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母校

以前写过一篇有关中学的回忆，2026年才发现对其历史几乎不了解。

在南昌十中的校史馆，才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附：

十中四年

饶议科学2022年03月12日 09:39听全文

母校南昌十中120周年。

     48年前的1974年入学，1978年毕业。

入学 

此前，我在农村（当时称为清江县三桥公社，现为樟树市刘公庙）从小学二年级读到四年级。1972年，父亲回南昌工作后，我跟着到东湖区的北湖小学读了四年级的第三学期和五年级。我们与北京的著名小学生黄帅是同年级。但江西省听毛主席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不打折扣，很长时间坚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到我这一届都是中小学共九年（北京、上海灯下黑，拒不缩短学制，仍然是小学中学十二年）。

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五个人特别擅长出墙报，不仅出班上的，而且出年级的，到了五年级，连学校大门的两块巨大黑板，也是我们出。这是因为程九逸的字特别好（我一直觉得他的字远超一般成人字帖的水平），罗飞飞也有艺术才能，万智华积极，陈俊益有时也积极，我功劳不大、苦劳没有、和大家在一起乐还是有的（虽然我的字一直难看，但老师那时从五十多个同学里面矮子里面拔长子，也勉强入局）。我们出黑板报成为自己的创造和娱乐的场景，老师显然比较满意。后来我们小学班上读大学的男生也就是这五人（飞飞是北大物理、九逸华东师大数学、智华江西建工、俊益江西卫校）。九逸的弟弟九容比我们小两岁，我印象他也在北湖小学出过黑板报。他聪明活泼，有时笑话让大人、孩子都捧腹，偶尔甚至他带着我们玩（九容后来念复旦数学）。

五年级毕业后，我们班是去南昌二十九中。这是一所办办停停的学校，即使在1974年大家普遍不在意去什么学校上学的时代，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我们小学毕业班曾经静坐，把老师吓坏了。但只是一些学生（不包括胆小的我），家长并没有参与、可能也不一定知情，可能是半天就过去了。我们小学班的大多数去了二十九中。据传报到的那天，有些同学被小流氓没收学费，而且被收缴学费的同学列队说自己错了。那时，我庆幸自己没有去。实际上，等到1978年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我们小学班去二十九中的只有一位上大专，无一上大学，这虽然是后话，但说明上十中对我个人恐怕非常重要。

小学毕业时，我母亲很担心中学的问题。九逸的母亲专门到我家来说过，应该转学。九逸转到十中。我母亲找了一位教育系统的亲戚，她再帮找了十中的张老师，张老师当时是历史老师，几年后（有高考以后）才恢复本行（英文）。张老师再请十中“教革组”组长魏老师帮忙（当时“教育革命组”对应平时的“教务处”）。入学十中后有几个月我给张老师家送米粉。江西人喜欢米粉，我父母认识粮管所的前同事，可以买到比较好的米粉。

上十中虽然学费很低，但对我，却在一定程度有点像孔子时代的“以物易教”，而且比孔子收的十斤腊肉便宜很多，有趣的是教育的价值在中国历史两千多年都直接对应过教师的食品需求。

老师 

     带我们班最长时间的老师是初中班主任汪美美和高中班主任邵秋贵。

初中两年的班主任都是汪美美老师。她家住十中，每天早上她丈夫推着自行车送小儿子上学。汪老师有个孩子比我们低一年级，也在十中。她教我们英文，从ABC开始，我们的英文就在汪老师的课堂里起步了。汪老师对班主任和英文课的工作都特别认真。汪老师表达满意的一种模式是让余卓华和我学期结束前帮着填写成绩报告单，所以有一学期的成绩报告单是自己或者余卓华的笔迹（附件记不清楚、也看不出来），但这样的好事只有过一次。汪老师也家访过两次，碰巧我父母都不在家，正好是外婆来南昌住的时候。在没人关心读书的年代，老师还家访，可能也不多见。外婆两次都没有告诉我父亲老师的批评意见部分，但她认为我肯定经常有问题，不可能正好碰巧只有她在的两次。事情有时候就是那么碰巧，一辈子被老师家访就那两次。

我们的语文老师换了好几个，其中一位是戴眼镜的谢老师。年级主任从初中到高中都是贾小莲老师，曾经代过我们语文课。谢老师和贾老师有一次表扬同一篇作文。但当时老师们不清楚的是，那次写的文章有一点同学们都清楚：是讽刺一位喜欢欺上瞒下拍老师的班长，有一句话让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因为用了一个他隐晦的外号。

数学老师也换过几位，桑老师时间长一些，柯老师教的特别好，但她经常请病假，有一次还真是病了，汪老师带全班同学去医院慰问。柯老师的儿子后来与我大学同学，她丈夫是江西著名血液病专家、江西医院高干病房的负责人。高考为我们辅导数学的是刘老师。

初中物理老师是袁老师。她上课时，有个同学（我的同桌）叫另外一个同学的外号，被袁老师误解为不尊重她，当场离开教室。

     初中化学是钟老师，有一次她用化学试剂消除了我白衬衣的墨迹。高中化学是彭昌永老师。

高中班主任先是教政治的黄玫开老师（男）。

     高一下学期和高二的班主任是物理的邵秋贵老师。邵老师长相到现在也特别显年轻，那时一直带我们到高考、高中毕业。我父亲为了扭转老师的印象，曾找过一次老师，可能是父亲一辈子唯一一次为孩子而找老师，就是找邵老师，发现两个人都在上海读过书（邵老师是华纺的大学毕业生），好像成为接口。

我们班体育老师前面是江老师，脾气大，学生怕。后面是冯国强老师。冯老师是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后来阴差阳错变成我们中学的体育老师。我们去江南材料厂学工那次，冯老师也去了。汪老师管女生，冯老师管男生。开始准备高考后，才恢复原专业：帮我们这个年级复习数学，我们这一届由冯老师教的学生有一位后来去北大数学系。我们读大学后，冯老师到大学教数学去了。

我们小学班主任熊季智老师的先生是十中化学的王老师，但没有教过我，可能教过九逸。

同学

九逸在十中的2班，我在8班、还是7班（可能同一个班改过数字）。

与小学的一年半一样，初一我每天早上先到九逸家，等他买早点、吃早点。有时他还和九容拌嘴，他们的外婆湖南口音说的南昌话“大短命鬼、小短命鬼”，很有趣。多年后外婆去世时九逸很悲伤，再过些时候我忍不住提起这些，以确认我不是幻觉。他说从来没有挨过骂，但我不可能幻觉湖南话，我家只有江西话和武汉话。

每天叫九逸上学的后果是，我经常早上迟到（也许不是经常，只是偶尔，但我记忆是经常迟到）。我父母对此很奇怪，早上离开家不晚啊，怎么老师又说我迟到。

九逸初二回上海，去“照顾”他爷爷。程其襄教授跟着姐姐去德国留学两次，第二次获得数学博士。他还会日文和梵文。只有九逸父亲一个独子，清华毕业后分到江西。我一直误认为其两个孙子名字的“九”有数学含义。

我的迟到问题并没有因为九逸离开而解决。我大部分时间改成早上先叫上薛峰，再去上学。他也比我起得晚，所以我上学迟到的毛病改不过来（至少老师这么看）。

      不过，写到这里，才意识到，不需要接同学的时候，也有迟到的毛病，而且基本上总是几分钟，看样子可能还是自己有问题。

前面一段时间，十中放学后下午回家是和徐南强一道，后面有余卓华、姜瑜。

余卓华和我经常在回家路上拌嘴。我们两人在中学期间都属于最矮的几个之一，他的辩论能力比我强，我在其他人那里得到的短暂胜利经常输给他。他母亲是中学老师，知道十中一些老师的故事。余卓华是家里最小的，有哥哥姐姐。后来他两个哥哥我都有交往，他在铁道部的大哥还帮过我家。

姜瑜父亲曾任江西省话剧团团长，中学期间他家一直住那里。姜瑜的父亲当时是团省委书记，后来是体委主任。但我们中学时，他经常被批判，或躲到医院去住院，而姜瑜的两个哥哥都参军去了，所以家里“人少地多”，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去他家玩。他母亲为了避免我们游手好闲，曾鼓励我们以竞赛的模式帮他们家做煤球、擦自行车。后来我们大了，她专门感谢我们。

徐南强是好学生、乖孩子，母亲是富人家庭、父亲文质彬彬（当时是中学英文老师，文革后归队成为江西财经学院的教授，原来他是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到很晚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南强上面两个姐姐，他自己从小的学习委员。这样的乖孩子，中学却涉及两起“暴力”事件。初一某一天，校运动会之后，他突发奇想，要同学跟他去教训一个邻居的孩子。薛峰发现南强与平时不一样的眼神，拉着我不要去，我也不是什么打架的人，所以也就没去。虽然他不可能导致多么大的暴力，但南强因为这件事，被老师撤了学习委员。高一在工厂“学工”期间，有个同学用皮靴猛力踢他一脚，他是受害者，重到住院，以后也因此转到三中去了。当时南强的母亲非常担心影响他传宗接代问题（她说“太监那”的神情音调还历历在目），后来事实证明没到那种程度，他不仅结婚而且有后代。

我们班有几个让大家害怕的同学。其中两位与我曾经同桌，一直不清楚老师这么安排是希望我“压“他们，还是有助于他们“压”我。我肯定无法改变他们，在他们面前我自身难保。我曾认为他们是公安人员工作的对象，其中有人澄清，说我搞错了。因为有些只是调皮捣蛋，但没在校外违法。他说，这种是“罗汉”。而我那时认为罗汉就是公安人员工作对象的别称，他认为我不懂。这位同学后来做商业很成功。另一位在中学毕业后坐过牢。他在校外很厉害，在校内并不欺负同学。我和南强吃饱了，上课传纸条，用汉语拼音写过这位同学是流氓，被他看到，我们吓得要死，他笑笑就把截获的字条还给我们了。还有一位同学，经常欺负人，包括上课时，趁语文课左老师不注意，越过几个座位，给我涂一脸的雪花膏。左老师要我揭发肇事者，我不敢，老师还笑话我。有趣的是，这位同学，后来很尊重读书，专门找我咨询，怎么能够帮助他女儿上北大（我并没有办法）。

     我的同班同学里面，后来出过杀人犯，就不细谈了，在校内其实看不出来，更不可能预计。

       到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因为临时突击准备高考，十中的班每几个星期根据考试结果重新组合一次。这以后，周浪、李云、魏细仁、康强、陈电子等都同过班。陈的名字特别好记，据传他妹妹叫陈电花（或者陈电容）。如果万一他继承父母的这种做法，他的孙子可能就叫陈数据、陈智能？

 服务

到了十中，老师还要我出黑板报，但四年都没有起飞。我自己不行，有时加余卓华也不够，其他的组合也不成功。老师安排女生监督我们出板报效果也不好，让我们觉得老师偏心女生，不信任男生。没出好板报是我在十中期间长期觉得内疚的一件事。它说明能够参与不等于能够领导。各人有各自的特长，不是什么事都能做好。

几十年后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和《赛先生》是否是完成中学出黑板报的缺憾，需要其他人来分析心理。

老师让我做语文课代表，我心不在焉，觉得还不如与数学课代表余卓华对换。不仅对语文分数不够重视，而且非常不喜欢隔一天早上由我带大家读一次语文课文。对集体朗读，和任何模式的呼喊口号（包括我同意的口号），有天然的不舒适感。但老师和同学不知道，只看到我早读时经常趴在前排同学的桌上和他说话。

我们当时上学的要求很低，但学生并不知道与正常教育的差别，考试还是有的。课本是一大问题。印刷速度越来越慢，初一可能是晚两个星期有课本，高一可能是晚几个月才有课本。有哥哥姐姐留下课本的同学好一些，没有的，就苦了。我哥哥在武汉跟外公外婆，我经常没有课本。

课余

我们缺阅读材料。1974年前后，很多书都还属于禁书，不仅几乎全部国外的书籍，而且就是一般称为革命书籍的，那时也在禁书之列。高中时，邵老师的一位亲戚成为我的同桌，他居然上课带了外国小说（当然是翻译成中文的），而且读的津津有味。我们在英文课偷看时，正读到Becky和Tom接吻（这一点记不清楚，但好像这样才精彩），被英文老师查老师抓住，把书给缴了。我们吓坏了，负首要责任的同学肯定更怕，而且书不可能是他的，是借来的。但下课后，查老师把缺封面的书拿起来看看：马克•吐温，好像是名作家。把书还给同学，也没有要求做检查，为什么看黄色书籍（当时我们肯定分不清什么是黄色书籍，什么不是，如果说《汤姆历险记》是黄色书籍，我们肯定不可能认为不是。事实上，直到1979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灰姑娘的照片，也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公开投诉认为灰姑娘的照片是黄色照片）。

到后期，书店可以租书，父亲带我去“新华书店”租过，但只有《沸腾的群山》之类，并非很适合的书籍。

装收音机

我的三舅是北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的。我中学期间，三舅从天津到南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几个准备做航海模型，姜瑜的母亲从新华书店的总部拿出航模的书给我们参考，但做航模的材料，南昌基本没有。正在苦恼，三舅来南昌，建议不要做航模，而做收音机。买了一本《如何做晶体管收音机》的书，从怎么读电路图、怎么用电烙铁开始教我们。因为三舅，我们几个同学的课外精力改成了装收音机。

当时母亲给我借过一个电烙铁，用了几个月。姜瑜家有一个、南强有一个。四五个人主要共用两条“枪”，有点像早期红军的“武器”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电烙铁的“高级劳动”，我一般难以上手。主要是绕线圈，另外“设计”线路（实际是举一反三改造电路）。

装收音机的附带活动是周末逛大街找“处理品”的晶体管和其他元件。其实只有很少几次，南昌无线电厂的门市部出售过处理品，大部分时间，它和另外八一无线电厂的门市部都不出售处理品。正品太贵，一般买不起。我哥以前用的材料，也从武汉送过来，但他那种不是晶体管的，没有用上。外婆给过经费资助。

这一活动延续了一两年，到准备高考，影响了以后兴趣。但只有姜瑜去了科大的近代物理系，而徐南强是浙大的石油化工方面，余卓华是数学。我的第一志愿可能是科大物理系。

学工、学农

十中四年可能三年有学工学农活动，一个学期去工厂两周、一个学期去农场两周。这是按照教导“学生也是这样，既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学农是去十中在昌北的农场，具体就是在南昌火葬场后面、坟山之中（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改了，最好不要说，要不然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睡在坟山上）。姜瑜是副班长，汪老师要他带几个男生做先遣队，他就选了两个大个子和我们几个狐朋狗党。做先遣队的白天很好玩，抓田鸡，自己做晚饭。第一次抓田鸡经常碰到蛇，也不知道怎么做熟饭菜。大个子规定大家，生的也要吃下去。我们各人端着饭碗，分散开来，在没有灯光的农村傍晚室外，把吃不下去的生菜吐了。但晚上困难比较大。第一次做先遣队那次，大个子到了晚上怕鬼，不肯睡在门附近，而成功地让自己睡最里面，几个小个子学生睡外面，吓得基本都没有睡着。这些大个子，中学毕业后都比我矮，那时南方孩子个子其实都不高。农场吃得比较差，为此偷食堂萝卜干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般来说，共同经历活动，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会更好。但也有同学恶作剧，有一次把邵老师的自行车车胎的气给放了。

学工活动中，我们曾经去过江南材料厂，生产军用电子产品，有三极管、二极管。我们有一个学期（可能是1976年）去南昌无线电厂，它生产民用收音机，而且让我们班参加组装。我们几个装收音机的同学，个个胆小怕事（或者说比较有教养？），不敢“拿”晶体管、也不敢“拿”收音机。我们的班长当时年龄大一些，我们断定他“拿”了，所以几个人找他要了。还有一位同学，也是我们学工活动完了以后，去问他要。直接从工厂里“拿”，我们几个不敢，连求带要挟（老师认为的）“好”学生，逼他们交出“拿”来的晶体管，我们做过。当然，留在他们那里，其实也没什么用，装收音机的同学就我们几个。他们“拿”纯粹是行为艺术，而不是拥有对他们毫无价值的东西。

我们初中班后来念大学的男生，也是这几位装收音机的同学。

高考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

1977级是分省考试，1978年考试，1978年2、3月入学。

1978级是1978年考试、1978年入学。全国统一考卷。

十中当时的校领导是江西历史上最好的中学（二中）来的。他们很快有效组织老师、带领学生准备高考。当时全国考试材料都不够，准备高考的书远远供不应求，而且江西的书店就没有，托九逸在上海买，也远远不全。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看过全套的书，靠十中老师挑选准备材料。

1978年，十中高考分数最高的是薛峰。

他的数学和化学成绩很好，但语文和英文都很差。但当年的英文应为选择题多，他随机选，半个小时交卷，但分数与我差不多。而我当年语文不及格，可能比他还低几分。薛峰当年发挥很好，等于该好的好了、弱项也得到了他的最高分。但他报的学校有问题。高考前半年，他和我两个人住我家原来的地方。我们两人争论过的、因为我愚蠢的一个笑话是：我坚持认为把钱存在银行的话，应该给银行交管理费。他说应该给利息，要不然存的钱最后就都因为管理费而没了。因为和他一道复习，我自己后来知道不能报数学，应该报物理。

我们那年是全国统考，先报名后考试。他考的很好，但报的很低。最开始，他的最高志愿是南京工学院。我坚决要求他改，他没有改成我建议的，改成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后来就读南开大学数学系。我们那一届，十中上北大的也是数学系，是另外一个班的同学。那时中科大非常热门，所以上科大是很多江西学生的目标。十中那年仅姜瑜一人去科大。

我们那次高考，英文不算，只是参考。我在武汉时，有一次跟姨夫去书店，他给我买了两本简写本的英文小说。我后来照葫芦画瓢，坚持了几年，英文阅读就比较顺利了。读小说比念课本有趣很多，效果更好。

后话

九逸离开十中后，中学是在上海读完的，比我们多读两年，大学学数学，读了研究生。再后来在硅谷工作。他弟弟在复旦学数学之后，也到美国读了研究生，在硅谷工作。飞飞离开北大后，在美国念的物理博士，后来长期在华尔街。九逸、飞飞和我共有五个孩子，前几年曾由飞飞安排在纽约聚会。

姜瑜科大毕业后，读了研究生，后在美国以火箭和宇航著名的城市Huntsville，Alabama工作。徐南强在浙大毕业后，一直在广州工作，最近退休。余卓华做过数学老师后，很早下海。薛峰南开期间生病休学一年，继续学完后，不肯考研究生，回江西工作，2015年因病不幸去世。

202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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