盟友，最后败亡自非偶然。
【39】 关于噶尔丹死亡问题的不同说法与考析，并证明“噶尔丹之死实际是一种变相自杀”，详阅崔岩：《噶尔丹死亡问题考辨》，《清史研究》（2007年2月），页110—113。
【40】 参阅《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二集》，收入四库全书，卷24，页10—11。庄吉发译注：《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版，页219；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章。
【41】 康熙亲征噶尔丹经过之详情可参阅Perdue, China Marches to West, chapter 5。
【42】 此铜版图发现于沈阳故宫，后由金梁印出并为之序。近人研究可参阅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北平中国地理学会，1930年版。Peter Perdue, "Boundaries, Maps, and Movement: Chinese, Russian, 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2(June, 1998), pp.253-504. 孙鞊：《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96—139。
【43】 叶之儒：《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页63。
【44】 参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1—158。
【45】 参阅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
【46】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台湾文献丛刊本，1971年版，页160。
【47】 参阅连横：《台湾通史》，台湾文献丛刊本，1962年版，册1，页1—2。华人早于公元前涉足台岛的记录可见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卷10，页2822。
【48】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8，页5433、5601—5608。
【49】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1995, p.117,308-309,319-320.
【50】 Wang Linheng 1969：卷3.
【51】 W. P. Groeneveld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Eerste Deel, The Hague, 1898, pp.11-23; 《明季荷兰人侵据澎湖残档》，页1—10。
【52】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台湾文献丛刊本，1971年版，页96；参阅Chang T'ien-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Leyden: E. J. Brill, 1933, 1969, p.113-117.
【53】 阅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03, p.24,28-29.
【54】 Inez de Beauclair ed., Neglected Formosa by Coyet Fredrik,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 Center, 1975, p.14.
【55】 参阅日本历史学者岩生成一的论文《近世日支贸易の关系数量の考察》，《史学杂志》第62编第11号，页981—1020。
【56】 见《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页128—131。
【57】 廖汉臣：《郑芝龙考》，《台湾文献》，卷113期（1960年9月），页3。
【58】 毛一波：《古今台湾文献考》，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1970年版，页88。
【59】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页147、158。
【60】 De VOC en Formosa, 84; C. R. Boxer, "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Equan", T'ien-Hsia Monthly, Vol.21, No.5 (April/May, 1941), pp.421.
【61】 《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页147。
【62】 John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4-25.
【63】 《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5，页4。另参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页36。Young-tsu Wong, "Security and Warfare on the China Coast: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35 (Fall, 1983), pp.111-196.
【64】 语见《澄海县志·序》，转引自王冠倬：《中国古船图录》，页265。
【65】 于慎行：《读史漫录》，万历刻本，卷2，页16。
【66】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Vol.2, pp.120,121,122.
【67】 批评汤氏边陲控御内陆理论详阅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44—48。
【6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台北：新兴书局，1956年版，册4，页841。
【69】 参阅《明史》卷85。
【70】 参阅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343—345；《清代京杭运河全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版。
【71】 柳诒徵等编：《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页71—73。
【72】 参阅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36.
【73】 参阅《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卷100，页4；卷115，页4；卷130，页1；卷145，页2；卷201，页1—2；卷217，页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图书集成本，卷13，页3。《金陵通纪》，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卷10，页3—5。
【74】 参阅朱偰：《金陵古迹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页7、193。
【75】 参阅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规划与人口变迁》，《食货月刊》复刊卷10期3（1980年6月），页83—84。对南京地理环境有精要的描述。另阅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49—183。
【76】 见《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卷73—74“江宁府”条。
【77】 参阅陈昌远：《中国历史地理简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81、477—480。
【78】 参阅《白下琐言》，光绪十六年刻本，卷1。
【79】 此人口数字根据徐泓的估算，见氏撰《明初南京的都市规划与人口变迁》，页101、102、103。根据1931年的户口统计，南京地区永久居民达500,000人，分住在24坊、24乡、39厢之中，若加上200,000驻军，则总数是700,000，参阅陈昌远：《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页136、139、141、142、144；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226。牟复礼认为明开国前南京人口大约只有10万，建都之后在二十年内增长了10倍，所建官署须容纳10,000个文官，12,000个武官，将近50,000名下层官吏，拥有8000到9000名学生的国子监，以及200,000的驻军。参阅F.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p.132,136.
【80】 参阅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页93。
【81】 参阅Sen-Dou Cha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53, No.2 (June 1963), pp.136.
【82】 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页193。
【83】 参阅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页10—14。
【84】 徐达筑城的年代考证可参阅李燮平：《明代北京都城营建丛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页18。此书对官书所载徐达增筑北垣，永乐拓展南城，嘉靖建外城多有考订。
【85】 有关北京城的简介参阅L. C. Arlington and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eking, Henri Vetch, 1934, p.1-4.
【86】 参阅《明史》卷40《地理志》。张先得编：《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1—3；并参阅页1地图。
【87】 张先得编：《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页193。
【88】 参阅Arlington and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25-61.
【89】 参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3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
【90】 参阅Arlington and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62-76.
【91】 参阅张先得编：《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页14—19。
【92】 参阅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186—197。
【93】 参阅张先得编：《明清北京城垣和城门》，页28—32。
【94】 同上，页130—131。
【95】 参阅刘德岑：《古都篇》，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57。
【96】 参阅沈榜：《宛署杂记》，台北：进学书局，1970年版。
【97】 参阅《北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297。
【98】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册3，页227—231。
【99】 Chen Chongzhou, On Chinese Gardens,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1994, p.5.
【100】 侯仁之：《圆明园》，载《圆明沧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页99。
【101】 Samuel H. Holmes, The Journal of Mr. Samuel H. Holmes,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 p.134.
【102】 参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册2，页1333—1334。
【103】 见《园明沧桑》，页16。这套画作和诗集被法国人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掠走，随后被发现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法国在1983年给中方赠送过一套原图彩色照片的底片。至于由孙佑和沈源签章的同一个绢本彩绘的木刻版，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印制出版了。参阅程演生：《圆明园考》，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页1。
【104】 Jean Denis Attiret,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 transl. from Frech by Sir Harry Beaumont (Joseph Spence), London: Garland reprint, 1982, p.7-8.
【105】 参阅《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61。
【106】 见陆游：《常州奔牛闸记》，（宋）陆游：《渭南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卷20，页12。
【107】 明代学者邱浚语，见邱浚：《大学衍义补》，收入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卷24。
【108】 此图高8尺（约合2.67米），宽3.5尺（约合1.17米），甚是精细，宋代苏州的城市面貌，包括街道、流水、建筑物等，一览无遗。此图有拓片。
【109】 F. W.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Vol.59, No.4 (Fall, 1973), pp.38-39.
【110】 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43.
【111】 有关苏州园林的建构、意境与风格的详细叙述，可参阅金学智：《苏州园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2】 参阅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50.
【113】 同上，p.53,64.
【114】 参阅宋如林等修撰：《苏州府志》（1824）；李铭皖修撰：《苏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参阅徐扬绘：《姑苏繁华图》，香港：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15】 李斗：《扬州画舫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页139。
【116】 参阅余棣元明：《扬州城的历史变迁》，载冯尔康编：《扬州研究》，台北，1996年版，页118—120。
【117】 此节叙述参阅《扬州府新筑外城记》，载《扬州府志》（1733），卷5，页3—4。
【118】 李斗：《扬州画舫录》，页56、58、60。
【119】 李斗：《扬州画舫录》，页77、78、82、98、99、131。
【120】 廿四桥非因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而得名，实有二十四桥，沈存中于《补笔谈》中一一列举，见李斗：《扬州画舫录》，页324。
【121】 参阅李斗：《扬州画舫录》，页156、157、159、176、179、180、181、182、185、188。
【122】 参阅李斗：《扬州画舫录》，页230—231、240、250、256、261、283；许少飞：《扬州园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3—40。
【123】 此论见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0—11。
【124】 王秀楚：《扬州十日记》，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目击屠城，记之甚详。英译见Lucien Mao, "A Memoir of the Ten Days' Massacre at Yangchow", Tien-hsia Monthly Vol.4, No.5 (May 1937), pp.515-537.
【125】 Sen-Dou 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75-100.
【126】 Chang,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p.89.
【127】 参阅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114—149。
【128】 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页79—80。
【129】 图片可阅陈从周、潘洪萱、路秉杰著，金宝源等摄影：《中国民居》，台北：南天书局，1993年版，页47、48。本节所述明清民居除1996年访览外，亦多参考此书。另参阅张仲一、曹见宾、傅高杰、杜修均：《徽州明代住宅》，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版，页9、36。
【130】 参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12。
【131】 本文作者祖籍徽州之旌德，1986年初次访问故里，此乃在黟县逗留数日所见。
【132】 杨应诏：《碧玉堂记》；《环山亭记》，《天游山人集》（明刻本），卷15，页15—16；卷16，页8。
【133】 文震亨：《长物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重印丛书集成版，卷10，页72。
【134】 参阅石奕龙：《福建土围楼：泥土版筑的城堡》，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页15—17。
【135】 同上书，页2—3。
【136】 参阅Mote,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p.38-64.
【137】 不过，驿递制度可追溯到周代，唐代以后渐趋完备，参阅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台北：中华丛书，1969年版，页1—3。
【138】 参阅《明太祖实录》卷166。
【139】 洪武初年即已通西藏，五年乌斯藏入贡，参阅《明史·西域列传三》。
【140】 详阅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页19、21。
【141】 见《洪武实录》卷25。洪武二十七年完成《寰宇通衢书》，为全国水马驿程的记录，虽已失传，但为同类书之先驱。
【142】 驿字《说文》段注谓“传车”与“传骑”，元代称站，明改站为驿，但一般仍通称为驿站，驿站有水陆之分。参阅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页6—9。
【143】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页2。
【144】 参阅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页6—10。
【145】 此乃顾炎武所见，见《日知录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页443。
【146】 《明史·职官志》。
【147】 刘广生、赵梅庄编：《中国古代邮驿史》，北京：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页389引《永乐大典》文。
【148】 参阅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3-36。
【149】 会同馆于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设置，正统间扩建，分为南北两馆。南馆在玉河西堤，北馆在澄清坊大街之东，两馆旧址均在今之北京市，永乐旧址则为燕台驿。阅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页8。
【150】 参阅黄汴：《天下水陆路程》，杨正泰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3。《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册7，页40—44。
【151】 参阅黄汴：《天下水陆路程》，页16—38。
【152】 参阅彭孙眙：《平寇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
【153】 参阅西清：《黑龙江外记》，收入丛书集成简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54】 参阅《清史稿·傅青传》。
【155】 参阅《清史稿·兵制八》。
【156】 参阅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卷696。
【157】 参阅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700。
【158】 据赵翼：《檐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
【159】 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702。
【160】 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700。
【161】 参阅Silas H. L. Wu, 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 the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2】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版，页177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台北：汉鑫图书缩影公司，1998年版，册10，页755。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696。
【163】 参阅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702。
【164】 参阅萧端蒙：《议处驿站六事疏》，收入《明经世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卷285。
【165】 张正明：《楚文化史》，周谷城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320。
【166】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4。另参阅Ho Ping-ti, 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61-68.
【167】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册3，页2879。
【168】 阅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51, chapter 4.
【169】 林乾：《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页54。
（原载陈永发主编：《明清帝国及其近现代转型》，台北：允晨出版社，2011年版，页6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