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只要忠实地记录历史，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编者按：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几次搞砸的时刻？谁没有被截止日期追得焦头烂额，没有因为计划落空而怀疑过自己？我们总以为那些功成名就的人能够轻松跨过这些难关，但事实往往恰恰相反。在这篇演讲中，王笛没有谈宏大的历史命题、高深的学术理论，而是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分享自己几十年治学与生活中的得失、挫折与感悟。这些经验几乎适用于每一个正在努力前行的人。读完或许会发现，那些看似遥远的学术人生，其实离我们的日常并不遥远。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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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站在“C位”沾沾自喜

最近我在打包整理书、文件，以及各种物品，发现很多从1980年代最早参加学术会议，到最近这些年参加学术会议的照片。仔细看我的位置，就会发现，八十年代作为一个青年人，从研究生开始参加学术会议，站在最后一排，远远的，人很小，有的时候只露出半个头。

随着一年一年流逝，我的面孔逐步开始清晰起来，位置在向前移动。最后逐渐从站着到坐着，逐渐从坐在旁边开始往中间移动。我在想：别站在C位沾沾自喜，那往往是你剩余的时间不多了的信号。你看，现在都在给你开荣休会了。所以说，我觉得人生苦短，但是学术道路漫长......既然人生苦短，那我们就要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珍惜自己的每一天，珍惜你的家人，珍惜周围的朋友、同事、学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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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挫折的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事情最后的结局

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挫折，是1991年。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到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当时，那里人才济济，像奥克森伯格是中心的主任，他是裴宜理的老师。中心还有李侃如、费维恺等大佬，都是研究中国非常厉害的学者。

在那里，作为访问学者，我需要做一个学术讲座。但我从来没有在中国之外做过学术讲座，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准备，更不要说那个时候，我的英语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对于学术表达，既不能讲，也听不懂。和现在我们的学生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个时候到美国，就是“哑巴英语”，只是能读而已。

我就去问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者怎么准备，他们知道我刚完成了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那本书1989年完成，我1991年到美国。他们就说：“你既然刚完成了这本书，就介绍一下你的研究吧。”

那年秋天，我就在中国研究中心做了我第一次学术报告。可以说，是我的滑铁卢，非常惨。可能是我平生做的无数次学术报告里，最惨的一次。为什么这么惨？当时在场的，有费维恺、李侃如、奥克森伯格，原来的美国驻华大使伦纳德·伍德科克等。还有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来的韦思谛和他所在人文学院的院长，他们专门从东兰辛到安娜堡，开一个多小时车赶过来的。

我现在记忆犹新。那个院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You are the famous Di Wang.”（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笛。）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了，一定是韦思谛告诉院长，这个王笛如何如何了得。

大家怀着很高的期望。但是我英语本来就不灵，而且第一次用英语写讲稿。虽然拿给周围美国朋友帮我看过，但也只是勉强能把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说出来。另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介绍这么大一部书，也是策略的错误。在西方，学术讲座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学术讲座最后有提问环节。结果就是：别人的问题我听不懂；听懂的问题，我用英文回答不出来，非常尴尬。

当时还有中国学者在场，你们可以去问，如果他们还记得的话——清华大学、现在北大博雅的讲席教授李伯重；还有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马敏教授也在场。他们都看到了我的尴尬。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韦思谛教授，我敢说，我的表现让那位院长会在心里嘀咕：“这就是你吹捧的王笛吗？”

《茶馆2》出版的周折，我在国内基本上没有提到过。我记得，在中文版前言里我写过：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本书，也是出版最困难的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是从2006到2007年开始写的。

当时我在美国全国人文中心做研究员，因为得到了他们的资助，所以我可以一年不教课，专门待在人文中心写作。那个地方就在三角研究园，环境非常优美，在森林里面。当年有三四十位学者，来自人文学的各个领域：历史、文学、哲学等等，大家一起吃饭、散步、讨论、写作，有非常好的条件。按道理说，有了这个起点，进入写作以后，应该很顺利。

但实际上，我直到七年以后（2014年），才完成书稿。当时我想，这本书稿完成以后，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因为我前面两本书《街头文化》和《茶馆1》都出版了，而且都是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时候我已经是正教授了，《街头文化》还获得过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

评审以后，其实结果也应该是光明的：一个评审意见是按原样出版，就是不用修改就可以出版；但另外一个评审提出须“大修改”。按照一般操作，就要送给第三位评审，如果第三位支持，那就出版。但不幸的是，第三位评审也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意见。所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最后决定退稿，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结局。

接着我就把这部书稿交给哈佛大学的亚洲中心，他们有非常优秀的亚洲研究出版系列。为什么想到哈佛呢？因为他们之前请我做审稿人，我跟编辑都是有联系的。细节就不讲了，评审之后，哈佛大学那里也退了稿。刚好那个时候，我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审稿，于是又寄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结果还是被否了。

就在这个时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联系我，约我写一本关于秘密社会的研究专著。她此前读到我发表在《晚期中华帝国》上的一篇文章，叫“神秘的沟通”，是讲秘密语言的，这引起了她的兴趣，愿意先签出版合同。

签完以后我说，秘密社会那本书还要很久才能完成，但我手头有一本现成的书稿。编辑回复说：“那你寄过来看看。”后来，这本书最终就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从2014年开始联系出版，一直到2018年正式付梓，整整花了四五年时间，周转了四家顶级大学出版社。这本书中文版出版的坎坷，简直就是一种隐喻。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英文版交给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时候，中文版也同时交给了国内一家顶尖大学出版社，结果中文版最后也经历了四家出版社，花了七年的时间，最后于2025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那些英文评审报告，我到现在都还保留着。这本书本身的出版历史——包括中文版——本身就是一部出版史。这本书2018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2020年第二次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

这个事情给我的感受是：经过这么多周折、这么多次修改，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如果没有这一番坎坷，没有这一番周折，我觉得这本书未必会得奖。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局，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想，在座的学生，以后肯定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你对挫折持怎样的态度，很可能也会影响到最后的结局。

前两天东京大学的黑田明伸教授来做讲座，我就想起《茶馆2》的最后一章，最早发表在他主编的《国际亚洲研究期刊》上。那篇文章是我在人文中心期间起草的，但最后发表已经是2014年了。也就是说，一篇文章经历了七年时间。

如果要从事学术研究，就一定会遇到退稿，这是常态，你是否有充足的恒心和耐心去应对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影响到你研究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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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目标：长期坚持的秘诀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时间永远不够、杂事特别多的时代。我有一个经验，过去我给很多学生都分享过：做事情，一定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目标定太高，就会有压力。我从来不给自己强行规定：“我今天一定要写多少字。”“这篇论文一定什么时候完成。”“这本书必须什么时候出版。”这种目标，会给自己增加非常大的精神压力。

我2015年到澳门大学以后，就开始写《中国记事（1912-1928）》，我原来想在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候出版，但是实际进度远远慢于预期，而我也并没有给自己加码，仍然按部就班地根据自己的节奏，甚至在基本完成之后，又花了几年重写，结果一直到2025年才正式出版。

如果你给自己定太高的目标，就会在精神上、思想上增加压力。而在压力之下工作，往往做不好。这不仅仅是写作，我觉得生活也是这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每天都锻炼身体，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非常低：每天只做十分钟广播体操。最多十五分钟。就是我读大学时课间做的那种广播体操。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当时我们历史系有个年轻老师，他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整天弓着身体，长年累月，最后伤了身体。

所以我绝对不给自己定那种“每天锻炼一个小时”“至少半小时”的目标。我觉得那太奢侈了。当时我的导师罗威廉在图书馆有一个专用的阅读间，他借给我使用。空间非常小，我看资料、写作觉得疲惫了，就起来做操。后来我博士毕业，到得克萨斯A&M大学教书以后，也一直坚持。这些年我开始做八段锦，也最多十分钟、十五分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现在很多同事朋友对我说“你身体还不错”，其实就是长期坚持。如果你把目标定得太高——“每天一定走一万步”“每天一定运动一小时”——反而很容易失败。

我看到很多朋友，一开始锻炼就兴致勃勃，第一天就必须练得汗流浃背，甚至肌肉酸痛，要不就去健身房充值会员卡，结果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以后，就逐渐放弃了。为什么？因为目标定得太高，很不容易达到目标，最后彻底放弃。我的经验是：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比完全不动好。昨天我请两个外地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吃饭，他们居然饭量还没我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处于“亚健康”状态。我问他们“你们锻炼吗？”“不锻炼，太忙了。”那不行啊。十分钟总拿得出来吧？而且可以边听书边锻炼，不行吗？我就是这样做的，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如果舍不得时间，锻炼的时候，同时也可以用听书来代替阅读。

包括对待睡眠，我也是这个态度。我这一辈子没有吃过安眠药。如果倒床一个小时还睡不着，我就干脆起床写作，直到我感觉已经睡意满满。有的时候半夜两三点钟醒了，再也睡不着，我也不强迫自己。那就起来，该干啥就干啥，写作到七八点钟，觉得累了，再去眯一下。也就是顺其自然，放松自我，不要强迫自己。这样不要把睡觉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能睡就睡，不能睡就起，不会造成心理上的紧张，结果反而不会经常性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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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要跑在死线前面，还是去追死线？

不给自己增加压力的最好的方法，我认为就是永远要跑在时间的前面。我每学期在开学的第一课都要强调这一点。不要总是到了deadline才开始忙，比如明天要交作业或者论文了，今天晚上还在熬夜加班。我最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会给你增加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经常说deadline，deadline是什么？就是“死线”。你是要跑在死线前面，还是去追死线？如果最后你“追上”了死线，那你也快“死”了。如果你永远处在追赶deadline的状态里，你的压力会非常大。你必须不停地赶、不停地追，在追逐deadline的过程中，人会非常疲惫。更重要的是，你一定写不好东西。因为你的心静不下来，也没有时间反复修改。

减少压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着急的事情先处理掉，比如回电邮，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处理，那就先处理；学生的论文，我也总是先看。很多小事情如果每天积累，你不处理，就会越堆越多，最后脑子里一团乱麻。想到一会儿要给学生写推荐信，一会儿要看学生论文、提意见，还要回复学校事务性的各种行政邮件……所有事情堆在一起，你怎么能静下心来写作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写作，很难有真正深入的思考，真正对内容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打磨，心静不下来，想着“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就感到心烦意乱。

去年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我总是优先把那些花费时间较少的事情做完，而把写书放在最后，比如会议论文、会议发言、演讲稿或者是PPT等等，我都会提前准备好。把所有这些杂事处理完以后，我才去写书。

因为书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动不动就是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十几年，所以我总是把书放在最后。这样，当我真正进入写书状态的时候，我的心是平静的，一点都不慌张。哪怕再多写几年，我也无所谓，但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如果我发现哪里有一点问题，我不会因为“没时间”就放过去，一定会重新去查、重新去核对，甚至反复修改。

先做小事情，把大目标留在后面。我从来没有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放弃一次发言，或者答应别人的稿子最后又说“我写不出来了”；也从来没有学生的论文等着我提意见，我耽误很长的时间，让学生着急。

但这种不回学生电邮、无限期拖延论文修改意见的老师，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遇到过不少，甚至有学生完成了学位论文，最后超过最长期限而没能答辩的例子。

我原来在川大有个同班同学，后来去美国读人类学，他就抱怨过他的导师，那位教授其实还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但学生把博士论文交上去以后，半年、一年都不给反馈。直到今天，他想起这件事都还痛心疾首，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毕业。所以我对自己的学生，都是尽快处理。我这个人记性其实不太好，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如果一封邮件不及时回复，很可能两三天以后我就忘了。怎么办？那就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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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是相互成就的

回顾自己这一生的写作和研究，我越来越觉得，学者是相互成就的。人类的进步靠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前几年我出版了《历史的微声》，其中有一篇为亚当·文斯《人类进化史》写的书评，那篇文章是我和清华大学人类学家张小军在线对谈以后形成的。那时我和他甚至还没见过面，只是在线上做这本书的对谈。今天早上，张小军教授给我发来了一首关于我“荣休”的诗，写得非常好：

为学倡行日常路，

兄论袍哥叙江湖，

荣枯过眼皆为史，

休心常念百姓呼。

功深岂在书万卷，

成都茶馆品一壶，

业精跨出封闭世，

伟力宏篇时代殊。

今天中国学界的问题之一，就是“竞争”太严重了。从小学开始，班级排名、考试成绩在前还是在后，一直到高考，都是这种竞争机制。高考本身也是这样的逻辑：你上去了，就有人下来。这种竞争心态，见于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年这种心态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因为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所以希望“自强”。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我们依然把一切都建立在竞争的逻辑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按照人类学的研究，人类文明真正能够发展，靠的是合作。但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除了高考，大学里还有职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比如说现在各大学实行的非升即走，其实是从美国学来的，但是却让青年学者陷入互相之间的拼杀。美国的终身教职并不是同事之间的互相竞争，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是看你是否达到标准，而不是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达到了条件都可以得到晋升。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在《开放时代》发表过文章，反对同事之间过度竞争的做法。但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了。

这些年回顾起来，我其实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比如孙江兄，给我提供秘密社会的资料；我写《街头文化》的时候，司昆仑——她是孔飞力的学生，给我提供了不少关键资料；我写《袍哥》那本书的基础资料，是川大李德英提供的。学者是互相支持、互相成就的，而不是彼此防备：“我有什么想法，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免得被偷走”；“我有什么资料藏着掖着，秘不示人”。

我觉得，学者之间的交流，其实能带来很多新的启发。比如罗新，虽然我们研究不同的时段和问题，但我们经常聊天、交流彼此在写什么；孙江已经读过我最近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书稿，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又请李恭忠再帮我把关；甚至学生也参与过我的书稿讨论，在前年的讨论课上，我每次会留十分钟，请同学发表关于预先读的一部分书稿的意见。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是互相成就的。而且这种互相成就，有时候还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帮助你。

我讲一个事情。2006年秋，我去美国全国人文中心做研究，带了一大卷成都和四川的地图去，这些地图有的来自国会图书馆，有的来自档案馆，还有是我四处收集的。结果在飞机场安检时，地图被挡在了安检机里，我忘了拿。等上了飞机突然想起来，所有地图都不见了。

我一下子急坏了，下了飞机就赶紧联系机场，但是这些东西已经渺无踪影。因为在美国，如果长时间无人认领，很可能直接被销毁，当垃圾处理。但幸运的是，之前我曾经把一些地图分享给朋友，后来我只好再去找他们：“我地图丢了，你把当时我给你的副本再发给我。”结果居然真的“救”回来了一些地图。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分享并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反而可能在未来帮助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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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学家拉下神坛

今天这个主题——“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我非常赞同。我一直觉得，不要把历史学家神化。在中国，我们过去总觉得历史学家肩负着特别神圣的使命，要为国家民族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有理想当然很好，我也不是没有追求，但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采访我，标题类似“历史学家王笛”。结果下面有人留言：“不要捧杀王笛。”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历史学家”是特别神圣、特别高深的身份，好像只有司马迁那样的人才配叫历史学家。但其实历史学家本来就是一种职业，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神圣化的必要。

我之所以说“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记录历史。你看到的人、经历的事情、留下的记忆，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难道不是在扮演历史学家的角色吗？过去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史，只记录大事件、大人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被记录。如果历史学家不记录，我们自己也不记录，那很多真实历史就会永远消失。

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条件。有手机，有网络，有各种平台。当然，很多东西最后也会消失。但只要我们坚持记录，总会有很多东西被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以后，当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就会拥有更多真实的材料。所以我一直反复强调，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只要你坚持记录。

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成为你们记忆里的那个王笛。

我们不太可能相遇于庙堂，但一定还能再会于江湖！

......

为什么有的人走得快，却走不远；有的人看起来慢，却总能抵达更远的地方？

在一个人人都在追求效率、害怕落后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习惯用速度衡量价值，却忘了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

王笛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无数读者，不只是因为他写历史，更因为他让人看到一种难得的生命状态：不着急证明自己，不急于获得结果，而是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

他的书之所以受到学界和大众读者的共同喜爱，也不是因为它们高深，而是因为它们足够扎实。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耐心、坚持和诚意，让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产生共鸣。

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属于帝王将相，而属于日常生活里的闲谈、街头巷尾的喧闹、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和事，最终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走进王笛五书”：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褪去浪漫想象和英雄光环，还原1949年以前影响最大的秘密社会——袍哥的真实面貌。 

●《街头文化》：本书将“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 、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 

●《跨出封闭的世界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仅能看到49年之前的江湖真面貌，更能发现国家权力之下，民间运行的另一套政治生态，它们渗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塑造着民众今天的日常行为。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宏观与微观结合，利用文学和图像对新文化史的取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以及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等展开了系统性研究。 

●《消失的古城》：通俗的预言，生动的历史叙事，勾勒出清末民初的成都印象。

阅读王笛，不只是阅读历史。也是重新认识城市、认识社会、认识中国，更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王笛｜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我的学术人生》一文，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先知书店尊重原创，版权为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