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的政治：金莲图式、医学奇观与国族创伤的视觉考古

呱医学肖像第19号，1834—1855年，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

林呱的19号医学肖像（图1―5）是一幅较为特殊的作品，这一次，他描绘的不是患瘤之身，而是另一具可称之为“残疾”的怪诞肉体。画中的中国女性长着一张略西化的面孔，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孩”。女人的目光投向了孩子的双脚。那双脚是咖啡色的，与腿根分离，脚踝处仿佛BJD娃娃似的 装着一个关节，可以转动双脚，或者干脆卸下来。通过广州眼科医院报告得知，画中的孩子其实是个女孩，她的脚因缠足而残废。

卢阿光，一个来自河南的小女孩，7岁。按照中国千百年来的习俗，她的父母“按时”给她的脚缠上绷带，这给女孩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两周后，她的脚痛就变得难以忍受。父母 无奈地取下绷带，这才发现脚趾变色，已经出现坏疽了。当她3月8日被送往医院时，坏疽已扩散到整只脚。分界线在脚 踝处，双脚漆黑、干瘪、干燥，踝关节几乎要掉下来。几天后，左脚就分离了，大约十天内，右脚也分离了，但残肢健康，肉芽迅速覆盖了骨头，边缘形成了新的皮肤。孩子主要在家接 受治疗，偶尔也被带到医院。上次见到她时，右侧的残肢几乎已经痊愈，而另一侧的则愈合得较慢。自从这次事件发生以来，我从其他权威人士那里听到了对这种残酷习俗的批评，许许多多的中国女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一直遭受这种习俗的戕害。

以上描述看似只是书写者的喃喃自语，但保持了对事实的冷静描写。深耕于明清社会史与比较妇女史的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重要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中提到过一个案例：“一位十二岁的侍女因主人对自己的脚裹缠不得法而彻底致残，‘其双足前半段，尽皆黑腐’‘骨肉已死’。15―16世纪的中国医师对此的疗法 自然属于传统中医药学的范畴，比如将患足浸入‘葱汤’之内淋洗以止腐，再涂抹外伤常用的‘花蕊石散’。紧急处理之后，于患部抹上‘生肌玉红膏’以‘长其肉’，并食用参粥以补元气。”经历以上步骤后，伤口可以愈合，但残疾将终生持续。相同的故事看来也发生在可 怜的卢阿光身上。经过百年时光，医疗方案从中国药方换成西方医学，至于文中提到“愈合”，这样的词汇常常充斥于眼科医院的汇报中，令人遐想：神奇的西医才能让卢阿光的脚像变戏法一样恢复到缠足前状态。

有一个细节值得在此提出，画中的母亲穿着一双红色绣花鞋。画家将这双鞋硬塞进木质画框里，显得女人的腿特别短。从正确的透视 规范来说，这双鞋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画底边缘位置，由此可见画 家要将弓鞋纳入观者视线的执念。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妇女在正常情 况下不可能将自己的足部如此露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在《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中谈到“小脚”是中国女性身体最隐秘、最具性魅力的一部分。1885年费里·贝托莱（Ferry Bertholet）收藏的照片《青楼女子集体照》（Group Portrait with Courtesans）中，即使是从事风月行业的青楼女子，也只不过微微露出足尖挑逗观众片刻罢了。然而在这幅医学肖像中，母亲与女儿的双足却被全然暴露―三角形轮廓、瘦削尖锐、足背高拱如笋芽，这种解剖学式的展示显然遵循着西方人类学的视觉规制。画家将本应隐匿的良家妇女之足与女儿的残足并置，使幼女成为母亲的微缩镜像，通过这种视觉修辞，两代女性命运的重复性与不可挣脱性被隐晦地织入同一幅图像。更值得玩味的是，画中人物面对肢体残缺所表现出的超然平静，与观者预期中的痛苦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于是构成了一种极易滑向的认知：父母及其子女对这类缠足行为早已习惯，不但在情感上淡漠无争，在肉体上也有极高的忍耐力。

对缠足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观看者，往往需要经由提示才能发现画面下方这双被刻意凸显的金莲，继而迅速产生对缠足习俗的本能厌恶。但深谙缠足史的内部观察者却能辨识出，在这幅看似中立的医学肖像之下，潜藏着一套熟悉的拯救叙事。图像通过将“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的二元对立视觉化，悄然将国族耻辱感植入观者的认知结构。这种视觉政治巧妙地将个人身体的创伤转化为集体命 运的隐喻，使观看行为本身成为“怒其不争―痛其遭遇―感其命运”（怒→痛→感）的情感教化过程，最终完成对“知耻后勇”这一现代性国族情感的建构。因此，在这里，图中母亲的眼神不再被解释为“淡漠无争”——麻木，而是另一种复杂文化的情绪产物——“顺从”，出自对 “金莲美学”的圣徒崇拜和对“理想女性身体”势在必得的女性文化。

彼时中国女性对纤细娇小、柔弱无骨、迟钝难行的体态之美有着不可遏制的追求，这一点确为事实。小脚不但昭示着更高阶级的想象，而且暗示出她们将会具有的以及已经具有的性魅力，而这两者又相互联系、相互塑造。母亲与女儿之间那种分形般的相似性，根植于她们所共享的女性生命纽带。这本是闺阁之内的私密传承，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却旋即被编码为召唤男性情欲的文化符号，成为异性恋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欲望催化剂。这套身体规训的技艺，是母亲必须传递给女儿的女界生存法则，亦是对母职是否称职进行考核的关键尺度。因此，若仅将缠足视作一种“野蛮民族对女性的残酷迫害”（如报告所简单定性的“残酷习俗”），便遮蔽了其更为复杂的文化肌理。或许可以将其与 西方历史上长期盛行的束腰传统——紧身胸衣——进行一种跨文化的并置思考。后者同样以“美观”“塑形”为名，其设计与应用同样紧密 关联着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塑造以及对特定性吸引力的建构与强调。 这种对身体进行塑造与约束的实践，往往深嵌于特定时代的美学标准与性别权力结构之中，成为一种被内化甚至主动追求的“体面”与“风尚”。在此视角下，画中这对因缠足而注定步履蹒跚的母女，其形象或许便超越了“被动受害者”的单一叙事，反而更像是特定性别文化逻辑内部力争上游的实践者。

然而，核心悖论在于：在一个宣称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主流伦理的社会中，如何能协调其对女性身体系统性、微型化且不可逆的破坏行为？这一矛盾揭示了缠足实践背后更幽微的权力结构：女性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被巧妙地建构为既属于家族传承的内部客体，又成为可被规训与改造以服务于婚姻市场与性别秩序的外 在符号。对女性身体的“毁伤”，在这种逻辑下被异化为实现更高“孝道”与履行社会性别职责的寻常手段。

除了林呱医学肖像中的缠足妇女以外，这一经典形象在其他外销画中也存在，但显然已处于另一番语境了。《香妃吹笛像》（Portrait of the Fragrant Concubine [Xiang Fei] with a flute）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画被圆角硬木框架装裱，保留了工笔画古法，采用平涂设色技法，且局部晕染略具立体迹象，颇有精致的写实趣味。它视觉化地体现了金莲美 学究竟怎样被塑入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暂不论此画中的女性究竟是否为香妃（容妃和卓木氏）本人，只需关注人物形象本身：女子身着青色宽襟大袖服饰，身体全被遮蔽起来，唯有吹笛的玉镯之手与嫩粉色腮红脸庞示人。与其说此画在表现“香妃”出神入化的吹笛之术，不如说绘者也好，被绘女子本人也罢，都在刻意突出其金莲。绣鞋上有细密花纹，分别套在两脚上。双腿架起，一高一低，这双金莲似在轻微晃动。

后妃命妇，仍承明俗，以凤冠、霞帔作为礼服。普通妇女则穿披风、袄裙。披风是清代妇女的外套，作用与男褂相似，其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之上，装有低领，点缀着各式珠宝。披风的里面，还有大襟、大袄小袄，小袄是妇女的贴身内衣，颜色大多用红、桃红、水红之类。妇女的下裳，多为裙子，颜色以红为贵。裙子的样式，初期尚保存着明代习俗，有凤尾裙及月华裙等。

清代妇女还流行穿裤，服饰多为宽袖、花缎、大襟、阔边大袄。这样 一来，小脚的审美范式便容易理解了。宽衣与小脚之间能产生极大的 反差感，在视觉上制造出强烈的吸引力。现实生活中，女子还能通过常 年训练的走姿，用若隐若现的办法来衬托金莲的动态之美―它时而 藏进宽敞衣物的整体之中，时而俏皮娇艳地忽然冒出。

争相缠足正是两性文化过度繁荣后女性群体内部竞争的文化现象。在严格塑造性别特征的系统里，女性极其容易受到时尚的吸引，以至于不惜毁坏自己或女儿的身体——这一点在第19号林呱医学肖像中母亲与女儿令人狐疑的面部表情里可猜测一二。脚的比赛是潜在生 存资源过度竞争的佐证，但这一“内部解释”显然不被传教团体的“外部理解”接纳。当时的大多数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本身就是女性，相较于其他大部分女性来说，她们算得上是文化阶层，许多人在教会学校担任教员，有些人则被培养成专业医生。对传教群体而言，自己不亚于在投入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以替中国人——中国妇女——争取权力。 医学传教士还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怒斥社会习俗，女性叙事中的小脚 自然作为残疾问题被纳入身体迫害的相关话题里，这就是统摄第19号医学肖像的整体观念。

所以，《香妃吹笛像》虽也为同时代作品，但只要一脱离医学视角，金莲的非批判性反而自然流露出来，回到诞生它的母体语境中。女子的眼波流转与自信的坐姿，至少说明了这类和慢性刖刑无异的身体塑形带来的不仅仅是伤痛，还有拔得头筹的胜者心态。具有女性之礼意蕴的缠足行为，标识出民间女子对上流社会的想象，也标识出借由这种想象所树立起来的主体意识。既然没有必要多行走，脚也就成了纯粹的观赏之物，成了“身体上的他者”，它被搁置起来，被彻底物化，把玩者不仅是男性，还包括女性自己。与第19号林呱医学肖像所隐含的猎奇与争论相比，《香妃吹笛像》却呈现出纯粹的正向描绘，几乎手把手教我们学会了中国金莲的“正确”审美与创作方式。

《香妃吹笛像》当然不是孤立作品，眼前这幅《长凳吹笛女》（图1― 6）显然可以在形象上与前者互相置换：这位清丽曼妙的吹笛女再次验证了上述定论。缠足被呈现为一种相当自足的美学符号，完全脱离林呱医学肖像那种医学化、病理化的凝视框架。《香妃吹笛像》与 《长凳吹笛女》所构建的，正是“金 莲”在中国本土审美传统中的理想 化视觉范式，“以内对外”的文化语 法―一种将痛苦转化为优雅、将 身体约束升华为文化仪式的符号 表达。通过精心设计的姿态、服饰 与场景，将缠足文化整合进才情、 风雅与女性气质的整体叙事中，从 而弱化了其背后的身体痛楚与社 会压抑。这使得缠足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容易被接受为一种独特的“东方风情”。女子的容貌、坐姿、纤足，共同将缠足编码为一种主动的、具有文化认同感的具身实践。一 个可能引发伦理争议的话题，就这样被转移到纯粹审美欣赏的领域。

图1—6《长凳吹笛女》，19世纪，纽约公共图书馆数字收藏

从19号林呱医学肖像到《香妃吹笛像》 《长凳吹笛女》，视觉叙事 策略有着根本性区别：前者属于殖民医学与人类学的诊断性目光，旨在将“中国身体”差异归类、病理化；后二者则属于中国文化自我表征的展示性传统，旨在通过美学升华，将本土习俗转化为具有吸引力和独特性的文化资本。这两种视觉语言体系尽管描绘的是相似的身体特征，却指向完全不同的话语意图。认识到这种区别，对于理解近代中西视觉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至关重要。

伯驾在1841年《关于中国医院的声明/伯驾牧师》（“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By Rev. Peter Parker”）中做出了职业生涯 的综合性总结（考虑到伯驾的公职，这份声明的官方口吻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神圣的真理是实现我们最终目标的伟大力量。虽然眼科医生的针可以让失明的眼睛重见光明，外科医生的刀可以把残废的肢体切除，内科医生的医术甚至可以治愈恶性疾病，但在道德意义上，只有更高的力量才能除去眼睛的翳，澄清精神视野，治愈道德上的疾病。然而，目前，更高的手段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被采用。但为了展现福音的精神和果实，上帝已经显著地开辟了道路。我们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把这些视为仁慈的职责，并允许我们出版和施行基督教的戒律。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之后，我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是贪婪和野蛮的，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没有任何方法能像1838年2月成立的中国医学传教会所采取的计划那样， 能如此直接地消除错误的刻板印象，使他们相信基督徒和基督教的真正性质。

这份声明采取了夹叙夹议的叙事特色，保持了“遭受病痛―接受治疗―痊愈康复―感激医者―宗教皈依”这一倾诉模式，同时这份声明里还夹杂了对伯驾这位无私文化传播者的褒扬：“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要求的，此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上述目标，只从雇用他的董事会那里领 取极其微薄的资金支持，他所从事的事业，因其前景广阔和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受到赞扬。因为他在减轻病人痛苦的同时，也对中国人提供了指导，使医学和外科学的知识可以在众多国人中更广泛地发挥作用。听过伯驾医生此番讲话的人无不满意地认为，在中国人中间引入开明的西方医疗，这一做法为与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展开友好可信的交往提供了相当可靠的实践途径之一。”

这份声明对中国的判断最终如下（来自1841年4月14日在马萨诸塞医学院召开的波士顿医学协会会议上的讨论）：

中国人对医学原理所知甚少，对外科学所知就更少了。他们的行医效率极低，而且以无知和迷信为特点。自从教会医院建立以来，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求助，其中有来自很远地方的人，也有人拥有相当的地位和财富，甚至是皇室的家族成员。据说，申请人数多得来不及接收，中国人对外国医生医疗能力的信任是广泛的。关于伯驾医生和他同事所提供的救治，特别是在外科和眼科手术中，许多有趣的病例被详细描述，而在这些病例中，当地医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世界是一个整体，当人类接近其注定要达到的完美时，团结和友爱的原则将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培根、牛顿或富兰克林的成就是不会被垄断的。这样的人不仅属于孕育了他们的国家，而且属于全世界。毫无疑问，他们是上帝所设计的，不仅是对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祝福，而且是对所有以后的时代和每一片土地的祝福。那些最先享受这一恩惠的人，有义务把他们的原则推广到全世界，这些原则已经使欧洲的哲学和科学发生了革命，只要允许自由进入，这些原则将在中国 产生类似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宗教人士“终于找到征服之法”的亢奋之情。医学传教群体对自身的慈善行为赋予了极高的道德地位与政治、文化合法性，是一个庞大而坚固的场域——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一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传教士除宗教利益的考量以外，是否有意识地为其母国 利益或所谓“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利益”做出有预谋的规划？或者，他们 的传教活动本身就是西方全球性征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地理动态 趋势的维度看，事情确乎如此，简直无可辩驳。整个近代在华传教事业以初期的五个通商口岸和被割让的香港为中心点，逐步向中国内地 和边远省份不断辐射，而伯驾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也的的确确帮助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进行了中美《望厦条约》 的谈判，足见宗教介入政治乃至军事的事实无可回避。吴义雄的研究 揭示，英美新教传教士群体身兼宗教使徒与西方专业技术人员的双重身份，这一结构性位置使其难以超越自身所深植的民族本位意识。尽管个体态度存在差异，但新教传教士普遍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 基督教文明等同视之，从而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与西方文化扩张及军事征服的历史进程形成共谋―尽管这种共谋未必出于有意的政治谋划。新教的传教策略仅部分借鉴了天主教的经验。在剧烈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它逐渐摸索出“医学传教”这一独特路径。这一方式的形成并非单纯理念推演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多重事件偶然 同步、最终汇流而成的产物。毋宁说，也是一种庞大而坚定的意志力，一种在“超我”压力下的拯救情结矢志不渝地发挥着作用。在这个场域中，他们将福音及泛基督教世界的文化观念不断散播出去，并不因有人“不信”而动摇其意志本身。这种巨大的情感能量本质是征服的欲望，亦即“‘中国的’注定是‘世界的’，而‘世界的’注定是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吴义雄在《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 ）》一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传教士除宗教利益的考量以外，是否有意识地为其母国 利益或所谓“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利益”做出有预谋的规划？或者，他们的传教活动本身就是西方全球性征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地理动态 趋势的维度看，事情确乎如此，简直无可辩驳。整个近代在华传教事业以初期的五个通商口岸和被割让的香港为中心点，逐步向中国内地 和边远省份不断辐射，而伯驾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也的的确确帮助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进行了中美《望厦条约》 的谈判，足见宗教介入政治乃至军事的事实无可回避。吴义雄的研究 揭示，英美新教传教士群体身兼宗教使徒与西方专业技术人员的双重 身份，这一结构性位置使其难以超越自身所深植的民族本位意识。尽管个体态度存在差异，但新教传教士普遍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等同视之，从而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与西方文化 扩张及军事征服的历史进程形成共谋——尽管这种共谋未必出于有意 的政治谋划。新教的传教策略仅部分借鉴了天主教的经验。在剧烈变 动的历史条件下，它逐渐摸索出“医学传教”这一独特路径。这一方式的形成并非单纯理念推演的结果，而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多重事件偶然同步、最终汇流而成的产物。

在西方对华传教这一历史进程中，医学传教逐渐演化为更具结构 性的医学传播运动，进而成为西医乃至整个西方知识体系对华系统性 输入的先声。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与殖民扩张和强权政治的特征紧密交织。林呱作为身处这一历史情境中的画家，其创作同样受到这一宏观结构的深刻影响。

就19号医学肖像而言，将画面营造成具有强烈道德训诫意味的缠足视觉叙事，其创作动机究竟是客户伯驾的直接授意，还是画家的有意迎合，抑或某种自觉的文化表达，已难以确证。相关材料的缺乏，尤其是画家本人第一手记述的匮乏，使得对其创作动力机制的深入分析极为困难。在现有外销画家研究材料中，林呱的具体面目始终模糊，而其值得一提的是，第19号肖像的生命并未止于历史档案。如今，它仍作为“Science Source Prints”（科学图片库印刷品）在线上流通，并被 开发为笔记本、拎包、手机壳、马克杯、T恤等各类文化创意商品。“痛苦”作为一种文化猎奇与医学奇观，被持续纳入资本主义创意市场的消费逻辑之中―这构成了视觉文化领域一条值得关注的暗线。从历史视觉现象到当代文化产品，这一转化路径与旧时代的图像商品化机制一脉相承。在这一过程中，图像始终是观念乃至意识形态的载体。雇主伯驾等传教士留下的文字材料则相对丰富。

可以说，没有一张关于缠足女性的图像是无缘无故的。在跨文化贸易与视觉传播的漫长链条中，缠足女性形象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被持续编码、输出与再诠释。她们既是本土性别规范与审美实 践的产物，也是全球化早期“中国特质”的重要视觉载体，在东西方相 遇的复杂图景中，扮演着既被凝视又被商品化的双重角色。将中国形象女性化，将中国女性定位为“女性中的女性”，进而将东亚女性同质化为“黄皮肤的小女人”的集体潜意识，构成了接受这类文化产品的深 层心理动因。最终，关于小脚女人顺从、贤惠、易于操纵的刻板印象，与既定的种族偏见相结合，深深嵌入了近现代西方文化意识的深处。

当代作家莫娜·肖莱（Mona Chollet）在《重塑爱情：如何摆脱父权制对两性关系的影响》（Reinventing Love: How the Patriarchy Sabotages Heterosexual Relations）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明白无误地将其追溯至西方父权制度：形容亚洲女人是“娃娃”（poupée），这个词出现在充斥着西方对亚洲女人幻想的自传体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中——这种潜意识始终在“白人的文明世界”中蠢蠢欲动。在全球征服的父权欲望里，“爱”不过是统治和占有的别名。在现实生活中，黑人或阿拉伯女性能激起白人男性的性幻想，却无法被轻易视作生活伴侣；而亚洲女性作为少数族裔模范，她们勤劳、温顺，更适合成为母亲。同时，她们有更为紧致的阴道，是“紧致的小东西”。缠足导致的“小”被建构为“阴道紧致”的神话，“小脚”因其非常态比例与包裹性，成为恋物凝视的视觉奇观，亚洲女性的“小”与东方主义的性别化想象结合，此“小”，层层递进，象征柔弱，象征可被征服，象征其 不过是欲望载体。正可谓“圣娼同一性”，这种亚洲女性所面临的双重女性化境地令“恋物欲”的本质被暴露出来，与小脚猎奇带来的文化影 响遥远地，甚至是永恒地连接着。一面是本土文化中对“理想女性”在 性别、阶级与家族荣誉层面的微观政治，一面是全球权力秩序中对“东方女性”的政治性、想象性建构。缠足的历史无法被单纯视为一种地方性习俗，它必须被置于跨文化的视觉政治中审视，成为解读帝国、性别与医学交缠的密钥。

【编辑推荐】

为理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全新框架。本书突破了“西学东渐”或“冲击-回应”的传统史观，通过“视觉主权”这一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了近代中西碰撞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一场围绕身体表征权、文化解释权展开的隐秘战争。

横跨视觉史、医疗史、思想史，还原一段被忽视的历史。本书以林呱医学肖像等具体图像为“关键切口”，进行了极致的微观图像学分析，成功地从画面肌理中解读出“祖先肖像”图式等本土视觉传统的隐性抵抗。

以历史为鉴，与当代对话。身体如何被观看、定义与叙事，始终关乎国族认同与文化主权。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为理解当代的身体政治、健康治理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坐标。

【内容简介】

横跨视觉史与医疗史，重回近代中西相遇的历史现场，审视医学图像背后交织的殖民凝视、文化抵抗与主权博弈。

本书以医学图像为切入口，探索近代中国“视觉主权”的建构历程。从19世纪广州画师林呱惊心动魄的医学肖像，解剖图谱的跨文化转译，到摄影等现代医学影像的兴起，作者追踪了一系列医学视觉实践。围绕国族、性别与技术的三重维度，本书揭示在“西学东渐”时代，近代中国身体如何被卷入国族健康的定义权争夺，凝视机制如何因性别差异而运作，中国的画师、医者与知识精英如何调用本土视觉传统持续进行着文化转译与主体性的重建，新媒介技术又如何重塑医学视觉体制与全球知识秩序。

【作者简介】

杨舒蕙，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博士，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2015年创立学术与艺术实践平台“祛魅研究所”，深耕视觉文化与图像传播领域。其研究聚焦于医学肖像的跨文化视觉传播、女性身体图像的视觉考古与图像政治。致力于解剖视觉背后的权力结构，在图像迷宫中开辟一条保持清醒的观看路径。

【目录】

绪 论 身体的政治解剖学：医学、图像与近代中国的视觉主权
第一章 国族身体的视觉锻造：疾病、符号与权力博弈
第一节 从“霍屯督的维纳斯”到“中国病臀”：殖民凝视的全球谱系
第二节 缠足的政治：金莲图式、医学奇观与国族创伤的视觉考古
第三节 “祖先”的拼贴术：图式在医学肖像中的文化转译与隐性抵抗
第二章 性别化的医学凝视：图式、符号与身体叙事
第一节 “双轨”视域下的男性身体：从“去势”焦虑到“阳刚”重构
第二节 病乳绘影：林呱医学肖像中的女性叙事与舶来传统
第三节 乳疾再现：古典“双性模式”、诃利帝母图式与符号的跨文化
迁徙
第三章 技术权力的视觉体制：媒介、传播与知识重构
第一节 后林呱时代的医学肖像：技术迭代与视觉档案的生成
第二节 全球图景中的身体知识：医学典籍的跨洋旅行、图像转译与
知识重构
第三节 祛魅与返魅：技术视域下女医的规训、赋权与视觉主体
重塑
结 语 显影、辩证与未竟的视觉主权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