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有座雪山，雪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村子里曾经生活了两代纳西人，在遥远的一个世纪之前，他们曾为西方植物学家采集标本。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20世纪最活跃和多产的两位植物猎人——傅礼士和洛克，他们雇用纳西人来采集植物、制作标本、撰写报告，却在不知不觉中被纳西人的宇宙观影响了人生轨迹。/01对，没错，就是那本《纸路》穆尔克（Erik Mueggler）是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凭借《纸路》（The Paper Road）一举夺得朱利安·斯图尔德奖（也是《末日松茸》曾获的那个奖），后来又凭借《野鬼的时代》（The Age of Whild Ghosts）与《考妣丧歌》（Songs for Dead Parents），成为目前国际学界研究中国西南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纸路》外版封面《纸路》是他首部被译介到中文世界的作品，而它在海外已经收获无数赞誉——“真切窥见一段往昔岁月里别样的地域与人文风貌”“史料层次丰盈，叙事横跨中缅”。而在国内，人类学、历史学、植物学等诸多领域的读者都对这本书的出版翘首以盼。这本书的故事由两组交叉的人物构成：一个英国人和几个纳西人；一个美国人，和上一代纳西人的子侄。穆尔克试图揭示的是，两位植物学家傅采集植物、制作标本、撰写报告的纳西助手全都存在纽带关系。/02傅礼士：寻找杜鹃花的起源乔治·福雷斯特（George Forrest），也叫傅礼士，是英国的“杜鹃花之王”，他在中国云南采集了三万多份标本，仅以其名字为学名的就超过30种。正是那些杜鹃花，使他从一个粗犷的、出身工人阶层的流浪者，成为屡受嘉奖的皇家园艺协会会员。1906年，傅礼士受雇于英国著名的维奇苗圃公司，来到中国西南寻找新的园艺植物。当时的欧洲园艺界对来自中国的杜鹃花近乎痴迷——这些花朵艳丽、形态多样的高山植物，正在改写欧洲园林的景观。傅礼士的任务就是深入滇西北的群山，采集尽可能多的杜鹃花品种。他所投身的事业，是一场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植物远征。18世纪起，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标本和花卉，经由传教士、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远渡重洋，流向欧洲。1904年，傅礼士于云南大理，身旁为标本箱而傅礼士的故事之所以独特，不仅仅是因为他活跃在中国且最为多产，更重要的是，穆尔克发现他的采集轨迹很可能与纳西人东巴经中的“魂路”（纳西人死后灵魂的归路）意外重合。一个西方人如果在这里想找到那些传说中的植物，必须依靠本地人来带路。赵成章和雪嵩村的植物学家是这项计划里积极的合作者。他们在遇到傅礼士前就非常了解傅礼士梦寐以求的那些植物，并在此后的28年间一直伴随他，走遍了滇川藏。傅礼士一开始试图用一种抽离的方式凝视这些异族人，轻蔑地看着那些目瞪口呆地注视着自己的人，宣称他甚至不愿意用棍子去触碰他们，并深深地厌弃那些与当地女人寻欢作乐的男性白人。“这世上只有克莱门蒂娜是为我准备的女人。”他想。赵成章却并不是傅礼士听话的奴仆。在傅礼士收集了一定的杜鹃花后，1922年，他想要他的助手去考察木里北境的山区，这里是他们此前从未涉足的区域，一定还藏着更激动人心的发现。摄于20世纪20年代，赵成章位于左侧然而，当他们跨过怒江、即将爬上比玉龙雪山更远的高山时，雪嵩村村民主动停下了脚步。他们告诉傅礼士，前方无路可走，有野兽出没，刀光剑影，十分危险。但赵成章一定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他在东巴经的仪式中吟诵过这些地名，在经文中，这里恰恰是尘世和死后世界的分界点。再走下去，就要超过东巴经叙述的范围了。意料之内地，他们转而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开始探索中甸高原东南地带，恰恰是东巴教的神圣中心——白地。这里的河流和湖泊在东巴经中早有记载，且当地人至今仍讲着纳西方言。傅礼士跟在他们身后——或许是一无所知地，同样用身体和脚步来体验这条魂路，直到他在打猎野鸡时心肌梗死，魂断腾冲。/03洛克：摄影术洛克是一位孤独的流浪者，八岁出走，十八岁后再未归家。他自学了植物学知识，二十三岁时移居夏威夷，并凭借对当地植物的热情谋得一份教职。当美国农业部资助他去寻找治疗麻风病的大风子树时，他乘船离开美国，就这样，开启了他宿运般的丽江之行。植物学家 洛克相比于傅礼士，洛克始终与这个世界保持着某种疏离的关系。在滇川藏这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他同样发现自己无法处理汪洋般向他涌来的目光。但他发现，当他架起摄影机时，自己就可以安然地躲在镜头后，超然于这个世界。留声机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一旦开始播放唱片，那些原本看着他的人就会扭头去看那个发出音乐的盒子，而他就可以趁机用摄影机把他们拍摄下来。阿里克部的游牧民与洛克的留声机他原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保持下去，当一个旁观者，可以心安理得地咒骂一切，但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心软，受苦的身体、意外的事件、哀愁的目光……一切都让他的情感和身体一直深深卷入西南世界里。洛克又一次目睹了死亡：两个女孩在湖里自杀。他被这两个女孩的葬礼牵绊了脚步：他开始着迷于仪式中吟唱的东巴经，想要搞懂经文里的故事和提到的地名。此后，洛克将余生奉献于此。他长久地与纳西同伴在住所里翻译经文，似乎只有在这里享受到了类似于家的依靠。/04民族志写作的又一座高峰如果说人类学的写作到了今天，还可以有怎样的突破，那么就不得不提到这本《纸路》。《纸路》的意义不止于讲述一段往事，更在于如何说出这段往事。穆尔克放弃了传统的写法——列举政治经济的背景、考察的方法、理论框架，然后逐一展开研究主题。他选择了一条更自由，但也更困难的路：还原植物采集途中的每一次跋涉，记录那些不可避免的相遇——官员、军阀、喇嘛。两代人物代际命运的纠缠，在这种纠缠中知识相互改造的细微过程，还有20世纪初动荡的西南边疆，一点一点浮现出来。1922年，云南大理穆尔克同样没有使理论或考据影响叙事的节奏，他始终明确地强调，故事的核心在于一个关于档案、肉身与大地的微妙联结：笔在纸上的运动，等同于人在大地上的行走，人的身体就是阅读和书写“大地之书”的媒介。所谓“纸路”，就是大地被植物学家们翻译成纸上的词句——是档案中植物的名字、地图中的路线、仪式中吟诵的经文，而穆尔克又从纸上的档案——那些日记、照片、信件，再度返回那些人脚下的世界的过程。这个故事很难被证伪，正如它很难被简单地证明。穆尔克用到的史料广泛而细致，他整合了西方科考日记、植物标本档案、私人书信、民国方志等史料，但是雪嵩村民没有在历史中留下太多可供考证的痕迹，那些互动的细节已随岁月湮灭。他必须依靠人类学家的共情去迫近真相，而这正是我们将在阅读过程中能体会到的最鲜明的特征。/05近二十年最受期待的民族志中译本之一，绝不会让你失望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大量读者的呼声：“《纸路》什么时候出呀？”（甚至在写这篇推文之前，就已经有读者在搜寻预售链接）可以说，《纸路》是近二十年最受期待的民族志中译本之一。不知在多少个人类学的课堂里，这本书都被作为理论和书写的范本来学习。在植物学界，这本书同样受到广泛关注。英文原版书，更是被收录在68个不同的豆列。我带着阅读植物学文献的心态打开这本书，却不料进入了一个更宏大的话题。作者收集了丰富的史料和档案，冷静客观客观地还原了百年前西方植物学者造访中国西南的真实情景。其中的不少细节令我震撼，一些旧有的笼统认知变得立体而饱满。沿着植物考察的线索，《纸路》向我们呈现东西方意识和文化的碰撞，也引导读者思考人类如何感知世界、体验自然这一永恒命题。——上海辰山植物园 廖帅译者准确而流畅地传达了原著的核心思想，以“纸”与“路”为线索，再现了傅礼士、洛克与以赵成章为代表的两代纳西村民在西南地区的植物科考实践，为理解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生成与当代采集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牛洋如今，这本书终于如约面世。如果你对西南的历史、植物探险、或者人类学写作感兴趣，《纸路》不会让你失望。【新书信息】《纸路：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穆尔克 著/李晋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从18世纪起，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标本和花卉，经由传教士、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远渡重洋，流向欧洲。傅礼士和洛克是这一博物学事业晚期最富成果的植物学家。从1906年到1950年，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考察横跨了20世纪前半期。一些无名的植物学家同样参与了这段历史。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帝国的知识档案中。为傅礼士和洛克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和撰写报告的，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两代纳西人。是他们，构筑了植物分类学的末端。大地如书，身体为笔。两位西方植物学家与雪嵩村村民，将山野折入纸页，不同的知识传统碰撞、纠缠，共同完成了一场横跨纸与路的书写。
叙拉古之惑约 7 分钟